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葉嘉瑩先生離世，學界同仁同悲。我雖忝為葉先生的南開同事，但平日專門學習受教機會不多。不過我們畢竟都在同一教研室，也都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經常能一起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教學活動，以及博士、碩士研究生的答辯活動等，耳濡目染，如沐春風。先生逝去，思念往事，感覺葉先生的為人和學問都有很多值得贊揚和紀念的地方。這里僅就她研究和教學中貫徹奉行的“中體西用”學術思想，談談個人在學術研究和教學實踐中的理解、體會和收獲。

從歷史文化角度看，處于東南大海和西北高原山脈環抱中的中國，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與西方的物質與文化交流一直十分緩慢，這使得張騫絲綢之路、玄奘西行、鄭和下西洋等少數交流活動都能成為神話般的壯舉。這種狀況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與西方長期處于封閉大于交流的狀態。大約從明末利瑪竇來中國傳教開始，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才有了比較大的覆蓋面。但這些傳播和覆蓋范圍仍然也還有限，無法形成對整個中國文化大局的顛簸甚至顛覆。直到西方工業革命制造出輪船和軍艦，大大縮短和削平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往來障礙，西方文化才以迅猛的態勢進入中國各個角落，也對中國固有文化生態產生巨大而顛覆性的影響作用。這個作用甚至到了威脅中國固有社會格局的程度。因而才促生了關于中西“體用”關系的討論。

在這場討論中，各個領域對于中西元素在“體用”格局中所占比重的設置似乎并不平衡。一方面，社會政體范圍中的主流觀點是“中體西用”。早在1861年，馮桂芬就提出“中體西用”的概念，經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系統闡述，形成“中體西用”理念的大綱：“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從而成為當年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在學術文化和文學藝術領域，“西學東漸”對于傳統中國文化形成的顛覆性改變似乎更加突出和明顯。由此形成的實際上的局面已經是“西體中用”了。以文學史寫作為例，盡管中國文學源遠流長，但在19世紀之前，中國學界尚未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19世紀末，兩位日本人按照西方文學史的范式，寫出兩部《中國文學史》，從而引發中國人自己寫作文學史的熱潮，繼林傳甲、黃人寫出兩部中國人自己的文學史之后，大批中國文學史著作如同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同時也還輻射到其他若干社會科學領域。

從“體用”關系的角度看，這個時期以文學史、哲學史等為代表的西方研究范式已經成為這些領域研究范式的主流。這個范式的基本特點就是以西方的研究體制為基本框架，采擷中國本土現象材料去填充來自西方的那個框架，即所謂“西體中用”。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國思想史》中放棄使用“中國哲學史”的名稱，改用“中國思想史”，這本身就有從“西體中用”回歸“中體西用”的含義。葛書特別提到馮友蘭曾對其《中國哲學史》寫作背景有過大致這樣的交待：中國傳統學術中沒有“哲學史”這種樣式，現在受西方學術體系中哲學史寫作范式影響，也要寫中國哲學史，于是便按照西方哲學史的體例方式，從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等幾個基本方面搭建框架，再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去爬梳搜集符合這幾個基本方面屬性特征的材料，來充實論證那個框架。如果遍覽一下從那時起到眼下一百多年的學術歷程，可以發現這樣的體例范式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相當持久的主流學術理念了。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意義上，葉嘉瑩先生的詩學詞學研究與教學所體現的“中體西用”學術思想才顯示出突破性的貢獻和價值。

中國詞學研究會會長王兆鵬先生從詞學研究歷史的角度給予葉嘉瑩很高評價，其中特別強調了她對中西“體用”關系的突破。兆鵬會長認為，20世紀有三位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夏承燾先生、龍榆生先生，他們是20世紀初出生的一代學者，20世紀中國詞學研究的體系可以說是這三位詞學大師建立的。這三位大師之后，那就是葉先生來引領風氣了。如果說前三位大師都是傳統的，是傳統的一種集大成，那么葉先生則是又開拓了另外一種新的風氣，開拓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而這所謂的“新”亮點，也就在于借用西方文學理論觀點卻又不去迎合其理論框架的“體用”關系新的理解和實踐。針對國內不少將中國古典詩詞與西方文學理論結合起來的研究會生搬硬套西方文學理論的情況，王兆鵬認為葉先生的獨特之處在于：“她的母語是中文，而且她的傳統文化的根基非常深厚，同時她又在西方生活了很長時間，外語很好，對西方的文論也非常熟悉，所以她的融合可以說是水乳交融。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她是站在中國文化的本土立場來做這種研究的。很多人是用我們中國文學的作品去印證西方的文學理論，葉先生是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解決中國文學的問題。也就是把西方的文論當作一種理論的參照，所以一下子就開拓了一種新的研究路數，打開了一個新視野。”（參見《中國詞學研究會會長王兆鵬：葉嘉瑩先生開風氣之先》，《新黃河》2024年11月24日）

如果把這個陳述換一種表述方式，那應該就是：葉嘉瑩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研究路數，改變了20世紀以來“西體中用”的局面，把“中體西用”的學術思想貫徹到她的古典詩詞研究和教學中去。

如同兆鵬會長所言，葉先生長期在加拿大從事古典詩詞教學與研究，對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理論相當熟悉。有人做過統計，葉先生的論著中涉及到的西方文學理論學說，包括英美新批評、語言學、符號學、接受美學、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和性別理論、詮釋學、現象學、結構主義詩學、意識批評理論等（參見朱興和《“興于微言”而“止于至善”：葉嘉瑩的詞學體系、詩性書寫與生命體悟》，《國際儒學》2021年）。但縱觀葉先生的詞學詩學論著，她沒有把這些學說中的任何一家作為自己著書立說的基本框架體系，用中國的詩詞作品現象去印證來自西方的理論框架（“西體中用”），而是根據中國詩詞本身和詞學詩學的本土理論傳統來設定自己的詞學詩學批評體系（“中體西用”）。

以她的《小詞大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為例，這部代表她詞學批評理論水平成就的重要著作，從全書的體系結構，到具體的文本作家分析，盡管能讓讀者感知到一些似曾相識的西方理論痕跡，但整體的架構卻是自出機杼，自鑄說詞。這里看不到西方學術背景的宏大史論體系，但其中卻通過散發式評議，將她對詞學本體論、詞史建構、詞學史建構和批評實踐等詞學重大學術問題的看法和盤托出。這正是葉先生本人經過多年詞學教學研究體悟總結出來的自家體系，如她自己所言，“似乎頗形成了一個自我的體系”。在這個體系觀照下，她在吸收張惠言、王國維詞學理論，并兼及部分西方理論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以“要眇幽微”為核心的詞學詮釋體系。其中“要眇”和“幽微”都是中華文學傳統中使用頻率很高的文學批評專用術語，但其中所含意蘊又隱約有些新批評、女性主義批評的痕跡影子。葉先生根據自己對詞學歷史和詞學批評的理解體悟，將其融匯提升為自己的詞學闡釋綱要，足見其“中體西用”的學術思想實質，同時也是對百年以來“西體中用”學術范式的一次重大反撥。

我和葉先生同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但專業方向不同，她的詩學詞學研究屬于抒情文學領域，我的研究領域則主要在敘事文學領域。但我個人認為，葉先生詞學研究從“西體中用”向“中體西用”的轉變和反撥不但在詞學詩學研究領域意義重大，而且對于古典文學其他領域，乃至于整個中國學界尋求突破延續百年之久的“西體中用”牢固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影響作用。下面就以我本人熟悉的敘事文學領域研究狀況，談一下葉先生“中體西用”學術思想的重要啟示價值。

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小說戲曲為主的敘事文學也同樣經歷了百年以來“西體中用”幾乎一統天下的局面。

在“西學東漸”之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大致分為兩段：一段是明清之前的零散研究，像唐代劉知幾《史通》，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有關小說的一些意見說法，對某些具體小說戲曲現象有研究參考價值，但不成系統；第二段是明清時期的小說戲曲評點研究。評點研究能夠針對小說戲曲具體作品的某些現象進行點評，從研究對象的角度看，比零散研究明確而集中，但無論是從古代小說、戲曲的整體格局范圍看，還是從具體點評的目標范圍看，都還有較大的提升和延展空間。而以上兩個時段的研究缺陷恰好能夠被“西學東漸”背景下來自西方的新范式所彌補和提升。這就是20世紀初采用西方研究范式問世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文體史方面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為代表，作家作品方面以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胡適若干關于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論著為代表。這些研究成果不但結束了中國敘事文學研究沒有文體史的歷史，同時也把作家作品研究引向深入，使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實現與國際學界的接軌。可謂功莫大焉。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對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功勞巨大的研究范式是否可以定于一尊，成為永久不變的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定式呢？

本人才疏學淺，沒有找到葉先生對于這個問題的直接解答，我對學貫中西而又從西方歸來的葉先生何以堅持“中體西用”的學術思想也不能從學理上說深說透。不過天下學理相通，或許我可以從自己所熟悉的敘事文學研究領域說一點這個話題的緣由。

我想不把來自西方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定為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的唯一范式或許有兩個可能條件，一是從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角度看，百花齊放應該優于一枝獨放，二是從反省檢驗的角度看，文體史與作家作品研究是否有與中國本土敘事文學形態現象存在不合榫的表現。一般情況下，前者具有普遍性，應該適用于所有文學現象。如果沒有其他特殊原因，我想葉先生堅守“中體西用”思想或許是這個緣故。至于后者，是否具有普遍性和針對性則需要經過檢驗核實。之所以產生這個選項，就是因為我在敘事文學研究中的確發現了來自西方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與中國本土敘事文學形態存在的齟齬現象。

除了文體和作家作品，中國敘事文學還有一種重要的存在形態，那就是故事類型。所謂故事類型，就是由多種文體和若干作家作品組合而成的，具有同一故事中心情節和主人公的敘事文學故事形態。這其中有“外松內緊”兩個要件，外松是指相關文獻材料的無限廣泛性，內緊是指故事中心情節和主人公的唯一性。以“西廂記”故事為例，從外觀文體和作家作品角度看，它至少包括作為古代傳奇小說的元稹《鶯鶯傳》、講唱文學的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王實甫雜劇《西廂記》，以及大量詩詞散文作品等。如果恪守“西學東漸”以來沿用一百多年的文體史或作家作品研究，那么該故事類型中的幾個重要作品就要被切割分解到不同的文體研究中去（元稹《鶯鶯傳》歸小說史，董“西廂”歸講唱文學史，王“西廂”歸戲曲史）。于是，作為“西廂”故事類型的整體就被割裂了。它的整體形態需要的全局系統觀照和研究也就無法進行。所以，如果要對故事類型進行全局系統意義上的整體觀照研究，就必須跳出“西體中用”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尋找“中體西用”的新范式。

鑒于這種情況，我開始考慮從立足于故事類型這一中國敘事文學自身存在形態的角度出發，遴選一種對癥下藥的研究方式。從中發現，故事類型這一中國敘事文學存在形態與世界各地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在體制形式的根本屬性上（同一故事多種流傳演繹版本）具有很大相似性。這個相似性使將民間故事的相關有效研究方法移植于故事類型研究成為可能。（參見寧稼雨《敘事文化學故事類型研究論綱》，《山西大學學報》2023年第六期）

西方學者關于民間故事研究的主題學方法對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研究具有一定可行性。主題學根據民間故事口頭傳承形態多樣的特點，從兩個方面對個案民間故事進行梳理和研究。一個方面是從縱向時間和橫向空間兩個維度對民間故事的流傳形態進行全面搜集，第二方面是對已經搜集的材料進行梳理排列，找出不同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同一民間故事產生的異同形態變化，并總結分析其內在歷史文化原因。如果對照上述故事類型“外松內緊”的兩個特征就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高度吻合處。因此，把主題學方法移植于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研究完全可行。

當然，移植不是照搬。移植要根據其自身性質和環境條件進行適應性改造，使之能夠適應這個生長環境。也就是說，主題學和故事類型二者之間，仍然還是“體”和“用”的關系。故事類型是“體”，主題學方法是“用”。

移植后的方法，我稱之為“中國敘事文化學”，主要工作就是對個案故事類型進行系統材料搜集和主題文化意蘊分析。其主要具體步驟程序有：

首先是確定故事類型的選題和規模。故事類型是決定敘事文化學方法“中體”的核心要件。所以對它的“外松內緊”條件核實辨識是確認其“中體”屬性的重要步驟。從外部看，一個故事類型既要有一定的橫向文本跨度來支撐（文體和文本數量），又要有一定的縱向時間流程為基礎（兩個朝代以上）。單一的文本和時間難以構成故事類型的體量。（參見寧稼雨《關于個案故事類型研究的入選標準與操作方法》，《天中學刊》2015年第四期）

其次是采用傳統文獻考據方法，附之以現代電子文獻智能數據庫，全面挖掘搜集與該故事類型相關的各種文獻材料。這里的文獻材料即包括傳統敘事文學意義上的小說戲曲，各種通俗講唱文學材料，也包括與該故事類型相關的經史子集文獻材料；既包括紙本文獻材料，也包括各種非紙本的物質載體材料（如雕塑、繪畫等）。（參見寧稼雨《敘事文化學文獻搜集的覆蓋范圍與文化屬性》，《文學與文化》2021年第二期）

再次是對搜集到手的各種文獻材料進行梳理和評述分析。梳理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在考證文獻的基礎上，確定所有相關文獻材料的寫作發生年代；二是對該故事類型文獻所涉情節人物的異同關系進行梳理辨析；三是對該故事類型文獻所涉主題思想和文化意蘊進行梳理和劃分。評述分析主要是指在前者梳理工作基礎上，對不同文本故事情節，人物關系中所呈現的主題思想和文化意蘊異同變化進行深入開掘，總結分析出這些異同關系背后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動因。（參見寧稼雨《文化批評與敘事文化學故事類型研究》，《文學與文化》2024年第二期）

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思考與實踐大約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實踐，證明它在突破“西學東漸”以來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對中國敘事文學的故事類型所造成瓶頸局限方面的確行之有效。這項工作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突破了“西學東漸”以來包括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在內中國學術的“西體中用”格局，代之以“中體西用”范式。這其中，既有我自己的思考和實踐，也有葉嘉瑩先生“中體西用”學術思想的啟示。值此葉先生溘然離世之際，謹以此文表達對葉先生的敬意和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