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路遙很窮，可又很大方，但又不是“窮大方”。是什么我也概括不出來，只能感覺到。

我說他窮，不是指他未參加工作之前，而是指他參加工作之后，在全國聲名大振之后；不是和我比，不是和我認識的其他名家比，而是和一般的雙職工比。他窮的原因并不復(fù)雜，一是掙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

路遙的工資不高，具體多少我記不清，只記得比在青海時的工資還低；1991年底，他被評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和“陜西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有一點津貼，也很有限，國家的津貼好像是每月100元，省上的他沒說過，估計不會多。那么路遙的稿費多嗎？據(jù)我所知，不多，甚至可以說少得可笑。別的不說，光說他在全國獲獎作品的稿費，《驚心動魄的一幕》500元，《人生》1300元，而長達百萬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最多，也不過是三萬元（每千字30元）。這些都是路遙告訴我的，時間長了也許記得不太準確，但有一宗稿費我是清楚的，那就是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權(quán)報酬。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他，他說：“今天不能坐在家里‘拉話’，我得去一回第四軍醫(yī)大學招待所，你若不忙，和我一塊去，咱們邊走邊‘拉’。”我也沒問他去那里做什么，就跟他去了。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和中央電視臺《平凡的世界》劇組約好的。見面后，對方?jīng)]說多少話，只是給路遙一個信封，說：“這是你的著作權(quán)報酬”。路遙自己沒接，示意我收起來。離開那里后，我們到一個飯店里吃飯，拿出來一數(shù)，總共680元。我說：“就這一點？”他只是苦笑。

路遙雖窮，但卻出奇的大方，大方得讓人意外。他的煙癮很大，一天抽兩包以上，且不肯“量入為出”，抽的都是好煙；他喜歡喝咖啡，至少從1982年開始就喝那種“三合一”的袋裝咖啡。為什么說“至少從1982年開始”呢？因為我從這一年發(fā)現(xiàn)他喝咖啡的，以前好像沒見過。

1982年開春，我參加省上召開的一個會議。具體是什么會議我記不清了，只記得在止園飯店召開，路遙也在會議上。會議上的伙食很不錯，但路遙卻不滿意；放著現(xiàn)成早餐不吃，硬拉了我到一家咖啡店吃西式早點。那時候這種咖啡店很少，屬于高消費，兩個人吃一頓早點得花近10元錢。我那時每月工資只有44.92元，雖然不用我出錢，但看著也著急，吃一頓，啰唆一場，勸他：“不要耍這個‘洋把戲’了。”他不但不聽，還笑我“球貌鬼態(tài)”，說：“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種格外的張揚來抵消格外的自卑。”見他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理論的高度”，我自然不便再說什么，恭敬不如從命。幾天吃下來，我竟然完全適應(yīng)了這“洋把戲”，早上一起來就直奔那個小店。一天早上，我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路遙來，就趕回去想吃會議上的早點。一看，早誤了，結(jié)果整整餓了一個上午。中午我遇見了路遙，問他：“為何半途而廢？”他說：“沒錢了，不廢也得廢。”——原來他這種“奢侈”也不經(jīng)常，那段時間他正好收到一筆稿費，化了十元面額的一小疊壓在枕頭下，一天摸一張。那天早上去摸，不見了，原來是愛人收起來了。

路遙雖然缺錢，但骨子里卻看不起錢，羞于說錢。我和他朋友幾十年，他只有兩次提到錢。一次在1988年前后，他打電話叫我過去，說有要緊事要商量。去了后才知道他想和我一塊做生意。他有一朋友是飛行員，能從廣東、福建那邊往西安捎牛仔褲，要我出面在西安登記一店鋪，和他合伙做這生意。并說：“進貨的本錢和運輸全不要你管，你只管去買；有風險我們承擔，有利潤咱們均分。”我沒同意，他無奈地看著我，只是深深地嘆氣。

另外一次好像在1990年，他對我說：“實在窮得沒辦法了，能不能找個掙錢的事做，寫報告文學也行。”當時我正籌劃一部電視劇，出資方是漢中市西鄉(xiāng)縣政府，這個縣的副縣長呂陽平和我關(guān)系很好，我就把這事告訴了他。呂陽平一聽很爽快地答應(yīng)了，說：他們縣有一名高中生在全國奧林匹克物理競賽中獲得第一名，如果路遙能寫寫這個人，對他們縣的教育事業(yè)肯定有促進作用，同時我們還講定了報酬。我把這個情況給路遙一說，他答應(yīng)了，但有一個條件：要我和他一塊去。當時我正忙得要死，很難抽出時間來；但他這樣說了，我只好同意，于是就準備出發(fā)。誰料我和西鄉(xiāng)方面聯(lián)系好，把車票買好，準備出發(fā)時，他又后悔了，說他不愿意去，“覺得別扭”。我一下子著急了，連勸帶逼才把他領(lǐng)到西鄉(xiāng)。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路遙當時非常需要錢，但也要面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