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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胡適跟隨其兄胡紹之離開績溪前往上海。上海六年，是胡適人生中極其重要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胡適歷經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和中國新公學，結識了不少同學、朋友。遺憾的是，他們當中，有數人不幸早亡。其中，有程樂亭、鄭仲誠、胡紹庭、許怡蓀等。搜集他們的生平事跡，以及了解他們與胡適的往來，有助于豐富對早年胡適思想生活的認識，也有助于觀照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普通青年的命運。

程樂亭

程樂亭（1890-1911），名干豐，安徽績溪人，與胡適同鄉。胡適在《程樂亭小傳》中稱：“其先代以服賈致富，甲于一邑，累葉弗墜。父松堂先生，敦厚長者，好施而不責報，見侵而不以為忤。”從中可知，程樂亭出生在富裕人家，且有良好家教。1902年，程樂亭的父親程松堂為振興績溪鄉村教育，與人合創了思誠學校。思誠學校是當地廢除科舉之后的新式學校，學制九年，分初等小學（五年）和高等小學（四年），還曾延請有著“一方碩士，六縣宗師”美譽的徽州著名學者胡晉接主持校務。當時，程樂亭就讀于思誠學校，“與其弟三四人晨趨學舍，皆恂恂儒雅，同學咸樂親之。日夕罷學，則與同學胡永惠、胡平及其諸姑之子章洪鐘、章恒望數人促膝談論，以道義學行相砥礪”。由于深受家庭影響，程樂亭為人溫厚，“悱惻有父風”。

程樂亭還在思誠學校時，遭遇喪母，“后半載，始與其友數人入金陵某校，旋去而之上海，讀書于復旦公學”。母親的去世，給程樂亭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創傷，“意氣即慘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病”。同時，程樂亭手不釋卷，據鞍讀書，固守“為學宜猛進”，也給身體造成了較大損傷。

胡適與程樂亭相識大概是在1908年。胡適回憶：“余識樂亭在戊己之際，已喪母矣，形容慘悴，寡言笑；嗣后雖數數相見，其所與我言才七八十語耳，蓋其中懷慘痛有難言者。不知者以為樂亭矜重難合，而焉知此因前數年沉毅任俠抵掌談論不可一世之少年耶！”胡適對程樂亭的學問、人品都很稱道，認為他“深于英文，尤工音樂，同學有所質問，輒極其心思為之往復講解。蓋其愛人之誠，根于天性如此”。

1910年夏，程樂亭身體每況愈下，家人勸其歸里。胡適在《辛亥五月海外哭樂亭程君》寫道：“識君江之畔，于今且三歲，相見亦殊罕，相逢但相向，笑語不再三（與君交數年，聞君語未及百語也）。”程樂亭原本性格內向、寡言少語，因遭母喪，更是郁郁寡歡、憂傷成疾。

1910年6月7日，胡適日記提到：“樂亭來滬就醫，予與偕往曹子卿處一診。”6月12日，胡適日記又載：“樂亭、慕僑來。樂亭病未愈，乃日見其重，故來復診，為延曹子卿來一診。”6月19日，程樂亭與人到胡適住處一聚，“是日吾邑得八人，感會難再，自此以后，將不可復見此種勝事矣”。此時，胡適已決意北上應考。6月24日，胡適在上海旅館與程樂亭還有一見。程樂亭之叔程石堂“慨然以百金相假”，以便胡適“資斧之需”。翌年，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樂亭為松堂翁之子，余去歲北上，即蒙以百金相假，始克成行。”如果這是同一份資助，想必程石堂當時是受程樂亭之父程松堂所托。

1910年6月，胡適離滬北上，程樂亭也由滬返里。從此，兩人天各一方，再未相見。人在美國的胡適對程樂亭的病情依然關切。1910年12月15日，在致許怡蓀的信中，胡適寫道：“樂亭病體，不知已就痊否？樂亭之病，雖由體弱，然其人洞達世事，或不免思慮膺心，病中殊非所宜，頃已以一書規之，如足下亦同鄙意，亦望足下之規之也。”不久，許怡蓀回信告訴胡適：“近聞樂亭君舊疾未痊，又得吐血癥，若不及早醫治，良用惕惕耳。”胡適接信，憂心忡忡。1911年2月7日，胡適致許怡蓀：“來信言樂亭病狀，聞之尤為愴懷。此種病亦殊可憂，西醫御之，亦惟有改易天氣，屏絕人事二法。弟意還須勸之出外求醫，若因循鄉里，他日后悔不可及矣。”近一個月后，胡適從許怡蓀處知程樂亭之病“無起色”。1911年4月，許怡蓀信告胡適：“樂亭之病，聞現已勿藥，不識信否？又聞本月十六日娶親，果爾，是賊伐之也！”

1911年5月17日，胡適回信：“樂亭病已少愈，聞之極慰。”不料，不久便傳來程樂亭的死訊。胡適傷感不已，致信許怡蓀：“前一書，言樂亭病已愈，有十六日要娶親之言，方期天相善人，令我友無恙，豈意十日之間，乃即讀足下哭樂亭詩耶！”其實，程樂亭已于1911年3月26日謝世，年僅21歲。

程樂亭死后，胡適作《哭樂亭詩》懷念，詩云：“蘭蕙竟早萎，孤桐付薪爨。天道復何論，令我訾裂盱！”不久，又作《程樂亭小傳》以酬死友。在胡適心中，程樂亭為人沉毅，足以有為，“而天不永其年”。

1917年6月，程父程松堂去世。胡適稽首哭泣，贈奠儀四百，并敬送挽聯。聯曰：“泛愛于人，無私于已，說什么破產傾家，渾身是債；藹然如春，溫其如玉，看今日感恩頌德，有口皆碑。”胡適對程氏父子的恩情始終銘記在心，其日記、書信，包括日后的自述，均一再提及。

鄭仲誠

鄭仲誠（1889-1914），廣東潮陽人。1914年10月8日，胡適接到梅溪學堂同學鄭鐵如的信，云：“仲誠竟死矣！我雖不殺仲誠，仲誠竟由我而死！鳴呼，痛矣！”這里的仲誠，即鄭仲誠，是胡適就讀梅溪學堂時的同學，也是胡適到上海后最早結交的朋友之一。

胡適與鄭仲誠同學的時間不長。1905年，胡適從梅溪學堂轉入澄衷學堂，鄭仲誠則從梅溪學堂轉去復旦公學。1906年3月25日，胡適日記：“鄭芳世君（故梅溪同學）自復旦來此，余與之別一年半矣。握手相敘，復出。鄭君仲誠手書致余，得知仲誠已來復旦矣。”兩人分別之后，通過書信保持聯系。如，1906年4月30日，胡適收到鄭仲誠的信：“得鄭君仲誠（璋）自復旦來函一，述近況甚失意，語極感慨。余以‘失意之事，正所以練習他日處世之才能’慰之。仲誠為余至交，年十七，粵之潮人，余梅溪同學也。”可知，鄭仲誠生于1889年，死時才25歲。

胡適在澄衷學堂時，曾有過外出游玩經歷。1906年5月28日，學校運動會后放假三日，胡適想坐火車去吳淞。于是，他信約鄭仲誠屆時在蕰藻浜相會。兩日后，胡適與余成仁、盧俠等同學前往吳淞。鄭仲誠帶著胡適游玩海濱，“至復旦新校址觀覽移時”。返校途中，胡適作詩一首：

嗚嗚汽笛鳴，轆轆汽車行；

憑窗試外矚，一瞬象一新。

故友重逢，又大飽眼福，胡適的此次出行格外愉悅。幾天后，鄭仲誠致信胡適，向他索要照片。胡適雖有照片，但都是合照，并無單照。于是，胡適“擬俟秋涼后當寄與之也”。

胡適澄衷時期的日記本系書店所購，內分“記學”“記事”“接人”“通信”等欄目。查閱1906年2月至7月的“通信”部分，胡適與鄭仲誠的書信往來為最多。這一時期，胡適視鄭仲誠為“至交”，是為一證。

胡適去了中國公學及新公學后，與鄭仲誠仍然保持著書信聯系，且偶有見面。如，1910年3月13日，胡適日記：“晨，仲誠、鐘英、意君來。”3月20日，胡適日記：“晨，仲誠、鐘英來。”1910年7月，胡適北上應考前，還特意與鄭仲誠合影留念。兩人交誼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留學美國時，胡適與鄭仲誠照樣有書信往來。1911年3月23日，胡適日記：“作書致仲誠、君武，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鄭仲誠也會從國內寫信給胡適。如，1911年9月22日，胡適收到鄭仲誠的信，并在日記中作了記錄。其間，鄭仲誠還曾將自己的新婚照寄予胡適。

鄭仲誠離開復旦公學后的去向，基本上無跡可尋。據一份研究公民急進黨的資料表明，1912年5月8日，該黨在上海舉行臨時談話會，成立首屆臨時辦事機構。其中，以起立表決方式推舉沈定一、許德芬、陳完為掌理，以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查忠禮、鄭壽仁、劉強夫等人為參事，另有理財、會計、庶務、交際等若干。機構中，有名為鄭仲誠者被選為交際（大概類似黨員身份）。但是否為同一人，還有待考證。

前文提到，鄭鐵如自責“仲誠竟由我而死”。原來，鄭鐵如與鄭仲誠是同鄉。1912年，經鄭鐵如介紹，鄭仲誠娶一王姓女子，“伉儷至篤”。不久，鄭仲誠患病，“人或有歸咎其早婚者”。

1914年10月，得知鄭仲誠離世，胡適在札記中記載：“仲誠，鄭璋也，潮陽人。吾甲辰入梅溪，與仲誠、鐵如同室。吾去家以后，所得友以仲誠為最早，于今十年，遂成永決！”胡適稱鄭仲誠是“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可惜“二十年樹人，未為社會效力而驟死”。

胡紹庭

胡紹庭（？-1916），原名祖烈，后改名平，安徽績溪人。1916年4月，人在美國的胡適先后接到許怡蓀、汪孟鄒來書，驚悉胡紹庭病死北京。胡適感嘆：“嗟夫，二十年造一人才，而乃以委土壤如此，真可浩嘆！”

胡紹庭少年時期在績溪的思誠學校就讀，畢業后去了上海的復旦公學。因為都是績溪同鄉，又沾親帶故，胡適與胡紹庭在上海的交往比較頻繁。這一時期，胡紹庭還介紹了胡適與梅光迪相識。梅光迪在《序與胡適交誼的由來》中回憶：

自余寄跡吳淞江上，同游中頗與績溪胡紹庭意相得。紹庭數為余言其宗友適之負異才，能文章。余心志之而未由一識其面也。去秋（1909年，引者注），適之過淞視紹庭，時與余與紹庭同舍而居，因得由紹庭以介于適之。

1910年夏，胡適、梅光迪均北上應游美之試，并在輪上相遇，可謂有緣。日后，兩人相互勉勵、相互啟發，也曾劍拔弩張、勢不兩立。但不管怎樣，梅光迪都是胡適早年極為重要的一人。如果沒有與梅光迪的“白話文學”之爭，胡適的人生走向很可能發生根本改變。而“追根溯源”，又與胡紹庭不無關聯。

胡適對胡紹庭這位宗友的印象很好。1908年12月30日，他在與另一位友人程春度的通信中提到胡紹庭，認為他“敏而好學，一日千里，此誠吾家千里駒也”。胡紹庭也很重感情。胡適北上應考前，還特意前來探望、送別。美國留學時，胡適也給胡紹庭寫信。如，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封建帝制覆滅。在致胡紹庭的信中，胡適寫道：“祖國風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國游子翹企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已耶！”信中，胡適還表示“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力耳”。

胡紹庭的一生，似乎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壯舉，其后來的經歷，在許怡蓀致胡適的信中有簡要介紹：

紹君自辛亥革命之冬隨滬軍北伐，駐師煙臺。元年和議，入京擔任《黃鐘日報》記者。后復入農政學校，蓋有志于蒙藏殖邊事業。畢業后，由農林部特派山西籌辦觀測分所事；公余之暇，復在山西大學肄習法政，考輒前茅。閱一年后，調京任用；仍由山西大學轉入北京大學，辦公之余，兼肄講誦，蓋其志猶有未足，欲得法政畢業，每日兩處往返輒十余里，不可謂不勤也。

許怡蓀稱，他于1915年在上海曾與汪孟鄒見過一面，而汪孟鄒說胡紹庭當時才具“展越肄，應無方，脫盡績溪氣象”。令人惋惜的是，胡紹庭日益厭世，“遂不免怡情花柳，卒因此得疾而殞其生”。許怡蓀認為，胡紹庭“才堪用世”，是他們一輩中的“優秀分子”。順便一提的是，胡紹庭還有遺詩數十篇。

胡適知悉胡紹庭死后，“繞室而走，不能安生”。許怡蓀曾拜托胡適以程樂亭之例為胡紹庭亦作一傳，胡適遵囑未辭，但在傳中，似有責備之意。之所以“不吐不快”，胡適在1916年4月7日致許怡蓀的信中有所說明：“自去國以來，友朋死者，樂亭仲誠希古皆足痛惜，今又紹庭，何其酷也！……大意以為惡社會固有罪，然個人保衛不同，早婚也，抑郁也，厭世也，皆足以戕生，亦不能盡歸咎于社會也。”

許怡蓀

許怡蓀（1888-1919），名棣常，號紹南，安徽績溪人。1919年8月15日，胡適在《新中國》第一卷第4號發表《許怡蓀傳》，開頭寫道：“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至此，胡適早年的朋友又少了一個，而且還是最為親密的一個。

與程樂亭、胡紹庭等人一樣，許怡蓀少時也在績溪的思誠學校讀書。后來，一幫同鄉去了上海，大多數進了復旦公學，而許怡蓀進的是中國公學。據胡適回憶，那時他住在校外，許怡蓀與他同居。中國公學解散后，許怡蓀與胡適都去了中國新公學。有一段時間，兩人同住《競業旬報》館中。胡適北上應考前，一度荒唐度日。其間，許怡蓀多有規勸，并設法為胡適還債或籌集盤纏。

1910年9月，許怡蓀到杭州西湖白云庵關門讀書，“每日稍讀《左傳》、《說文》、歐文、《史記》及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與Grammar等書”。

1911年6月，許怡蓀考取浙江法官養成所，“欲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于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立身，抑或為新聞記者，皆須稍明法理”。然而，入校不久，許怡蓀就放棄了讀律之舉，原因是“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其于私法各科雖各國無甚懸絕，而行政等學，因政體之不同，已失研究之價值”。許怡蓀說，“此等學校，人品甚雜，籧篨戚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欲側身其間以重違予之本心也”。

之后，許怡蓀萌生留學之念，并于1913年4月進入東京的明治大學，主修法科。不料，到日不久，國內戰事不斷，留日學生紛紛回國。許怡蓀雖欲留日，“恐有絕糧之憂”，又“不得不行”。正當許怡蓀決計回國時，又因道路不平，只得留在東京。

此間，許怡蓀與在日皖籍同鄉高肖良、陶環中等人“相處甚得”。留日學生中，有人發起孔教分會。許怡蓀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眼見國中大亂，“心里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以為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些教會的人士是愛國志士，于是加入了他們的團體。胡適曾稱這個時期的許怡蓀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

從1913年4月到1916年6月，許怡蓀在明治大學前后三年。1916年7月，許怡蓀與高一涵一同回國。回國后，對許怡蓀影響較大的一段經歷是參與績溪縣省議會議員的競選。對此，胡適回憶：

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后來又有什么“公益維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愿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的表示，所以勸怡蓀出來競選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

胡適對許怡蓀知之甚深，對其人品、才能等，都十分認可。起初，許怡蓀沒有答應，經胡適幾番開導，最終同意參與競選，表示“與其畏難退縮，徒于事后嘆惜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斗，覺得為我良心所安也”。其時，績溪縣知事李懋延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掌控著績溪行政、司法、警察大權。競選時，李懋延四出活動，極力為“自己人”績溪視學耿介造勢，結果“一般紳民懼其淫威，被迫投耿介的票”。對于胡適及績溪鄉賢支持的許怡蓀，李懋延則利用職權羅織罪名，四處聲稱“拿辦”。許怡蓀勢單力薄，又缺少政治經驗，一時不知所措。1918年9月8日，他致信胡適：“‘十八子’（指李懋延，引者注）肆虐過甚，人盡嗟怨，吾輩不能不籌法對付。但目下時局備極混亂，宜如何著手，渴望得力，乞代留意為禱。”此時的胡適雖已名滿天下，但“遠水解不了近渴”，也只有從長計議。

1918年11月，經胡適推薦，河海工程學校校長許肇南同意許怡蓀來校教授國文。胡適函告許怡蓀：“許君（許肇南，引者注）在美洲時曾讀過兄與我的政論長函，很佩服兄的為人。與他同事，當可相投。”不久，許怡蓀接受這一教職。翌年年初，胡適奔喪返京途中路過南京，特與許怡蓀一見。誰知，此次見面，竟成永訣。

關于許怡蓀的死，胡適在《許怡蓀傳》中有所提及：

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竟不曾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知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很短，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癥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院不肯收留。抬回之后，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才開了四方藥，藥還沒煎好，怡蓀的氣已絕了！

胡適與許怡蓀交往十余年，書信往來不斷。胡適在美時，與許怡蓀通信多達48通（目前可見），許怡蓀致胡適的信前后也至少有39通。兩人討論的話題，涵蓋家事、國事、文學、宗教、道德、法律等方方面面。彼此之間互幫互助、同心同向，更是令人感佩。

許怡蓀去世后，胡適曾作文章《許怡蓀傳》、詩歌《許怡蓀》以志紀念。胡適稱許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一個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1923年5月，高一涵娶到新婦，胡適聽說后，勸他戒絕賭博，多讀書，繼續學問的事業，并言：“我常常想著怡蓀。自從怡蓀死后，我從不曾得著一個朋友的諍言。……如果我有話在肚里，不肯老實向你說，我如何對住你，如何對得住怡蓀？”比較而言，在胡適早年的朋友當中，許怡蓀確實是最為可貴的一個。

兩人交往的十余年，也正是胡適人生觀、文學觀形成及演變的重要時期。作為知交，許怡蓀對胡適的影響是深刻而持久的。胡適稱許怡蓀“益我最厚，愛我最深，期望我最篤”，表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當為由衷之言。胡適又說，“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蓀是不會死的”，同樣發自肺腑，情真意切。

結語

除了程樂亭、鄭仲誠、胡紹庭、許怡蓀，胡適早年的亡友里還有多人。如，廣東梅州的饒敬夫。1911年6月11日，胡適收到舊友蜀川的信，得知饒敬夫死于廣州。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此君前殉其婦，吾輩救之，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謂所得矣。”又如，蒙古族的鮑希參。1914年1月24日，胡適讀到圣約翰所出的報紙《約翰聲》，“隨手翻閱，見有哀鮑希參文，疑是澄衷同學榮點，讀之果然”。再如，浙江臺州的張希古。1914年5月28日，胡適得張錦城一書，驚悉張希古亡故，不由寫道：“吾十四歲入澄衷學堂識希古。希古沉默寡合，獨愛余，堅約為昆弟。別后數年，音問屢絕，方擬囑錦城訪之，乃驟得此耗，肺肝為摧！希古沉重，為友輩中罕見之人物，天獨不壽之，傷哉！”1917年6月，胡適所撰《朋友篇》中，有“可憐程鄭張，少年骨已朽”一句，“程”指程樂亭，“鄭”指鄭仲誠，“張”則指張希古。

應該說，程樂亭、鄭仲誠等人，都屬于不幸早亡。對此，胡適哀思之余，也有反思：

吾安得不為社會哭乎？吾欲自問，又欲問國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誰之罪歟？誰實致此歟？體干之不強耶？遺傳種性之虧耶？個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衛生之不潔耶？個人之戕賊耶？社會之遺毒耶？政治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達，不能與惡俗戰，不能與失敗戰耶？

胡適為朋輩亡友的“摧折”總結了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個人的，也有社會的。從個人層面論，亡友的不幸大多還是自身造成。胡適自己就是一個例子：胡適的人生觀、道德觀等，“向之悲觀，今成樂觀；向之縱酒狎邪，自以為名士風流，今視為惡德；向之責人無己，今成自勵自奮——即此一轉移之間，已足長命延壽而有余矣”。換言之，胡適早年即能“遷善、進德、立志”，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人生走向。胡適曾經假設，如果他不迷途知返，不留學異邦，“此時必久有妻子之累，家累日增，國事又不堪問，如此即不自殺，亦必醉死，病死，或先紹庭仲誠而殂謝，未可知也”。而從社會層面論，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胡適日后提出“五鬼”鬧中華的說法），對個人的侵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種種原因，胡適對“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是誰之罪”的問題并沒有深究，但認為“此不無研究之價值”。他在日記、札記、時論等處為亡友作了零零碎碎的記錄，可能是有心的，也可能是無意的，但多多少少留下了可供“研究”的資料。

羅志田說：“有沒有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的自覺是極為重要的。”其實，胡適也是凡夫俗子，是凡體肉胎，走的也是和中國當時大多數青年一樣的人生路、求學路，但胡適比一般青年稍微幸運、聰慧，也比一般青年更自律、更勤勉，更渴望把自己“鑄造成器”。因此，胡適個人的樂觀進取是明顯的，也是持久的，為其最終能夠“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番事業”奠定了基礎。

程樂亭、鄭仲誠等人與胡適相比，顯然一為“小人物”，一為“大人物”。如果沒有胡適這個“大人物”，程樂亭、鄭仲誠等“小人物”，恐怕早已消逝在浩瀚的歷史長河。如果不是因為胡適，且不說他們的生平事跡，就是姓啥名什，也是無人知曉、無從知曉。這也是歷史上無數“小人物”共同的命運。

然而，任何時代都不是一個人的時代，任何時代也不只是大人物的時代。如果每一時代都是一幅巨畫，畫面上叱咤風云的“大人物”是顯赫無比的“主角”，卻也不能沒有寂寂無名的“小人物”作默默無聞的“配角”。具體到胡適，程樂亭、鄭仲誠、胡紹庭、許怡蓀等人，他們之于歷史，是無名之輩，但之于胡適，卻不是可有可無的過客。相反，他們在胡適成長、成才和成名過程中，似乎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響，都是胡適人生鏈條上的一環。可以說，沒有這一個個“小環”，可能就沒有一條完整的“金鏈”，又可能是一條完全不同模樣、不同成色的“鏈子”。

胡適曾言，“人生無好友，如身無足手”。又言，“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那些亡友，如果泉下有知，知道胡適作歌以謝，知道他們曾經資助、曾經攜游、曾經同居、曾經勸勉的“適之”日后成了響當當的“大人物”，想必也是一個個欣慰于不枉與胡適朋友一場罷。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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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業英：辛亥革命時期的沈定一和公民急進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史學會，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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