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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協和醫學院創建于1917年，英文名是PUMC(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30年更名為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1951年改名為中國協和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屬于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實施的最為成功的醫學教育項目，致力于將西方的“科學醫學”全面移植到中國。北京協和醫學院（下簡稱“協和”）對科學精神的推崇和實踐，引起了當時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極大關注和共鳴，胡適當數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胡適對協和校務的參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致為（1917—1929），胡適主要通過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與協和工作人員進行私人交往，作為他們的顧問，間接參與到協和的工作中。第二階段為（1929—1937），隨著1929年被選為協和董事會董事，胡適直接參與到協和的校務工作中。第三階段為（1946—1948），1946年胡適當選為協和董事會年會主席（董事長），為協和復校做出了多方努力，復校后，又繼續參與協和各項事務的決策部署，一直到1948年離開大陸為止（參見筆者《胡適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復校——以北平〈世界日報〉的報道為中心》，《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四期）。本文主要通過北平《世界日報》的新聞報道、胡適日記及其他文獻，勾稽、考釋胡適擔任協和董事期間（1929—1937）對協和校務的深度參與。

胡適早年曾與協和擦肩而過。1916年左右，胡適在哥倫比亞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時任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代表的顧臨曾向協和校長麥可林推薦他作為該校的中文教師，被胡適婉拒。胡適第一次正式參與協和的活動應該是1921年9月19日參加該校的開幕典禮。胡適日記記錄：“三時，到協和醫學校，代表北大，參與正式開幕典禮。是日典禮極嚴肅，頗似歐美大學行畢業式時。是日著學位制服參加列隊者，約有一百余人，大多數皆博士服，歐洲各大學之博士服更濃麗壯觀。自有北京以來，不曾有這樣一個莊嚴儀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視此如何？）”1920年代，胡適是協和多位中國知識分子顧問之一，與協和的核心領導層和教職人員皆有密切交往，通過此種方式發揮對協和的影響作用。

1929年胡適成為協和醫學院的董事后，開始直接參與協和的各項校務活動。1928年6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在頒布的第一批政令中規定，高等學府的校長必須是中國人，學校董事會的絕大多數董事也必須是中國人。于是，在1929年4月10日紐約舉行的協和董事會上，改組產生了新一屆董事會董事，包括胡適、張伯苓、伍朝樞、施肇基、周貽春、翁文灝、劉瑞恒等。

協和第一次改組校董會后，由于教育部修改私立大學條例，規定此類大學董事會中國董事名額須占三分之二，故校董會須進行第二次改組。胡適1930年1月31日日記記錄：“寄梅與我同去訪J.E.Hubbard〔J.E.哈伯德〕，談了一會。我們三人皆是協和醫學院的董事。此次馬夷初次長無意中修改私立大學條例，把中國董事的名額從‘多數’改為‘三分之二’，使協和很為難，故須第二次改組校董會。本月開董事會，即為此事。”“寄梅”即“周貽春”（胡適日記中有時又以“周詒春”的名字出現）。日記中的“本月”當為“下月”，因為為再次改組董事會而召開的協和校董事會召開于1930年2月8日，胡適該日日記有記錄：“協和醫學院董事會開會，在Astor House〔阿斯特樓〕，只開一點半鐘，一切皆畢。此是因為平時預備的□□，故不須臨時的枉費工夫。”“Astor House”在上海外灘外白渡橋邊，即上海浦江飯店，是中國第一家西商飯店。曾任協和校董事會秘書的福梅齡（Mary E.Ferguson）對此次會議也有提及：“1930年2月8日，校董事會特別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批準了上述規定，按要求修改了管理章程”。

1930年6月11日下午，胡適參加協和學生畢業典禮。《世界日報》對此有報道：“北平協和醫學院，本屆畢業考試完竣。昨日下午五時，在協和禮堂舉行畢業典禮，中外來賓到者甚眾。重要來賓如該院董事長周貽春，燕大校長吳雷川，北平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劉復，華洋義賑會梁如浩，顧臨，胡適，以及省府市府代表等均坐于主席臺上。”據《胡適年譜》，胡適1930年“六月七月，在北京。”1930年5月19日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之職。大概在本年6月份，胡適因事曾從上海到北平短暫居住。關于這次北平之行，由于該時段胡適沒有留下日記，所以許多史實較為模糊。胡適到達北平后，《世界日報》曾多次報道。該報1930年6月6日報道：“胡適于前日由滬抵平后，即寄寓任鴻雋宅。據接近胡氏者談，胡此次來平任務，系出席北平協和醫學院董事會，及料理私事云。”依據報道，胡適由滬抵平的時間為1930年6月4日，住處為任鴻雋家，來平目的為出席北平協和醫學院董事會。胡適作為文化名人，其北平之行受到新聞界關注，這由《世界日報》對其活動的頻繁報道可看出。但這些報道所披露的信息并不一致，從中顯示的胡適行蹤及出行目的有點撲朔迷離。這可能與胡適此一時期被國民政府多次打壓而有意隱身和行事低調有關。由于史料匱乏，胡適此次北平之行是否參加了協和董事會會議還不得而知。但據該報1930年6月12日的報道，胡適的確參加了協和一九三○屆學生的畢業典禮。

1930年10月21日，胡適參加協和董事會會議。會議原定1930年10月4日舉行。查胡適1930年9月12日日記：“得協和醫院來電，要我十月四日到北平去開會，我考慮了一會，復電允去。”由于胡適無法如期抵平，董事會改為10月21日召開，胡適1930年10月5日日記記錄：“昨天下午三點，協和醫院的董事會因我趕不及，故不足人數，改廿一日開會。”在10月21日會前，胡適曾訪問其他董事，其1930年10月20日有記：“五點到地質調查所，與詠霓、金叔初、周寄梅、顏駿人、在君談協和醫院的情形。除在君外，五人皆董事。”對于21日的董事會，胡適該日日記也有記錄。1930年10月6日胡適抵平，7日在記者采訪時也談到這次會議：“我這次來平，并沒有特殊任務，但有三件事要辦：（一）協和醫院本定十月四日開董事會，在南方的董事因為輪船耽誤，當時不足法定人數，遂改于二十一日開會。我來平的重要事情，就是參加協和董事會，閉會后，就要南下。”

次年的1931年6月10日下午，胡適在協和大禮堂參加協和一九三一屆學生畢業典禮。《世界日報》1931年6月11日報道：“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昨日下午五時，在該院大禮堂，舉行醫科及看護科畢業典禮。事先由該院發出入場券，屆時到中西來賓三百余人。……大會遂于樂聲悠揚中開幕，主席張以誠氏，行禮如儀后，即請該院董事胡適演講。”現將報道整理如下：

協和醫學院昨舉行畢業禮胡適有長篇演說

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昨日下午五時，在該院大禮堂，舉行醫科及看護科畢業典禮。（中略……）大會遂于樂聲悠揚中開幕，主席張以誠氏，行禮如儀后，即請該院董事胡適演講。略謂：

二十余年前，曾讀古代名人言謂“收成甚為豐富，但工人甚少”。現協和既屆畢業盛典，畢業諸君即將至社會服務，無論看護婦以及醫生，均必有極大收獲，此可斷言者也。昨晚畢業生舉行班日時，格林先生曾謂本屆畢業班醫科生除一人外，均將暫時留校服務，而看護科則將全體暫時留校，服務若干時日后，再到社會服務。故此會并非送別，只為慶祝。按國人于學程終了時，均謂為畢業，而西人則謂為始業。無論其為畢業或始業，實一重要時期，吾人對諸君固希望要作好醫生或看護，因此乃自然應有之結果。蓋于協和受教多矣，成績當必極佳。此外尚有兩種希望，第一，到民眾間去的精神，第二，保留科學研究之態度。關于第一點，為目前最重要之問題。中國醫生原甚稀少，而于鄉村間欲得新式醫生之實惠者，尤覺困難。中國內地既多疾疫，而受有高等教育或留學歸國之人士，率皆不敢歸回故鄉，希能避免疾疫，受有高等教育負有救濟民眾痛楚之人物，尚存如是心理，請問中國痛苦中之民眾，尚有誰去救濟。諸君畢業之是否要負起此種責任，前往無人過問之處所救濟水深火熱中之同胞。查俄國于一九一三年，全國醫生為一萬六千二百名，而居城市者占百分之七十，平均每二萬人中有醫生一人。十數年而后，俄國醫生增加一倍，而城市中之醫生，則占全數百分之八十六。俄國情形如此，而中國情形，則更有不堪言狀者。目前以缺乏統計材料，確數不易查得，但可武斷的說，中國民眾一百萬中，沒有一個好的醫生。所以希望諸君，于母校服務若干時日后，負起此種責任。蓋本校年費三百萬元，平均每年畢業生三十人，則每人需費十萬元，故對社會應當負責。關于保留科學研究之態度，中國前派留學生若干人赴外洋考察，并研究科學。迨歸國后，則各事所事，繼續研究者曾有幾人，故終無好的結果。諸君既有好的基礎，現雖畢業，仍當繼續研究。若謂既應赴中國內地服務，設備欠佳，工具既無，又從何處研究起？此種態度極為錯誤。蓋工具設備，均由問題而發生，儀器等用具，均科學家為應付問題而研究之結果。諸君雖赴內地，經濟上或須感覺困難，但亦可糾合二三同志，共同組織研究機關。即于萬不得已時，亦可歸回母校，請求幫忙。母校以自己造就之學生，能有若是研究之興趣，當必樂予竭力幫忙也。總之諸君之責任重大，望能善自為之，不負母校教導之功，不負社會之殷望云云。（下略……）（《世界日報·教育界》1931年6月11日第6版）

1932年2月15日上午，胡適參加協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會議。胡適1932年2月13日日記后附有《記病（廿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一文，記2月15日上午“十點鐘，到協和醫學校的董事會執行委員會，開了一點半的會”。這天的前夜，胡適生病：“二月十四夜，飯后覺肚子不適，微微作疼，又覺發寒，我就去睡了。”“這一天是星期，夜又深了，我不愿驚動人，所以未請醫生來看。直到六點鐘時，我叫冬秀給我一點哥羅定（Chlorodyne）喝；喝下去之后，肚痛稍減，竟得睡去。”這里說的“六點鐘”，是在2月15日，胡適說“這一天是我約定到北大文學院去接收院長辦公室的日子，已約了秘書鄭毅生去那邊候我，所以我決定去會他。”“九點半到第一院，鄭君來了，把文學院的圖章交給我。”2月15日是星期一，胡適正式到北大文學院就任院長。辦好就職手續后，上午十點胡適又忍著腹痛到協和參加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1934年3月18日下午2時半，胡適到協和參加Davidson Black（步達生）追悼會。Davidson Black，加拿大解剖學家，北京人化石學名的命名人。步達生1919年來華，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科神經學和胚胎學教授，1921年任該科主任，1927年后致力于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胡適與步達生為好友，得知其于1934年3月15日心臟病突發去世，胡適非常哀痛，3月17日的日記有記：“昨晚聽說Dr.Davidson Black〔戴維森·步蘭克博士〕因心臟病暴死，為之傷感不已。此君考證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成績最大，死時才四十九歲，甚可惜。”1934年3月18日下午，協和為步達生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胡適參加。《世界日報》1934年3月19日第7版“教育界”對追悼會詳情有報道。

1934年4月11日，胡適參加協和1934年上半年校董會年會。胡適日記有記：“協和醫學校董事會年會，凡三點鐘開完。……本年羅氏基金的中國醫學部委員會因經濟關系，要求緊縮美金五萬元，故預算案較往年為低。”“羅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會。福梅齡稱1934年為“危機重重的一年”，協和1934—1935年年度預算要削減5萬美元的要求來自CMB（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理由是經濟形勢不佳及匯率問題。

1934年5月11日，胡適參加協和校董會執行委員會。胡適日記有記：“協和醫學校董事會執行委員會。因翁詠霓病了，今年我又被舉為執行委員。”由此可知，協和校董會執行委員會于1934年5月11日召開，由于翁文灝遭遇車禍住院治療而無法工作，所以胡適又一次被選為校董會執行委員。

1935年3月13日下午，胡適參加協和本年度第二學期中國托事部會議。關于這次會議，《世界日報》3月12日、14日皆有報道，14日的報道更為詳盡：“協和醫學院，本年度第二學期中國托事部會議，昨日下午三時，在該院C樓客廳舉行，除施肇基現在華盛頓及哈克（F.H.Hawkins）在倫敦因道遠未到外，其余董事：周貽春，顧臨（Roger S.Green），赫貝特（G.E.Hubbard），胡適……等十一人均出席。”報道提及的“院長顧臨”應為“副院長顧臨”。顧臨是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代表（1915—1933），協和代理校長（1928）、副校長（1929—1935），在協和醫學院的創建和運營過程中，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顧臨代表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是協和醫學院的真正當家人。顧臨后來與羅氏基金會特別是洛克菲勒二世在協和年度預算問題以及學校與基督教的關系問題上產生較大分歧和矛盾，雖協和方面對他竭力挽留，但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最終決定讓他離職。顧臨在1935年3月13日的會議上第二次遞交辭去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董事和協和副校長的辭呈，同年6月29日，協和校董會執行委員會開會，在無奈之下接受顧臨辭去副校長職務。胡適與顧臨相識頗早，同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和協和校董會的董事，工作往來和私人交往密切，私交甚好。1931年，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五次常會中，顧臨提議自1931年起，由基金會每年提出國幣20萬元，贈予國立北京大學，以5年為期，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之用。這項捐款為蔣夢麟改革北大提供了充足的資金。由于胡適與顧臨之間的這種交誼，對于顧臨的被迫離職，胡適感到非常遺憾，在1935年6月29日記中寫道：“上午到協和醫院開執委會。此為Roger S.Green〔羅杰·S.顧臨〕第末次參與此會，他辭去協和校長的事，醞釀了一年，最后仍是我們董事多數讓步，讓他辭職。會散后，我們去和他告別，很覺難過。”福梅齡記錄協和校董會執行委員會接受顧臨辭呈的會議召開時間為“1935年6月8日”。但據胡適日記，應為1935年6月29日。報道中“聞對現任院長顧臨辭職事，磋商最久”一語包含大量信息。顧臨辭職一事，醞釀一年之久，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與協和校董會反復博弈和妥協的結果，顯示了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協和校董會間的內在沖突、摩擦與磨合。

1935年7月，胡適參與協和醫療糾紛的調解工作。胡適1935年7月15日記：“早九時，戴君亮先生來談李特成家屬控告協和醫院案的調解。十時，我為此事去訪林斐成律師。”“林斐成”即林行規，律師，胡適好友，后當選為協和校董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5年9月20日上午，胡適參加協和本年度第一次中國托事部會議。《世界日報》1935年9月21日報道：“北平協和醫學院本年度第一次中國托事部會議昨日上午十時在該院C樓客廳舉行。中國托事部之董事，除施肇基，顧臨，貝納德（Bennett）在美，哈克斯（F.H.Hawkins）在倫敦未能趕到外，其余之董事周貽春，方石珊，海派特（Mr G.E.Hubbard），金淑初，胡頓（Dr.Houghton），劉瑞恒，胡適，張伯苓，Mr E.Lobenstine等皆出席，由董事長周貽春主席，下午一時余始散。”顧臨辭去副校長后，協和由Maxwell、吳憲、林可勝三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負責維持，Maxwell為管理委員會主席，履行代理校長職責。Maxwell在報道中被翻譯為“瑪克斯·威勒”，他更常見的中文譯名為“馬士敦”。

1936年3月11日下午，胡適參加協和中國托事部年會。《世界日報》當日對會議有預先報道，除該條報道外，當日該報還有兩條消息與協和董事翁文灝、周貽春赴會相關。3月12日再次報道該會：“北平協和醫學院，本年中國托事部年會，昨日下午二時在該院C樓客廳舉行。除施肇基，及顧臨（Roger S.Green）在華盛頓，因道遠未能到會外，其余董事：周貽春，胡適，翁文灝，劉瑞恒，張伯苓，金紹基，貝納德（Mr.Bennett），方石珊，林行規，胡頓（Dr.Houdon）等十人均出席”。在此次會議上，胡適再次當選協和校董會董事。

1936年7月14日胡適由上海啟程赴美國，出席第六屆太平洋國際學會，11月上旬左右由舊金山啟程歸國。在美期間，胡適利用難得的機會游說洛克菲勒基金會繼續給予協和大力支持。據他1936年9月29的日記，該日中午胡適在紐約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參加午宴，出席者有佛斯狄克（Fosdick）、洛賓斯汀（Lobenstine）、格雷格（Gregg）、拉托萊特（Latourette）、斯蒂文斯（Stevens）、洛克菲勒三世（Rockfeller Ⅲ）等人，皆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核心領導層，且不少人與胡適有著良好的私人交誼。在這次聚會上，胡適首先向他們報告華北現狀，以回應美方對中國現狀的關切，然后又談到P.U.M.C.即協和的問題，胡適認為“P.U.M.C.的最大貢獻在于集中人才與財力專辦一個第一等的學校。切不可減低此種最高標準”。一方面高度肯定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創建協和的偉大成績，另一方面游說美方一如既往高標準建設協和并給予大力經濟支持。顯示出胡適高超的談話藝術和對協和工作的用心。

胡適1937年2月15日日記：“協和的護士學校校長Miss Hodgman〔霍奇曼小姐〕來談校務，談了一點多鐘。我勸她留意校中應改用中國文字，可以減低教學困難，可以提高程度，畢業后應用范圍也更大。”“Hodgman”又被譯為“胡智敏”，為協和護士學校校長（1930—1940），醫學教育上主張重視質量而非數量。由于協和注重學生的英文教育，故胡適向她建議課堂改用中文教學。胡適對協和的護士醫學教育很關注，與西方研究看護教育的人士有交往，例如1930年2月9日日記記錄：“下午見美國女子Miss Goodrich & Miss Mary Beard〔古德里奇女士和瑪麗·比爾德女士〕，都是研究看護教育的。”

1937年3月10日上午，胡適參加協和非正式會議。《世界日報》1937年3月10日第6版“教育界”專欄對此有簡要報道：“私立協和醫學院，在平理事胡適，方石珊，及該院負責人吳憲，林可勝，等數人，今日上午十時舉行非正式會議，交換意見，并磋商正式會議召集時之應行事宜。該院本屆托事會議，一部分理事主張在滬舉行。”由報道可知，協和這次非正式會議，是為3月27日的董事會召開做準備。

1937年3月27日下午，胡適參加協和董事會議。《世界日報》3月28日有詳細報道：“私立協和醫學院，昨日下午二時在該院院長室舉行本屆托事會議，出席董事胡適，金叔初，貝諾德，張伯苓，方石珊，劉瑞恒，林行規，柏樂五，伊博恩，周詒春，胡頓等十一人”。在此次會議上胡適當選為協和執行委員會委員，胡恒德（胡頓）為副院長。會后，在北平的董事胡適、林行規、方石珊等于27日晚七點在南池子歐美同學會設宴歡迎該會外地董事，除董事劉瑞恒外，其余董事全部參加，席間對于會議未及討論的次要事項，也交換了意見。胡適1937年3月27日日記對此也有記錄：“下午協和醫學校校董會開會，從兩點半到七點。晚上我與林斐成、方石珊合宴協和的董事與教授、副教授等，到客五十人。”

1937年5月19日中午，協和宴請世界教育會會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副董事長孟祿，胡適參加宴會。《世界日報》對此有報道：“世界教育會會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副董事長孟祿博士，昨日正午十二時赴協和醫學院應該院歡宴，出席王錫熾，關頌韜，方石珊，胡適等，至二時半盡歡而散，下午由王錫熾引導參觀該院各科，五時許始辭去。”王錫熾為協和醫院院長（1934—1946）。關頌韜為協和醫院外科主任，是中國現代神經外科學科的先驅。方石珊與胡適同為協和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7年9月，胡適作為非正式的外交使節赴美英展開民間外交活動。在美期間，胡適依舊不忘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人脈為協和奔走。例如1938年3月26日記：“與□□□□久談，同去吃午飯，久談。我對他說，北平協和醫院的政策的決定，必須想清前提，前提不能有誤，前提有誤，全盤皆錯了。”“□□□□”原文為英文人名，底本模糊難辨，但由“北平協和醫院的政策的決定”等語可推斷此人應該是能夠決定或影響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協和的政策制定的。再看1938年5月12日日記：“晚七點到Shelton Hotel〔希爾頓飯店〕赴協和醫校聚餐，到者有兩百人，Dr.Vincent〔文森特博士〕主席，席后演說者有于領事，我和Dr.H.S.Houghton〔H.S.霍夫頓博士〕，Mr.I.D.Rockefellerjr.〔小洛克菲勒先生〕。我的演說意在安慰羅氏一系的人心。”因為是協和醫學院聚餐，故赴宴者皆為美方協和人員及中方在美的協和人員，胡適提到的Vincent、H.S.Houghton、I.D.Rockefellerjr.等人，皆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中的核心人物，在對協和決策中起關鍵作用。胡適的演說目的是堅定洛克菲勒基金會對華包括協和的投資信心。胡適此時還不是駐美大使，他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展開民間外交，爭取美國對華支持，其中就包括對協和的支持。

胡適雖不是協和職員，但作為協和董事，一直在為協和的發展奔走呼號，稱得上是盡心、稱職的“協和人”。1946年胡適當選為協和董事會董事長，應該就是對他在協和工作方面所取得成績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