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膠東，是公認的紅色革命老區、牢固根據地、堅定大后方，也是公認的英雄之鄉。這里有楊子榮、任常倫、趙守福、于化虎、解玉卿這樣的戰斗英雄，有在西海醫院救護、兵工廠造槍、千里送黃金、小推車支前的平民英雄，還有一群揮筆書寫英雄事跡的紅色作家：“中國現代散文三大家”之一楊朔、“當代大劇癡”馬少波、“膠東大地之子”峻青、“雜文家”羅竹風、“革命英雄主義的歌者”曲波、“中國的軍中保爾”賽時禮、“三花之父”馮德英，還有虞棘、包干夫、王宴、陳志昂、石英、左平、江波、江風等等。他們組成體量龐大、創作力強大、產量巨大的膠東紅色作家群，以特殊的膠東風骨鑄就了一個偉岸的文學高峰，卓立于中國文學史尤其是紅色文學史、紅色文化史上。

他們筆下皆英雄。《林海雪原》中孤身入虎穴、智勇雙全的“偵察英雄”楊子榮，《苦菜花》中堅毅頑強、深明大義的“英雄母親”馮大娘，《黨員登記表》中沉著機敏、臨危不亂的“黨之女兒”黃淑英，《黎明的河邊》中羞澀靦腆、舍命護“我”的戰士小陳，《十勇士》中四進四出包圍圈救護群眾壯烈犧牲的“十勇士”，《鐵騎兵》中機動靈活、游擊作戰的八路軍戰士，《三進山城》中機智果敢、喬裝百變的劉宏志，《寶劍歸鞘》中平凡普通卻在關鍵時刻敢于英勇亮劍的礦工……他們在戰火中奔跑，在白色恐怖中潛行。他們為了祖國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把生命奉獻給了信仰，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不是別人，是紅色作家們的父母、兄妹、戰友、同志，是所有英勇的革命先烈，鐵骨錚錚、風采耀眼的英雄。

他們，又何嘗不是英雄！

腰別鋼槍的戰斗英雄

膠東紅色作家們都曾出沒戰場，在烽火中穿梭。他們有的是身穿戎裝、腰別手槍或手握紅纓槍的戰士，有的是烽火線上出生入死的士兵將軍，有的是戰火中輾轉奔走記錄報道的記者，有的是騰挪轉移游擊作戰的敵后武工隊，有的是戰地宣傳隨手搭臺的文藝兵戲劇團，有的甚至是大樹下高坡上站崗放哨的兒童團員。

1942年，馬少波在父親被捕的情況下毅然決然為國聽令執行任務，只身前往平度即墨邊境開展統戰工作，穿過日軍層層封鎖線，深夜乘坐一個籮筐翻越圍墻，與時任國民革命軍山東保安第十九旅司令姜黎川秘密會晤。期間被反動派察覺機智喬裝逃出，回程遭遇大楊家戰役，腳受重傷，幸被老鄉救助。清理戰場時，戰友沒有看到他的人只發現了他的鞋，以為他已戰死，沉痛為他召開追悼會時，他一瘸一拐地出現了。后來，馬少波以此經歷創作發表小說《生還》。

1945年冬，曲波帶領一支小分隊深入林海雪原，與盤踞藏匿在深山老林的土匪斗智斗力。跟野獸做鄰居，以漫天大雪當被子，跨越深谷山澗，攀登陡峭山崖，突破天險，活捉匪首，消滅匪眾……少劍波身上有他的影子。

解放戰爭初期，峻青擔任昌濰地區武工隊小隊長，臨危受命要穿越敵占區去開展任務，途中突遇敵軍。護送的通訊員讓他趕緊撤離，獨自留下來阻擊敵人，終至壯烈犧牲。這個通訊員就是《黎明的河邊》中的“小陳”，而峻青是被小陳護送的“老姚”。

1950年冬，楊朔隨中國鐵路工人志愿軍抵達朝鮮戰場，一起過著“一把炒面一口雪”的生活，在槍林彈雨中搶修運輸線，之余創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點，附近轟炸正緊……我寫完了我的最后一個字”——那是《三千里江山》。

馮德英五六歲時就常跟著母親在日軍的侵略戰火中四處奔逃，9歲那年當了村里抗日兒童團的團長，經常在村頭站崗放哨、傳送情報，山間田野的苦菜花叢中時常跑動著他的身影——那不就是《苦菜花》中同為抗日兒童團團長的馮德剛嗎？手中的紅纓槍也是用信念鋼鐵做的呀。

他們，是腰別鋼槍、出生入死的革命戰士——不畏犧牲的戰地英雄。

手握筆搶的犀利英雄

毛主席曾說，筆桿子與槍桿子一樣重要，稱贊丁玲“手中一支筆勝過三千毛瑟槍”。膠東紅色作家們是拿筆桿子當槍桿子使的，是手握筆搶、口誅筆伐的文藝斗士。

楊朔說“我決心用筆來戰斗”。他1939年參加八路軍，轉戰河北、山西抗日根據地，從事革命文藝工作。1942年7月到達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3年，參加延安整風運動，與丁玲同為“延安文藝通訊團成員”。194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到宣化龍煙鐵礦蹲點，創作了反映工人生活和斗爭的中篇小說《紅石山》。解放戰爭時期，擔任新華社戰地記者，1950年赴朝鮮前線，寫下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

馬少波，中學時期就在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領導下主編膠東早期革命文學期刊《天外》，從此開啟以筆為槍、雙槍鬧革命的書劍征程，曾任膠東文學常委、會長，組建過一支強大的抗日文化大軍，創辦或領辦、主編《海濤》《膠東大眾》《膠東畫刊》《膠東青年》《膠東文化》《文化防線》等，成立膠東劇團深入前線、后方宣傳演出。相對鋼槍，馬少波筆槍用的更多，戰斗時緊握鋼槍，行軍途中馬背構思，下馬即成文，其大部分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完成的。

抗日戰爭爆發伊始，峻青便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從事教育和群眾工作，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膠東《大眾報》記者、新華社前線分社隨軍記者。虞棘，做過膠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劇團團長。包干夫，曾任膠東軍校宣傳隊編導。羅竹風，擔任過八路軍膠東五支隊宣傳部長。王宴，做過《西海軍區報》編輯……

他們手握筆桿子，將滿腔抗敵之情、愛國之情、家鄉之情、戰友之情化為文字、淌做語言、集成作品，用文藝的力量宣傳革命、感召人心、凝聚力量、記錄史詩。《馬石山慘案》《送藝人出征》，《正氣歌》《活捉鬼子》，《鐵騎兵》《海陽民兵戰斗故事》，《血的軍旗》《馬石山上》，《潼關之夜》《十勇士》……一首首詩歌，一出出戲劇，一篇篇通訊、小說、散文……變成子彈，給予敵人更重打擊；變成號角，激發戰士更大力量；變成鑼鼓，喚醒群眾更多意識。

這得有多少支筆、多少桿槍啊！豈止雄兵百萬！

高風亮節的品尚英雄

膠東紅色作家們寫英雄頌英雄，絕不是為自己樹碑立傳。

《林海雪原》開篇寫道：“以最深的敬意，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等同志，以表達對戰友的深切懷念。”賽時禮說，我忘不了那些曾經與我并肩戰斗、親如兄弟的戰友們，還有那些無私救助我的鄉親們。馮德英坦言，我想表現出共產黨怎樣領導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為了革命事業，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和犧牲。他們歌頌的是英雄的祖國、英雄的黨，英雄的母親、英雄的人民，還有英雄的戰友，唯獨沒有英雄的自己。

他們不僅書寫頌揚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跡，還為現實中蒙塵的英雄正名。“偵查英雄”楊子榮身份揭秘，就是很好的例證。

1945年，楊宗貴以楊子榮之名參軍，奔赴東北剿匪。參加戰斗上百次，立功多次，被評為戰斗模范。但他的英雄事跡，家鄉人民并不知道，還被闖關東偶然見過的老鄉誤認為土匪，從此家人背上土匪家屬的黑鍋。1957年《林海雪原》問世。1969年美國藝術代表團團長詹姆斯觀看京劇《智取威虎山》時，稱贊楊子榮是西方的英雄佐羅，想要見一見。周總理親自部署尋找英雄，過程漫長曲折。1973年，曲波幾經尋找得到楊子榮的一張集體合影——這也是他生前留下的唯一照片，馬上托人將楊子榮的頭像單獨放大寄給調查組。1974年初，經牟平嵎峽河村民一致指認，終于確定：“土匪”楊宗貴就是“英雄”楊子榮。可憐他的老母親和妻子，至死都不知道，那個英勇果敢、智取威虎山的楊子榮就是他們的兒子、丈夫。

可以說，因為《林海雪原》，楊子榮的事跡才廣為人知；因為曲波，楊宗貴的英雄身份才被確認。

雙槍在握的文武英雄

膠東紅色作家群，是一個英雄的群體。他們是一手握鋼槍、一手握筆槍的斗士，是行走的文藝號角，立于文藝戰線前沿，記錄、反映、歌頌時代及時代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他們經歷過革命戰火的洗禮，經歷過萬惡的舊社會和生機勃勃的新中國，懷著對祖國、家鄉和人民的熱愛，細膩深刻地觀察著、體驗著、思考著、書寫著、表達著。他們以優美的文字為音符，豐沛的情感為曲調，用飽滿的筆墨寫出一首首時代贊歌、一支支人民贊歌、一曲曲英雄贊歌。

他們以愛國主義、革命主義、英雄主義為主題，創作了一系列體裁多樣、思想深邃、感情豐沛、藝術精湛的文藝作品，以高昂的筆調、深厚的感情、流暢的文筆反映膠東人民的革命斗爭歷程、英雄事跡，歌頌膠東人民堅韌頑強、無私奉獻、深沉博愛、沉穩如山、博大如海的性格和精神，充滿思想之美、文化之美和藝術之美。他們的作品幾乎覆蓋了詩歌、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兒童文學、劇本等所有文學樣式，很多被搬上銀幕、舞臺，拍成電影、電視劇，改編成戲劇、連環畫，選入中小學課本、經典閱讀叢書，以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和號召力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他們身上有膠東群山的巍峨挺拔，有膠東河海的博大深邃，有膠東山水的錚錚風骨。紛飛的炮彈，沒有讓他們退縮；繁忙的工作、欠佳的身體、寫作的困難，都被他們當做山頭攻克了。

他們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他們鐵肩擔道義，手握鋼槍與敵人正面剛；他們是文藝戰線的快速反應部隊，手握筆槍，隨時化文字為武器，射向敵人的心臟；他們懷著對祖國、人民和戰友的深沉的愛，突破重重難關，筆耕不輟，著書立說。

他們以獻身精神進行創作，用生命書寫中華民族的精神氣魄，以特殊的膠東風骨，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紅色文學史上，閃耀著別樣的英雄光彩。

【作者簡介：邵明媚，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煙臺市散文學會副會長，煙臺市文學創作研究室副主任。作品散見于《山東文學》《經典美文》《綠葉》等，多部作品被《微型小說選刊》《小品文》、中國作家網等轉載，入選《峻青紀念文集》《2023中國年度詩歌選》等，獲“2021年度山東優秀文藝評論文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