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查爾斯·狄更斯

19 世紀 30 年代，英國新聞力量終于告別格拉布街，邁向了艦隊街，這意味著英國現(xiàn)代報業(yè)發(fā)展的新方向。維多利亞時代，隨著英國開啟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科學與文學并駕齊驅著前行，這是英國新聞史上的軸心時代，也是屬于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時代。狄更斯作為一個“時代符號”，或一種“文學現(xiàn)象”，西方學界關于他的研究已歷時170余年，包括傳記、專著、論文，以及專門的研究雜志。狄更斯協(xié)會注意到，近年，關于狄更斯與新聞業(yè)故事的挖掘和學術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國內狄更斯研究肇始于晚清，以林紓的譯作和短評為發(fā)端，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繁榮階段，側重于分析狄更斯的文學作品和思想內容方面。可以說歷史上的狄更斯研究，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位“維多利亞時代最杰出的小說家”身上。

然而，狄更斯還有另一個身份，這個身份既是他文學之路的起點，也貫穿起了蘊藏在他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內在精神——一種記者的精神。1858年，英國政治社會學家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在一篇評論狄更斯晚期作品的文章中寫到：“倫敦就像一頁報紙……（因為）狄更斯在用一位特派記者的眼光描繪著倫敦。”白芝浩把狄更斯比作一位特派記者，對其作品中暗含的記者般敏銳的覺察能力和獨特的新聞觀表達了肯定。

實際上，狄更斯的新聞觀和新聞實踐與其文學創(chuàng)作和社會活動互為映襯，其間的張力，便是使狄更斯成為“時代旗幟”的關鍵。因而，本文不對其新聞與文學作品進行一般區(qū)分與定性假設，而是將前者作為一個被早期研究所忽視的領域加以關注，通過狄更斯在不同階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發(fā)掘其投射出的動態(tài)新聞觀和具體的新聞實踐方式，進而勾勒出更為“飽滿”的狄更斯文學形象，以及19世紀具有維多利亞主義色彩的英國新聞業(yè)。

作為觀察者：與 26個鉛字兵為伍

在狄更斯真正擁有記者身份之前，他先后在律所和博士公堂度過了四年時間，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和磨練，專業(yè)主義的精神深深地埋在了他心中。這種專業(yè)主義至上的新聞觀首先體現(xiàn)于他對職業(yè)技能的掌握和熟稔。19 世紀 20 年代末，狄更斯在倫敦格雷旅館的埃利斯和布萊克莫爾公司和另一家法律事務所擔任法律助理，不久后辭職，當上了當時英國一種特殊的法廳博士公堂的記錄員。

作為一名記錄員，就必須掌握速記這項技能，而其難度較高。狄更斯前后共用了18個月的時間學習，這也讓他得以在任博士公堂記錄員的期間，充分發(fā)揮著自己學來的速記本領，迅速、準確地為各種審訊案件做著記錄。狄更斯全然不介意身處沉悶的司法機構，反而是興奮于利用在法廳工作之便，了解各種社會情況和政治案件，并接近和仔細觀察法界各色人物。這些經歷，讓狄更斯為今后的創(chuàng)作積累下了無數真實有趣的素材，如法官、律師等文學作品中的角色，都時常出現(xiàn)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后來，狄更斯回憶起自己在博士公堂工作的時光，把它評價為是“我平生受益最豐的年月”。

狄更斯的新聞觀還體現(xiàn)在其正式成為記者后的階段，他始終恪守新聞專業(yè)主義，為實現(xiàn)報道的準確度和及時性而付出了許多汗水。狄更斯在《真太陽報》和《時事晨報》工作期間，用最細致的觀察和最清醒的頭腦，在議員記者席上接受著“最為高級的政治教育”。由于下議院記者席常常擁擠不堪，有時候只能在臨時大廳中做記錄，于是狄更斯常年在膝蓋上寫字，乃至于把雙膝磨破。1832年，在討論愛爾蘭暴動法的一次議會上，狄更斯做到了一字不落地記錄下了愛爾蘭事務內閣部長斯坦雷的發(fā)言，稿件準確無誤，備受贊揚，之后成為了業(yè)內公認的“最快速、最準確的速記記者”。在這段時期，狄更斯不僅用專業(yè)技能為自己贏得了贊譽，還開始思考起了一個重要的、有著指引他未來事業(yè)發(fā)展作用的問題，即“記者”這份工作的真正含義：記者的工作，是把個人與時代情境的互動進行拼接、解讀，還是僅僅將其記錄下來？

18世紀的英國新聞業(yè)是格拉布街新聞人的政治戰(zhàn)場，多數文人用“筆桿”參與著政治，為英國“鋪設了公眾輿論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平臺”。雖然這種公眾輿論的自由一定程度上被艦隊街守護著，但仍然有許多源自格拉布街的陋習在艦隊街得以沿襲，如對花邊新聞的熱衷，以及違背新聞記者客觀性的“宗旨”，進行不實報道等。因此，狄更斯的思考在彼時英國新聞職業(yè)理念初步形成的語境下可謂是領先的。關于“記者工作內容”這個問題，還蘊含著狄更斯對于“作為專業(yè)人士的記者群體”這一身份的思考。在狄更斯看來，記者的工作除了客觀、準確、及時地進行報道以外，還需要讓事件與社會得以聯(lián)系，為讀者提供一種超越報道內容的解讀。狄更斯作為新聞實踐者，認為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新聞業(yè)有著對“解釋性”的需求，而該時期的新聞業(yè)并沒有發(fā)放給記者足夠的“解釋權”。

狄更斯在馴服了“野蠻而神秘的速記”后，他感受到這 26 個鉛字兵的能量事實上難以通過速記工作得以彰顯。出于對“解釋權”的追求，他不再只是“按照規(guī)定”去使用這 26 個鉛字兵了，而是想方設法將它們排兵布陣，試圖使用這些鉛字兵，打造出一個“狄更斯世界”。就像美國出版商本杰明·富蘭克林所說，“給我二十六個鉛字兵，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于是，狄更斯與鉛字兵為伍，用發(fā)表在雜志《月刊》上的《楊樹小徑上的晚餐》開啟了他在新聞實踐上的第一個轉變——從新聞報道轉向文學創(chuàng)作，而這也是他在艦隊街上的社會角色“反客為主”的開端。

從此，狄更斯的觀察范圍再也不只局限在法廳和議會了，他逐步走向了最為真實的倫敦街道，本雅明在談及狄更斯的創(chuàng)作時如此形容道：“書桌緊貼建筑物的墻壁，他按著筆記本，報攤則是他的圖書館。”這體現(xiàn)著狄更斯在觀察日常生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同時也蘊含著狄更斯對于描述社會事實真相的職業(yè)追求。

“反客為主”的開端和新聞實踐的轉向并非偶然，他在為《時事晨報》做議會記者時，已經養(yǎng)成了在空余時間構思小說、撰寫隨筆等習慣，始終保持著對社會生活見聞的獨立思考。并且，狄更斯從小就受到了文學精神力量的感染，在訪談錄中，狄更斯把父親閣樓上的各種書籍稱之為“精神食糧”，這讓他在一度艱難的童年歲月里，也擁有了美好的閱讀時光。狄更斯認為正是因為這段時間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他說：“這些書保全了我的幻想，保全了我對某些超越我當時處境的希望。”在這種種歷史因素和現(xiàn)實情況的催化下，狄更斯作為職業(yè)記者的階段仿佛成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涅槃時期。

記者博茲：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青年狄更斯非常崇拜“英國現(xiàn)代新聞之父”——丹尼爾·笛福、劇作家約瑟夫·艾迪生和作家理查德·斯蒂爾。他的新聞觀和語言風格也因此大受影響，甚至在他后期發(fā)表作品時，還效仿了笛福在刊物上連載小說《魯濱遜漂流記》所使用的報刊連載式發(fā)表模式。笛福既是小說家，也是記者，他的成就顯著表現(xiàn)在他對新聞采訪和新聞寫作方面實現(xiàn)了語言風格的突破，而狄更斯深切感受到了這種平實易懂又極富感染力的語言魅力，他便決定讓這樣的語言風格貫徹進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而艾迪生與斯蒂爾創(chuàng)辦的雜志《閑談者》和《旁觀者》，則為狄更斯新聞觀的樹立提供了一定基礎，并影響著他在日后創(chuàng)辦雜志時所設立的創(chuàng)刊目標。

笛福和斯蒂爾通過撰寫新聞報道和創(chuàng)辦刊物，為18世紀英國的新聞業(yè)增加了一種足以對抗傳統(tǒng)宮廷文化的大眾文學類型，其公共性和服務性特征為后來報刊的政治參與和社會輿論功能奠定了基礎。狄更斯在他們的影響下，加之自己經歷過的社會場景與政治感受，在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上體現(xiàn)出的新聞觀具有強烈的揭露性，這最初表現(xiàn)在他任記者期間，以博茲（Boz）為筆名發(fā)表的系列特寫集《博茲札記》（Sketches by “Boz”）一系列關于倫敦生活的速寫中。

《博茲札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副標題在英文版和譯介中通常被作省略處理，但卻顯示了《博茲札記》最為核心的面向，表達了作品的立意與主題。事實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一標題曾在 19 世紀的倫敦引起過巨大爭議，發(fā)生這樣的現(xiàn)象，是由于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文學一定程度上受宮廷文化所控制。其間，大部分文學作品都是圍繞宮廷生活展開，極少有把普通群眾、兒童視為與宮廷人物同等重要和同樣值得關注的對象。而狄更斯的《博茲札記》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倫教的街頭巷尾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上，刻畫著當時最為市井的倫敦街頭生活，書籍扉頁的插圖也反映出了當時人們的街頭生活場景。還有1836 年，“皇家沃克斯豪爾氣球”創(chuàng)造出載人飛行距離世界紀錄的時刻，一群人正在向兩個乘坐熱氣球離開的人揮手致意。而書中其他插圖也代表著普通人生活中最為基本的生活場景與文化活動。

這樣一部作品可以被理解為狄更斯通過記者與作家角色之間的轉換，迂回地拿到了記者的“解釋”權或話語權，也因此可被視作狄更斯新聞觀和其新聞實踐工作的第二個階段。1869年，狄更斯在伯明翰米德蘭學院的一次演講中陳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這是他新聞觀的縮影，也同樣表明了他在創(chuàng)作中最為關心并預設為主要閱讀受眾的群體。

《博茲札記》在 19 世紀英國文學中獨樹一幟，這為狄更斯帶來了聲譽的同時還為狄更斯塑造了一種文學身份的特征，即“與人民站在一起”。這方面體現(xiàn)在《博茲札記》的第二個核心層面，也就是書籍結構和內容上。狄更斯把書分為《我們的教區(qū)》《場景特寫》《人物》《故事》四個部分，共56篇。狄更斯用從艾迪生和斯蒂爾那里學習到的記者眼光——“以任意的好奇心和對生活的觀察”，刻畫著底層人們生活的艱苦與悲慘，揭露出各種社會壓迫和非人道的官僚行為。恩格斯甚至提出《博茲札記》標志著一種全新的小說流派，西亞·霍姆（Thea Holm）則認為狄更斯一方面描述著 18 世紀倫敦的陳跡，一方面刻畫了彼時中產階級的粗鄙，他說“年輕博茲仿佛站在兩個時代之間”。

繼《博茲札記》，狄更斯還在早期創(chuàng)作生涯中連載了《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貝》《老古玩店》和《巴納比·拉奇》等作品，這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正值 19 世紀 30 年代至 40 年代英國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時期，雖然新聞業(yè)已經爭取到了廣告稅和紙張稅的稅制削減政策，職業(yè)記者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圍，但這樣的自由仍然是“保守”和具有維多利亞主義色彩的。狄更斯已然尋找到了一條最適合自己的“革命”之路，即用文學的力量捍衛(wèi)傳統(tǒng)道德和推進社會改革，小說就是他用鉛字兵傳遞話語的平臺。

狄更斯儼然從記者身份轉變成了小說家，可記者的使命感和他所信仰的新聞專業(yè)主義仿佛已經深入骨髓。這一系列早期作品都屬于一種即興創(chuàng)作的新聞式寫作，作品中往往包含了他對時下各種不公平的政策和不人道的社會現(xiàn)象的抨擊，如對充滿了牟利、虐待的英國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對社會崇拜金錢的惡劣風氣的諷刺等等。雖然狄更斯的文學多為虛構，但一切社會問題的起源及刻畫都來自狄更斯那雙“特派記者”的眼睛。在下筆前，狄更斯總會拿出記者所有的職業(yè)技能，親身體驗即將描述的場景和訪問需要刻畫的人物，甚至對某些社會事實進行調查，在創(chuàng)作《尼古拉斯·尼克貝》前，他就曾私訪約克夏郡的學校進行調查，而后以這所學校為藍本創(chuàng)作了小說。

狄更斯把新聞記者式的眼光融入了他的早期創(chuàng)作之中，通過撰寫小說，表達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不公平現(xiàn)象的揭露，這是他在踐行新聞專業(yè)主義基礎上的另一種更具揭示性目的的新聞實踐方式。林紓在《賊史》序言部分對其評價：“迭更斯（狄更斯）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作為小說，俾政府知而改之。”

作家狄更斯：批判者的姿態(tài)

狄更斯的寫作從來不是單一的個體勞動，他熱愛與人交談，也喜歡“閑逛”在路上，再把眼睛看到的和耳朵聽到的東西轉移到筆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狄更斯創(chuàng)造出了“文學倫敦”，他所描寫的倫敦具有混雜性、多樣性和隨意性，這都是因為狄更斯的生活從未遠離過活生生的群眾和真實的社會。在完成了《巴納比·拉奇》之后的一段時間，美國文學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邀請狄更斯訪美，而在此之前，狄更斯已經對大西洋彼岸那個崇尚自由、平等的國家大有興趣，因此狄更斯決定赴約前去美國，并計劃為美國之行留下一些文字成果。1842年，《游美札記》出版，這是狄更斯文學創(chuàng)作以來第一次使用小說以外的體裁進行的創(chuàng)作，它是一部旅行隨筆，屬于報告文學的范疇。

狄更斯在這部報告文學中再次發(fā)揮了一位新聞記者的專業(yè)技能，對美國的自然風光、民風民俗、社會現(xiàn)象和政治生活等進行了準確、翔實的描述，并且重點關注了美國政府機構和地方機關，目的在于與英國的現(xiàn)實情況進行參照，為英國那些需要改進和學習之處提出建議。狄更斯在《游美札集》的結束語中曾表達，他要用文字把讀者帶到他曾經去過的地方，這就是他寫作此書的目的。也因此，狄更斯用記者敏銳的洞察力和嚴厲的筆觸，記錄下了美國社會生活里的種種反面現(xiàn)象，如美國國會所謂的“自由與平等”，美國黑人低下的社會地位和移民的艱苦等。然而，最使狄更斯感到震驚的是美國這個新興國家新聞業(yè)的虛偽和暴利，他在寫給好友的信中談道：“輿論自由！究竟自由在哪里？”他對美國新聞業(yè)的抨擊不止停留在文字層面，在享有了一定的國際聲譽后，“狄更斯的話”越來越能夠被更多人聽見，這便使他新聞實踐的方式較以往更為激進了。

19 世紀中期，作為民主機制的美國新聞業(yè)奉行自由至上主義，以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提出的“自我修正過程”和“觀點的自由市場”為口號，后以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為思想指引，表面上提倡給予社會成員自由思考、表達和行動的權利，實則界定著權威與自由之間關系的標準，基于功利主義“最大幸福原則”，強調著個體的重要性，以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下，對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原則要求。雖然自由至上主義主張以政憲制度保護個人權利并制約政府的權力，強調市場本位，反對政府干預，屬于民主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天賦人權”的理論實則并沒有基本的政治或社會基礎。這導致了美國新聞業(yè)的“客觀報道”忽視事實，讓報紙從意見媒體轉變?yōu)橄⒚襟w，同時使新聞記者的身份轉向為報道者。

狄更斯機警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現(xiàn)象，即具有操縱力量的媒體褫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性特征，這讓高舉“言論自由”的國家形象瞬時傾塌。此外，狄更斯還看到了當時美國在處理版權問題方面的紕漏，這使他對美國人民的歡迎與掌聲全然不顧，并于一次演講中義正嚴辭地對美國在執(zhí)行國際版權法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和建議。在美國，這成為了一次具有特殊意義的媒體事件，有人批判狄更斯唯利是圖，也有人被狄更斯的真性情打動。總之，對于狄更斯來說，這次演講令他開啟了新聞實踐的第三階段——從由小說發(fā)軔到進行公開批判演講。

新聞實踐是狄更斯新聞觀的外化形式，與此相對應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狄更斯同樣通過作品，直接地展現(xiàn)了自己對于新聞業(yè)本質的認識與自我價值觀的闡述。《游美札記》中，狄更斯首先抨擊了美國新聞業(yè)不良的娛樂風氣，他認為美國新聞中包含了太多嘩眾取寵的低級娛樂言語，還存在著不實報道以及花邊報道。其次，他還發(fā)現(xiàn)了作為大眾媒體的報刊被黨派和利益所綁架的“偽民主”情況，種種事實都與當時“自由至上主義”的氛圍不相協(xié)調。

狄更斯通過《馬丁·朱述爾維特》批評了崇拜金錢的社會風氣和被金錢左右的新聞業(yè)，為早期訪美那次“不充分”的演講提供了文字上的補充。誠然，這是狄更斯首次面向公眾彰顯自己作為“新聞人”所持有的絕對批判性的新聞觀，這種批判的力量不分地域，只是根據事實而展開。英國文學評論家約翰·福斯特（John Forster）褒獎道：“我們能感受到小說在揭露和剖析社會敏感問題時所表現(xiàn)出的強大能量。”但也有學者指出狄更斯小說中的用詞過于隨意和粗俗，認為這是他文學語言最為糟糕的部分。不同社會階層對狄更斯文學的審美大相徑庭，但在對于其作品意義的呈現(xiàn)和社會影響力方面的認可并無過多分野。狄更斯把揭露式的目光滲透進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把批判性的行事態(tài)度貫徹到了新聞實踐里。19 世紀40年代初期，狄更斯書寫了“英語作品中最為生動的諷刺性篇章” ， 這是狄更斯新聞觀的批判性大為顯現(xiàn)的第三階段，也是狄更斯新聞觀外化至其新聞實踐方面最顯著的時期。

作為改革者的狄更斯：

讓更多人獲得“發(fā)言”的權利

在狄更斯的整個職業(yè)生涯中，他以各種方式與新聞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1850 年，狄更斯開始了一種全新的新聞實踐活動——創(chuàng)辦雜志《家常話》和后來成為《家常話》繼任者的《一年四季》。雜志的成功創(chuàng)辦讓狄更斯獲得了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對于文字編輯的控制權。狄更斯的記者身份在雜志發(fā)行后獲得了大眾的稱道。除享有榮譽以外，創(chuàng)刊這一行為還有著另外一種話語符號的意義，這使雜志以作為狄更斯的代言工具而存在，呈現(xiàn)出狄更斯獨特的“改革家”風范。由此，狄更斯不再需要依賴其他出版商來發(fā)布作品了，他開始寫作、編輯、自行出版，為了使新聞事業(yè)蓬勃發(fā)展，他還召集了許多有才華的年輕作家為他工作。自此以后，狄更斯從一個前往艦隊街投稿的記者變成了在倫敦考文特花園附近擁有辦公室的雜志創(chuàng)辦人，狄更斯掌握的“話語權”逐漸擴大，這為他個人思想的輸出提供了有效平臺。

《家常話》正式出版時正值首次世界博覽會舉辦之際，當時正值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商品文化興起的關鍵時期，《家常話》這一名稱源自莎士比亞的作品，在狄更斯看來，雜志應該是“生活的一覽”，既夠投射出時代精神，還應該包括評論、忠告和漫談， 他要求雜志應該辦得“活潑、活潑，再活潑”。在狄更斯的打造下，雜志在市場獲得了許多人士的認可，其質量遠高于其他某些當代期刊，于是，雜志便為狄更斯輸出政治觀點和發(fā)表社會議題，從而為實現(xiàn)社會“改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狄更斯在 1850年3月30日雜志首期《寫在最前面的話》中發(fā)表了他的創(chuàng)刊宣言：

我們渴望生活在《家常話》制造的情感氛圍中，并融入進讀者的思想里。我們希望不分性別，不分年齡，不帶任何條件地成為成千上萬，也許不曾謀面的讀者的同志和朋友。我們試圖把紛亂世界中的社會奇觀、是非善惡帶入千家萬戶，了解這些，不會使我們降低對于自我的堅持，不會減少我們對彼此的寬容，不會削弱我們對人類進程的信念感，更不會減輕我們對這一刻生活在夏日黎明中如此優(yōu)待的感恩。

19世紀中葉，英國新聞傳播產業(yè)化過程逐步提升，所有限制新聞出版的法律被逐漸廢除，英國新聞出版自由幾近實現(xiàn)，這讓《家常話》作為社會改革工具的屬性及價值愈加突出。在狄更斯宣言的引領下，雜志的基調被確定下來，即多揭露社會弊病和非人道事件，關于私人丑聞和娛樂新聞的內容則一律不允許刊登。關于對雜志質量的把關，狄更斯頗費了一番苦心，除了他自己承擔的撰稿工作，他還需要花許多時間和精力修改其他投稿者的文章。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確保雜志內容的質量和自己的聲譽，另一方面，是由此保證有關社會問題、兒童教育等內容能夠更好地傳達到讀者一端。

成功創(chuàng)刊后，狄更斯的“改革家”身份在社會上越來越活躍，這是他新聞實踐的最后一個階段，即不斷突破著一位記者的“報道”工作，甚至試圖超越“解讀”和“批判”，用雜志組建起完整的“狄更斯世界”，并不斷向社會輸送著自己的思想。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弗蘭茨·梅林（Franz Mehring）為代表的學者，他們認為雖然狄更斯的后期創(chuàng)作內容遠離了真實的政壇，但卻始終懷揣著民主主義，并對社會群眾表達著關切，他寫道：“他（狄更斯）墳墓前應該得到一個來自工人階級，表示最高敬意的花圈”。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小說內容的角度出發(fā)，認為狄更斯這一類擅長揭示社會真理、批判非人道主義的英國小說家開創(chuàng)了全新的小說流派，是“時代的旗幟”。與之相反，以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為代表的一派則認為狄更斯并非一位合格的“革命作家”，無論是狄更斯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后期通過雜志完成的社會揭露工作，或流露出的個人社會愿景，只能看到一些對于法律、議會、教育等制度的簡單抨擊，卻從未真正提出過切實的改革方案。雖然這不在小說家的職責范圍內，可他也未試圖推翻現(xiàn)有的社會制度，甚至于這些作品仍然部分沿用了維多利亞社會的道德觀。

狄更斯雖然通過不同的新聞實踐表達著自己的新聞觀，但相較于把狄更斯稱之為“社會改革者”，更為貼切的說法也許是有著“改革家作風”的狄更斯。他沒有推翻舊有的社會政策，更沒有推翻或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也對參加競選提不起任何興趣，他只是盡可能地發(fā)揮出積累后的能量，為自己贏得話語權，讓更多人收獲“看到”、“聽見”和“發(fā)言”的權利，而這些通過不斷實踐和進取而成就的新聞事業(yè)，就讓狄更斯從眾小說家中如“旗幟”般飄揚而出。

（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