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汪曾祺生前不太看得起同代人的一些文章，但對于端木蕻良卻另眼相待。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送信，不知怎么說起端木蕻良，他以為這位老同事出筆不凡，是個懂文章之道的人。舉的例子是，幾年前香港一家文學雜志搞創刊紀念活動，兩人都寫了祝賀文章。刊物出來后，汪曾祺覺得還是端木蕻良高明，句子是脫俗的。說此話時，他的眼睛是亮的，就筆墨趣味來說，他們彼此有相通的地方。

端木蕻良大汪曾祺八歲，算是前輩，但彼此距離挺近。他晚年體弱多病，幾乎不參加文壇的活動，也由此，看不到躁氣，能夠沉靜下來寫出別人沒有的文字。較之先前的寫作，他的風格略變，不復小說《科爾沁旗草原》的縱橫酣暢的筆法，帶出幾分沉靜感。詞語有些幽遠之意，章法則有明清筆記之味。他放棄了現實題材的寫作，轉而研究《紅樓夢》，潛心創作長篇小說《曹雪芹》。創作之余，偶作散文隨筆，學識、趣味水乳交融，有不小的氣象在。從眾多文章看，學問家的意味漸多，喜歡訪古，瀏覽雜書，在古今文脈里往返，詞章就別是一番味道了。

他和北京文聯的許多人都保持良好的關系，五十年代，就與老舍造訪過西山，調查過清代旗人遺跡。他參加過京郊的土改，還在首鋼體驗過生活，寫過廠史。許多年間，赴遠郊參觀農林業，勘察古物，所寫文章厚重、樸實，有不少卓識在。因為又喜歡戲劇，對于繪畫與書法也有心得，文章就多了士林之風。他的豐富經歷，也帶了審美的繁復性，敢于去寫《曹雪芹》這樣的書，需要大的雄心和氣魄。林斤瀾先生有一次對我說，端木蕻良寫《曹雪芹》，是無米之炊，難度過大。言外是失多得少的，敬重之余，有點惋惜。

端木蕻良對于北京歷史與民風十分留意，他在報刊上的文章，短小多趣，像《香山碧云寺漫記》《關于“黃葉村”》《北京是我的一本大書》等，對于古人詩文與歷史形跡的點染，漫出詩意，理解之同情中，也有拷問在，一些地方繼承了周氏兄弟傳統。筆觸自如散淡，把玩古物中，又不賣弄學識，謙遜之情撲面而來。我總覺得他與汪曾祺的文章有許多默契的地方，那文風是否影響了汪氏，也未可知。不過他后來沒有汪曾祺影響大，可能是陷在“紅學”里，拘于一處，觸覺有些拘謹，整體來看，旨趣略顯單一了。

不知為何，一些研究散文史的人，不太注意他，這有點遺憾。若說北京文壇文風的轉變，他是代表人物之一。許多短文的題旨都不是宏大敘事，也無時代的流行意識。像《山胡桃》《云杉》《化為桃林》《黎明的眼睛》都屬于小感覺的流淌。但有時候也能感受到對于歷史滄桑的體味，再如《東不壓橋胡同，你在哪里》《我與“文協”》，生命的浩嘆中，有遠去云煙的卷動。善于抓住瞬間的感覺，將目光投射到悠遠之地。年輕時的寫作關注現實生態，晚年則帶出思想的縱深感。他早年在清華大學學的是歷史專業，這種求變的選擇，說不定與史學意識有關吧。

從左翼隊伍過來的作家，能夠在文體上自覺求變的，端木蕻良大概是代表人物。沉淀的經驗在他那變為與古人對話的資源，所以無論是談王夫之、戴震、曹雪芹，都左右可進，上下來得。《大觀園和伊甸園》言及“桃花源”與《圣經》，就把審美之圖擴大了。《〈紅樓夢〉里的“空”和“無”》里的佛、道、希臘詩文的聯想、感嘆，是思想與詩意的盤旋，回味的空間變得遼闊。他自覺地意識到文體的價值，人無法擺脫前人的影響，詞章的選擇也無時不在一個古老的文脈上。他多次與友人說，“唐詩晉字漢文章”才最為重要，這是章太炎與魯迅啟發的結果。他在《筆談隨筆》一文中推崇《夢溪筆談》《酉陽雜俎》、魯迅雜文，其實也道出自己寫作的文脈參照。那么說來，在周氏兄弟之間，他更親近魯迅遺風的。

也由于此，端木蕻良的隨筆依舊不忘舊念。他對于流行的文化持一種警惕態度，那些花里胡哨的藝術與文風，在他眼里不過短命所在。《赤子淚成虹》禮贊了現實感的詩歌；《警惕歷史重演》說到德國光頭黨，提醒人們注意法西斯主義復蘇；《窗外一瞥》《雞年“斗雞”》都觸景生情，有逆俗之語的閃動。他的文章并無火氣，但慢條斯理中，對于文風的弱化持批評態度。在一些看似閑談的文字間，能夠聆聽到思想的碰撞。不妨說，在汪曾祺、張中行被人關注前，其作品已開新風，若說新京派的散文能夠壯大起來，端木蕻良也有一份勞績的。

多年前讀他的憶舊懷人的文字，很是喜歡。1981年，魯迅誕辰百年的時候，他寫的《魯迅先生和蕭紅二三事》，就饒有趣味。后來所寫《茅盾和我》中的見識和情懷，也自有別人不及之處。他的敘述語態自然而帶文氣，起伏間有點民國時期文人的博雅，但又自然平淡，毫不夸飾，這也是汪曾祺佩服他的原因。他筆下的老舍、鄭振鐸、胡風、尹瘦石都傳神得很。看得出，雖然是左翼出身，審美方面卻帶有包容性，對于歷史人物和不同流派的藝術，高則仰之，善則隨之，文章也就放得開，收得攏，富有彈性。這與他的低調生活有關，雖然人脈甚廣，卻甘于寂寞，入世而不享世，在紛亂中能安之若素。這一點，他與孫犁略有一點相似。

我多次去端木蕻良在和平門的那個新家取稿，他一直在病中，不太見客。每次都是他夫人鐘耀群接待，稿子也是鐘老師重抄過的。記得最初的聯系是在1992年底，我打電話給他，希望能給《北京日報》新創辦的副刊《流杯亭》寫點什么。不幾日，便得到他的那篇《戲說“流杯亭”》，文章洋洋灑灑，古而含今，從蘭亭的“曲水流觴”談到故宮里的“禊賞亭”，還有中南海的“流水音”，最后寫到1957年于中山公園廢棄的石料堆邊的一次經歷，他發現了丟失很久的文物“蘭亭八柱”，并給《文物》雜志寫下《蘭亭八柱有下落》的文章。此文與副刊風格特別契合，掌故與見識都有，讀之古風習習。那時候能夠講清國內的“流杯亭”分布情況的人不多，他的學識也讓報社的同人佩服不已。先生縱筆春秋，談笑山水，文字沉靜，對于魏晉風度的追懷中，自己的真性情也流淌出來。《流杯亭》的作者也算人才濟濟，而他與汪曾祺的短章在那時最靈矣妙矣。現在想來，年輕時對于他們兩位，解之不多，如今重讀他們的作品，快慰之余，依然覺得有高不可攀的地方。這也說明，在那代人身上，可學的東西實在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