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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劉師培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請赴日本參與《民報》編輯。《民報》作為同盟會總部的機關報，影響巨大。但也因辦刊資金困難，產生了許多猜忌與矛盾。章、劉二位書生在1907年下半年在生存困難的窘困下，由章太炎策劃，劉師培夫婦實施了“誘竊官金”計劃。計劃實施的結果，是章、劉失和，劉師培最終為兩江總督端方收買，并在1909年春天公開入端方幕府，章太炎也陷入“以萬金出賣革命”的輿論風潮之中。辛亥革命前的日本同盟會總部，風云際會，大浪淘沙。劉師培的選擇與命運，最終成為大時代中令人扼腕的陳年舊事。這些陳年舊事，隨著新史料的發現而不斷被充實被豐富。

關鍵詞 ：劉師培；章太炎；誘竊官金；端方幕府

劉師培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請，偕妻子何震到日本，參與《民報》編輯。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兩人因學術趣味相近，反清革命意志相投，被稱為《民報》“二叔”。1907—1908年章太炎、劉師培同在日本同盟會總部。因《民報》辦刊經費緊張及生活困難，章太炎策劃、并與劉師培夫婦實施了向兩江總督“誘竊官金”計劃。“誘竊官金”計劃的失敗，導致章太炎、劉師培“二叔”失和，劉師培隨后公開入端方幕府。此事在當時的東京以及國內形成巨大風波，并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段莫衷一是的公案。隨著發表在報刊上的劉師培1908年《上端方書》、章太炎1912年《復浙江統一黨支部信》、劉師培1912年《與章太炎書》分別在20世紀30年代、70年代與21世紀初年的相繼發現，以及錢玄同、洪業、楊天石、萬仕國、張仲民、楊婷婷等人研究貢獻的基礎之上，使我們有可能對劉師培入端方幕府事件，做出更深刻地理解和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歷史敘事。

一、《民報》“二叔”與倒孫風潮

自1907年起，《民報》團隊在日本的境遇，一方面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遭遇經費緊張，思想多岐的挑戰。《民報》1905年11月創辦伊始，發刊詞由孫中山手撰，旗幟鮮明地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思想綱領，“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為辦刊宗旨。1906年5月初，孫中山在新宿主持修改《同盟會章程》，同盟會宗旨繼續表達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此皆為章太炎未來日本之前所發生的事情。7月15日，章太炎自上海出獄來到日本，在東京留學生大會上發表演講，提出“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其“文治”的思想進路，與孫中山“武攻”的思想進路著力點有別。隨后，章太炎正式加入同盟會并擔任《民報》主筆，組織了與《新民叢報》的論戰，并參與1906年底《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制定。

同盟會畢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于一役，以武裝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勁改革”方案，咄咄逼人。在重重內部危機和外來壓力下，清政府的“自改革”方案，也不失時機地款款出臺。二者構成一種劍拔弩張式的對立與緊張。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章太炎等開會紀念《民報》周年，到者竟達五千余人，是當年留日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一強。因此，防范同盟會作亂，查拿革命黨，破獲各地反清武裝起義，成為沿海沿江各省大員最緊要的任務。1907年2月8日，袁世凱向清政府請求更換駐日公使楊樞，并獻拔本塞源以遏禍萌的四策：其一，對日交涉，驅逐孫中山，查禁革命黨。其二，派員到海外華僑中宣傳，使擁護朝廷，望國強盛。其三，限制出國留學生人數，安插眼線，使革命黨孤立無援。其四，取締革命書報，使之不入內地。駐日使臣兼有監督學生之責，斯任綦重，應派有能力干預聚眾演說等類事端大員擔任。兩天后，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刊出《招撫孫逸仙》的新聞，報道張之洞寄說當局，除派偵探嚴查革命黨外，還可招安黨首。稍后，日本當局應清政府駐日大使之請，開除早稻田大學等校的三十余名中國留學生。同盟會所在地東京，充滿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

清王朝實施的自上而下的預備立憲，對《民報》號召的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并舉，自下而上的平民革命，構成一定程度的對沖。1906年12月，全力支持“平民革命”，以建民國政府的章太炎，在《民報》12期發表《箴新黨論》，提醒新學學生輔佐清廷而使新政獲得成功的種種設想，絕無實現的可能。12月2日，在《民報》創刊一周年的紀念會上，孫中山演講《三大主義之要素》，章太炎演講《平民革命與督撫革命》，這是同盟會的高光時刻，孫、章的演講，特別具有號召力和沖擊力。章太炎秀才造反、萬萬不可仰攀督撫的講述，是對科考廢除后渴望出國求學、謀求個人發展的青年革命者的忠告。此時，劉師培還未到日本。如對照劉師培1908年后投靠端方的選擇和遭遇，才能充分體會到進入不惑之年的章太炎洞悉世事之處。

清政府忌憚同盟會的聲勢，采用袁世凱釜底抽薪的策略，與日本當局商議，將孫中山驅逐出日本。1907年2月，日本外務省出面，要求孫中山自行離開日本，承諾三年后可以重返。并贈孫中山7000元作為離日費用。日本商人鈴木又附贈1萬元。此時，孫中山心心念念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故以1000元用作告別會，2000元留作《民報》費用，其余留作武裝斗爭費用。贈款及使用計劃并未告知同盟會總部的成員。章太炎一是感到孫中山對驅逐事宜，缺乏應有的抗爭。如日中天的同盟會事業，因孫中山離開，失天下人之望；二是不清楚孫中山所獲經費總數，以為給《民報》所留經費太少，幾近于放棄。故生不平之憤，而摘下掛在民報社中的孫中山照片，在照片背后寫上“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并把照片寄到香港，以表達不滿。至五六月間，孫中山發動的潮州、惠州等地起義失敗，章太炎的不滿再次爆發。在張繼、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支持下，提議同盟會改選，以黃興或其他人為同盟會總理，替代孫中山。后因劉揆一等人反對，由黃興代理同盟會總理。同盟會因清、日政府的聯合施壓，遭遇成立以來的重大信任危機。

1907年2月劉師培聽從章太炎的召喚，偕夫人來東京，住在民報編輯部，并參加了日本朝野人士為孫中山舉辦的告別宴會。劉師培號申叔，章太炎字枚叔，其提倡國粹，贊成反滿，聲氣呼應，世遂有“二叔”之目。“二叔”均有學術之癖。初到日本的劉師培，除繼續為《國粹學報》供稿外，為《民報》所寫作的六篇文章，《普告漢人》《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兩篇是針對《新民叢報》的政論，其他論文如《清儒得失論》為論學之作，《利害平等論》《悲佃論》均與推闡西方新學說有關。在同盟會內部的倒孫風潮中，劉師培傾向章太炎的立場，贊成改組同盟會。馮自由所著《論劉光漢變節始末》甚至演繹出“攘奪干部職權之策不成，漸有異志”的種種故事。

6月10日起，劉師培、何震所辦《天義》報發行，社會主義講習所的開辦，劉師培的學術重心，偏移至無政府主義學說的研究宣傳。劉師培發表在《民報》上的《悲佃論》，實際即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理論有關。在上海三年之獄中研究佛學宗教學的章太炎，在主辦《民報》期間，希望通過提倡宗教和國粹，使革命黨人情感與行動能夠真正團結起來，章太炎連續發表《無神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學》等長篇論文，同時又與流亡日本的印度志士密切接觸。1907年四五月間，張繼、劉師培與印度所謂東土舊邦革命者組織亞洲和親會，后越南、緬甸、菲律賓、朝鮮等國人士參加，章太炎親自起草《亞洲和親會約章》，和親會的宗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會員資格規定：“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1906年4月《民報》提出的對《新民叢報》辯駁綱領十二條中，標榜《民報》提倡社會主義，而劉師培6月起所辦《天義》報，提倡無政府主義。亞洲和親會是亞洲流亡者的俱樂部。章太炎對和親會的事務特別投入。其撰寫了《印度中興之望》《印度獨立方法》等一系列文章在《民報》發表。因此，對印度文化以及印度小說的譯介，成為后期《民報》的重要內容。章太炎、劉師培學術興趣的轉移和學術性論文連篇累牘的刊發，使原來以政論為主的《民報》，在對手《新民叢報》1907年11月停刊后，明顯呈現出民族與政治革命的討論減弱，學術學理的討論偏重的趨勢。這也成為1908年后“倒章風潮”興起，章太炎為人詬病的原因之一。

1907年6、7月“倒孫風潮”發生后，黃興、胡漢民、汪精衛、宋教仁先后離開日本。同盟會熱鬧議事、共圖大業的局面，變得冷清起來。由于《民報》經費困難，難以為繼，加之與印度流亡者頻頻接觸，學問欲望熾熱的章太炎與蘇曼殊商議赴印度研究佛經的想法。此想法可以6月28日蘇曼殊由東京致劉三的信作為證明。蘇曼殊信中寫道：“衲今后決意與太炎先生同謁梵土，但行期現尚不能定。”此年夏天，章太炎在黃侃、劉師培的幫助下，完成《新方言》寫作。劉師培作《新方言后序》，預言此著在異日統一民言過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7月，徐錫麟、秋瑾等光復會、同盟會會員因組織反清活動被殺害，劉師培、章太炎組織參與了在東京的演講與悼念活動。《民報》《天義》報均有紀念文章發表。章太炎還多次參加劉師培舉辦的社會主義講習班活動。本年的秋冬之際，為了便于探求學問，合作共事，章太炎、蘇曼殊共同搬至劉師培一家所租住的小石川一椽。1907年初至年底，應該是“二叔”關系最為和諧，配合最為密切的一個時期。

秉性剛烈、特立獨行的“二叔”，處在東京這一暗流涌動的復雜環境中，其心智、毅力、品格都遭受極大的磨礪與考驗。

一是徐錫麟、秋瑾案后，清政府一方面飭諭嚴密查拿革命黨人，一方面在封疆大吏中形成共識，主張對脅從者予以放寬，以免人心激變，國無寧日。倡導革命與脅從參與之間，有了或可嚴查、或可放寬的模糊地帶。

二是同盟會確立武裝反滿的戰略后，滿清官員出于各種利益與目的，與居住在東京的改良派、革命派成員增加交往接觸。如《民報》1907年4月臨時增刊《天討》，揭發若干皇族官員的劣跡，肅親王善耆、陸軍部尚書鐵良，即派安徽籍革命黨人程家檉到日本，攜金攻關《民報》，試圖改善與革命黨關系。章太炎有《與肅親王書》，甚至勸善耆加入同盟會，合謀革命。在清政府大員與革命派之間存在一個滲透與反滲透空間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找到“以術取清吏之財”的辦法？稍后章太炎與劉師培合謀的“誘竊官金”行為，可能就是這一思路的操作實踐。

三是清廷1906年9月1日下詔宣布預備立憲，推動很快。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預備立憲的行動，打破了1906年以來《民報》所鼓吹的自下而上國民革命的政治取向。預備立憲最重要的依據《考察各國憲政報告》，系由出洋考察五大臣邀請梁啟超捉刀代筆形成的。梁啟超在清政府預備立憲后，捷足先登，成立了以“實現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作為辦社宗旨的政聞社，并停刊《新民叢報》，改辦《政論》。對立憲聞風而動的還有楊度。楊度是沒有加入同盟會，但與改良派與革命派均保持良好關系的留日學生領袖。楊度響應立憲，創刊《中國新報》，寫作憲政報告，成立憲政公會，組織憲政講習會，并在預備立憲后，在袁世凱、張之洞的推薦下，進入憲政編查館任提調，如愿以償地進入預備立憲的實際操作部門。預備立憲及以后設立資政院，省城籌設諮議局，選舉議員等一系列的中央與地方官制改革，為官紳及可能成為官紳的留學生仕途發展提供機會，也提供誘惑。以《民報》為代表的反對“立憲”，主張自下而上民族與民主革命的革命黨，如何做到從容應對？是擺在駐守同盟會總部人面前的重大考驗。

四是此時的東京留學生中，各省留學生組織辦報成為一時風氣，報刊數量新增很多，言論立場與辦報風格，趨于多元。《民報》雖仍是輿論標桿，但引領天下的光耀在日趨暗淡。1906年年底向康有為驚呼“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的梁啟超，轉而在1907年7月17日致康有為的信中描述東京輿論界格局道：“革命黨之勢力，在東京既已銷聲匿跡，民報社各人互相噬嚙，團隊全散，至于并報而不能出。全學界人亦無復為彼所蠱惑者。”“吾黨今后但以全力對待政府，不必復有后顧之憂。”

二、《民報》“二叔”的“誘竊官金”計劃

對章太炎來說，《民報》是難以放下的。但同盟會缺乏凝聚力量，《民報》缺少辦刊經費，處在難以為繼的邊緣。劉師培夫婦一家在日本旅居、辦報，開銷頗大。于是，兩個學問癖深重，卻又囊中羞澀的革命黨人，有了1912年劉師培致章太炎書中所解釋的“誘竊官金”的行為。“誘竊官金”的理由是章太炎計劃去印度學佛，急需資金。“誘竊官金”的途徑是通過何震的關系，秘密運動朝廷大員，以期獲得資金支持。何震的哥哥何譽生與張之洞女婿、時任長崎領事的卞綍昌親善，章太炎最初希望通過卞，向張之洞求金。于是便于1907年9月，寫信一封，通過何震托卞綍昌交張之洞。后因卞調離長崎，其回國后，便將何震拜托之事，轉托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端方。何震回國后運動的人物，遂由張之洞轉向端方。

端方，字午橋，滿洲正白旗人。維新變法后，被作為清政府中滿族出身的新政能吏委以重任。1901年5月，任湖北巡撫，為張之洞助手。1902年10月，兼署湖廣總督。1904年5月調署江蘇巡撫，1905年1月，任湖南巡撫。1905年7月，端方作為五大臣之一，與戴鴻慈一起，帶隊考察美、德、俄、意、奧等國。1905年12月19日由上海啟程，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歸國后，在上海與江浙立憲派人物及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會商，由梁啟超捉刀代筆，起草了《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流亡學者的學術研究與國家政治的緊密結合，此事提供了一個成功但又近于荒誕的例證。端方作為促進預備立憲的功臣，1906年9月2日，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成為清廷官制改革的主要倚重力量，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劉師培與端方的交道，并不始于其任兩江總督后。1904年2月29日，劉師培曾經以劉光漢的名義，在揚州給時任湖廣總督的端方寫信，聲討滿洲亂華二百余年的罪惡，告知自己近著《黃帝紀年說》《中國民族志》《攘書》，寓排滿反清之志。漢人光復神州，應該是早晚之事。為爾輩光復以后的命運著想，“莫若舉兩湖之疆，歸順漢族”。一個20歲的少年，以通牒教訓類的口氣，寫信給清廷大員，是何等的氣概？規勸遠在湖廣總督位置上的端方舍逆從順，又不知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讀劉師培《致端方書》第一信。可以想見劉師培少年氣盛、睥睨天下的做派。而三年之后，時過境遷。當劉師培夫婦向兩江總督端方實施“誘竊官金”計劃，寫作《與端方書》第二信，轉向端方表達自首投誠之意時，會經歷怎樣的一種心理落差。

1907年11月上旬，“誘竊官金”的具體實施者何震，由日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收到章太炎的第一封信，叮囑“拜托諸事，務望盡力”。11月25日，收到章太炎第二封信，詢問與卞綍昌接觸事情進展情況。12月5日，劉師培回上海。12月25日，《民報》第18期出版，有《本社謹白》，告白章太炎腦病忽作，不能用心。頃已辭職，由張繼接任。《民報》辭職，是章太炎對劉師培國內接洽的一種呼應。12月29日，章太炎收到劉師培夫婦來自上海的信，得知進展。12月30日，章太炎第三次寫信與劉師培、何震，以為如改為運動端方，也可請楊文會在南京幫助轉圜，“得之為高陽酒徒，不得也市南宜僚”。1908年1月中旬，章太炎與劉師培夫婦第四次信：知劉師培已到上海，感謝何震于所托事盡力。章欲出家之事，有人自上海來函詢問，可能已漏泄，希望劉師培夫婦應更謹慎從事。收到章太炎的第四封信后，劉師培與端方接觸，有保民五端、彌亂十條的長信呈送。長信定位于自首與獻策：

師培淮南下士，束發受書，勉承先業。略窺治經家法，旁及訓故典章之學。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證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適時值艱虞，革命之說播于申江，揭民族主義為標，托言光復舊物。師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誣，竊以中外華夷之辨，默合于麟經。又嗜讀明季佚史，以國朝入關之初，行軍或流于慘酷，輒廢書興嘆，私蓄排滿之心。此雖由于《蘇報》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難，泯其樂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至滬以后，革命黨人以師培稍嫻文墨，每有撰述，恒令屬草。然僅言論狂悖，未嘗見之行事也。嗣蔡元培諸人設暗殺會于上海，迫師培入會。該會人數甚稀，然頗饒勇敢之概。吳樾、徐錫麟，皆其黨也。及前歲之冬，孫文居東京，創立同盟會，勢力蔓延于腹地。時師培居蕪湖，以事蒞滬，蔡元培、黃興又以入會相誘脅，并以皖省革命事相囑。然師培居蕪湖歲余，實未敢公為叛逆之舉，惟黨人密謀知之較審耳。

暨去歲之冬，東南鉤黨甚急，乃于今春元旦移居日本東京。東京為革命黨萃居之地。東渡以后，察其隱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蓋孫文本不學之徒，貪淫性成，不知道德為何物。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驟躋貴顯。下劣者則假革命之名，斂財以糊口。而內地之供其使令者，厥惟會匪。彼等固深冀四方有變，以逞其淫殺劫掠者也。儻竊據一隅，其為生民之害，胡可勝言！況內變既生，政府必以兵力弭亂。兵餉所出，必出于斂民財，而人民之疾苦滋巨矣。故為中國生民計，必弭消革命之萌，然后可以拯民于水火。加以民族主義尤與公理相違。今日亞洲各國為歐人所凌，以強權相壓抑。吾人嬰此時局，凡亞洲弱族之陷于巨厄者，仍當力拯其災，豈有同國之滿人轉可互相屠毒？況國朝入關以后，所行政治，滿漢雖間失平，然較之歐人之遇屬地，已有天壤之判。此民族主義所由當斥也。師培既持此旨，故將往日之眚，自首于明公之前。

以上為自首部分。信中將所有參與革命的行為都解釋為少不更事，為人所迫；革命黨從蔡元培到孫中山，均不學之徒，不知道德為何物；滿人統治與歐洲殖民地境遇相比，更差強人意，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公理相違。自首書中痛改前非的劉師培與報刊著述中叱咤風云的劉光漢，判若兩人。

至于所獻保民五端，是為端方所獻治政方略，其分別為民事不可輕，豪民不可縱，外觀不可飾，農業不可忽，澆德不可長。彌亂十條則是個人配合政府的行動計劃。包括個人著述演講，反對民族主義。運動《民報》停刊。保證浙江、山西無大亂。暗偵革命黨在東京有勢力的張繼、陶成章、谷斯盛、劉揆一、宋教仁等在東京的活動及與國內的聯系。有孫文、黃興潛伏內地消息，即行報告。或二三年之內，設法擊斃。對付革命黨，只宜用解散之策。若非渠魁，嚴加捕獲，轉以堅彼等之心。信中又言：“乞暫將此次之報告秘密弗宣，并俾師培時往來東京、上海之間，以徐行其志，則一二載之內，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國家之虞。”劉師培夫婦重返日本后的行為，都應該是“徐行其志”的行動步驟。

劉師培與端方長信最后，以“又稟”的方式，提及章太炎所托之事：

又稟者：余杭章炳麟，少治經學，尤深于《春秋左氏傳》。解析經誼，繼美段、王。復諳通小學，窮聲音、訓故之源。旁及諸子百家之術，觀覽略備。而行文古茂，近時鮮出其右。

特以未冠以前，嗜閱野史，遂倡民族主義。后復作《訄書》，兼為《蘇報》司撰述，致入上海西獄者三年。彼入獄以后，日閱佛典，深造有得，頓悟往日宗旨之非。

出獄以后，擬入山為僧，以畢余年。而東京革命黨人，仰彼名高，迫之東渡，使編輯《民報》。彼居東京歲余，抑郁不得志。初擬變易《民報》宗旨，以消弭種族革命。（彼所作文詞，均言佛理，或考古制，無一篇言及排滿革命。）嗣彼黨時有謗言，故彼即作檄斥孫文，并置身同盟會之外，近且辭《民報》）編輯矣。即偶有講演，亦系黨人迫彼使為，非其志也。

今擬往印度為僧，兼求中土未譯之經。惟經費拮據，未克驟行。儻明公赦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給，則國學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黨中亦失一績學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勵行，重于言諾，往印以后，決不至有負于明公。

惟此事宣露于外，則革命黨人或對彼潛加暗害，所謂以愛之者害之也。《論語》有言：“君子成人之美。”尚祈明公之力踐此言也。師培又稟。

就受人之托，代為說項而言，劉師培文要點清晰，遣詞用心。其關于章太炎的敘述，是一個學問大，嗜佛學，不排滿，因不得志而欲印度為僧的形象。如給予經費資助，國學可以多一保存之人，革命黨失去一績學工文之人。章與政府，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信中比較費解的，一是對以反滿而名震遐邇的章太炎以不排滿予以洗白，端方真的會相信嗎？二是“助以薄款，按月支給”的方案，與章太炎的計劃，在數量與支付方式上，相距甚遠。為什么劉師培會明確寫在“請求”之中？

1908年1月30日，章太炎在知道“按月支給”的方案后，寫了致劉師培夫婦的第五封信。言按月支給，一歲不過千余元，或僅數百，必不敷用。且通過領事付給，不確定因素太多。希望至少先付所開出的三萬元總數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章太炎希望的劉師培夫婦的繼續“轉圜”，沒有結果，“誘竊官金”中有關章太炎的計劃，遂胎死腹中。劉師培夫婦則因與端方的接觸，獲得了他們自己“轉圜”所需要的條件。劉師培致端方書原件1932年由周作人購得，錢玄同親為鑒真。自此件公布后，學術界認為：劉師培夫婦這次接觸，即是劉師培投誠變節的開始。

三、“二叔失和”與倒章風潮

1908年2月中旬，劉師培夫婦回到日本，3月7日，劉氏夫婦與蘇曼殊遷至新住地麴町區，章太炎仍與劉師培全家同住一處。3月31日，章太炎從劉師培住處遷《民報》社。關于章太炎遷出、“二叔失和”原因，傳言甚多，有章太炎生活邋遢不受歡迎、章太炎撞見何震汪公權奸情、張繼與汪公權口角、劉師培夫婦討論與端方交往的有關事宜為蘇曼殊偶爾聽到等多種記載。章太炎稍后請孫怡讓出面協調的理由是“學術聲名之爭”。錢玄同是這一時期與章太炎來往最為密切的學生，4月24日《錢玄同日記》中所述，也便成為最早的記載：

在太炎處竟日。知劉林生（劉揆一）與汪寄生（汪東）擬調和章、劉間，章頗愿，因致函規劉，托劉林生攜去。申叔亦本無不可，而何震、汪公權二人堅執不可調停。申叔內受制于房闈，外被弄于廝養，默默無言，事遂不果。噫！立憲黨與革命黨應該沖突者也，而談排滿者與談無政府者乃或起沖突，而其故又極小，不過為銀錢事。使外人聞而解體，可嘆！可嘆！

章太炎宣布辭職時《民報》為第18期，此期由張繼主編。張繼遭日本通緝逃離東京后，陶成章接編第19、20期。“誘竊官金”事情未成之后，章太炎自21期起繼續擔任《民報》主編。編成24期后，《民報》停刊。章太炎幾乎在單槍匹馬的局面下，四面出擊，與立憲派、《新世紀》派及劉師培夫婦掀起的倒章風潮輪番作戰。

在1908年2月25日出版的《民報》第19期，章太炎有《與劉揆一書》，評王闿運在楊度的策動下，出任湖南憲政支部會長，是八十老翁，自墮前功的行為。6月10日出版的第21期上發表《排滿平議》《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批評提倡無政府主義和推行世界語，以為“無政府主義，與中國情狀不相應”，“一國之有語言，固以自為，非為他人”。批評矛頭指向吳稚暉在法國主辦的鼓吹無政府主義、提倡世界語的《新世紀》，實際也指向與《新世紀》在上述兩個方面互動的劉師培主辦的《天義》《衡報》。8月10日在《民報》第23期發表《馬良請速開國會》，10月10日在《民報》第24期發表《代議然否論》，與政聞社及立憲鼓吹者論戰。1908年，在準備立憲的洶洶之勢中，章太炎以《民報》為陣地，成為堅持反對預備立憲的孤勇者。

劉師培夫婦向章太炎的發難，趁勢而起。1908年4月2日，章太炎遷回《民報》社后，隨著“二叔失和”的消息傳播，章太炎通過劉師培夫婦“誘竊官金”一事不脛而走，章太炎與端方的關系，是否背叛革命成為坊間議論話題。4月14日，因《申報》“東京通信”欄目有“章太炎決意出家，《民報》事從此絕不過問”一類的消息，4月21日，章太炎在《申報》發表重回《民報》辦事的聲明。此時章太炎雖已感覺劉師培夫婦與汪公權構陷于己，但仍為劉師培回護，為自己辟謠：“劉君本非險詐之徒，惟帳下養卒汪公權者，本一勢幻小人，以借貸詐騙為務。劉君素無主張，一時聽信讒言，遂至兩家構釁，誠可浩嘆。”“若謂從此入山，擯棄世事，則今日并無山可入。一切圖片言，愿勿聽納。”同一天，何震寫信與吳稚暉，利用章、吳之間的恩怨，發泄怨恨。信中言：章太炎與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俞明震均有交往的歷史；去年曾經程家檉之手，受鐵良二百金；去年九月曾上書張之洞，自言若助以巨金，則不復聞問政治問題。何震預告，有關信札，已用針筆版照像法付印，俟成即寄上。何震此舉意味著下決心要徹底與章太炎切割關系，并置章太炎于輿論風暴的中心。5月6日，《錢玄同日記》記章太炎女婿龔寶銓告知錢：汪公權施放陷害手段加害于章太炎。5月7日，一直擔任何震佛學老師，與劉師培一家合住的蘇曼殊，因“二叔”失和，而遭遷怒，被迫從劉師培家遷出。5月下旬，蔡元培從吳稚暉處知道章太炎委托劉師培夫婦運動端方之事，并得知劉師培決心將此事公布天下，頓生感嘆：“枚叔末路如此，可嘆可憐！然申叔亦太不留余地。公所謂貽反對黨駭笑，誠不免。” 蔡元培敏銳地感到“誘竊官金”與“二叔失和”一事，傳播天下，是一件讓仇者快親者痛的事：章太炎英雄末路，不免可憐；劉師培投井下石，赫然不仁；同盟會東京總部內訌，被外界所嗤笑。

身處“倒章”風暴中心的章太炎，6月1日致函孫怡讓，請求孫怡讓以劉師培父執的身份，出面調停“失和”之事。此時的章太炎，對“誘竊官金”的后果與“二叔失和”原因，與劉師培夫婦有著不同的認識。“誘竊官金”，為我所用，在清政府與革命黨互相滲透的格局下，并非不可理解不可解釋之事；至于“二叔失和”，章太炎認為劉氏頻頻發難的原因在“年少氣盛，喜受浸潤之譖”，因此請前輩學者出面調解，“勸其弗爭意氣，勉治經術，以啟后生，與麟戮力支持殘局”。章太炎并在請求信中寫明劉師培東京與上海《國粹學報》館的地址，便于孫怡讓使用。章太炎的一廂情愿與自說自話，終難實現。一是此時孫怡讓已經是重病彌留之際，此札寄到，已不及見。二是“二叔失和”的原因，在章太炎看來是意氣之爭，希望前輩學者出面說合；在劉師培這里，對章太炎的揭發擠兌，逼章太炎離開《民報》，已成為變節與投誠的一部分。

劉師培好友山西人南桂馨也參與到倒章風潮的逼宮戲中。5月24、25日，《神州日報》刊載南桂馨偽造的“炳麟啟事”，聲稱：“立憲、革命，兩難成就。遺棄世事，不攖塵網，固夙志所存也。”“嗣后閉關卻掃，研精釋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塵。” 南桂馨偽造“炳麟啟事”后，6月6日即以其父去世的理由，離開東京回國。6月20日出版的第21期《民報》，章太炎為自己辨誣。并揭露偽造“炳麟啟事”的是山西寧武府人。

章太炎的“誘竊官金”行為，因拒絕接受“按月付款”的支付方法而告結束。但劉師培夫婦“誘竊官金”的行為，卻依然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方式悄悄進行。6月中旬，何震再次回國，籌集辦報經費，9月3日方回到東京。所籌資金只夠交當地警署規定的《衡報》發行保證金的半數。10月10日，《衡報》被查禁，劉師培夫婦決定回國。10月12日，駐日公使署參贊兼留日學生監督田吳炤致電端方，為劉師培回國請款。何震10月15日拜訪田吳炤。16日端方匯款到，何震10月31日啟程回國。11月上旬，劉師培也回到上海，設世界新語事務所，且有續辦《衡報》的計劃。《衡報》10月10日停刊后，《民報》10月19日也被迫停刊。劉師培夫婦離開東京后的11月底，《民報》發生縱火案、茶水投毒案。縱火投毒者為汪公權，其因得清使館之賄而為之。章太炎幸免。汪公權投毒后即逃離東京回國。

劉師培夫婦回到上海后，便將章太炎托其運動赴印度學佛路費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加上何震的注釋，廣為散發。何震注釋中，對章太炎最具殺傷力的是第二封信中對章太炎1907年9月致張之洞信的提要：“誓言決不革命，決不與聞政治，且言革命決難成功。如贈以巨金，則彼往印度為僧。”章太炎背叛革命傳聞在繼續發酵之中。1908年冬，主持同盟會東京總部的黃興，接到劉師培關于章太炎背叛本黨的舉報信。舉報信從劉師培的立場和視角，所描述章、劉“誘竊官金”“二叔失和”之過程道：

至于仆與太炎沖突之原因，則因彼于去秋以后，與仆同居。仆因平昔所學，與彼相同，賞奇析疑，遂成莫逆。然太炎當此之時，已無心于革命，欲往印度為僧。又以無款之故，欲向官場運動，乃作函于張之洞，語多猥鄙。乃其稿藏于書中，猝為仆見。彼亦不復自諱，宣言：“士各有志，同盟會不足與有為，而研習佛教，亦當今急務。”且與仆相商，言今長崎領事卞［綍］昌為張之婿，于何震為戚屬，可將致張之函，（此為第二函，非仆于書中所見之稿。書中所見之稿，已早由郵局寄出，無回音。）托卞轉致，向張索款三萬元，以二萬助彼旅費，以一萬歸仆，為□印書之資。時震適以返國，并為彼向余杭家索款（得洋八百元），道經長崎，登岸訪卞。適卞已于前數日卸職，乘輪返國，此事遂成畫餅。然太炎之心仍未已，復作函于震，使之向金陵劉姓索款，并向卞兄緒昌及池州楊仁山謀，使以此事干江督端方。復令仆返滬，共商此事。

然仆等均知此事不易成，至滬以后，乃告以三萬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過按月支款，冀寢其謀。而彼仍作函相促，并于《民報》登告白，言：“近罹腦疾，不克用心。”（并將此報寄至滬上，囑仆等由卞、楊轉示官場。仆等一笑置之，此報旋贈高某。）此眾人所共見者。今試將太炎寄滬之函，摘錄如左：

……

此皆太炎寄至滬上書也。觀此數函，則太炎背叛本黨之跡，顯然可睹矣。嗣仆等返東京，以彼有學無行，遇之稍薄。彼轉疑仆等為彼運動，已有成效，以干沒其款；恒以語言相沖突，因之仇隙漸深。彼本移居牛込區某所。后以金不可得，乃處心積慮，與仆等為仇，盤踞民報社以自固。（彼去歲即與民報社絕，誓不再往。今忽移入其中，自為社長，其故在利用同盟會，不言可喻。）當彼未入之前，《民報》編輯及維持事，已一律由仆擔任。

適程家檉之劣跡為《二六新聞》所登載，（此系谷某所為。或言谷因去歲刺孫文事，程已向北京運動多金，彼所分甚少，故登報以泄其忿。）彼疑此稿系仆等所寄，然仆與程素無交誼，亦無惡仇；彼與程，亦非密友。（時程因北京運動事發露，劉某迫之，出金五千。程怒甚，乃思聯章以拒劉。故當彼之時，與章往來較密。）又其所以出而干涉者，蓋以仆于程事，既登日本報章，則彼去冬之運動，其實證已操仆手。今既絕交，勢必出而登報，乃為先發制人之計，妄出誣詞，登入《日華新報》。（如言將彼收信筒毀拆。實則當時門首，收信筒僅有一所。彼居其內，并無另置之筒。）又與彼同居八九月，房飯之金，伊實分文未付。惟向彼假押租三十元，彼遷居時，大聲向仆索還。此眾目所共睹者，而該報轉言仆用彼款。其他妄言，不一而足。

該報既出，仆等乃憾□□□，雖有友人調停，亦不之□。擬延律師（添田增男）控訴，因所需之費甚巨，遂以中止。嗣以將彼劣跡及往來函信，匯印成帙，擬當眾宣布，又為某所勸止。乃偕何震至民報社，將彼痛毆。此均公未至東京以前之事。

劉師培所描述的“誘竊官金”的過程，更為具體詳盡。依劉所述，在章太炎與其合謀之前，一是出于研究佛學的意圖，二是個人對同盟會失望，曾有過一次通過郵局，向張之洞投書的經歷。“語多猥鄙。乃其稿藏于書中”，為劉偶見。第一次投書未見回音，才轉與劉師培商量，運用何震的人脈，請卞代轉。劉師培的敘述，還提供了“誘竊官金”的總數為三萬元，二萬元是章旅印經費，一萬元是劉師培出書經費，豐富了二人合作“誘竊官金”的細節。

劉師培關于“二叔失和”的描述，隱瞞了他向端方上書獻計的投誠行為，而把“背叛本黨”的罪名，專歸于章太炎。又將章太炎獨力撐持《民報》的行為，說成“盤踞民報社以自固”。且聲稱章太炎未再入《民報》之前，“《民報》編輯及維持事，已一律由仆擔任”，也并非事實。章太炎在《民報》第18期發布因腦病不再主持編輯事務的公告后，并沒有停止在《民報》發表文章。《民報》第19期編務由張繼主持、第20—22期由陶成章主持。自1908年8月10日《民報》出版第23期時，章太炎重新主持《民報》。至10月19日，《民報》出版24期后，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請，下令封禁《民報》”。對于封禁《民報》的行為，作為《民報》主編，章太炎三次致書日本內務大臣，親至警廳力爭，且因交不出罰款入獄。在友人代交罰款后方才放出。劉師培自辦《天義》《衡報》后，已極少參與《民報》事務。劉師培信中所談，“二叔失和”，還緣于房飯費用等生活瑣細。

據劉文所述，“二叔失和”還與程家檉事件有關。程家檉是安徽休寧人，1899年，經張之洞兩湖書院選送，官費到日本學習。加入興中會后，促進了孫中山、黃興合作，并與宋教仁創辦《民報》前身的《二十世紀之支那》。1906年春，赴任京師大學堂農科教習，后任肅親王善耆幕僚。曾因營救萍瀏澧起義被捕入獄的同盟會會員胡瑛，假冒善耆名義，致電張之洞，乞求輕判。《民報》經費緊張，程家檉借《民報》1907年4月25日增刊《天討》有文主張使用暗殺手段，除去包括軍機大臣鐵良在內的滿族大員，說服鐵良以萬金運動革命黨，消解暗殺之舉。程家檉在1908年春，受善耆委派到日本，辦理捐款贊助事宜。馮自由《革命逸史》中《清肅王與革命黨之關系》一文記此事如下：

當戊申己酉（民前三四年）間，善耆曾派程家檉輦金三萬元赴東獻諸同盟會本部，謂此舉只對革命黨表示好意，并無其他條件。時孫總理及黃克強均不在日本，并不與聞其事。當會中庶務一職者為湘人劉揆一（字霖生），劉乃征問各干事意旨，眾中有謂雖渴不飲盜泉者，有主張此款既出諸饋贈好意，收受無礙者，結果卒為一部干事收受，致引起黨內絕大糾紛。事后章太炎語人，謂此款如用途正當，收受無礙，惜未開會解決，致貽同志以口實云。己酉間，太炎特致書善耆，勸其加入同盟會，合謀革命。函由日本同志攜往北京遞進，書投后，善耆密語程家檉，謂不愿入會，愿相扶助，囑代轉達。

章太炎1909年致善耆的信現收入《章太炎全集》中。劉師培信中所稱“程家檉之劣跡”，即指程家檉代表善耆、鐵良用資金運動革命黨之事，而章太炎因為對此事感興趣，與程家檉來往相對較密。在章太炎看來，向張之洞、端方“誘竊官金”，與接受清廷大員的獻金一樣，并不構成背叛行為。

劉師培關于自己與程家檉的關系，有“仆與程素無交誼”的表述。其實這種表述也是欲蓋彌彰的行為。與程家檉交往關系甚好的宋教仁1912年寫作《程家檉革命大事略》一文，其中有一段劉師培與程家檉商議，用清廷大員巨款買兇，加害孫中山記載：

某君不知底蘊，以為君（程家檉）已降心虜廷，令日人北輝次郎、清藤幸七郎就尚于君，欲以十萬金而鬻孫文之首。君即以白于劉揆一、宋教仁、吳崐、何天炯。某君恨泄其謀，令加藤位夫、吉田三郎誘君于僻隱之所，與北輝、清藤朋毆之，以警察聞聲，未至于死。然腦被擊傷，迄今尚時疼痛，記憶力較前為之銳減。

文中的某君，即為劉師培。沒有立功于清廷的動機，就不會有如此驚天動地的計劃和大打出手的行為。程家檉1908年8月回國，參與了以錢開道，為同盟會秘密會員吳祿貞謀取陸軍第六鎮統制的重要崗位，營救謀炸載灃未成的黃復生、汪精衛等人的多起反清事件，被善耆懸賞追殺。潛伏京師，出入于敵我之間的程家檉，易引起革命隊伍同志的誤解，1912年民國成立后，宋教仁寫作《程家檉革命大事略》，表彰其革命業績。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被暗殺。一年后，因參與反袁，程家檉在北京被殺。長期與宋教仁共事的馮自由，在時隔37年后，發表宋教仁關于程家檉的遺稿，并作重要補述。宋之《大事略》與馮之《補述》，共同保存了與劉師培有關的重要歷史資料。加害孫中山與黃興，正是劉師培與端方信中自我承諾的內容。

黃興接到劉師培的揭發信后，與湯增璧、林文等開會研究，認為章太炎心神狂亂，宗旨不定，決議以后秘密事情不與商榷。向端方謀款，屬于“私德”，其性質是誤入歧途，決定不予宣布，希望章太炎反省回頭。不予對外宣布“誘竊官金”的“私德”錯誤，是顧全大局的明智之舉，但“秘密事情不與商榷”卻惹來大麻煩。稍后，因陶成章到東南亞為《民報》籌款失敗和在章太炎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汪精衛復刊《民報》兩件事所引發的怨恨，章、陶再次掀起“倒孫風潮”。此后，為降低章、陶“倒孫”的熱度，黃興等人決定將劉師培夫婦整理章太炎“誘竊官金”信件在媒介拋出。上述劉師培致黃興的信就是1910年1月18日在《星州日報》上公開轉載的，轉載時所用題目為《章炳麟背叛革命之鐵證》。其他報刊也紛紛炒作此事。東京同盟會總部的內訌，引起嚴重的政治分歧與組織分裂。此后，有從同盟會分出共進會，章太炎領銜重建的光復會，譚人鳳籌建的同盟會中部總會等種種事端。上述事端，顯示同盟會總部內在凝聚力的缺失。

四、劉師培在端方兩江幕府

1909年3月，劉師培感到在上海無法容身，便到南京，任兩江師范學堂教習，并進入端方幕府。兩江師范學堂1902年由張之洞奏陳，在南監舊址上設建。原名三江師范，1905年經周馥改為兩江師范。1911年停辦。1914年改辦南京高師，成為南京高等教育的重要發祥地。兩江師范學堂1906年至1911年之間由曾任江寧提學使、布政使的李瑞清兼任監督（校長），繆荃孫、方履中、陳三立分任蘇籍、皖籍、贛籍學生總稽查，并參訂課程規則改良。兩江師范學堂的科學課教員，多從日本聘來。劉師培與柳詒徵同為歷史課教員。自3月到南京，至6月28日清廷任命端方改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到7月19日隨端方前往直隸督府，劉師培在南京生活的時間不過4個月左右，公私宴請，雅集賦詩的士大夫生活，成為劉師培的日常。對此繆荃孫、陳三立、柳詒徵都有記述。《時報》刊載《劉申叔孝廉之知遇》描述劉師培南京生活：

劉申叔孝廉光漢，粹于經史之學。午帥聞其名，延攬之，嘆為今世絕學。嘗與談至深夜弗倦，而供養甚優，俸糈亦厚。燕臺好士，古今無兩。而江南一班聽鼓者流，見劉孝廉憲眷之隆也，都有乞孝廉紹介于午帥。一時臣心如水者，臣門亦如市也。

劉孝廉邃于學而短于視，午帥署中，本可任意出入，無所拘罣。一日，劉乃誤闖入上房，午帥初不嗔責。今聞將隨節北洋，他日可望為京師大學經學教習。一時同學少年均艷羨之。

曾任《民報》編務與撰述的汪東，20世紀40年代有《劉師培傳》一文，言在端方幕府間：“師培為方考訂金石。”端方是當時著名的金石藏家。如僅考訂金石，絕不至于“談至深夜弗倦”。而所謂“供養甚優”，劉師培入幕每月所得在300元左右，因其出外謀生后一直承擔其伯母及劉師蒼兩遺孤的費用，加上他本人肺病遷延，因此，家庭生計肯定比在日本章太炎向其討要30元房子預交租金時，大有改善，但生活也并不寬裕。

到南京后不久，劉師培第三次上書端方，建議向蘇州、湖北學習，以城西朝天宮為校址，設立“兩江存古學堂”專門國學學校，以培養專門國學人才。各省籌建存古學堂，是張之洞1907年9月擔任管學大臣后的重要主張，且已經在湖北奏請實行。保存國學，是學人劉師培一貫的學術立場，其向端方上書繼續堅持這一學術立場；守禮保邦，是幕僚劉師培念念于正人心、息邪說的政治立場：

且近年以來，歐美諸國，競治泰東古學；都會各書館，恒遠致漢文典籍，斷碣殘碑，珍襲備至。而日本大學，亦列漢學為專門。使中國士風，長此僿陋，非惟自喪其所守，且將貽誚于鄰封。加以青年失學，士習日漓。或留學外邦，侈為忘本之談，弁髦道德，蔑侮圣賢；故書雅記，棄若糟粕，排擯翦刈，靡所不用其極。邪說蔓延，罔知所屆。又或稍窺故編，昧于擇別，援飾前言，穿鑿附會，妄歧種界，撼國本而基內憂。思亂之徒，遂得資彼片言，熒惑民庶。是則學術不正，下之則為人心之蠹，上之則貽宗社之憂。欲祛其弊，必自振興國學始。

振興國學，是居廟堂之高與處江湖之遠者，都當關心的問題。劉師培三封與端方信，可以說是劉師培人生選擇三個階段的思想標桿。

劉師培在南京期間，個人的學術研究，側重于諸子校刊。《呂氏春秋斠補》《賈子新書斠補》等成于這一時期。1909年6月，劉師培與堂姐夫林寶麟談自己的生活情況與學術計劃云：“弟頻年漂泊，備嘗艱險。近旅白門，暫為棲身之計。顧念先者未成，于《左疏》一書，不得不速為賡續，于二年以內刊板行世，以為纘述先業之一助。現到陵僅兩月，支款浩繁，而家中學費，復需按節匯寄；所購故書雖日有增益，然非旦夕所可購齊也，故家中所藏書籍，不得不擇優取用。”信中所言《左疏》，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家藏稿本。

7月底，劉師培隨端方到直隸督府。7月31日，天津《大公報》報道端方隨員名單，劉師培名列幕府九人之末。因劉師培之名見之報端，其入端方幕的事情便公開化。隨后，便是一場“倒劉風潮”。倒孫、倒章、倒劉風潮的迭起，性質有所不同，但風潮之間的彼此關聯，成為一種對革命黨殺傷力的疊加。

7月24日，汪公權在上海被革命黨暗殺。此事發生后，章太炎曾有信給劉師培，信中勸其回頭是岸，表達數層意思：一是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釁，翦為仇讎，乃為人詿誤。至鋌而走險，非獨君之過。二是彼帥外示寬宏，內懷猜賊，非可以相信依靠之人。猜防積中，菹醢在后，難免受其所累。三是與君交往，藝術素同，氣臭相及。我年長于君，若先一飯而已。君自謂文學緒業，兩無獨勝。仆豈有雍蔽之志哉！疇昔坐談，蓋嘗勤攻君過；時有神悟，則推心歸美。此蓋朋友善道之常，而君豈忘之耶？何意株守，乃尋斧柯，令中夏無主文之彥，經術有違道之謗，獨學少神解之人，干祿得鼎烹之悔。四是君雖圖片離鞅絆，素非愚暗，亦聞史家成敗之論。唐大儒陸德明、孔穎達，皆嘗為兇人牽引，先迷后復，無減令名。希望劉師培以陸、孔為范，儉德避難，迷途知返。章太炎以學術之重，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勸返，沒有得到劉師培的回應。

五、南社成員、蔡元培、吳稚暉對劉師培入端方幕府的批評

劉師培去日本之前，在上海交往一群年輕詩友。他們大部分是同盟會江蘇分會的成員。其中高旭是江蘇同盟會會長，高旭與朱少屏是柳亞子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劉師培是陳去病的入盟介紹人。劉師培夫婦在日本辦報，參加革命，成為眾少年仰慕的對象。劉師培1907年年底回國，高旭、柳亞子、陳去病與劉師培夫婦在上海酒樓有倡組文社的結社之約，即后來于1909年秋成立的“南社”。柳亞子有詩贊揚劉師培夫婦的參與革命、比翼雙飛：“慷慨蘇菲亞，艱難布魯東。佳人真絕世，余子亦英雄。憂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但一年之后，劉師培夫婦再返上海，其偶像的人設便轟然倒塌。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記劉光漢變節始末》、陶成章《浙案紀略》、陳去病《致柳亞子書》、汪東《致黃焯書》均作劉師培告密而致張恭被捕的記載。由張恭被捕，聯想到1908年7月9日革命黨人陳陶遺剛從日本回到上海即被捕，遂懷疑革命黨內有人告密。陳陶遺擔任同盟會江蘇分會會長，其回國的任務與謀刺端方有關。當時劉師培在日本，何震在國內。與劉師培夫婦交往甚多的陳去病、柳亞子均持劉師培夫婦告密所致。陳陶遺經營救一年后獲釋，成為南社重要成員。

柳亞子《南社紀略》記述道：

南社的人物，除掉后來作為發起人的陳巢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籍的黃晦聞、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以外，還有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四人。篤生和秋枚后來始終沒有加入社籍。

申叔名師培，一名光漢，字無畏；志劍，名震，同為江蘇儀征人。他倆是當時有名的革命夫妻，曾在日本發刊《天義》雜志，提倡無政府主義，表面上主干是志劍，實際卻是申叔在攬。所以一九〇七年詩上說他倆是布魯東和蘇菲亞，而一九〇八年的詩上又說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羅蘭先生和瑪利儂夫人了。但他倆后來搖身一變，做了滿清兩江總督端方的間諜，南社社友陳陶遺、張同伯兩人的被捕，都是他倆告密的。

由柳亞子文可知，劉師培夫婦是已經提前登記南社社籍的人員。風流壇坫的革命伴侶，轉眼成為美新賣友之莽大夫，必然為南社社友所唾棄。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11月。首次虎丘雅集17人中，有14人為同盟會會員。南社之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定位于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南社標榜民族主義，以提倡民族氣節相號召。對處在大浪淘沙時代而又血氣方剛的青年，是一種價值觀的引領與重建。南社以提倡民族氣節相標榜，隱隱有劉師培事件的印痕。

處在四面斗爭環境下的章太炎，對劉師培寬容和對孫中山、黃興、吳稚暉苛刻，形成巨大反差。章太炎與吳稚暉的爭執，主要是因為章太炎1906年所寫作的《鄒容傳》中敘述“蘇報案”，認定吳稚暉與負責緝拿的官員俞明震有通款行為，致章太炎被捕，鄒容投案后病死獄中。章的舊話重提，引發吳稚暉在巴黎與章太炎以書信往來的方式，互相辯難。在宣傳無政府主義與推廣世界語方面，劉師培的《天義》報、《衡報》與吳稚暉的《新世紀》互動較多。“二叔失和”后，章太炎發表《排滿平議》《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等文中，對吳稚暉和《新世紀》宣傳無政府主義與推廣世界語發表了批判性的言論。強調無政府主義不適應中國，語言各含國性以成名，中國語言文字，具有愛國保種的力量。章太炎借批判《新世紀》，也悄悄劃清與劉師培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認識分歧。

正因為章太炎與吳稚暉有以上過節，劉師培夫婦才在“二叔失和”后，把信札復制的照片寄吳稚暉。在確知汪公權被殺，劉師培隨端方入直隸幕的消息后，吳稚暉在1909年8月21日的109期《新世紀》上發表評論，對劉師培夫婦的密探入幕行為熱嘲冷諷。在學術取向上，吳稚暉以為劉師培講無政府主義，主張用外國新語，本報喜吾道不孤，且能幫助劉氏犧牲其國粹舊慣習，提倡正當進化之學理。豈不料何震與汪公權有曖昧關系，金錢不夠揮霍，遂有運動端方之舉。劉師培先作偵探，后索性入幕。劉本癡人，無所作為，明作幕僚，肆惡為難。但廉恥良心，一齊梏亡的何震，隱在幕后，行將疊演丑劇。吳稚暉對劉師培行為的分析，卻與論敵章太炎一樣，不約而同地將劉師培的歧路，歸結為“為人詿誤”。

1909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讀書的蔡元培，與吳稚暉書信來往密切。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1903年在中國教育會及《蘇報》共事。章太炎與吳稚暉爭論《蘇報》案有無通款行為時，吳稚暉便求援蔡元培，希望幫助澄清真相。蔡元培1907年冬在章太炎發表《鄒容傳》的原刊——日本《革命評論》上，發表自己寫作的《讀章氏所作〈鄒容傳〉》，為吳稚暉辯白。蔡元培認為：《蘇報》案的形成，主要原因是革命黨人沒有料到，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清政府抓捕有涉國事政治案人。愛國學社諸教員多被警局傳訊，吳稚暉被傳四五次，不存在吳與俞的通款。蔡元培對吳稚暉的支持，讓吳稚暉十分感激。吳稚暉在得到劉師培夫婦寄來的章太炎五封信的照片后，即將信札內容告知蔡元培。吳稚暉在《新世紀》117號刊出《黨人》一文，并將劉師培夫婦寄來的照片作為附錄，加記者按語刊出。吳稚暉在加敘加議的按語中，提出1907年年底劉師培夫婦已經開始為端方效力的推論：

當劉、何發表此五封信之前，太炎先生固親代彼等開無政府黨之社會講習會。彼時劉光漢與何震，非尋常疑似間之革命黨也。在《天義報》上，大名大書特書，以書函與端方通問，固猶可曰此用強硬手段也。今第三書則曰：“四弟既不往寧”，是本欲往寧也。第五書則曰：“如或未能，當面回復、此則當令六弟任之”。何以以當時劉光漢與何震之煊赫革命無政府黨，可以直往江寧，面見端方？此真不可思議之怪事。

孫毓筠固名亞于劉、何者也。端方已以獄中之精舍待之。即或憐二人之才而不殺，獨不能使與孫氏同居乎？野雞大王者，能力遠減于二人者也。然亦必任一偵探之污名，方令逍遙于滬上。乃端方獨厚于劉、何，任使大開無政府黨之講習會，暢發天義報之革命原理，從而且令續刊《衡報》。今日天日已見，方知彼固實為秘密之偵探。野雞大王尸空名，豕韋夫婦出實力耳。

太炎先生一面丐其見官，一面代其開會。雖生出一千張嘴，做上一萬篇秦、漢、唐、宋之文章，恐亦不能于此齷齪垢穢之中，尋出一點光明。

孫毓筠為同盟會會員。1906年從日本回國，被派運動新軍與刺殺端方，事敗入獄。吳稚暉從孫毓筠遭監禁與劉師培夫婦重返日本的不同遭遇中，判斷劉師培夫婦1908年春回日本時，便已與政府有某種約定，故可以繼續回日本辦報，繼續鼓吹無政府主義。

1909年8月21日蔡元培復函給吳稚暉講述劉師培故事：

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確是老實，確是書呆。惟尚雜以三種性質：（一）好勝。此尚是書呆本色。蓋所謂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也。弟尚記得一段笑話，有一日，吳彥復言：夏穗卿到彥復處，見申叔所作《攘書》，有言黎民即漢人指目苗種之名，則大詫曰，光漢小子，好盜人書。蓋穗卿曾于《漢族紀□》（見《新民報》）中有此說。以為申叔襲之，而不著其所自出也。時陳鏡泉在座，曰：申叔前見屠敬山之《歷史講義》有此說，嘗曰：吾書不可不速刊。否則人將以此說為創于屠氏也。（二）多疑。此則在其與何震結婚，及主任《警鐘日報》以后，始時時發見。其最著者，在蕪湖任安徽中學堂事，敖夢姜、陶煥卿（成章）、龔未生諸君皆與其事。后校中有沖突，敖君為某某等所毆，寄居于申叔家中。一日，敖君不知以何事到衙門一次，而申叔家人即大猜疑之，謂其告密于官，將捕拿申叔。頓加敖以白眼，立即欲驅逐之。（三）好用權術。此則弟已不能舉實事以為例證。惟曾憶有此情狀而已。此三種性質，甚之為老實人之累。

……

最后之希冀，或者彼將為徐錫麟第二乎？徐君當將到安徽之時，其刎頸交攻之頗劇烈。后來之事，大出意外。然則論定一人，非到蓋棺時竟有未可質言者。此先生所謂與進與潔之意也。

蔡元培對劉師培概括描述是以近距離觀察和多年接觸為依據的，因而真實可信。好勝，因立說追求新奇，援西說中，創立新學的需要，劉師培對學術界成說的借用，及對其他人借用的敏感，是經常發生的情況。劉師培辦《天義》報、《衡報》，即有領先《民報》，不受章太炎學術籠罩的意圖，摻雜其中。故章太炎在劉師培入幕府后的信中有“猥以形壽有逾，恒人視之，若先一飯”，“然仆豈有雍蔽之志”的自我表白。多疑，則是敏感性格與惡劣環境所致。安徽屬兩江治域，劉師培一度承擔安徽同盟會的發展會員的任務，是最容易觸動結網之處。機警與多疑，是一個分幣的兩面。多疑加心術不正，則可能走向害人。雖然已經明確劉師培的變節，但蔡元培仍然希望已入端方幕府的革命少年劉師培，突然有變，成為徐錫麟式的人物。

六、劉師培在直隸總督端方、陳夔龍幕府

劉師培最終沒有如蔡元培所愿成為徐錫麟式的人物。但在直隸幕府，卻是一種冷暖自知、頗為斂跡的生存狀態。端方接任直隸總督不久，便遭遇了被解職的命運。端方以善辦朝廷內務著稱。1889年籌辦光緒婚禮，1892年監修菩陀峪東陵，1900年西狩護駕，都使他獲得能臣干吏的聲譽和步步晉升的機會。但沒有想到，在端方任職直隸總督三個月后，卻因辦理慈禧移葬事務而遭受彈劾。端方擔任慈禧移葬事務的總辦，移葬在1909年11月9日舉行。數天后，李鴻章孫子御史李國杰以“沿途拍照，毫無忌憚”，“安然乘輿，橫沖神路”，“風水墻內，綿亙電線”三條理由，奏劾端方。端方竟因此而被撤職罷免。在端方之前，是袁世凱被解職。端、袁兩家是兒女姻親。看重端方的張之洞也在不久前離世。端方因此事被解職，反映了清宮廷權力之爭的復雜性與執政王載灃的傾向性。

端方去職后，陳夔龍接任直隸總督，劉師培仍留直隸幕府任事。據1910年3月23日《申報》上《北洋督幕之人才》一文報道，劉師培與其他三人“充書記員。專司擬辦箋啟、繕寫要折等件”。1910年2月，劉師培夫婦得一女，取名為颎。8月，因病夭折。劉師培作《女颎壙銘》《傷女颎》詩兩首，記其哀痛。同年，劉師培的《左庵集》8卷木刻本出版。此書應是1909年編成，端方掛名署檢。《左庵集》為劉師培自選學術文集，收入其學術論文159篇。涉及經學、史學、文字、音韻、史學、文學等多方面。其中在《國粹學報》刊發的論文居多。

端方去職后，在北京琉璃廠建陶齋博物館，將藏品陳列其中，成為端方周圍文人的聚集之處。劉師培繼續參加端方組織的雅集活動。1910年1月29日，端方召集劉師培等在北京舉辦紀念蘇東坡生日活動，劉師培作《東坡生日集無悶園》詩。此年9月，劉師培整理舊時詩作，在第一部詩集《匪風集》之后，訂成《左庵詩》1卷，其文風進入高古詰屈模式。

1909年6月7日，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到南京訪問端方，9月，又到北京。由于端方介紹，得到京師碩學鴻儒的接待。對伯希和所攜敦煌文獻，抄錄者有之，參觀者有之。經端方協調，將伯希和所攜珍本留京由學部用攝影法印出并排印，又將已送往法國的文本，照相后將照片寄來。很快得到三四百片，分交羅振玉、劉師培考釋。此后，學部電令陜西總督將藏經洞所余八千卷購歸，由學部保存，政府終于有了亡羊補牢之舉。此后的一年間，劉師培根據所閱唐寫本印片，寫作《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計19篇，分別刊于《國粹學報》第75至80期。因此機緣，劉師培參與了最早期的敦煌學整理研究。

劉師培居直隸幕府間所做的另外兩件與學術有關的事情。一是1910年冬在北京白云觀京師圖書館籌備處閱道藏，其曾作《讀道藏記》記其事，講乾嘉諸儒治學，常援引《道藏》，而《南藏》毀于火，《北藏》覽者不多，京師多暇，劉師培故有利用白云觀京師圖書館籌備處閱覽之便，作《道藏》提要，以利學界。劉師培整理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讀書提要，約37篇，在錢玄同編《劉申叔先生遺書》中，集錄為《讀道藏記》。

劉師培在兩江、直隸幕府做的第二件與治學有關的事情是向徐紹楨學歷法。徐紹楨，廣東番禺人，長劉師培23歲。1894年中舉，曾任道員、總兵、新軍第九鎮統制、江北提督等職。在南京任職，曾筑“藏書樓”。辛亥革命中，率新軍起義，擊潰南京清軍，進駐總督署，被孫中山稱為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劉師培在端方兩江督府曾向徐紹楨學歷法。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中有記。此后，劉師培有《古歷管窺》上、下卷之作。應該是劉師培研習古歷的學術成果。其文在《國粹學報》74、75期發表，有《后序》。《后序》檢討過去治學中對古歷應用常犯的錯誤，但沒有提及向徐紹楨學古歷之事。

1911年4月18日，劉師培有《為東漢大儒賈逵學行卓絕請從祀文廟事呈文》，東漢賈逵因有功于經學習傳，曾于唐入文廟配祀，明嘉靖九年與劉向同遭罷祀。劉師培呈文，以“方今士習囂張，诐辭競作，蕩覆禮教，播棄綱維，勢必犯上凌長，靡所屆極。非表章逵說，不足崇正學以靖人心”的理由，希望將賈逵重新從祀文廟。呈文由都察院都御史張英麟代奏。未準。從呈文可知劉師培身份為“兼任學部、揀選知縣”。

七、民國初立后劉師培、章太炎對“誘竊官金”的自辯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在數十年借債筑路與商辦鐵路的重重矛盾中，做出了鐵路干線國有、支線商辦的決定，這一鐵路國有化決定所帶來后果，成為辛亥革命引爆點。因為端方在湖南曾在張之洞麾下參與鐵路興辦事宜，故在1911年5月18日被盛宣懷推薦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會同湖廣、兩廣、四川總督妥善辦理鐵路國有化事宜。端方因此任命，重遭身敗名裂的命運。端方遲遲不愿出京，與清政府提出若干南下條件，方赴武漢。路經衛輝，晤見袁世凱，商榷要政，勸袁出山。7月5日到武漢后，劉師培從上海趕來，充任隨行。端方在武漢遷延數日，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9月10日乘軍艦往宜昌，開始了極不情愿的入川行程。因保路風潮四起，武漢、成都的局勢瞬息萬變，端方試圖在拖延與觀察中，避禍求生。武昌起義爆發后端方仍滯留夔州，11月13日到達資州。在資州盤桓期間，事情在迅速變化。清政府任命端方為四川總督，在信息隔絕的資州，端方渾然不知；11月22日，重慶宣布獨立，同盟會員張培爵被推為蜀軍政府都督。11月26日，隨端方入川的湖北新軍發生資陽兵變，殺死端方及其弟端錦，將兩人頭顱呈送黎元洪，響應武昌起義的目的十分明確。端方被殺前，指派朱山、劉師培到成都游說起義軍，劉師培因此幸免于難，后避居于朱山之家。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清政府忙著求從優賜恤端方兄弟，而革命黨在急于尋找劉師培。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是在1911年11月15日上海光復后。1912年1月11日，章太炎、蔡元培聯名在章太炎任社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機關報《大共和日報》上刊登《求劉申叔通信》：

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今古。前為宵人所誤，陷入藩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章炳麟、蔡元培同白。

4月17日，劉師培方有回應。其致章太炎書，6月4—6日刊載于北京《亞細亞日報》。其對八年亡命的追悔有二：

夫八年亡命，喪亂末資，公所知也；家室勃溪，交相謫謟，公所睹也。顧乃任重力少，希張言微，訾業有限，誘竊官金，始衿齊給，終罹脅持，其罪一也。《衡報》既封，孑身如滬。希情作述，不能引決自裁，至為趙椿林、洪述軒甘言所蠱。困株入幽，三歲不覿，其罪二也。

兩位共和大佬在尋找信中將劉師培誤入歧途預設為“宵人所誤，陷入藩籠”，劉師培也就順水推舟將自己的投幕行為歸納為兩罪：一是誘竊官金，終罹脅持；二是甘言所蠱，困株入幽。

接下來，劉師培在與章太炎信中繼續為自己行為自辯：入幕后，無結引旁馳之務，無政黨時論之議。且立有“證段昭以無罪，促吳昆使速飏”之功。段昭即同盟會會員段云，在安徽公學與劉師培同事，因萍瀏醴起義與孫毓筠同時被捕，系于端方衙門。劉師培自言曾施以援手，證之無罪。吳昆為同盟會員，在湖北響應萍瀏醴起義，事敗逃脫。劉師培自言曾幫助其逃脫。此類立功行為，與程家檉入肅親王善耆幕府，回護汪精衛等人的情況相似。

回國后的章太炎，此時熱心于調解同盟會、光復會關系，促進已光復的各省、各地、各派的聯合，且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為孫中山所反對。章、孫1912年2月7日在南京有個會晤，會晤后章太炎仍返上海，并沒有介入南京臨時政府的工作。在上海，章太炎忙于盡早結束南北對立的局面，但幾乎沒有進展，且組建統一黨，主張建都北京，并發表若干攻擊孫中山、黃興的言論，與同盟會裂痕加深。1912年年初，同盟會陣營把“章太炎以萬金出賣革命”的事情重新抖摟出來。為說明真相、自證清白，當浙江統一黨支部就此事電詢章太炎時，章太炎對“萬金”之事有以下說明：

同盟會南北諸報皆舉端方事件以為攻仆之辭，其實不值一哂，請為諸君道其原委。

仆自抵東辦報，親戚故舊，音問俱絕。后見同盟會漸趨腐敗，憤欲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與安南、朝鮮諸學生立亞洲和親會，聞印度革命黨才高志堅，欲裹糧以從之，得所觀法。于是，假貸俱絕，惟南皮張孝達有一二日之舊游，□在東京，關于文字、教育諸事，亦嘗遺書獻替。張于革命黨素無惡感，不得已告貸焉。其書屬長崎領事卞某帶歸，卞即之洞婿也。卞回國后，不敢請通，私以語端方，遂居為奇貨，□屬卞來告。其言十萬金、五萬金者，皆憑虛餌人之語。仆亦欲達初志耳，何論出資者為端、為張。而端遂欲致之鼓山（福建島）、普陀等處，仆遂決意不受。

對敵之言，自有開合張弛，同盟會人遂云仆作偵探。然則黃興出洋留學，亦端方特與官費，其偵探耶，非耶？同盟會□業咸而歸者，亦多仕宦，或為將弁幕府之屬，其偵探耶，非耶？誣人之言，心所不可。《天鐸》《民報》諸報，市井丑談，未脫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辨哉！

章太炎的自辯文字，發表于1912年6月6日的《越鐸日報》，其對“誘竊官金”事情的描述，與事實符合。向清政府高官謀資發展，是當時同盟會會員可以接受的行為，并不就意味著投靠變節。黃興留學、程家檉為《民報》籌資，與章太炎向張之洞、端方的“誘竊官金”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因此，章太炎才可以不加隱匿沒有悔意地向統一黨部及公眾輿論坦誠交代。

1912年6月，劉師培、章太炎兩封自辯書的公開發表，似乎為“二叔”參與的“誘竊官金”事件，做了一個當事人共同的自證。但隨著劉師培1908年《上端方書》20世紀30年代被發現，劉師培“誘竊官金”自證得到認同，而“入端方幕”的自證，頗受懷疑。綜合報刊史料的新發現與學術界研究的新進展，筆者對清末劉師培入端方幕府風波，做出新的梳理與勾勒，以求接近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