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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1990年以降的學術范式的探索中，陳曉明的批評實踐自有其特殊位置。如果僅從“后學”旗手意義上理解陳曉明，必然會阻礙我們充分挖掘、清理其豐富的“思想—學術”礦藏。本文擬擺脫從“后學”出發理解陳曉明的一般路徑，從其對“后新”時期（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思想的整體性判斷——“浮躁”——入手，考察陳曉明1990年代在掙扎中不斷朝向“浮躁”的回心體驗，如何影響其精神立場的選擇與批評實踐的發生。

關鍵詞：1990年代 陳曉明 “浮躁” 后現代 啟蒙

自1994年汪暉的雄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后現代主義”:以一種斷裂論的姿態對“啟蒙主義”進行瓦解——“他們不過是在說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和社會運動的‘啟蒙主義’是如何地不合時宜，因為他們已經置身于受商業化的大眾傳媒支配的、消費主義的‘后現代’社會”1；且以一種犬儒的、與消費主義合謀的姿態將市場經濟合法化。在長期學術史的描述中，“后學”的興起都呈現為一種與1980年代割席、消解一切、日漸保守的思想癥候，“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的立場和使命就此被排斥和喜劇化……‘后學’言說思想動因的‘政治不正確’導致了這一言說在大陸思想界內部未能展開更深刻的思想討論”2。

當筆者重勘被整體性負面評價的后現代諸資源，發現較之于張頤武積極地告別啟蒙，以1990年代的去精英化的消費現場；同為“后學”思潮的重要旗幟的陳曉明的批評實踐，卻呈現出一種更為猶疑的、“一步三回頭”的況味。彼時，陳曉明在“后學”凱歌高奏中所發出的不和諧音，并沒有被既定的學術史充分理解與表述。筆者認為，陳曉明并非典型的1990年代的“后學”學者，其能充分介入后現代的關鍵，實則來自“后新”時期（1980年代中后期）所產生的“浮躁”認同。一種無法告別的“現代性—啟蒙”內在情緒，在向“浮躁”的回心中，使陳曉明呈現出與1990年代諸批評迥異的面貌。

一、從“浮躁”出發

1991年陳平原說“單用‘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來概括80年代中國學界，起碼是不公允的。我更愿意將學風的‘浮躁’與‘空疏’歸結為舊規范的失落與新規范尚未形成。”3“浮躁”作為關鍵詞，構成了1990年代知識分子指認1980年代由“文化熱”引發的諸問題、以及轉向“學術”（書齋）的重要依據。轉向“學術”：一方面“可以在市場經濟的劇變和國家官僚機構的話語機制的理性化過程中……重新抓住知識分子的意義與正當性。”4；另一方面可將1980年代知識分子所負載的歷史、文化責任感進行一次象征性釋放?？陀^上為后現代思潮提出出走1980年代“現代性”打開空間。

但彼時，陳曉明卻自覺與轉向“學術”的場面拉開距離，警惕其反激進傾向；并在一種正向的意義上使用“浮躁”——“唯有在‘浮躁’的跨越中才能保持敏感性和創造性。‘浮躁’是當代理論和批評面對西方整整一個世紀的成果而造成的……‘浮躁’不過是理論的敏感性過于急迫的表現形式而已。”5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陳曉明并沒有過快地從“思想史”向“學術史”轉型，而是保持1980年代時代氛圍中所特重“思想”的“敏感性和創造性”。而這種保持的底氣，源自于其把“學術史”所反對的“浮躁”，作為彼時思考的出發點。換言之，陳曉明并沒有隨轉向“學術”而進入1990年代的論說場域，而是試圖停留在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熱”所制造的某種理論熱癥——“浮躁”——中，保持類似“繼續革命”模式所帶來的不斷自我推翻、更新的批判力。在這種自我推翻、更新的批判力中重塑后現代話語，雖指向對“深度模式”的拆除。但其后現代話語自有面對現實的分量——“20世紀的文學走出深度之后，不會一勞永逸地在‘平面’上游戲?！矫妗贿^是飽受磨難的文學（藝術）暫時的棲息地”6。至少在1990年代來臨的前夜，后現代話語被陳曉明視作“繼續革命”模式中最新的一環，它隨時可能被更新的一環替代。這個隨時的緊張感、不穩定感，就是后現代話語與“歷史—現實”接壤、摩擦的地方。這與1990年代中期前后“后學”論爭中，企圖引入后現代話語來一勞永逸地“終結現代性”，有相當距離。

1980年代末，在其與汪暉合寫的《文學的巴別塔已經倒塌》中，我們能更清晰地發現作為“浮躁”的后現代自我生成來自于對失落的“現代性”挽歌，“他尋找歸宿而注定無家可歸，他渴望有序而終于無序，對統一性的探尋只能歸結為不統一”7。甚至將魯迅抉心自食的中間物意識（典型的啟蒙主義思維）與后現代的文學事實以及批評提案相對位。進而，在彼時陳曉明的身心體驗中，后現代話語的啟用毋寧是“啟蒙大眾”向“自我啟蒙”的轉型。一種強烈“現代性—啟蒙”內在情緒對后現代話語的重置，使后現代話語中涌現了自我啟蒙的品格。

如是，重思既往的學術史寫作是有必要的。一種線性時間的歷史梳理究竟有沒有可能處理一種非線性、去中心、轉向歷史空間化、多變的后現代思潮的登場？如果說八九十年代之交，后現代面對著一種“浮躁”的理論過剩的時代熱癥。那么，不同后現代學者如何入門、如何在巴別塔倒塌之后選定個人的理論—現實參照系、以及運用參照系能達成何種結論，一定會產生或細微或顯著的差異。后現代本身意味著一個極為“浮躁”的多線敘事。正如汪暉彼時判斷，中國的“后現代主義”表現出更甚于中國的“啟蒙主義”的含混。

從參照系出發，有助于區分陳曉明與1990年代初出現的后現代主義者所呈現的差異。陳曉明是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脈絡中，以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后新時期文學”（“先鋒派”“新寫實”）為參照系，完成的對后現代的轉向；而張頤武們更多是面對1990年代商品化浪潮、第三世界現實處境，經由對經濟—政治結構的認知，完成其轉向。這也就是陳曉明要一再區分“中國的后現代好像一直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先鋒派的，一個是大眾文化的”8。背后實際上隱含的是，陳曉明對自身批評位置的把握。駐足于1980年代中后期，而非1990年代；駐足于文化—思想、而非經濟—政治——構成了陳曉明在后現代思潮中的獨特站位。如此站位，使陳曉明并沒有站在“告別革命”的1990年代延長線上，以“某種老于世故、幾近犬儒的見地”9，一勞永逸地體驗后現代所帶來的“歷史的終結”。當后現代的提案與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派”深度捆綁，陳曉明不得不掙扎于如下處境：1990年代必將到來、大眾文化越談越熱、“先鋒派”喪失自身的歷史勢能——“‘先鋒派’從來都是藝術進步的犧牲品，那些最后的殉難者不會再有激動人心的悲劇效果，有的僅僅只是自殺者的凄涼和悲哀?！?0現實中后新時期參照系逐漸式微、理論上后現代難以再“后”，向“浮躁”回心，正面臨著自身的批評限度。

當“浮躁”走向艱難，重新理解“后學”思潮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993年《無邊的挑戰》則別具意義。這本書的出現并不意味著一種“后”的開啟（學術史的一般論斷）——后現代打開了自己面向現實的理論可能性；反而意味著一種結束——后現代話語終于在深入1990年代后，將其因文化/思想潰敗而生成的創造力11消耗殆盡。

“現在已經沒有人懷疑這段歷史（先鋒派歷史）意味著一次藝術革命，同樣，也少有人相信這次革命能開創文學的歷史新紀元……所謂‘先鋒派’完成的藝術革命，不過是文化潰敗時代的饋贈，并且是最后的饋贈。”12當彼時的陳曉明與“后學”思潮的贊歌逆身而行，其身上“現代性—啟蒙”的姿態被照亮，“經歷過八十年代前期文化洗禮的人們（例如我本人），總是難以忘懷那些熱鬧的場面”13。魯迅的中間物意識從1980年代末延續到了1990年代初陳曉明的自我表述之中。在文化上扮演尷尬的雙重角色的陳曉明，“一方面我們拒絕那些獨斷論的‘絕對真理’和不可能的‘終極夢想’；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不能忍受不負責任的、急功近利的、虛假的文化現狀，試圖拆除那些人為的思想障礙”14。在“浮躁”時代氛圍中，陳曉明陷入過?！懊舾行院蛣撛煨浴钡腻礄C：既拒絕“新啟蒙”所帶來的“大寫的人”的政治性想象；又拒絕妥協于商品化的“小寫的人”的后現代處境。

心有不甘的“宕機”，體現出其內置的“現代性—啟蒙”情緒幽微的返場——既反1980年代理想又反現實的理想主義?！艾F代性—啟蒙”情緒因雙重拒絕的無根，使陳曉明身心對過?！案≡辍钡捏w驗，變成了過剩的“匱乏”。彼時，1980年代中后期“先鋒派”的形式實驗恰好與陳曉明過剩而“匱乏”身心形成了一次深度對位與連接?！跋蠕h派”在《無邊的挑戰》中，被視為對世紀末美學神話的照亮。毋寧說是照亮了一代學人短暫從“匱乏”中“自我啟蒙”的情緒，以及精神安頓的可能。陳曉明無不想從形式實驗中，抓住形式注定難以包蘊的歷史—現實和身心實感。“我堅持認為，我們時代的‘晚生代’終究是從自己生存的文明現實中體悟到特殊的記憶形式，并且以此表達對語言異化和歷史困厄的反抗。那些多元化的決定作用最終要依靠深刻的生命本體力量來實現?！?5但堅持隨著“先鋒派”的失敗而失敗。明知失敗的失敗，凸顯出陳曉明于“浮躁”的的跨越中，“無邊的挑戰”的決心。

《無邊的挑戰》在文化潰敗的時代，做出了一次極具洞見的學術史發明：后現代話語之于文化的創造力（1980年代中后期），業已在后現代處境（1990年代初）來臨之前，耗盡了其動能。換言之，后現代話語的創造力和其處境呈現出一種錯位。當一種話語不再構成一種現實處境的異質物時（譬如，后現代話語之于80年代中后期“現代性”轉型的現實狀況），“浮躁”將因缺乏新質（錯位的異質物）而空轉，進而錯失與現實的摩擦力。所以從“浮躁”出發，向“浮躁”回心，毋寧說是身處1990年代陳曉明希望經由“浮躁”——向后新時期的歷史情緒借勢——倒逼出這樣錯位的異質物現身，以更好地咬住，并挑戰—克服彼時錯綜的1990年代歷史—現實。

二、“真實”的批評尺度

正如“浮躁”所提示出的那種自我推翻、批判，陳曉明對“浮躁”的態度以及借由“浮躁”所構建的批評尺度，并非一成不變。甚至同一時期，陳曉明對“浮躁”的態度也呈現為一面肯定，一面卻抱有隱憂。如果說在1989年《拆除深度模式 ——當代理論與創作的轉型》中“浮躁”表現為一種“敏感性和創造性”。幾乎同期的另一篇文本中，“浮躁”則被視作：“不妨把現代的思想‘進步’看成是一連串的思想掠奪。這里已經沒有秩序井然的線索，只有各種觀念的堆積”，則“已經糾纏住現代人的頭腦。這到底是現代精神崩潰的預兆”16。換言之，早在1980年代末，陳曉明一面認為“浮躁”激發“先鋒派”朝向一種巨大的美學成就；一面也前瞻性地發現了“先鋒派”潰敗的遠景，甚至現代精神潰敗的遠景，無不與過剩的、無標準的“浮躁”有關。當1980年代前瞻迅速在1990年代成讖，陳曉明并沒有來得及從崩潰感和可能性交織的“浮躁”中，迅速找到新的可供安放的批評尺度?；匦挠凇案≡辍?，又在“浮躁”的動力裝置下試圖超克“浮躁”，陳曉明逐漸形成一條以“真實”為支點的新批評尺度。

《無邊的挑戰》中說“努力尋找一種‘真實的歷史感’——對于我來說這是文化批判的基本立足地，我們無法否定一切，拒絕一切”17。面對全球化的后現代處境下錯綜的結構和反結構，努力尋找“真實的歷史感”很可能會陷入到某種紊亂、歧途和自我矛盾。但陳曉明并沒有因困難而放棄尋找，或當機立斷。站在當下重新細讀陳曉明1990年代文本，會發現其中的論述存在一些困擾、猶疑和觀點的抵牾。但或許正是由于這些抵牾，使筆者得以一窺1990年代陳曉明把握文學發展之慎重與努力，以及一代學人珍貴的學術精神。本部分擬從1992年《常規與變異》（下文簡稱92年文）、1993年《反抗危機》（下文簡稱93年文）、1995年《真實的迷思》（下文簡稱95年文）中考察其“真實”觀的變遷。

根據《常規與變異》的落款提示，“初稿于1991年12月 改畢于1992年6月”。這篇斷斷續續思考了大半年的文章，提供了有關陳曉明思想—精神變動的痕跡。陳曉明在文中，一面如《無邊的挑戰》中態度相仿，將“新寫實”、“先鋒派”、王朔等等梳理進1990年代文化潰敗的處境中而表現出失望——“如果這次常規化是一次一勞永逸的休憩的話，那對于小說反倒是一次真正的末日審判，那些小打小鬧的變異，不過是理屈詞窮的辯解而已?！?8另一面又在其中隱約尋找重建文學和文學批評尺度的肯定性因素：譬如說“新寫實”已經有向“尋求更復雜和更縱深的歷史意蘊”的勢頭，這顯然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后現代話語中拆除“深度模式”，將歷史去歷史化的訴求有所不同；譬如肯定扎西達娃、余華、王安憶等人的1990年代寫作，著力于他們如何處理“真實”等相關問題的分析——“給出了現代（或后現代）生活的真實體驗”，“表達了余華‘回到真實的生活中去’的愿望”，“活生生的歷史故事”19。這條不斷摸索“真實”的以及“真實的歷史感”的線索，在陳曉明面對文化潰敗的歷史性悲情、整體的負向評價中逐漸浮出論述的地表。文章最后一節中，陳曉明拋出了形式實驗（語言的烏托邦）潰敗后，另一種批評和寫作的可能——即“回到‘真實的’生活中去”20。換言之，當以后現代話語為限度的形式革命在耗盡自身的歷史勢能，“浮躁”所期待的錯位的異質物，被發明為“真實”。

對陳曉明來說，彼時，如何闡釋何為“真實”的批評尺度有猶疑。一方面，后現代話語仍對“真實”的表述影響很大：“真實”可以以“不真實”來自我呈現——因為這恰恰是后現代生活中真實體驗；“真實”亦可以是對1980年代真實的理想主義的解構、重寫。另一方面，一旦文化潰敗感激發出的“現代性—啟蒙”情緒開始攪動陳曉明的身心，作為“對生活，歷史，對人情世故洞察力”的“真實”，就企圖返回后現代話語的前身——批評的倫理建設。

但在1993年《反抗危機》中，或許是因為陳曉明深度參與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與“后學”思潮同步發生，其態度和立場迅速明確為擺脫1980年代情緒的策略與批評尺度。相較于1992年文中還沒找到“真實”的可靠分析文本而猶疑；1993年文中則干脆利落地將“真實”直接對位于“新寫實”。相較于1992年文中“新寫實”還被視作“這又是一次堂而皇之的撤退和自作聰明的受降”；在1993年文中“新寫實”已然變為“‘先鋒派’進入歷史是一次退卻的話，那么‘新寫實’則可以看成是一次沖刺”21之類的肯定性表述。

當“真實”與“新寫實”相對位，后現代話語更為明晰地操作了“真實”意義的生成。譬如1992年文中“更復雜和更縱深的歷史意蘊”，進一步明確為1993年文中“向著‘歷史’縱深地帶行進，‘新寫實’小說雖然保持原來求實的敘事法則，卻也更多寄寓了對‘歷史’的特殊理解……這種‘理解’完全是敘事本身呈現出來的”22。以及“試圖發掘不同的歷史法則”23。換言之，彼時復雜和縱深的“歷史意蘊”（“真實”的表現之一）并不源自對某種“歷史客體”的尋索，而是在?？轮R譜系學的意義上將“歷史”視作經由不同“知識—權力”操作得出“歷史敘事/法則”。唯有對不同“歷史敘事/法則”做出特殊理解與把握，才能生成真實的“歷史意蘊”。

針對“新寫實”進行創造性摹寫的“真實”，也更明晰地建立在兩個指標上。（一）個人化的“后革命”寫作。在1990年代提出“真實”并以其作為批評尺度，毋寧說是對“新時期”狀況及其之前的“集體”情緒和準“革命”狀況“非真實”的指認。雖然陳曉明也意識到“盡管說，放棄一種意識形態實踐將會落入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圈套”24。但他同樣意識到，如果不從實質層面上重構被“現代性—啟蒙”情緒影響的“真實”觀，而僅僅在形式層面上與后現代保持某種同構，我們將始終無法走出1980年代文化潰敗感的困境。“真實”觀以超克后新時期的“浮躁”限度出現，并為重思后新時期的文化潰敗如何在1990年代不潰敗提供契機。（二）“反抗虛構”。當“真實”從對形式—虛構的高蹈落地為“反抗虛構”，陳曉明對后現代與形式革命同構的認知，也就轉變為后現代與“現實—真實”同構的認知——“拒絕遠離生活經驗的敘事”。當現實生活本身已然經由商品化浪潮而被指認為典型的后現代處境時，“新寫實”（后現代話語）對“真實”的摹寫，變成一種“無為”——“粗糙素樸”“簡明扼要”“零度狀態”等。因后現代在現實中俯拾皆是，陳曉明無不敏銳地判斷“其‘反抗性’意義，乃是歷史強加的結果。如果略去這一背景，‘新寫實主義’將一無所有……當代文明（的解體情境）在文化上給予‘新寫實主義’的，要遠遠大于‘新寫實主義’在藝術上給予當代文明的貢獻”25。后現代的歷史背景，為“新寫實”創造了指向“真實”可能的批評尺度。所以吊詭的是，當現實處境后現代化，古老的長時間被指責“不真實”的經典現實主義寫法反而獲得了其生命力。后現代似乎只有走向自己的反面，才能贏回對自身的言說。而針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表述和明確，則留待1995年《真實的迷失》的努力。

1993年文中，雖然從表面看對“新寫實”的評價一改往日態度，但細讀之，仍能感受到其中的不和諧音，零星地將“現代性—啟蒙”的情緒泄漏出來。譬如，“新寫實”這種缺乏“革命性”的寫作方法是讓陳曉明感到失望。這種失望來自于“后新時期”由“先鋒派”建立起來的“純文學”意識：如果“新寫實”沒有能力提供一種新的寫作方案，其在自足的文學審美的層面上如何成立？譬如，陳曉明在為“新寫實”的“真實”尋找支點時，引用了李銳的表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生命的真實記錄者”，“需要用刻骨的誠實來面對自己，面對我們身處其間的雙重的幻滅”26。筆者注意到其在腳注中補充到“對‘刻骨的真實’這一詞的偏愛，某種程度上受到該文的影響”。如此“偏愛”所攫取的、激蕩的強烈情感共鳴，究竟來自于何處？顯然并非來自摹寫經驗表象的“新寫實”本身對陳曉明的觸動（因為“新寫實”在陳曉明的批評視野中，視作一種不得不的妥協），而是來自“刻骨的寫實”背后所反映出的“自己生命的真實記錄”“刻骨的誠實面對自己”這樣喚起陳曉明對應的“生命本體力量”的、抉心自食的自我啟蒙。這恰恰是“新寫實”無法提供，而“現代性—啟蒙”獨有的安頓身心的“真實”體驗。

1995年《真實的迷失》試圖通過梳理“真實”的譜系，把握1990年代使用“真實”的分寸。這篇文章一面勾連起上文所說的經典現實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新寫實”）之間的悖論/斷裂：首先，將作為一種寫作手法的經典現實主義轉化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歷史事實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而，將“真實性”視作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后現代主義都共同追求的、一以貫之的美學基本范疇。另一面也在“真實”的譜系細致梳理中陷入“迷失”?！罢鎸崱痹凇跋蠕h派”那里“不再是客觀真理，不再是還原現實的法則，僅僅是個人的感覺和內心體驗。他們樂于在語言的平面和幻想的空間舞蹈”。在“晚生代”中指向“抓住當代生活的外部形體，在同一個平面上與當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隨波逐流的方式逃脫經典現實主義文學由來已久的(反映歷史本質規律)的規訓”?！罢鎸崱痹趦让婊c隨波逐流中，迷失了自身作為尺度的意義。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解構，不意味著我們終于贖回了“真實”，而是“一系列新的（也許是更嚴重的）問題剛剛開始”27。

從1992年《常規與變異》到1993年《反抗危機》到1995年《真實的迷失》，陳曉明逐漸完成了自身以“真實”為支點的批評尺度。正因“真實”作為參照系介入彼時的文學研究、批評的場域，陳曉明得以敏銳地把握混沌的1990年代文學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值得努力的方向。同樣，也正因“真實”本身構成一個復雜、多義的話語場，陳曉明才能夠不安頓于某個變動不居的判斷標準。從客觀上說，選擇復雜、多義的“真實”為支點的陳曉明，實際上內在仍指向著一個不斷回心的“浮躁”?！案≡辍敝心欠N沒有辦法很好地整合一個世紀的西方資源與中國現實處境的不穩定感，構成了陳曉明啟用“真實”為批評尺度的動力，并進一步激活了處理1990年代“真實”狀況時的理論敏感性與創造性。

但即使如此，也必須承認“真實”的批評尺度，在陳曉明1990年代的表述中始終懸而未決。從1992年文中表現出對后現代處境中“新寫實”調和、折中的失望，到1993年文中對“新寫實”調和、折中的寬容、默許，到1995年煞費苦心對“真實”歷史化后再次表露的隱憂與遲疑?！罢鎸崱钡淖穼?，似乎越慎重、越努力，就越疑竇叢生、越迷失。

三、再造人文精神與“浮躁”的限度

面對“先鋒派”形式實驗的潰敗、重構批評尺度時“真實”的迷失——向“浮躁”回心，一次次從活力走向不了了之。我們必須正視，“浮躁”（敏感性與創造性的過剩）終究是一次次不得不的消化不良——“及物”時疲軟與對問題真正解決的延宕。1990年代的陳曉明，正迎來“浮躁”的批評限度。但這一限度恰如木山英雄分析魯迅那般，是由“作為契機的‘失敗’意識及與此相聯系的絕望感，和再無法歸于沉默的生之運動之間的矛盾糾葛”28而促成掙扎與纏斗的限度。這種深度嵌入“失敗”“絕望”與“生之運動”之間的身心糾葛感，以及經由掙扎與纏斗逼近限度的決心，或許正是當下愈發流水線化的學術精神場所重度缺失的。

本部分擬從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與1990年代末“知識分子”與“民間”詩人之爭——兩次分別開啟和結束1990年代的論爭——出發。由前者中梳理一條貫穿陳曉明1990年代的精神立場，從而充分理解伴生于“浮躁”的“現代性—啟蒙”內在情緒如何“生之運動”；由對后者的細讀，探討“浮躁”為何最終迎來自身的限度。

回看1993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討論”，筆者以為，1994年陳曉明《人文關懷：一種知識與敘事》對“人文精神”的批判，其實并不來自對“人文主義者”判讀當下處境上的不同理解。譬如，崔宜明說“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廢墟”29，陳曉明在《無邊的挑戰》中同樣提供了“潰敗”的1990年代文化景觀。陳曉明也并沒有像“后學”的另一面旗幟張頤武一樣，以理論立場的不同，來批判“人文精神”：過快地將對“人文精神”的批判放置在“現代—后現代”的對稱框架中，進行一次迅速且有效的后現代話語理論操演，以擊中“人文精神”“權力—知識”的操作機制。而是花了大量的筆墨對人文主義者表達“歷史的尊敬”，“我感興趣的依然是那些懷有真實歷史感的同代學人，他們的人文立場和終極關懷構成了這個時代意味深長的文化現象”30。這種尊敬是一種“同路人”的尊敬。在《無邊的挑戰》中，陳曉明對自己也同樣表現出一種后人文主義時代的人文主義者的想象，“對付這個自行解構的時代——為了使自己不會落到堂·吉訶德那種可笑的境地，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扎根‘在人文科學的浪漫主義傳統之中，在其人文主義傳統之中’”31。所以，陳曉明不僅不反感“人文精神”，甚至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人文精神”的追隨者。那么，問題就變成了：陳曉明究竟為何在此次論爭中站在了“人文精神”的對立面？

回到《人文關懷》文本，“人文精神”之于陳曉明的真正不滿與憤怒在于：“人文精神”被旗幟化這個行為。當“人文精神”被旗幟化，變成一種迫使知識分子“殉道”的道義，其就被釘在了某種不可反思的神話位置。1990年代好不容易贖回“小寫的人”的知識分子，重新嗅到了1980年代“大寫的人”的那種消極的意識形態氣息。一種默許在一代學人中的對“人文精神”戀舊之煎熬（因為人文精神意味著1980年代自身實踐的“失敗”意識與“絕望”感）突然被“人文精神大討論”合理化。“人文精神”不再作為隱匿于學人心中成為面對當下“潰敗”處境時的痛定思痛，而是作為失敗的80年代經驗的重新復活。尤其對于在“浮躁”中持有更新理論手段的后現代主義者來說，對失敗經驗的大肆宣揚甚至權威化，這毋寧是一次徹底的倒退。

“人文主義者”實際做出的批評實踐，也證實了其在后現代主義者眼中的倒退。譬如，王曉明輕易地使用“人文精神”的尺度，認為1987年以來的“先鋒派”“新寫實”興起導致了“精神后退”。這顯然與陳曉明在掙扎與纏斗中生長出來的判斷是抵牾的。所以我們不難理解陳曉明雖未直指“人文精神”，卻對其批判充滿了范式的不滿。同樣，也可以理解1993年陳曉明在《反抗危機》中對“新寫實”的辯護。陳曉明動用后現代話語對“人文精神”的知識構型化、權力化、精英—權威化進行批判，毋寧說是憤怒于“人文精神”這面旗幟與“人文精神”作為安頓身心的生之力量已經相去甚遠。在《人文關懷》最后一段，陳曉明對自己的批評態度做出了區分：一面尊敬有“人文關懷立場的當代知識分子”；一面打破對“尤為關注人類的命運和精神價值”這樣人文主義者存在的迷思——“他們也不過是在講述一種話語”。對后者的不滿：來自于后現代話語形塑的后現代處境中“小寫的人”，已經不必要也沒可能擁有這樣的命運和精神動力；來自于陳曉明自身的人文精神體驗以及宿命感——“我們時代的人文主義者以及‘純文學’的追尋者，發現自己處在絕路上……19世紀尼采說‘上帝死了’，20世紀?？抡f‘人’死了，我們不可能指望任何‘個人’來拯救歷史，甚至連文學都拯救不了。而我們——這些文化守靈人，只有被命運拖著走，這就是我們的劫數”32。

陳曉明從“人文精神大討論”中反映出的獨特精神立場，我稱之為——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這樣的精神立場將一直綿延在其1990年代的批判實踐之中。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究竟為何？前一個“人文精神”是作為立場的、不經反思挪用1980年代時代情緒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之于陳曉明來說，已然作為一個疼痛歷史事件而“失敗”了。而“反”的意思是讓在論說者身心已然形成觀念的、失敗的“人文精神”重新問題化，甚至在當下處境中生長出反對它的力量。這就是說：即使“人文精神”失敗，而彼時實無替代“人文精神”的更好提案，陳曉明依然拒絕沉默，也拒絕退回1980年代的失敗情緒中。在對“浮躁”的跨越中反“人文精神”，生發“生之運動”。后一個人文精神是指，經由1980年代文化洗禮的一代學人（包括陳曉明）自然而然與人文精神相連接的那種情緒。這種情緒可以是戀舊的、作為中間物而感到尷尬的、在意識之下混沌不明的。一旦意識層面對現實處境出現了巨大問題，新的洞見亦難以解決。這種作為情緒的人文精神會成為攪動陳曉明身心和現狀的異質物，進而影響其精神立場、批評實踐。換言之，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并不是邏輯層面上辯證法的揚棄，而是精神層面上不得不的自我掙扎。這種掙扎不意味著正確，而僅僅是經歷過1980年代美好的陳曉明面臨1990年代巨變時，突如其來的中間物般的自我感知。當1980年代“現代性—啟蒙”的挫敗，陳曉明對人文精神進行懸置。其拒絕沉默走向了另一面——以后現代話語反“人文精神”。但當1990年代的挫敗同樣是隨之而來，那個懸置而未遺忘的人文精神將攪動陳曉明的身心。被懸置而未被遺忘的“現代性—啟蒙”裝置，在人文精神的攪動中，以自我啟蒙的方式開始了其“生之運動”。

當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這條線索厘清，我們就能把握1990年代末“知識分子”與“民間”詩人之爭時，陳曉明的立場傾向。譬如，陳曉明雖站在了被“民間”視作精英、權威的“知識分子”寫作這一面，這一看似與“人文精神大討論”相反的抉擇。實際上內在精神立場卻是一貫的。如果說當1980年代“人文精神”作為旗幟，已然喪失了人文精神的內涵且難以作為彼時補足思想狀況的動能。那么，1990年代詩歌（“知識分子”寫作）之所以獲得陳曉明的贊許，正是因為：在“思想空場”的時代，他們雖與當年人文主義者一樣憤怒，一樣是1980年代的人文精神中生長的一代，卻深刻地認識到1980年代的整體失敗與退場，“總之必須與1980年代決裂......至少必須在精神上死一次”。從“啟蒙大眾”到“自我啟蒙”，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攪動的身心，不能以整體性而只能以后現代處境下零星碎片的方式，對“思想空場”進行補足。“一部分詩人不過是在這個分裂的間隙（in-between）以一些單薄的思想片斷填補思想空場，雖然無濟于事，但總是一種努力?！?3

“努力的無濟于事”與“無濟于事仍要努力”感，始終縈繞于陳曉明1990年代的批評情緒之中。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陳曉明曾雄心勃勃地從“浮躁”中感受到理論過剩，并認為這正是獲得“敏感性與創造性”的契機。但1990年代無數次尋索與迷失后，身處1990年代末，陳曉明發現努力最終迎來的仍是“思想的空場”。“浮躁”的理論過剩，終究沒能轉化為思想的過剩、更不必說行動的過剩。理論與思想的錯位，正在切實地迎來“浮躁”的限度。

《詞語寫作》就是面對“浮躁”的限度時，出現的一篇重要文獻。無疑，《詞語寫作》以其深刻的批評洞見打開了1990年代詩歌研究的一個重要向度：即“語言本質主義”（詞語寫作）與思想縮減之間的對位關系。但另一方面，陳曉明在評價“1990年代中國文學唯一還有創造性和生命力的行當可能就只剩下詩歌”34所用的尺度，恰恰是那個八九十年代之交深刻激蕩著其身心的“先鋒派”的尺度。語詞寫作毋寧說是“先鋒派”形式革命在1990年代詩歌中的呈現、復活。

暫且不管語詞寫作有沒有使1990年代詩歌陷入自身的困境，其確實讓陳曉明看見了形式革命不斷自我生成、具有長時間生命力的可能。陳曉明對“先鋒派”的判斷是：“用形式主義策略來抵御精神危機，來表達那些無法形成明確主題的歷史無意識內容”35，這與判斷1990年代詩歌（尤其是“知識分子”寫作）“機智地遣詞造句，巧妙地避開思想重負，在語詞碰撞的瞬間，既把自己與時代剝離，又委婉地與其擁抱?！?6幾乎如出一轍。由“語詞—形式”構筑的美學烏托邦，從“抵御精神危機”“避開思想重負”諸類表述中泄密而出。

“浮躁”的懸浮感終究無法形成憤怒抑或革命穿透思想壁障。在后現代話語與巨大歷史創傷（告別革命）的裹足中，陳曉明只能期待一次次迂回地觸摸“歷史—現實”——無論是表達歷史無意識、還是與時代剝離又委婉地擁抱。當1990年代初的批評尺度與對尺度的反思，最終落到1990年代末的無可奈何——“個人性既是一個出發點，也可能還是一個終點，也不得不是一個終點”37。陳曉明在一次次向“浮躁”回心的激情中迷失了如何落地，最終迎來了自身以及1990年代一代學人的倦怠和“浮躁”的自我重復。彼時，唯有突破“浮躁”的限度，才使陳曉明獲得向陳培浩所說“學術深化和成熟期”38跨越的契機。

余 論

以1990年代的陳曉明為方法，我們已然獲得了一種與汪暉所批判的“后學”完全不一樣的后現代體驗。陳曉明在2004年寫出了整理自己1990年代批評思路以及展望批評未來的重要文章——《現代性與后現代的纏繞及其出路》，這篇文章企圖與之商榷的重要對象，正是汪暉1994年的那篇雄文。文中，陳曉明忿忿于：一方面是受到后現代滋養的“新左”仍堅持不懈地抨擊后現代；另一方面是當“新左”執著于批判“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歷史時，“人們已經不再關心當下的問題，不再看當代文化不管是詭秘的還是生動的面目”39。后現代的失落，不僅僅關乎一種批評話語的退場，更是關乎那個始終在“浮躁”的不穩定感中敞開地對當下“敏感性和創造性”的喪失。從21世紀回看1990年代后現代話語的位置，陳曉明的判斷是中肯的——“當代知識和觀念的推進，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后現代清理出的一塊基礎。”40在這個意義上，“浮躁”的珍貴或許不并在于它怎樣收納了過剩的后現代理論，而在于它如何經由過剩的后現代理論不斷瓦解、爆破陳見，以“清理”出一塊可供納入新質的空地。

步入21世紀的陳曉明，從“浮躁”的1990年代中突圍。開始更為冷靜地對“現代性—后現代性”這對命題進行重思。“簡單地說，現代性的那些基本價值理念可以作為思想的出發點；而后現代的思想視野可以看到更復雜多樣的差異狀況?！?1當后現代的批評實踐在1990年代陷入迷失，現代性的批評力經由“新左”不斷召喚回1990年代的批評場域?，F代性的基本價值理念重新在陳曉明的意識層面獲得整理、正視。而后現代話語也從1990年代那種與身心的共構關系，分離為一種“思想視野”、一種“問題意識”。進而，那個不斷攪動身心的“浮躁”抵達了自身的歷史限度，在21世紀初，陳曉明的批評實踐也完成了其從“思想—精神史”向“學術史”的轉換。

當“現代性—啟蒙”不再構成一種異質的內在情緒，而和解為價值理念；“浮躁”的身心所可能引入歧途的迷失與痛苦，落地為冷靜克制的“思想視野”。陳曉明所代表的一代學人在1990年代的學術精神——那種主體在思想重負下回心于“浮躁”，并歷經一次次攪動起內面情緒的艱難選擇之身心知覺，也就在21世紀來臨、“浮躁”的熱癥散去后緩慢落下了帷幕。

注釋：

1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82頁。

2 許紀霖、羅崗等：《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01頁。

3 陳平原：《學術史研究隨想》，《學者的人間情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30頁。

4 9 張旭東：《全球化與文化政治：90年代中國與20世紀的終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4、158頁。

5 6 陳曉明：《拆除深度模式——二十世紀創作與理論的嬗變流向》，《文藝研究》1989年第2期。

7 陳曉明、汪暉：《文學的巴比倫塔已經倒塌》，《文學自由談》1989年第2期。

8 陳曉明：《后現代：文化的擴張與錯位》，《上海文學》1994年第3期。

10 18 19 20 陳曉明:《常規與變異——當前小說的形勢與流向》，《文藝研究》1992年第6期。

11 關于文化/思想潰敗而生成的創造力，可參見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對王安憶1990年代前后小說的評述：“穿越過二十世紀末期文化潰敗的歷史場合，確實寫出了一代人的歷史境遇，寫出一種文化的歷史境遇，而具有非同凡響的震驚力”。

12 13 14 15 17 31 32 35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312、314、33、313、313、315、105頁。

16 陳曉明：《理解的艱難》，《文學研究參考》1988年第3期。

21 22 23 24 25 陳曉明：《反抗危機：論“新寫實”》，《文學評論》1993年第2期。

26 李銳：《“現代派”—— 一種刻骨的真實，而非一個正確的主義》，《文藝研究》1989年第1期。

27 陳曉明：《真實的迷失：從現實主義到后現代主義》，《湖南文學》1995年第7—8期合刊。

28 [日]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大學出版2004年版，第25頁。

29 王曉明、張宏、徐麟、張檸、崔宜明：《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

30 陳曉明：《人文關懷：一種知識與敘事》，《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33 34 36 37 陳曉明：《詞語寫作∶思想縮減時期的修辭策略》，《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王家新、孫文波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93、93、109頁。

38 陳培浩：《后現代之后的現代性探索——陳曉明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的轉型》，《文藝爭鳴》2024年第1期。

39 40 41 陳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的纏繞及其出路》，《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