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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家小說典藏》是作家出版社2023年策劃出版的大型文學經典叢書。其中選取當代作家汪曾祺、宗璞、蔣子龍、陳建功、蘇童等55人的經典中短篇小說集。《陳建功小說》一冊，選取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四篇：《鬈毛》《找樂》《耍叉》《前科》。陳建功的“談天說地”系列小說帶有濃郁的“京味”色彩，描述了時代交替的背景下北京市井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閑談”般獨特的敘事方式向讀者娓娓道來一個個詼諧風趣的生活片段，將讀者帶入人物的心靈世界，由世俗的生活美學引申出作者獨特的生命觀，以生動的文筆在時代的剪影下抒發了對個體命運的關懷與時代變革的審思。

關鍵詞：《陳建功小說》 陳建功 京味文學 轉折年代

一 、故都回瞥：尋根思潮下老北京的人與城

陳建功“談天說地”系列小說發生的背景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處于改革開放后的現代化巨變中，作者繼承了老舍以來關注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傳統，以極具特色的、夾雜著俚語的“京味”語言，通過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對北京的市井文化和市井人物進行了細致生動的描寫。學者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提到：“‘京味’是由人與城間特有的精神鏈接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1中國的每所城市都有其不同歷史與風物，北京作為中國的古都和典型的城市代表，有著其獨特的韻味，而文學作品中的北京也有著獨一無二的文化脈絡。帶有“京味”特色的語言表達方式與“老北京”的建筑符號在文學作品中獨樹一幟，在這類文學作品中，“城”與“人”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以城市書寫人，又通過人凝結成城市的風貌，因此“京味小說”的獨特性也在于樸素語言承載的文化表征下所折射出的翻涌的時代浪潮，陳建功作品中的北京不僅僅是一座城，更是一個縮影、一個容器，將時代的變遷隱匿在平凡的對話中，將社會的巨變包裹在街道的變遷中。

在這一系列小說中，陳建功通過對唱戲、下棋、理發等北京市民的日常性、世俗化生存景觀的再現，在革命浪潮褪去與現代化交融的轉折年代給以故都深深回眸。《鬈毛》描寫了新時代高知家庭的新青年盧森在成長過程中的懷疑與困頓，他有著新青年的反叛精神、試圖尋求獨立的精神生活卻無能為力，他尋求變化和自由的精神世界卻無法真正脫離生活的枷鎖；在《耍叉》和《找樂》中通過刻畫典型的“老爺子”形象書寫了一代“老北京”們對于舊時光的懷戀，以及面對傳統生活方式在新時代熱浪沖擊下的失落；《前科》采用了獨特的敘事視角，將“我”這一知識分子作為故事的講述者與參與者，通過“我”到派出所“體驗生活”這一角色轉換的獨特經歷，展現了北京底層人民的酸甜苦辣和生活百態。陳建功的作品注重還原生活的原本面貌，通過鮮活飽滿的人物形象與生活場景，生動地雕刻了處于轉折年代的“城與人”。陳建功在《北京滋味》中言“依我之好，倒更喜歡探訪北京的平民。我發現這是藏龍臥虎，蘊含著豐沛的性格、故事和人生感悟的地方”2。

在陳建功小說里刻畫的眾生相中，有種濃厚的懷舊情結和故都遺韻，他的故事都是圍繞著市井生活展開，通過自然的對話和交流，展現了北京的人與城市樸素的生活面貌。在《找樂》的開頭與結尾兩次介紹了什么是北京人的“找樂”：“‘找樂子’，是北京的俗話，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愛找樂子，善找樂子。這樂子也實在好找的很。”3僅這一句，便把北京人“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與生命力展現出來了。主人公李忠祥作為歷經了紅色浪潮與變革時代的“老北京”，早已深深浸入北京的傳統文化里，他還存留了革命年代的一絲豪氣，以及對故都文化深深的眷戀。“李忠祥老了。文革結束那年，已經六十五了，他該退休了，可臨到眼前，他又有點兒舍不得了，特別是舍不得那出寫杠夫的戲。”4像李忠祥這樣的“老北京”們，一方面面臨著事業消退的失落，另一方面在現代化浪潮的席卷中顯示出了不適和排斥，他們在“半新半舊”的時代交織中急需一個精神寄托，因此，李忠祥在退休后組織建立了文化站，他對于文化站所注入的心血，也是他為自己以及那一代的老朋友們塑造的烏托邦，通過“找樂”的方式來寄托懷念他們逝去的天堂。

與“老北京”們不同，《鬈毛》里的小主人公盧森是地地道道的北京新青年，而盧森作為在新時代里成長的青年，有著北京青年獨特的氣質和反叛精神，他高考落榜、囊中羞澀，但又不愿意接受家里安排的工作，對于老式的人情規則打心眼兒里抵觸，又苦于沒有辦法掙脫。盧森渾身充滿著慵懶、隨性的氣質，但又有著自己的獨特個性，他想要“離家”，但最終“又回到了大院兒”，“故都”對他來說不僅僅是溫馨的家，還是有著運行規則和父輩權威的地方，與《找樂》中的李忠祥和《耍叉》中的崔老爺子的懷舊的、“歸家”的心愿不同，他心中一直充斥著“離家”傾向。以盧森為代表的新青年，往往想熱烈地伴著時代洪流順流而上，但有時又在茫茫未來中不知如何前行。有這樣的一個片段，當盧森去足球場看抽獎時，當喧鬧的抽獎環節結束后，盧森在柵欄旁邊撿到了一本《希特勒與愛娃》：“翻開《希特勒和愛娃》的第一頁，書的主人莊嚴的寫著：‘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一樣——高爾基’。”5雖然這令盧森啞然失笑，但后面卻對這本書愛不釋手，這一情節也展現了新青年盧森對于生活的態度：比起人情世故和社會規則，他更想看“閑書”，和自己的小理想相伴。而在陳建功小說中常常有這樣的“新”“老”對比，他對時代的思考是復雜而深刻的，同一時代下，新青年想順流而上，老北京想逆流而下，在這個新舊交替的年代，觀念的變化亦是思想的交鋒。

古老的皇城文化和現代化的北京共同造就了“京味小說”，這一時代的尋根文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京味閑談中，文化場域重新回歸到了“故都”，北京作為六朝古都完整地保留了許多舊時風貌，“四合院”“胡同”“公園”等具有代表性的空間在陳建功的小說中成為展現北京市民生存狀態的重要場景，理想中的家園不再是懸浮著的烏托邦，而是有著泥土芬芳的故鄉。故都的煙火夾雜著街邊的茶香、伴著樂團咿咿呀呀的唱戲聲，刻畫出一副具象化的“清明上河圖”。不難看出，作者筆下的人物在這個轉折年代面臨著自我認同方面的焦慮，也同樣面臨著文化眷戀與文化批判的沖突。在1980年代的京味小說中，宏大的時代精神與階級意識不再成為被謳歌的主體，充滿力量的崇高主體逐漸退出了舞臺，集體烏托邦的幻想破滅，人民在“傷痕”過后，在時代的幕布將落未落之時重新開始思考人生：懷舊之下，人民將如何重新構建精神家園？

二、返璞歸真：轉折年代下精神世界的重構

陳建功的小說“以俗寫雅”，充滿著對精英意識的反叛，而關注“小人物”的情感生活，他善于去開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將筆觸深入到北京的胡同中、熱鬧的大院兒里，通過對特殊年代普通人在時代轉型中的精神困厄的關懷來照射時代的審思。從不同的時間線觀看陳建功的文學作品，其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作品風格與敘事立場也是有所差異的。京味小說源于1980年代初期的尋根文學思潮，“與某些作家從荒僻山野或曠遠邊地尋覓千古華夏的文明之根不同，京味作家們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從三千多年北京城市的文化歷史積淀中去觀照今日的北京，尋覓發掘著它與古老北京文化的淵源關系，洞幽燭微地捕捉著傳統北京文化正負面因素在當代北京人文化性格與文化心理中遺傳與變異的軌跡”6，陳建功1980年代的作品更多是以一種啟發式的敘事方式，將自己置于啟發者和教育者的位置，通過故事向讀者傳達一種普世的價值觀或者對社會犀利的批判，而這也是許多1980年代京味小說的共同點，而陳建功1990年代的小說有了一些轉變，以《鬈毛》《找樂》《耍叉》《前科》為代表的“談天說地”系列脫離了宏大敘事而“返璞歸真”，轉向了日常生活化的美學表述，將敘事視角直接置于市井民眾中，講述的故事還原生活本貌，重視個體的生命經驗與精神世界。

《找樂》中無法閑下來的李忠祥是典型的在轉折時代游走的一代人，他有著北京人的熱心腸、也有著那一代人的善良與固執，他在退休后的乏味生活中“找樂”無非是尋回一種存在感和歸屬感，在離開單位的日子，通過把大家聚在一起“找樂”讓自己感受到被需要。“李忠祥因為來到了文化站，和這一幫子戲迷、票友們一塊兒混，‘活’了。這幫子戲迷，票友們呢，也因為李忠祥的到來，‘歡’了”7，不僅老李需要這樣的歸屬，他的老朋友們也面臨著同樣的精神困境。陳建功的作品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卻有著極強的情感張力。若說《找樂》中充滿了對時代失落的隱喻，那么《耍叉》的失落之意則是明晃晃的，“耍叉”一詞本意充滿著遇山開路、一往無前的豪氣，“不過，后來北京人所說的‘耍叉’，已遠非所指了”，變成了“耍混犯噶，無事生非”8，語義的變更也是文化的變更，當崔老爺子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崗位，“那兒有一塊兒喝酒、下棋、神吹海哨的老哥們兒。那兒的夜晚屬于他。可從今天開始，那夜晚不屬于他了”9。讀者好似能聽到他在遺憾地喃喃道：“夜晚不屬于我了，北京也不屬于我了。”像李忠祥和崔老爺子這樣的“老北京”們，他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在時代的變化中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北京人樂觀的生活態度與人生觀又指引著他們積極地面對生活。

而另一方面，陳建功在《前科》中以作家變換身份體驗生活為線索，發生了一系列荒誕詼諧的趣事，這其中人民群眾對于作家（陳建功）不同身份的不同態度也讓我們看到了底層群眾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對于民主法制進一步完善的期望。作家（陳建功）通過小民警蘇五一的口描述了群眾們紛繁鮮活的生活場景，以及對生活的無奈與心酸：“還有，您老得想著，咱是草民。草民是什么意思？草！驢吃也行，馬啃也行。受點子委屈，那叫委屈嗎”10，詼諧幽默調侃下無不是作者對于底層群眾的關懷。

陳建功對于時代的審思與他的經歷有關，十八歲時的陳建功曾在文革時期被分配到礦區工作，在風云際會的時代中接受了生活的洗禮。陳建功2024年6月出版的《我們臟的時代》講述了他的這一段經歷，并在采訪中提到書名源自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請在我們臟的時候愛我們”，他對于底層老百姓高潔人格的贊賞和生活方式細致的觀察，也使得他的故事在沉浮中多了一絲對普通群眾的關懷和悲憫。陳建功曾言：“我希望作者不要沉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更期待作家們把自己的‘自我’和整個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在展示自我個性的同時尋找更廣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天地來擴展自己。”11他的作品以“閑談”式的文本不急不躁地將故事娓娓道來，似在與讀者交談，一步一步將讀者從充滿趣味的瑣事中引入到人物的生活波濤與心靈世界中去。

陳建功筆下的人物仿佛站在時代交替的關卡，向后是還未痊愈的灰色傷痕，向前是迷霧中的觥籌交錯，世界驟然變了顏色，而他們漂泊在過渡色彩帶中。“過去的北京人可不這樣，過去的北京人就怕活得別扭，活得窩心，活得不舒坦”12，只是，在時代洪流中已垂垂老矣的“老北京人”不可能再像孩童般回到“母親”的懷抱，就如沉沒的泰坦尼克號不會再浮出水面。

三、樂天知命：文化追憶下順勢而為的中國哲學

在陳建功日常生活化的敘事風格和詼諧幽默的閑聞軼事背后所討論的是時代命題，所傳達的是作者的人生哲學。陳建功的作品看似是避世的，在梨園的落寞與四合院的坍塌中企圖重建一個在老北京市井的“世外桃源”，實則是以輕松詼諧的語言發出時代的叩問：我們的精神大廈能否重建，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陳建功的小說以一隅市井小地來寫廣闊的時代，《找樂》中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的變更成為現代化文明進程的腳注，“找樂”這一看似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隱藏了他們對逝去文化的眷戀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適，文中處處談找“樂”，但找尋的并不僅僅是一個“樂子”，也是他們共同的精神寄托與逝去的記憶。文中北京人樂觀隨和的生活態度下所隱含著些許不安與對未來的迷茫，滲透著微微的疼痛與作者對于時代的悲憫。但有趣的是，我們很難在陳建功筆下的人物中看到有厭世、激憤的情緒，他筆下北京的“老少爺們兒”永遠是熱情的、樂呵的、積極生活的，便如盧森這般叛逆的新青年，也是透露著一股子慵懶的“無所謂”的態度，有著北京人獨特的隨和與真誠，便是“失落”著的，也是要“找樂”的；便是惶惑，也有著關心他人命運的美好品格。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樂天知命”的生存哲學，也是“民胞物與”的處事方式，陳建功小說中的哲學是“向生”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超越性的追求中又不離世間，呈現一種生生不息的哲學態度。如同《道德經》中所說：“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不同于西方虛無主義和存在主義對于歷史變遷的態度，西方存在主義是在場的“向死而生”，而陳建功的作品中充斥了中國哲學中綿延的“生生”之力，是儒家哲學中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

在閱讀陳建功的小說時我們不難發現，他的作品仍會提及“文革”所留下的創傷，如在《找樂》中，幾次出現“上山下鄉”的相關字眼，但是與傷痕文學中的“上山下鄉”不同，作者沒有犀利地強調“上山下鄉”是一場多么不堪回首的噩夢，使苦難之情充盈在往昔歲月中。他的作品是鼓勵人民“向前”“向生”，而不是向后看，陳建功關注的是傷痕之后所綿延的情感。在《找樂》的結尾，“他們還會找到什么樂子？以北京九城之大”，以北京人之愛找樂子、善找樂子，這是不必擔心的”13。讀至此處，我們似乎并不會為人物的走向而擔憂，仿佛眼前很快又會是熱熱鬧鬧的新一天了。陳建功小說的結尾往往沒有給人物安排一個“結局”，而是在人物向前的生活中戛然而止，仿佛是讓讀者目送他們向陽走去，這或許也是作者為我們書寫的答案：困頓仍在，但我們應順流而上。

注釋：

1 趙園：《北京：城與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2 陳建功：《北京滋味》，《好一個北京——作家筆下的北京》，楊曉升主編，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3 4 5 7 8 9 10 12 13 陳建功：《陳建功小說》，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91、56、102、155、161、222、150、89頁

6 呂智敏：《在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變奏中開拓新的審美空間——轉型期陳建功的京味小說》，《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

11 陳薇、陳建功:《喧囂時代，文學需要定力》，《湖南日報》2013年12月8日。

[王志 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韓昊彤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 ]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