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觸及20世紀國內長篇小說指涉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在脈絡譜系上的“斷裂”與“接續”。此外應指出，《廢都》出版后學界、批評界的討論并未充分聯系小說當中“西京”這一城市空間形態，事實上只有厘清相關問題，才能更深入地闡述1990年代初期寫作者如何理解城市與想象城市、如何處理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境遇之間的書寫關系等議題。

關鍵詞：《廢都》 長篇小說 城市空間 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書寫

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20世紀國內長篇小說涉及城市空間結構與知識分子之間關系的敘事譜系脈絡的“斷裂”與“接續”。此外，需要注意到《廢都》出版后學界、批評界并沒有對小說里“西京”的城市空間形態進行充分剖析。而只有厘清相應的具體問題，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廢都》中城市空間內部存在的“公域”與“私域”、莊之蝶對于“性”充滿曖昧意味的追求與困惑，以及八九十年代轉換期寫作者怎樣感知城市與想象城市、怎樣處理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狀態之間的關系等議題。這在另一方面也觸及賈平凹“如何建構西京”這一敘事理念問題，包括由此揭示的矛盾心理。

一

1996年1月，因受“《廢都》事件”影響，在時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翟泰豐的提議下，賈平凹接到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通知，被安排前往江浙體驗生活，相繼走訪了南京、張家港、南通、蘇州、杭州、寧波、紹興、溫州等地。1也是在這一段自言“跟流放差不多”2的特殊時期，賈平凹“下定決心要作日記，為這一段日月留下資料”3。翻閱賈平凹在江浙兩地的日記，1996年1月27日其在蘇州探訪時有過一段頗堪玩味的記載：

飯間與蘇州人談起城市老市民老風俗，便談到一個問題：現在的城市，差不多已無舊習慣上的那種市民了，市風當然日趨不同。那么，文學上的所謂X味小說已不鮮活，而若仍如此求一種某某城味，大都是一種懷舊。這種懷舊之風中國人最甚，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保守。西部音樂、電視、電影、文學是這樣，東南音樂、電視、電影、文學也是這樣，一種意會加恢復的或制造的舊日風俗，已形成模式。在江蘇幾座老城，尤其在蘇州，我不時想到另一個問題：古人寫城市小說，極其有味，今人寫城市小說，讀起來總覺得味道不悠長，這究竟是什么原因？誠然，過去的城市與當今城市有了質的不同，過去的城市說到底還是村社文化的底蘊，但無論如何我們從事當今城市小說寫作就應想辦法產生一種味兒來。4

這段記載中有諸多要細究的地方。比如賈平凹指出“過去的城市”與“當今城市”所存在的“質的不同”。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初期階段，“城”與“市”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在當下學界較為常見的表述中，“城”的形成體現了權力意志的工具化與象征作用，而“市”則聯系著早期社會人與人進行貿易往來的特定區域。有學者循此將中國古代的城市發展分為“鄉村式城堡”——“城、市分離”——“城、市合一”三個階段，并指出“在春秋戰國之際，宣告了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誕生”5。很長一段時期內，城市與鄉村的區域設置與劃分，其最為主要的意圖是為了維護權力意志與尊卑秩序，尤其是在農耕文明導向下的社會發展模式中，鄉村依舊在土地面積、人口數量等方面占據著主導位置，城市則主要承擔著政令發布、管理統籌、祭祀禮制、經濟貿易、休閑娛樂等功能。19世紀中后期，清政府在“內憂”與“外患”中的日趨衰敗，以及經濟貿易的需要、農村土地人口比率的降低（包括逐漸增加的土地稅）、域外現代文明觀念與科學技術的傳播滲透等因素，無疑影響到國內城市的人口規模、空間形態、運轉模式、功能結構、區域規劃等。

從知識分子與城市空間這一組結構關系的角度出發，“五四”階段涉及相關題材內容的長篇小說并不多，而馮沅君《隔絕》、廬隱《海濱故人》、楊振聲《玉君》、許杰《醉人的湖風》等中短篇小說的現代知識分子對于城市（包括由之延伸出的城鄉關系）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感性、抒情、想象的程度。更多情況下，他們只是想通過現代知識分子在城市空間內部的“發聲”凸顯出追求“個性解放”“人的覺醒”“男女平權”“戀愛自由”卻又迷惘苦悶、處處碰壁的“自我”。而如果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長篇小說作為樣本，由于這一時期社會性質的轉向、人口的大規模遷移，以及“五四”退潮后一批浪漫而又感傷的寫作者的返照，城市與鄉村真正意義上形成了某種值得考量的二元對立結構。居住于城市空間的知識分子大多是以城市對立面的批判者、對抗者、逃離者、啟蒙者、復仇者等形象出現——盡管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知識分子”6。知識分子（尤其是革命知識分子）在對城市空間內部聲色犬馬的摩登景象進行批判的同時，又會將作為城市對立面存在的鄉村設想為一種交匯知識分子追憶往昔與美好向往的牧歌空間。與此同時，如季紅真所言，在20世紀早期涉及知識分子題材或形象的長篇小說中，“對于鄉土社會傳統文化的崩壞，城市又要承擔基本的罪責”7。而其時部分小說家眼中視若罪惡源頭的城市空間一方面摧毀了他們心中的鄉村圣地，另一方面城市作為個體道德淪喪與精神異化萎靡的淵藪，也成為用來解釋生活在城市空間內部的知識分子對象為何屢遭不幸的根本原因。這在茅盾《虹》、葉圣陶《倪煥之》、老舍《離婚》、巴金《寒夜》、路翎《財主底兒女們》、蘆焚《結婚》等長篇小說里皆有所映照。而在此基礎上，寫作者從最初借助知識分子人物視角直接否定城市空間，逐漸轉向描述具有高度政治意識的知識分子怎樣通過啟蒙、教化城市空間內部的普通民眾（這其中包括一些以“動搖者”面目出場的知識分子），漸趨形成對城市空間的“換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國家高層有關知識分子政策的規范、城市規劃與區域組織機構的轉變、主流意識形態對于文學創作批評的要求，城市與知識分子都面臨著被改造的處境。但這一階段相關題材類型的長篇小說沒有得到充分認識的地方在于：其一，20世紀上半葉，眾多有關知識分子題材的長篇小說其作為敘事背景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香港等地。隨著1950年代“三大改造”的推進，以及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一部分長篇小說里作為敘事背景的城市逐漸向內陸、東北、東南等地區遷移。這也意味相應題材長篇小說中城市位置的變更與拓展。其二，這也是農村人口大規模擁入城市空間的重要階段。正如相關海外研究者指出的，“由于城市經濟的迅速擴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暫時放松，一些野心勃勃的城市企業積極從農村勞動力中招工，從而導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規模的努力付諸東流”8。而洪子誠談到這時期的“都市小說”時則強調：“一方面，在文化價值觀上，近代都市被看做是‘罪惡的淵藪’，即資產階級道德和社會腐敗滋生的場所，需要施以革命的大手術加以改造；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文學）本身具有的消費、娛樂的‘腐蝕性’特質，認為是必須予以批判和清除的。”9周而復《上海的早晨》、周立波《鐵水奔流》、草明《乘風破浪》等小說就表達了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城市空間及城市空間內部“構成物”的清算（或也可以理解為通過改造城市空間進而對資產階級進行教育、改造）。而20世紀早期長篇小說里作為反叛者、啟蒙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形象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則被指摘為是造成城市空間成為罪惡淵藪的因由之一，并因此同城市作為一組尷尬的同構關系受到批判與重塑。相關文學現象直到197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轉機，尤其是1978年黨中央重新調整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后逐漸發生變化。如1980年代初期《詩人之死》《人啊，人！》《沉重的翅膀》《故土》《新星》《花園街五號》《男人的風格》等長篇小說中，被賦予特殊內義的知識分子在“傷痕”“反思”“改革”的敘事主題下重新成為城市空間內部自我身份與社會價值相契合的“建設者”“主人翁”。這也是1980年代初主流文學思潮的敘事訴求。

之所以要在論述賈平凹的小說《廢都》之前，對20世紀長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與城市空間之間的關系進行脈絡梳理與特質概述，主要原因在于借此也能夠從特定視角注意到《廢都》在1990年代初期的出現，所表明的相關長篇小說知識分子書寫的“斷裂”與“接續”。《廢都》中，西京之于莊之蝶，即“廢都”之于“文化閑人”這組具有隱喻色彩的結構關系，首先喻意著1980年代初期以來在多股主流文學思潮裹挾下一系列長篇小說所確立的知識分子的神圣性正在趨于瓦解；其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精神層面與現實層面處于錯位狀態的知識分子流露出的精神轉向、言行變化；此外，需要留意到《廢都》出版后學界、批評界對于莊之蝶的討論并沒有深入聯系莊之蝶生活的西京，以及未曾全面分析西京的城市空間形態。如果把西京納入20世紀長篇小說知識分子書寫所構成的城市譜系脈絡，將之與其他作品中的城市空間作對照，它們的異同與聯系分別體現在哪些方面？相應的空間特質對于西京城形成“文化閑人”的具體影響又是什么？只有厘清上述這些問題，才能夠更清晰地理解《廢都》中城市空間內部存在的“公域”與“私域”、莊之蝶在相應空間背景下對于“性”充滿曖昧情感的追尋與困惑，包括1990年代初期寫作者如何理解城市與想象城市、如何權衡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狀態之間的書寫關系等問題。

二

首先，或許有必要以城市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為視點，重新觀照莊之蝶與西京的關聯性。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由于市場經濟浪潮的擴張，城市內部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出現相融合的趨勢，但同時作為“私人領域的核心”的內心領域卻和社會領域產生兩極分化。基于此，哈貝馬斯談到：“但私人從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責任重大的角色減退至無甚責任的空閑時間內的純粹的‘個人’角色時，他們便失去了家庭內部空間的保護，直接陷入半公共力量的作用之中。”10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內心領域/社會領域這兩組結構對象的闡發，可以作為特殊的考察路徑探究《廢都》里莊之蝶、孟云房、龔靖元、汪希眠等人，為何最終淪為“廢都”的“文化閑人”。

從20世紀國內長篇小說知識分子書寫的脈絡演變來看，大多數小說家以及他們筆下的知識分子人物實則未必清晰體察到城市空間內部的“公域”與“私域”（包括區分“公域”“私域”的依據來源），相反，他們通常更強調的是知識分子群體或個體在城市空間內部對應的“廟堂”“廣場”“書齋”。以1930年代左翼作家作品為例，相關小說的知識分子缺乏與個人生活相匹配的“私域”。他們被不可避免地賦予了革命者、領導者等身份，而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廣場”中充分調動集體的非理性激情，爾后形成某種以黨派意志為核心的國家意識、民族精神。即使若干小說也觸及革命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但作者對于革命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呈現往往是意在使知識分子的私人情感與革命理念形成同構關系。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出現了一批“革命+戀愛”結構模式的革命知識分子題材小說，11通過知識分子在“革命”與“戀愛”之間（在絕大多數“革命+戀愛”題材的小說中，兩者又通常是水火不容的）的猶豫與抉擇，進一步將知識分子與革命意志聯系起來。這種現象自延安文藝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得到了更為清晰也更為微妙的賡續。另一方面，“書齋”則喻指另一類寫作者關于知識分子與城市空間關系的認知觀念、立場意圖。他們試圖擺脫“廟堂意識”“廣場意識”的束縛，繼而借助“書齋”的構建強調城市知識分子作為“人”的欲望訴求與私密情感。

自1990年代中后期始，尤其是進入1990年代，在商業資本擴張與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等背景下，“廣場”與“書齋”逐漸呈現出結構并置的態勢。但如果將“書齋/廣場”視作“私域/公域”的一種具體化而又具有隱喻性的空間形態，以《廢都》為例，知識分子人物在城市內部對于兩種域界的轉換又表露出顯而易見的無所適從。小說敘寫作家莊之蝶游走在多名女性之間，這首先是基于本能的生理欲望，但分析莊之蝶在唐宛兒、柳月等女性面前的言行舉止，又似乎能洞察到莊之蝶本人在面向具有想象性質的“廣場”時難以遏制的表演欲。談論這種隱藏于性事的表演欲，也牽涉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自20世紀伊始就不斷強調的面向大眾的認知引導與精神啟蒙。但相較于莊之蝶在與唐宛兒、柳月交往過程中的那種至上而下、順心所欲的啟蒙者姿態，他卻又難以處理同妻子牛月清的關系，他時常在妻子身上感受到強烈的挫敗感。莊之蝶家的書房成為上述諸種悖論關系的集中隱喻。本應納入“私域”范疇的書房，卻以“性”為實踐方式達成“廣場式”的情感宣泄與理念傳輸。日常生活中“公域”與“私域”的顛倒錯位，也在部分程度上回應了莊之蝶關于“名”與“實”的困惑：

我常常想，這么大個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關系呢？這里的什么真正是屬于我的？只有莊之蝶這三個字吧。可名字是我的，用得最多的卻是別人！出門在外，是有人在崇拜我，在恭維我，我真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讓人這樣？是不是人們弄錯了？難道就是因為我寫的那些文章嗎？那算是些什么玩意兒？！我清楚我是成了名并沒有成功的，我要寫我滿意的文章，但我一時又寫不出來，所以我感到羞愧，羞愧了別人還以為我在謙虛。我謙虛什么呀？這種痛苦在折磨著我，可這種痛苦又能去對誰說，說了又有誰能理解呢？12

《廢都》事實上還夾雜著一段莊之蝶離開潼關進入西京、繼而成為名作家之前的“前史”，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昭示了縣鄉知識分子進入城市后難以逃避的困境。對照標準化的城市空間結構形態設置，潼關在“公域”“私域”的界定劃分上并沒有那么具體，而縣鄉知識分子因為擁有身邊多數人所不具備的知識儲備與專業技能，從而成為相關區域空間內人倫秩序、價值規范等方面具有絕對話語權的“立法者”與“闡釋者”。不過隨著19世紀末以來城鄉結構體系的調整與商業資本的融注，縣鄉知識分子的話語地位受到挑戰。如20世紀初期一系列諸如“縣鄉知識分子進城”一類敘事主題的小說里，縣鄉知識分子在進入標準意義上的城市空間后很輕易地就陷入迷茫無措的精神狀態。盡管如莊之蝶在進入西京后通過一番摸爬滾打最終獲取名利上的成功，但他還是深刻感受到自己不過是城市空間內部的旁觀者。而莊之蝶的精神結構又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有意昭示的“廣場意識”，“廣場意識”的延續與“廣場”在城市空間形態中的缺失，引發了《廢都》當中知識分子精神意緒的頹廢、感傷。而《廢都》在1990年代長篇小說譜系中的特殊性，正是在于賈平凹對知識分子在特定城市空間暴露的頹廢感的體察與書寫，這也是謝有順與賈平凹對談時格外強調的：“當《廢都》被指責為一部頹廢文學的代表作時，也就意味著頹廢經驗獲得了一種正當的書寫地位，這可能也是《廢都》的獨特意義之一。”13

至于莊之蝶精神層面的頹廢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轉換期的國內知識分子群體對象中實則有著較普遍的顯現。這也主要源于“莊之蝶們”依舊是以傳統士大夫視角及角色邏輯觀照自身的現實處境，卻并未認識到他們已不具備那種與主流話語形態相匹配的身份定位。由此也可以重新解讀《廢都》里為賈平凹小說創作生涯招致非議的“方框書寫”。如前所述，莊之蝶、孟云房、龔靖元、汪希眠等人在兩性關系上的放蕩與迷茫，部分程度上應歸咎于他們在商品經濟擴張下的城市空間內難以明確自我的身份立場與角色位置，亦可說是在城市空間中的閹割焦慮。而兩性交歡的私密場域如莊之蝶家的書房、古都飯店的房間、求缺屋等，則變相轉換為凸顯“文化閑人”們“廣場意識”的“廣場”，“文化閑人”們在想象的“廣場”中達成力比多宣泄與精神啟蒙的雙重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時期部分知識分子是通過對他人（尤其是在各方面處于弱勢的對象）進行身份定位的方式，試圖重新恢復自己在某種烏托邦想象空間內的優越感。然不無諷刺的是，莊之蝶在與唐宛兒、柳月、阿燦等女性人物交往中以啟蒙者姿態彰顯“廣場意識”的現實結果之一，卻是導致這些年輕女性在觀照私人情感與個體價值后，走向了另一條無法規避的毀滅道路——阿燦為了莊之蝶自毀容顏，唐宛兒被前夫綁回潼關后百般虐待，柳月嫁給了自己毫無感情可言的市長兒子大正，由之也就出現了柳月在出嫁前對莊之蝶所道出的那番情感復雜的控訴：“是你把我、把唐宛兒都創造成了一個新人，使我們產生了新生活的勇氣和自信，但你最后卻又把我們毀滅了！而你在毀滅我們的過程中，你也毀滅了你，毀滅了你的形象和聲譽，毀滅了大姐和這個家！”14柳月的控訴包含著一組“啟蒙者/被啟蒙者”的結構關系，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言及的“鐵屋子”悖論。莊之蝶借由“性”使得唐宛兒、柳月、阿燦在獲得一種非理性激情之后，對于自身進行情感審視與身份確認，但她們又面臨同莊之蝶相似的困惑，即：她們在城市中難以找到合適的途徑釋放這種非理性激情。換言之，莊之蝶投射的帶有自我催眠意味的精神烏托邦是與1990年代城市發展邏輯相互沖突的。相對的，1990年代的城市社會更為強調的是如陳思和先生所言的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15，知識分子需要將自我職責使命與價值影響內嵌在城市空間的某個特定“單位”才能發揮理性價值層面的功能作用，而20世紀初期相關長篇小說倡導的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以及為配合“廣場意識”設置的“廣場空間”，則在現代性語境下被宣判失效。而假如將“性”與“革命”設置為一組構成二元結構關系的考察對象，莊之蝶之于唐宛兒、柳月在城市中的失落、沉淪，也呼應了20世紀30年代前后革命知識分子通過“廣場”調動大眾的革命激情卻又無法有效分配相應的激情產物，最終導致革命以失敗告終這一現實局面。

假如聯系“五四”時期郁達夫的《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難》等表達知識分子“性的苦悶”或“生的苦悶”的文本，16就能體察《廢都》中莊之蝶、孟云房等人的頹廢、性混亂、孤獨感，也是相應知識分子對象在面對啟蒙失效以及社會進入轉型期之后的一種自我身份重建方式，或也可說是一種消極的反抗方式。相關知識分子人物更在意的是自身行為實踐的起因、姿態、受眾對象，而未曾勘探相應行為實踐在具體城市空間中的貼合度與有效性，因此莊之蝶最終的選擇只能是出走。從這一角度而言，《廢都》指向的不僅是1990年代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城市空間內的知識分子，而是20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在城市之中遭遇的一道關乎“鐵屋子”的難以自我拆解的命題。

三

在《廢都》的后記里，賈平凹開篇第一句寫道：“一晃蕩，我在城里已經住罷了二十年，但還末寫出過一部關于城的小說。”17這似乎可將《廢都》視為賈平凹在相應階段關于城市（包括由此延伸出的城鄉關系）態度的映照。需要提及的是，翟泰豐在1995年12月21日給賈平凹的回信中，對于為何安排其前往江浙體驗生活有過這樣的說明：“此次深入生活，對你來說不同一般，關系你走出西部，領略東部時代氣息，重新認識自己，升華自己，在生活的時代氣息中，走出你現在頭腦里的誤區。”18那么翟泰豐所認為的賈平凹的“頭腦里的誤區”具體又指的是什么呢？除了翟泰豐在回信中直言的《廢都》里“過分了”的性描寫與“實不高明”的方塊設計，聯系到翟泰豐之后提出的讓賈平凹前往江浙體驗生活的建議，就應看到翟泰豐認為賈平凹在寫作《廢都》過程中暴露的“頭腦里的誤區”也涉及“如何書寫城市”“莊之蝶等知識分子應該生活在怎樣的城市里”此類創作議題。由此看來，賈平凹在1996年的江浙之行，也是翟泰豐希望能為賈平凹之后的城市題材小說寫作明確某種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契合的“典型”或是“規范”。19

微妙的是，翟泰豐希望賈平凹在小說創作中作為“典型”“規范”的城市樣式，恰恰是賈平凹在《廢都》中認為導致知識分子精神淪喪與無所適從的根源所在。關于翟泰豐所認為的“理想的城市樣式”，在他寫給賈平凹的回信中已有所點明：“人民群眾為建設自己的新生活正在艱苦創業，一個個現代化農村、座座現代化城市展現在我們面前……”20而《廢都》結尾，西京文化節最終采納了莊之蝶的意見，將“哲學牛”死后被剝下的皮蒙鼓，懸掛在北城樓上，“讓它永遠把聲音留在這個城市”21。某種程度來講，“哲學牛”是賈平凹有意設置的另一種形式的鄉村知識分子，相較于批評界一直以來對于莊之蝶與賈平凹之間關聯的捕風捉影，“哲學牛”才可能更接近賈平凹的某種現實理念的“化身”。它與莊之蝶一樣從外鄉來到西京，一樣在喧鬧的城市中感到無措、憋屈，不同于莊之蝶以“性”的方式試圖消解自身在城市空間內的身份障礙，小說中反復提到“哲學牛”具備的一種擬人化的思考能力。關于城市，“哲學牛”有過這樣一番顯然背反于“現代性”目標的思辨：

城市是什么呢？城市是一堆水泥嘛！這個城市的人到處都在怨恨人太多了，說天越來越小，地面越來越窄，但是人卻都要逃離鄉村來到這個城市，而又沒有一個愿意丟棄城籍從城墻的四個門洞里走出去。人就是這樣的賤性嗎？創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22

賈平凹設計了將“哲學家”的皮蒙成鼓、高懸于西京城樓之上的情節，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樣值得一提，孟云房在勸說執意要跟莊之蝶離婚的牛月清時，有意表明莊之蝶盡管在西京居住了幾十年，但“他并沒有城市現代思維，還整個價的鄉下人意識”23。這也是孟云房認為莊之蝶之所以難以處理好個人私生活的癥結。事實上，我們同樣可以在賈平凹寫作《廢都》的過程中感受到其不加掩飾的“鄉下人意識”。而顯出某種呼應關系，1936年沈從文也曾撰文袒示自己的“鄉下人意識”：“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的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絕然不同。”24盡管沈從文在自述“鄉下人”身份時反復表明情感層面“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但這一時期的沈從文對自己的“鄉下人”身份卻有著近乎本能的捍衛意識。當他論述“鄉下人意識”時，有意建構出一組城鄉的對立關系，而他在主動成為城市他者的同時，也表露出對城市的否定態度。25《廢都》中莊之蝶的言行表現也看似并沒有隱藏其“鄉下人意識”，但另一方面，莊之蝶又因“鄉下人意識”無法融入西京的城市空間與日常生活感到苦惱。因此比較《廢都》與沈從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城市知識分子題材小說，如《八駿圖》《紳士的太太》《有學問的人》《某夫婦》等作品指向的是城市空間與城市文明對于知識分子的精神戕害，以及知識分子因缺乏“鄉下人意識”而徹底迷失于城市，《廢都》則試圖驗證1990年代進城知識分子的“鄉下人意識”在城市空間內部的存在合理性。但迥異于沈從文在一個時期階段由始至終的旗幟鮮明的城鄉立場，賈平凹顯然同他筆下的莊之蝶相似，最終都難以確認1990年代語境下“鄉下人意識”在城市空間的正當性與否。這種困惑也在賈平凹后來創作的《白夜》《土門》《高老莊》等長篇小說里有所延續。

故而《廢都》在涉及1990年代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狀況的關系的同時，也牽涉賈平凹本人“如何理解‘廢都’”“如何建構西京”（即賈平凹1996年蘇州探訪期間在日記中寫到的“我們從事當今城市小說寫作就應想辦法產生一種味兒來”）等敘事理念問題，以及由此折射的矛盾心理。當翟泰豐強調城市的“現代化”目標時，其隱含的“規范”也指涉城市時間與城市空間在現代性觀念主導下的協調統一，這同樣是國家意識形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于城市規劃建設的顯性要求。不過《廢都》中“哲學牛”對于莊之蝶的“哺乳”、擬人化的思考，包括其最終通過形式轉換“把聲音留在這個城市”，則凸顯出作者在創作層面異常強烈卻又難以解決的城市時空矛盾——鄉村能否拯救城市及城市中的游蕩之魂？大衛·哈維針對因個體立場不同而產生的迥異時空觀曾談到：“當關于時空的公共感受被從內部爭論時，更加有趣的問題產生了。這樣的爭論在當代社會部分地源于對時鐘觀念和地圖專治的個人性和主觀性抵制。”26但賈平凹并非倡導城市的“返古”，也絕不像張頤武所說的那樣在1987年以后“把現代性徹底拋棄了”27，而是如何在城市空間內部達成傳統與現代性的平衡。《廢都》里可以明顯察覺到西京城時空的策略性切換，白晝趨于呈現出某種“現代化”面貌的城市，至深夜則被周敏“低沉的、痛苦的、悲傷的、悲哀的”28塤聲環繞。29待周敏離開西京城，塤聲被蒙著“哲學牛”皮的鼓聲替代。《廢都》的“聲音”也關乎賈平凹如何“改造西京”的一種曖昧的觀念立場。無疑，賈平凹要針對“廢都”白晝通過鋼筋機械等“聲音”構成的時空狀態，找尋與之形成結構匹配的邏輯支撐點。

但《廢都》的結尾設置了一處頗值得言說的細節：莊之蝶與周敏這對故人相遇于西京火車站，兩個在城市中各懷傷心事的人不約而同地決定離開西京。但莊之蝶、周敏并未打算返回潼關。周敏將要前往南方，而莊之蝶表示“咱們又可以一路了嘛！”30從小說的整體結構與創作思路而言，這是個多少有些矛盾的地方。很顯然，賈平凹在小說里屢屢強調“哲學牛”的思考，并令周敏的塤聲環繞城市夜空，是為了將某種原始的、古樸的、傳統的力量引流至這座令諸多知識分子陷入萎靡狀態的精神淵藪當中，然而這些在傳統“聲音”感召下重新審視自我的知識分子，并沒有回到“源頭”，而是選擇前往地理結構層面的“南方”，進入相較于西京而言更具“現代化”色彩的地域。饒有意味的是，賈平凹在隨后的小說《高老莊》里以大學教授高子路攜妻西夏回高老莊為敘事主線設計了一條與《廢都》相對的“返鄉”方案，但“返鄉”方案同樣因高子路在鄉間的所見所聞所感而被宣判失效，這也揭示了知識分子在進入1990年代（尤其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講話”與1994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指涉城市空間認知與社會市場發展的復雜心理。他們在城市內部感受到的現代性的焦慮與他們試圖如同1980年代長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人物那樣成為城市“主人翁”的強烈意圖之間形成沖突。事實上，相應矛盾在1980年代已有隱現。有學者認為：“在80年代的各個領域，第一動因都是擺脫國家的話語體制，但卻是借助國家的物質資源和符號資源，去贏得某種‘形式自律’，獲得中國社會和外部世界的關注，從而在國家面前積累資本。”31而新時期以來的國內知識界內部，上述所言的“形式自律”又吊詭地表現為這一群體的某種集體無意識。盡管莊之蝶、高子路等人意識到傳統話語與傳統資源對于現代性語境下個體發展的關鍵性，但他們又屢屢試圖介入國家現代性構建的“現場”（這恰恰也是一種變形的“廣場意識”的體現），希望通過權力意志層面的集體共識從而凸顯自我的身份經驗與話語權威性。但正因為這種帶有“形式自律”意味的集體無意識，一定程度上導致1990年代眾多知識分子無法調節城市空間內部的“新”與“舊”，相應的“新”與“舊”又指涉知識分子所面對的現實處境與精神困局。而當他們的認知經驗與實踐行為表露出顯而易見的沖突關系時，他們在城市中的失落、萎靡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結果。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9ZDA277）、浙江省哲社科規劃課題“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小說的知識分子書寫研究”（項目編號：24NDJC316YBMS）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賈平凹赴江浙體驗生活》，《出版參考》1996年第6期。

2 28 賈平凹、魏華瑩：《賈平凹先生訪談》，《〈廢都〉的寓言：“雙城”故事與文學考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71頁。

3 4 賈平凹：《走蟲：賈平凹日記暨散文新作》，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頁。

5 張全明：《論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三個階段》，《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6 [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中國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強朝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頁。

7 季紅真：《小說：城市的文體》，《文藝爭鳴》2006年第1期。

8 [美]馬丁·金·懷特：《人民共和國的城市生活》，《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0—1982年》（下卷），[美]R.麥克法夸爾、[美]費正清編，俞金堯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03頁。

9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頁。

10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87頁。

11 16 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87、16頁。

12 14 17 21 22 23 30 賈平凹：《廢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460、519、511、141、481、518頁。

13 賈平凹、謝有順：《賈平凹謝有順對話錄》，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頁。

15 陳思和：《關于當代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文論報》1993年10月23日。

18 20 翟泰豐：《致賈平凹》，《翟泰豐文集》（第4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08頁。

19 很多年后，賈平凹在接受訪問時談到1996年自己被安排學習的地點選在江浙的主要原因：“當時就給我選了地方，開始叫我到廣州去，但后來說是廣州屬于個人富裕，還不是集體富裕，到江南吧，江南是集體富裕，讓去那里。”見賈平凹、魏華瑩：《賈平凹先生訪談》，《〈廢都〉的寓言：“雙城”故事與文學考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頁。

24 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國聞周報》1936年1月1日。

25 盡管沈從文在1943所寫的《〈長河〉題記》中，對于家鄉鳳凰縣似乎又轉向了另一種態度，其在文章開篇即失望地表示“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參見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1943年4月21日。

26 [美]大衛·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方思》，《都市空間與文化想象》，孫遜、楊劍龍主編，朱美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頁。

2 7陳曉明、張頤武、戴錦華、朱偉：《精神頹敗者的狂舞》，《鐘山》1993年第6期。

29 值得一提的是，賈平凹在構思、寫作《廢都》的過程中對于吹塤產生極大的學習興趣，并認為塤能夠使其“來到了古代的境界，找到了寫小說的感覺”。參見程光煒《賈平凹與棋琴書畫》，《當代文壇》2013年第2期。

31 張旭東：《全球化與文化政治：90年代中國與20世紀的終結》，朱羽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