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草創而成的“新文學史”，其增刪、出版、普及都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并反映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變遷，需要將其視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統的探討。通過揭示《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新文學史稿》在思想方法、歷史觀上的聯系，呈現《中國新文學史稿》引起的討論中所具有的共識，指認在文學史的體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瑤的治學理路具有的激進一面，進一步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狀況。《中國新文學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實驗的性質，其內部的增刪與公開的討論都可以視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個案，體現著思想改造的艱巨性。打開《中國新文學史稿》作為個人的、集體的精神史的維度，有助于進一步理解歷史轉折期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激活“新文學”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王瑤 《中國新文學史稿》 精神史 馬克思主義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文學教學的重要著作，其寫作、修改、出版的過程都具有歷史轉折期的特定內涵，也集中體現著一代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變遷。既有研究或聚焦《史稿》內部處理作家、作品的矛盾，或強調《史稿》對《中國新文學大系》等新文學史著作的繼承、發展，對于《新民主主義論》與《史稿》在思想上的聯系，對于王瑤治史的資源、取向、定位，對于《史稿》撰寫、修改、出版過程中知識分子所共享的歷史語境，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史稿》本身具有著思想實驗的性質，其內部的增刪與公開的討論都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將《史稿》也作為一份新中國初期思想史的材料，將其寫作、修改、出版的過程視作具有典型性的歷史個案，將其中所反映的時代風氣的變化視作觀察社會心理的一個入口，換而言之，《史稿》作為個人的——也同時是群體的精神史的維度，需要重新在歷史中打開。

一、《新民主主義論》的下降與“新文學”的上升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2月15日，經過整理之后，這一演講又以原標題發表在《中國文化》雜志的創刊號上。①2月20日，此文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標題，發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期、99期合刊之上。《新民主主義論》的產生，具有論戰的性質。作為一份綱領性文件，具有反撥時論、提供建國方略的政治意圖。其鋒芒所指，一方面在以“三民主義”作為“中國立國原則”的國民黨，一方面在居中調和的民主黨派，可謂兩邊開弓。于是在論述上，語氣自然堅決、強硬，表達“很清楚的”“性質”論斷②，甚至出現“誰不懂得……誰就不能”③等排除性的句式，其反復強調的歷史的“真義”，也正是借由被歷史排除者來加以確認。能夠繼續生存，而不是已經生存，在合法性的成立根據中，具有最高的優先級。其合法性論證的重心，并不在追溯一個起源，而在描繪一個被歷史承認的未來。因此，《新民主主義論》與其說是一篇“論文”，不如說是一篇“方略”，其中關于歷史的論證，在邏輯上并不是無疑義、無死角的，它提供的毋寧說是一種有力的歷史觀。它需要借助強勢的論證來激活歷史的方位感。換而言之，其論證正是為了結束論證，對現實進行介入。作為一種歷史觀，《新民主主義論》要的是簡約；作為一套建國方略，一個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行動性綱領，它要的是強硬，使自己也刻入行動之中——它的向前是為了終結，它的向后卻是為了重新開始。

正是在歷史觀與行動綱領的意義上，《新民主主義論》作為一種思想方法的“下降”，與“新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上升”，得以雙向進行。

1949年10月，華北高教委給華北各地高校下達了《各大學專科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④，要求公共必修課程需包括“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包括社會發展簡史；第一學期學完，每周三小時）與“新民主主義論”（包括近代中國革命史；第二學期學完，每周三小時），同時對“中國文學系”的“本系基本課程”作出規定，包括“中國文學史”（歷代和現代）、中國語文、文藝學、寫作實習四個部分。其中的“現代”——1949年的“現代”，已經足夠同“歷代”并列。

王瑤在《史稿》的初版自序中提及，1950年5月，教育部召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在原有的華北高教委《規定》的基礎上，制定了《高等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草案》，規定“新文學史”課程是各大學中文系的主要課程之一，并要求：

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

所謂“新觀點”，“新”在《新民主主義論》式的“新”；“新方法”，則是由《新民主主義論》而來的矛盾論、發展論。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學”“新文學史”作為基本且主要的課程，同“現代”時段的歷史定位密切相關。換而言之，“新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存在，其合法性基于現代時段的歷史知識的教學、普及，其目的在于為《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歷史提供一份“文學”的證詞。在總體定位上，“新文學”具有為現代時段修史的作用。“新文學史”，要求的是《新民主主義論》式的發展史⑤。并且尤為關鍵的是，作為一部文學史，“現代”時段的作家作品，并不能以陳列的方式，窮盡式地展現于“新文學”的“史”中。他們必須被讀入到歷史之中，同時在歷史中被讀出。這就決定了方法優先于內容，歷史優先于文學。或者說，強調發展、斗爭的“新觀點”“新方法”，在文學史的寫作中是第一位的。這在事實上造成對其他觀點、方法的排除，為了提供簡明的歷史，則不得不以強調一種論爭來結束“新文學”內部已有的論爭；為了激活對現實的介入意識，則不得不著重“新文學”在行動上的強硬與實踐上的指導意義。如何模擬《新民主主義論》完成對“新文學”內部的更新，提供一份新文學建設的方略，比“新文學”在歷史上的真實更急、更吃緊。新文學要“上升”為歷史的文學肉身，“現代”要與“歷代”并列，如果不借助對于未來的想象與“感覺”，這一論證在邏輯上將無法實現。《史稿》的出現，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語境。

二、著史與教材：再論《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失范”與“失實”

高校的課程改革，是促成《史稿》寫作的直接因素。新中國成立初，《史稿》并非被當作個人“著史”，而是被當作“教材”來普及使用。1950年《高等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草案》頒布后，教育部組織了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改革小組。其中的中國語文系小組，擬定了中文系各門課的大綱，據李何林陳述：

其中“中國新文學史”一課的教學大綱草擬工作，由老舍、蔡儀、王瑤和我（原定有陳涌同志，他因忙未能參加）擔任。因為大家都很忙，我們只在一塊商討了二次：第一次根據蔡儀、王瑤和東北師大張畢來三同志所草擬的三份大綱，交換了一些意見；會后再由我參照這三份大綱草擬一份大綱，第二次即討論這個大綱，略加修改通過……⑥

參與討論的蔡儀、王瑤和張畢來，都在一線教學，而且都在整理講義準備出版。同時，三人的文學史寫作，也必須參考已經擬定的課綱。據當事人王瑤回憶，對于當時的大學教師而言，這些改革小組擬定的教學大綱，就如同“憲法”，“是必須執行的”⑦。蔡儀后來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講話》（1952年11月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時間在“座談會”之后），張畢來后來出版了《新文學史綱》（第一卷）（1955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王瑤的《史稿》最為“適時”⑧，1951年9月，上冊即由開明書店出版，首印五千冊。《史稿》分上下兩冊，上冊的寫作比較順利，下冊的寫作就比較曲折，據王瑤自己回憶，下冊的脫稿時間為1952年的2月⑨，但在“本年八月，我知道了領導上要為這本書召集座談會的事情以后”，即決定通知書店方面，囑令暫緩付印，并且上冊也囑令暫勿再版。三本文學史著作中，《史稿》影響最大，而這“影響”，有一個基本的層面，就是作為按照課綱編寫的“教材”的影響。因此，雖然就產生方式而言，《史稿》是個人編寫的，區別于后來的集體編寫的文學史著作，但是就其影響、效應而言，它又有著與集體寫作類似的生產機制的作用。所以，后來對于《史稿》的批評，重心也在于它作為“教材”的“示范”作用失范了，在于按照擬定課綱編寫的教材，導向導偏了，不合綱。

1952年8月，由出版總署和《人民日報》文藝副刊部委托《文藝報》承辦，時任出版總署副主任葉圣陶主持，文藝界召開了有關《史稿》的座談會。會上發言者，諸如吳組緗、李廣田、李何林、林庚、楊晦、鐘敬文（同時代表丁易）、黃藥眠、王淑明、蔡儀、臧克家，都是當時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文藝工作者⑩。會上的發言中，有肯定的部分11，也有批評的部分。如前所敘，對于《史稿》的批評集中在其“政治性”“思想性”，以為《史稿》作為“教材”，其“政治性、思想性不強”產生了錯誤的，至少是不那么“正確”的示范、導向作用。例如，有人指出《中國新文學史稿》對材料不能分別取舍，以至于兼容并包，結果“輕重不分、主從混淆、判別失當”，并且，這一缺陷歸根結底是“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表現”12。

概括地說，會上的批評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就具體的作家、作品被讀入“歷史”中時，“失范”的等級、序列而言，譬如將胡適、周作人等與郭沫若、蔣光慈等作家平列地論述，這是屬于“主從混淆”，屬于讀入的方式問題。一類是就撰史者的立場而言，認為問題不僅在于讀入的方式錯了，更在于讀入者本人思想的缺陷，是比方式問題更為“根本的”思想、立場問題。撰史者采取了“落后”的立場與觀點，這被認為是導致“政治性”“思想性”不強，不“先進”的根源。這兩類批評，暫且不論其是否客觀、公正，可以從中揪出來的，還有一個對“新文學史”怎么寫，或者說，大致的“模樣”的想象。那么，一個關鍵的問題便是：什么樣的“新文學史”，才算得上是“先進”？

從批評者的發言中，可以得出這樣兩個標準：其一，對待“新文學史”，要貫徹革命史觀。所謂“貫”，是指在“發展史”的書寫中，自始至終要有階級意識，并且要突出文學論爭，甚至是斗爭的線索。《史稿》的批評者，蔡儀、張畢來后來分別寫作的新文學史都可以作為《史稿》不能一“貫”的反證；所謂“徹”，則強調的是敘述立場，甚至是敘述動機的唯一性，如要“徹底”，則必須以為事實本就如此，不存在革命史觀不能容納的歷史。這兩方面的要求往往產生“可信度”的問題。但是就《史稿》座談會的語境而言，討論者與其說在爭論“史”是否如“實”，不如說在爭論“新文學史”要進入的是哪種現實的問題。在《史稿》上加以“前進”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及《新文學史綱》，之所以受到認可，不僅在于，相較于《史稿》，他們對作為綱領的《新民主主義論》更為體貼，也在于《新民主主義論》中的現實也得到了更好的落地。這無疑有一個“新”的對于現實的感知結構，以至于能夠形成共識。

其二，在具體的操作上，作家作品的研究并不是第一位的，他們總是其次的。譬如，在評論李金發、徐志摩等人的詩歌時，王瑤給予了他們一些肯定評價，這點便受到了所謂“資產階級趣味”的指摘。但是在這些批評中，如果僅僅認為批評者是揪著“趣味”不放，搞“立場”批判，也把問題簡單化了。令批評者更不滿的，是趣味背后的價值觀的失衡。理想的平衡應當是有序的、有高下的平衡，而不是無差別的、無高下的平衡。把郭沫若、蔣光慈們平列地和胡適、周作人們放在一起講，主要是郭沫若、蔣光慈們不夠“高”，而不是胡適、周作人們不夠“低”，引起所謂“趣味”的指摘。也就是說，并不是胡適、周作人們完全不被允許提及，而是他們必須在主要的郭沫若、蔣光慈們得到文學史中合適的“位置”后，才可以、可能被允許提及，這有一個優先級的問題。對胡適、周作人們的評價之高低其實是第二性的——把胡適、周作人們“貶”到何處，并不構成這些批評的主要方面。或許，這可以當作是在以歷史后果追認一份歷史。但也可以這樣認為：這是在借由歷史來說明現實。作為歷史的文學證辭，“新文學史”，必須同《新民主主義論》的邏輯一致，為現實提供不得不如此的合法性證明。這種強烈的現實指向，正是其價值序列產生的一個主要動因——這份證辭必須要說明的是，現在所擁有的現實，即是歷史的最優解。作家作品的研究、評述，都必須讓位于這一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判斷。那么，在這個意義上，王瑤的問題在于其做得不夠，而不是對錯。

對于座談會上的批評，王瑤也是當作“嚴肅”而“切實”的討論來對待的13。在《史稿》“失范”“失實”的問題上，王瑤的“落后”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討論《史稿》時正向的尺度不應當在歷史化的過程中丟失。事實上，《史稿》被認可的部分也提供著有關這一尺度的歷史內容。吳組緗對《史稿》的評價，就肯定了王瑤在一般性的思想原則、發展脈絡與具有特殊性的作家作品之間作出平衡的努力14。將《史稿》的座談會片面地理解為對王瑤的批判也是有失公允的，《史稿》激起討論的緣由，或許正在于全景式地展現“新文學史”的艱巨性，乃至需要不斷總結全景中的“敗筆”。“新文學史”殊難完善，眼下急務實為“補缺”——這同樣是一種有關“規范”的共識。

歷史的復雜之處便在于，這一“規范”事實上是高度臨時性的。加之于王瑤《史稿》“身上”的正向的尺度，究竟無法被精細化、實體化。《新民主主義論》“下降”到《史稿》的過程中，究竟難以找到一雙大家公認的、真的合腳的鞋。后而觀之，對于《新民主主義論》式的現實的認同，是以在“新文學史”中不斷“激進”來作為表現的。“現實”的邊界，究竟無法被認定“到此為止”。“規范”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再調整，原本合乎規范的，也還會不“夠”合乎規范，“新文學史”就不存在一個“定本”。當《新民主主義論》遭受毛澤東自己的批判時，這一“規范”的臨時性就更明顯地暴露了出來。1955年，《文藝報》重新批判王瑤的《史稿》，并且此時也發表了王瑤的檢討書15。在一個正向的“規范”之中，歷史的當事人似乎只能逆向性地添加內涵，判斷什么不是“規范”的，比什么是“規范”的，來得更為簡單易認。這尺度的確立，總還是一個“進行時”。因此，王瑤在初版自序中提到的，自己這本“新文學史”是“草創成的東西”，自然不是謙辭；所謂“難免疏陋”，也無疑是一種真實的忐忑。即便王瑤此時真有著“逢其時也”的心境16，為“現代”歷史鑄成“新文學”的肉身，也并不是其自信能夠勝任的使命。

三、緒論的“思想性”與《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改版問題

1952年8月的座談會之后，王瑤對《史稿》已出版的上冊，與未出版的下冊都進行了修改。有研究者談到改版的問題，出版技術、條件的確是影響《史稿》修改面貌的重要因素17。但是修改的內部，各個部分也有輕重緩急之分，并不平均。譬如，1951年版的《史稿》中，王瑤在“緒論”部分說道：

但新文學的性質也不就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學，雖然無產階級的思想一貫是新文學的領導思想，而俄羅斯文學，特別是蘇聯作品，又給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以極其巨大的影響；但中國新文學還不可能為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服務，也并不一般地反映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生活，因而就他的基本性質來說，不能說新文學就等于無產階級文學。當然，就新文學的發展史來說，反映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要求的作品是逐漸增多著的，像近來（1950）石家莊鐵路工人魏連珍所創作的劇本《不是蟬》，代表了覺悟了的工人在人民政權下的解決要求，自然可以說是無產階級的文學，但一般的就新文學的基本性質來說，它并不就是無產階級文學。（著重號是筆者所為，后不復注）

對于將“新文學”等同于“無產階級文學”，在此時的王瑤，無疑是持保留態度的。在“史”與“實”之間，理應尊重“事實”，這是王瑤這段話里表露的基本原則。但是，在座談會之后，王瑤對相應的這一段話做了修改、刪改，并在后面加上了一段“強調”18：

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性質，它是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服務的，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文學。它的性質和方向是由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方向來確定的。但正因為新文學是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并屬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因此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發展，經過了無產階級對其他各民主階級領導的加強（團結和斗爭），新文學在發展中經過了一次次的思想斗爭和改造，從“五四”開始即是逐漸向著無產階級文學發展的……

與之前的保留不同，基于“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方向”，這里對“新文學”的“性質”有了更為明確的判斷。較為矛盾處在于“但正因為……”之后接續的內容，與前文有語氣、文法上的不順。前面所說的“新文學”的性質，并不夠“但是”的，甚至與后文有重合。補充說明“領導的加強”，則是吸收了蔡儀在座談會上的批評19，突出黨的領導與“新文學”的關系。《史稿》修改的困難，與其說是怎樣“削足適履”，不如說是如何“水到渠成”。

《史稿》的修改，受到出版的技術條件等客觀因素的制約，但在“緒論”等著重修改的部分，還受到文體、形式上的因素影響。緒論部分在“政治性”“思想性”的問題上，與其他部分相區別。先于《中國新文學史稿》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李何林著，1938年由生活書店出版，光華書店發行），在編目上就非常強調緒論的寫作。譬如，不同于后來的文學史，以一篇緒論統攝全書，李何林的這本《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總共三編，每一編都有一篇緒論，第一編的緒論名為：從“五四”到“五卅”的文藝思潮之社會背景；第二編則名為：從“五卅”到“九一八”的文藝思潮之社會背景；第三編名為：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藝思潮。都是以歷史的“節點”“事件”來進行分期、概括的。這正是所謂“發展史”的一個典型模式，在敘述模式上套用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發展階段的描述模式，即一種階段論。“從……到……”則是其形式上的表現。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的緒論，并不僅僅是為了對正文進行概括，更多的是為了提供一份理論說明。“緒論”作為正文的“綱領”，具有賦予質料以形式的意義。可以說，對于“新文學史”，緒論是無法被排除在外的。換而言之，如果《史稿》等“新文學史”不寫緒論，只有作家作品評述，且評述中也不加以“緒論”式的內容，變成作家作品論，它可能還是“新文學”的“史”，但它卻不會是作為“發展史”的“新文學史”，更不具備為《新民主主義論》提供文學肉身的合格資質。在“新文學史”的寫作中，“緒論”事實上優先于正文，與其把緒論看作正文的提煉，不如把正文看作緒論的擴容。無論《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國新文學史稿》，還是《中國新文學史講話》或《新文學史綱》，都有著論述邏輯、方法上的一致性：同樣地強調歷史“節點”的意義，同樣地運用著“反映論”的方法論，同樣地將“文學史”讀入到“革命史”中。無論其程度如何、效果如何、評價如何，這些著作都體現著這一歷史場域當中“嗜大”的傾向。歷史的當事人似乎不用任何刻意的舉動，就自然地擁有著整體性的、全局性的視角。緒論的使用是被默認的思想方法。

事實上，《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也經過集體的討論、修改，并且具備一個理論的序列20。可以說，《新民主主義論》也是被當作歷史正文的“緒論”來加以創制、普及。這種緒論大于正文、方法大于內容的思想形態，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個基本的文化語境。文藝界對于《新民主主義論》的接受，之所以來得如此“順當”，是“很清楚”的，正在于一個歷史場域之中，對這一“知識”的默會。王瑤以大幅修改緒論來加強“政治性”“思想性”的過程，正是這被默會的“知識”的外顯。

四、“釋古”風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感覺”

據王瑤年譜記21，1943年7月（時年三十歲），王瑤從清華中國文學系畢業，并于同年九月考入清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部，師從朱自清攻讀中古文學。在寫作《史稿》之前，王瑤的主業是研究中古文學。他是以中古文學研究者的身份被組織分配、“轉業”到“新文學”的教學研究中。《史稿》的寫作，也保留了《中古文學史論》的痕跡。可是這“舊學”背后，未必老朽。

《史稿》的行文，夾敘夾議，引中帶評。這樣的寫作既體現著撰史者“保存資料”的用意，也體現著撰史者學術理路上的取向。《史稿》的正文部分與朱自清為《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作的導言部分，文法上十分類似；對于早期象征派詩歌的認識，王瑤也直接引用了朱自清的觀點；以文類、文體來講“流別”，則是治“中國文學”一貫的做法。這種承襲、援引在《史稿》的座談會上引起了鐘敬文的批評22。但值得提及的是，王瑤自身在舊學中的位置，其實并不保守。據杜琇回憶，王瑤早年對中國文學系涉及“近代文學”的《新文學研究》沒有開班表示不滿，但“對清華的學風是滿意的”23；王瑤晚年回憶聞一多，重提“清華學派”的“釋古”風氣，強調對歷史現象的解釋帶有“研究和探索的性質”，“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存在”，自認深受此種學風熏陶24，始終不以“信古”“疑古”為然。

“清華學派”固然來自事后追認，但“釋古”的確是一時風氣。王瑤的同窗趙儷生，就對聞一多的《周易》研究有類似評價，尤為推崇其綜合社會經濟、民俗、訓詁、金石之學的做法，頗能說明蔚然的風氣25。王瑤對聞一多治學理路的模仿、學習，在《中古文學史論》中有鮮明的體現。其《小說與方術》一章，在論述方術、方士的起源之時，就廣泛采用了有關民俗、社會經濟、訓詁之學的資源、視角，模擬了聞一多《周易》研究的做法26。

除此之外，魯迅的治學思路對王瑤也可以說是影響至深。許壽裳回憶魯迅“想要做《中國文學史》”，分章是：

（一）從文字到文章，（二）思無邪（《詩經》），（三）諸子，（四）從《離騷》到《反離騷》，（五）酒，藥，女，佛（六朝），（六）廊廟與山林。27

第一部分牽涉魯迅撰寫中國文字史的想法，晚年的《門外文談》可以視為這方面思考的集中之作；諸子部分則有關思想與文體；《離騷》部分則有關政治與言談；“酒”與“藥”的部分已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女”與“佛”的部分則較為零散，只有相關的思考散落諸篇。“廊廟與山林”則有關仕與隱，在意象的概括上，具有所謂的“兩極性”28。總體而言，魯迅的治學，講求在大量的材料上作出典型的概括，以具有豐富意味的典型來給材料“賦形”。這樣的做法被王瑤深刻地認同，《中古文學史論》中論及玄言與東晉詩、文人與酒、文人與藥、擬古與作偽等主題，就具有鮮明的“魯迅氣”。《史稿》中論及“新文學”中的散文，以“匕首與投槍”“寫景與抒情”“叛徒與隱士”三節分而論之，無論意象的提取抑或類型的歸納，與魯迅的治史之法都有相通之處。王瑤服膺的學術，本就不重考據而重義理，考據只是為了使義理免于空疏。

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適的思想運動中，王瑤主動寫了兩篇文章：《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與《批判胡適的反動文學思想——形式主義與自然主義》，對胡適、俞平伯的考據之學有學理上的批評，據說寫得“認真”且“煞費苦心”29。對“考據”這一舊學的高地，王瑤素來保有距離。在治學的素質上，他深以自己的理論素養為傲。王瑤自己就曾放言：

我以為中國念馬列主義的人多半不念古書，就是念也只念中國歷史或中國哲學，絕沒有人念中國文學，因為他如果喜歡文學就念新文學了。而一般大學學者又只懂古書，絕不會懂馬列主義。我狂妄地以為這三方面，我都有些基礎，如果有時間條件，一定能一舉成名的。30

趙儷生也回憶“含苞”“脫穎”時期的王瑤“整天手不釋卷的是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卡爾斯基”，就人生志向而言，他并非以學問為人生的理想，“論‘坯子’，王瑤兄應該是一個革命者，或者說一個激進主義者。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出他準備當學者的意圖”31。朱德熙亦回憶王瑤“并沒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學問上頭”，由于才高志廣，“除了讀書，還關心現實”，“做學問總帶著點逢場作戲的味道”32。學術并非王瑤心中的首選。就《史稿》來說，固然王瑤是用了研究“古代文學”的方法研究“新文學”，強調“現象比規律豐富”，把“新文學史”當作“作了古”的歷史來強調“真實”，但是這并不構成對于“馬列主義”的拒絕。把王瑤的舊學等之以食古，忽略其綜合古代社會經濟、民俗、訓詁之學的方法，事實上是欠缺公允的。王瑤“向下”觀察古代社會歷史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方法的普及密切相關；王瑤服膺“釋古”，一如其傾心于“馬克思主義者的感覺”33。對于王瑤這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其“馬克思主義”，并不要求概念上的精確，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知識，不如說是一種精神。或許正如盧卡奇所言，即便馬克思的每一個個別的論點被駁倒，每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可以完全拋棄馬克思的所有論點，而無須片刻放棄他的馬克思主義正統，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34

對于從中古文學研究“轉業”而來的王瑤而言，學術上的“釋古”風與馬克思主義不僅相關，而且相通。王瑤的舊學從來不是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障礙，忽略王瑤自身的治學理路在舊學中的位置，以為其舊學不過考據辭章而已，也就必然遮蔽王瑤在舊學中所呈現的激進的一面，將傳統中具有爆發力的部分也一并推開去。

結 語

王汎森在談論近代思想的現實影響時，曾提及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思想要落實到現實，總要“降一格”；現實對思想的作用，總是包括一個“儉約原則”35。與之相區別，新中國成立初的歷史狀況，則是要求現實按照應然的理念來規定自身。所謂“思想”，不止是要“影響”現實，更是要成為現實。作為思想綱領、行動方略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歷史中的出場，就是要使它自己也刻入歷史的進程之中。“新文學史”的書寫，也同樣服務于這一歷史要求。《史稿》的寫作、修改、出版、普及，也都處于這一時代“風俗”之中。

其中的難題則在于，思想要成為現實，并不能僅僅依賴理論上的突進，對于現實的感覺往往存在著不相協調的惰性。思想與感覺，在速度上總有一個“差”。就新中國成立初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而言，吳組緗所謂“打得很痛”36，王瑤所謂戒“大煙癮”37，都提示著思想改造的艱巨性。

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改造的痛苦并非完全由于被動。事實上，歷史的當事人如果不是主動要求去“適應”，痛苦也不會如此劇烈。如何獲得“我們馬克思主義者”38的感覺，成為王瑤及其《史稿》反復要求解答的難題。將思想改造等同于政治迫害，將改造過程視作“黑幕小說”，只會造成歷史境遇與精神困境的簡化，“同情之理解”更無從談起。正如研究者所言，歷史的令人嘆惋之處往往是“出于擁護的背叛”39。當王瑤寫完批判考據的兩篇文章，又“恢復”了些“馬克思主義者”的感覺之時40，其中的歷史情緒，無疑是相當沉重的。在王瑤所想象的“下棋式”41的社會之中，他并沒有那么“水到渠成”。然而，這一歷史的困境或許不應成為重訪歷史現場的阻礙。《史稿》作為一部精神史的打開，正是為了重新召喚時代風貌中所包含的對于歷史的創造欲，在“歷史的后方”再次激活“斷代”的能量。

注釋：

①《新民主主義論》的版本較多，其間有字詞、標點等細節上的差別。發表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最早的版本，后來刊登于《解放》第98、99期合刊的《新民主主義論》，又是以“新民主主義論”為題的首次發表。1940年3月解放社出版了單行本的《新民主主義論》，1941年5月出了第2版，1942年4月出了第3版。1940年4月10日，《群眾》第4卷第10期也予以刊登。1943年10月，中共晉綏分局出版《毛主席三大著作》，收錄此文。1944年7月，晉察冀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收錄了《新民主主義論》。1946年4月，大連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收錄于第1卷。1948年東北書店出版的六卷本《毛澤東選集》，收錄于第2卷。同年，只在黨內發行的《毛澤東選集》（晉冀魯豫中央局出版），下冊中收有此文。另外，1946—1949年間，香港民主出版社以單行本形式陸續出版了《毛澤東選集》，《新民主主義論》是其中一冊。

②③[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7卷），延安期Ⅲ（1939.9—1941.6），蒼蒼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7頁。

④《中華教育界》（復刊）第3卷第10冊。

⑤強調“發展史”，即一種有上升的方向感的歷史，在認識論上是“矛盾論”的結果，在思想方法上則是辯證法的結果。如同“新觀點”與“新方法”一樣，是二而一的。這種“文學史”的論述無疑是“新”的，傳統的“文學”著述，并不存在嚴格意義的“發展史”。主要的，又是以鑒賞為主，即便是《文心雕龍》這樣成系統的著作，要“論文敘筆”“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在定義上，也還談不上強調“斗爭線索”的“發展史”。《中國新文學史稿》在此意義上，雖然并不具有開創性，但也可以作為一個區別所在。同時要提及的是，李何林在1938年9月就出版過《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這種風潮，或寫作范式，并不是自《中國新文學史稿》始，也不是隨著《新民主主義論》而誕生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結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普及的例證。

⑥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起草：《〈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新建設》1951年第4期。

⑦王瑤：《“魯迅研究”教學的回顧與瞻望》，《王瑤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⑧“適時巨著獨創新”，吳組緗語。參見朱德熙《哭昭琛》，《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⑨王瑤：《讀〈中國新文學史稿〉座談會記錄》，《王瑤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79頁。

⑩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頁。

11 12《〈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文藝報》1952年第20號。

13王瑤在《讀〈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說道：“對于各位所提的那些意見，根據我現在認識和思考的結果，我以為都是正確的；我愿意表示接受，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把這種結果來具體地體現出來……但根本上實在是一個思想改造問題，我痛感如果不徹底地改造自己，是什么工作也做不好的”，這一文章曾送《文藝報》，被退稿。參見《王瑤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頁。

14 22《〈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文藝報》1952年第20號。

15王瑤：《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文藝報》1955年10月。

16 30 37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王瑤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265、271頁。

17孫曉忠：《大學內外：建國初期王瑤的新文學史寫作》，《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18 1953年新文藝出版社再版的本子和1954年同一出版社再版的本子，此處內容又有不同，這里所引的是1953年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稿》。

19蔡儀以1951年本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第15頁為例，批評道：“黨對文學戰線的領導作用，是一個時期比一個時期加強而健全的，并逐漸鞏固和擴大了它的影響。”（《〈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認為籠統地突出黨對文學戰線的領導是不夠的，要有階段的“發展”——這才談得上“發展史”。

20在此之前，毛澤東還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兩篇論文都被歸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列。

21 23杜琇：《王瑤年譜》，《新文學史料》1990年03期。

24王瑤：《王瑤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頁。

25 31趙儷生：《籬槿堂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79頁。

26王瑤：《中古文學史論》，《王瑤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頁。

27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第61頁。

28[日]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

29 33 40錢理群：《讀王瑤的“檢討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3期。

32朱德熙：《哭昭琛》，《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34[匈牙利]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8—49頁。

35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頁。

36《光明日報》1951年10月23日第3版。這一號的頭版，刊登了《徹底肅清歐美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殘余 京津高校教師開展改造思想學習運動 在中央教育部下成立京津高校教師學習委員會 周總理作報告號召認真進行批評自我批評》的新華社簡訊。吳組緗在引文中所提到的被“打得很痛”的發言，也是就此而談。

38 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黨委辦公室動態簡報第98期《北京大學幾個教師對學術思想批判的反映》。轉引自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以后知識分子改造側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82頁。

39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頁。

41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王瑤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頁。

42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