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新的敘事策略

鐘雨柔的新著《漢字革命：中國語文現代性的起源（1916—1958）》（以下簡稱“《漢字革命》”）敘述了20 世紀上半葉一段關于漢字革命與文學革命相互纏繞的歷史，主要論及魯迅、趙元任、瞿秋白、許地山、晏陽初、唐蘭等人相關言論和實踐。該書拒絕了實證的考察，利用德里達的“語音中心主義”和“文字/書寫學”概念，重構從民國（1916 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漢語拼音化運動的歷史。作者的視野暗合了霍布斯鮑姆的“極端年代”或者汪暉的“短20世紀”，將語文運動置于西方的字母普遍主義以及全球的反殖民運動歷史之下進行觀照。本書突破了以往“語文現代化”的單一敘事，這種敘事將拼音字母、語音的技術化、言文一致、現代個體的主體性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作為一個貫通的邏輯，排除了其他因素，比如傳統小學及其現代轉型（以章太炎的理論以及基于他的方案所確立的注音字母為代表）。《漢字革命》一書實際上容納了語音的技術問題（趙元任）、文學革命（魯迅和瞿秋白）、白話文寫作（許地山）、平民教育（晏陽初和陶行知等）以及傳統文字學的調整（唐蘭）諸多話題，具有極為豐富的跨學科視野。

《漢字革命》的價值還在于它所關注的是以拉丁字母為代表的字母普遍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導權確立，作者借用了德里達“語音中心主義”的概念來呈現這種字母普遍主義具有摧毀第三世界國家本土文化的危險。但作者同時也發現，以拉丁字母制定的新文字方案，實際上承諾了底層人民“發聲”的可能，為更加激進的革命政治所利用，最終導致“語音中心主義”自我瓦解。因此本書一方面重新劃定了歷史分期，將分期問題化了，把1916 年和1958 年的時間點確定為“全球性時刻”。另一方面，作者提出“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來說明“語音中心主義內部互相纏繞的正負兩面力量”。這組力量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現代化–反現代化的，也可以看作是西化—反西化，甚至可以是殖民主義—反殖民主義的。當然，在這一套概念所構建的敘事邏輯中，由于先定地將“拉丁化”看作是西方的、泊來的，甚至是有代價的、暫時的和激進的；也是西化的和充滿“狡計”的。因此，真正能完成魯迅所說的“將文字交給一切人”的任務，同時又不用付出文化上被殖民的代價的工具，只能是民族形式的工具。自此，圍繞漢語拼音化的討論，論述邏輯的終點只能是保留漢字，在漢字的內部、依靠漢字的形聲結構解構“拼音”。具體到這本書中，就是唐蘭在50 年代主張的“漢字拼音化”。這一方案不同于以拉丁字母代替漢字的拼音化路徑，在作者看來具有實現德里達所說的“書寫學”的可能。

回顧20 世紀中國語文運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拼音運動史的敘事和國語運動的敘事。最早影響較大的有羅常培的《國音字母演進史》和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作者都是20 世紀中國語文運動的“當事人”，并沒有遠離他們所書寫的對象，而是身處在某一歷史現場之中。因此，他們書寫的歷史有實時記錄、保存第一手資料的作用。羅常培一書寫作于國語羅馬字方案被公布之后，序言里就表明了用國語羅馬字制作新文字的立場，可以歸為拼音運動史研究。而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一書則帶有論戰的目的，最初是一系列針對當時興起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論戰文章，試圖爭奪“大眾語”和“大眾語文”等概念的解釋權。倪海曙則是關于拼音文字運動的歷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寫作的《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總結了明末以來的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涉及晚清的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和注音字母運動，與黎錦熙所寫的國語運動史在運動的分期上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同樣確定的歷史事件和時間，只不過書寫的角度不同，一個確認為“國語運動”，一個明確為“拼音文字運動”。不過對這幾次語文運動的基本共識延續到了50 年代的文字改革運動。1955 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作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的吳玉章作了《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報告，就簡單重述了“從清朝末年起，一直到全國解放為止”的幾次文字改革的運動。1958 年吳玉章和黎錦熙在人民日報上聯名發表的《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漢語拼音字母的總結》，則是從拼音字母的角度進行總結。因此，對于晚清開始一直到50年代的歷次語文運動，大體上分為兩種敘事角度：一個是以語言統一為目標的國語運動，一個是制定拼音文字最終達到言文一致的運動。

80 年代開始，從“現代化”的角度理解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和相關討論，成為一種主流敘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機關雜志《文字改革》更名為《語文建設》，這一變更也標志了文字改革的工作走向結束。這一時期還出版了名為“語文現代化”的雜志，其中有邀請專家回顧50 年代文字改革的文章，也有對20 世紀的拼音文字運動史進行總結的文章。1995 年，王均主編的《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作為“當代中國”叢書的一種出版，該書可以看作是對50 年代文字改革運動的系統梳理和權威總結，主要是從政權的文化治理的角度來展開的。其特點是以編年史的方式描寫當時的政策制定過程，對當時相關期刊上的討論以及民間的社團等相關內容著墨不多。這種編年史的寫法，不能將當時討論的議題充分地呈現出來，更無意將其置于某種思想史的譜系中進行考察，因而即便是制定相關政策過程的爭議、矛盾、沖突也沒法從中看到。

近些年出現了很多圍繞國語運動、言文一致等問題的研究，重新將這些議題作為思想史來研究，從而呈現了其中的學術價值。這種研究的趨勢可能受到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和小森陽一等日本學者從語言與民族國家的角度考察日本國語運動的影響，同時也有村田雄二郎等學者研究晚清言文一致運動的影響。以王東杰的《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為代表，書中將“國語運動”理解為“現代語文改革的同義詞”，圍繞著民族主義、聲音、文字等概念來討論，在敘事模式上和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類似，最終揭示了近代的語文運動背后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汪暉的《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民族形式”問題》一文也可以看到柄谷行人《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的影響，另外也可以將其納入作者提出的“短二十世紀”的視野下考察。在該文中，無論是方言本位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還是以國語統一為目標確定標準語的國語運動，都是“民族語言的形成”的一部分。在30 年代和40 年代的語文運動歷史以及文藝實踐中包含了地方、民間、大眾等元素，民族語言也因此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汪暉用一種更好的方式安置了“大眾政治”這一個異質性的存在，但在他的論述邏輯中，這一時期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實際上只是國語運動的變體，民族語言則像黑格爾式的精神在運動，容納了“否定的”方面之后抵達了終結。

《漢字革命》并不滿足于具體某一語文運動的研究，通過對瞿秋白、魯迅、許地山、葉圣陶等人的研究，將文字改革的歷史與白話文運動的歷史結合了起來。書名為“漢字革命”，實際上結合了漢字革命與漢字書寫革命（文學革命）。英文的書名為漢字書寫學（Chinese Grammatology），以及封面采用了唐蘭的文字方案，比較能夠體現作者的用心。她試圖在已有的國語運動敘事、拼音化運動以及語文現代化敘事之外，基于“語音中心主義”這個概念確定一個“漢字革命”的敘事。而在進入“漢字革命”的歷史之前，作者首先需要處理清末的漢語拼音運動：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注音字母運動等等。她將這些運動視為“20 世紀漢字革命全面爆發前，最后一次嘗試漢字拼音化的運動”，成為本書所敘述“漢字革命”的“前史”。對此，她是這樣解釋的：

本書選擇在清季文字改革之后開始，意欲彰顯的是現代中國的語音中心主義轉向與20 世紀前的中國拼音化運動的核心區別。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漢字作為工具的存廢，更重要的是如何評價基于漢字生長出來的文本、文化與知識論的問題。進入20 世紀，對漢字的敵意與日俱增，任何與漢字相關的學問與傳統，從韻學到考證學，從儒家經典到格致之學，都隨之貶值。[1]

在“漢字革命”的前史中，實際上已經出現了20 世紀語文運動的諸多議題。其中“漢字存廢”的問題也多次被提及，如譚嗣同提出“盡改象形字為諧聲”，倪海曙認為是“戊戌以前最露骨的文字改革主張”。[2] 黃遵憲基于對日本言文一致運動的考察，提出了“變一字體”的預言，有學者認為是晚清拼音化運動的立論基礎。[3] 而《新世紀》團體和章太炎之間爆發了一場圍繞“漢字存廢”問題的論戰。在這次論戰中，以吳稚暉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新世紀》雜志上倡導用“萬國公語”（即世界語）逐步取代漢字，是最激烈的“廢除漢字”的聲音。章太炎則拒絕了將文字能不能拼音看作是文化發達、教育普及的根本原因。雙方都在文明的進步與延續的層面上討論漢字的存廢問題。

從《新世紀》團體開始，“廢除漢字”的口號被不同的群體所征用。這一口號起源于“漢字是象形文字”的論斷。這個論斷是一個極為普遍的認識，比如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漢字的本質和歷史》一書中，就將漢字確認為“表意的象形文字”，而與表音文字相對立。這種觀點也貫穿了整個漢語拼音化的歷史。在《漢字革命》一書中，作者也同樣關注這種表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或者表意文字）更進步的脈絡，她將其定義為“語音中心主義”，實際上這個概念與“字母普遍主義”可以等同，強調聲音凌駕于文字之上，最終將拉丁字母確認為表音文字，而將其他文字被貶為象形文字，背后也隱含了某種進化論或者文明等級論的邏輯：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更加文明，更加科學。所謂的語音中心主義更像是一種認識論的裝置，在此之中關于漢字和漢語的知識，便具有了賽義德所說的“東方主義”的色彩。而服膺于語音中心主義，便會進一步貶低本民族的文化傳統。

“語音中心主義”這一概念支撐了作者敘事的重心。有意思的是，這個概念在諸多對國語運動、晚清文字改革運動、漢語拼音化運動的研究中并不少見。由德里達發明用以批判西方的知識體系，經由柄谷行人等日本學者的闡釋和批判，結合了本·安德森對印刷資本主義的研究，這個概念常常用來指涉基于言文一致的訴求、追求漢語拼音化或提倡白話文的一系列文字改革運動，關注語言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其落腳點則是語言民族主義：“語音壓抑了文字”、內化的聲音塑造了人的主體、均質化的人構成了現代民族國家。但在本書中，作者顯然不是在這個層面應用“語音中心主義”，這個概念不能停留在“拼音化”或者“言文一致”的語言制度來理解，它企圖處理1916 年以后的文學書寫、文化革命、普及教育等更大的文化政治問題。在作者看來，“漢字革命”所帶來的知識論轉變，即傳統知識體系的貶值，根源在對漢字的壓抑。“語音中心主義”無法用來指涉漢字革命的全部內涵，也會造成所謂“漢字革命”就是全盤西化的誤解。作者參考了杰姆遜利用辯證法對現實主義的研究，將“語音中心主義”加工為“語言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以提示漢字革命除了追求西化、現代化的一面，還在其內部生產出了與這一面相對抗的、本土化、反殖民主義的傾向，用以挑戰西方中心主義及其知識的領導權。因而本書頻繁使用“語音中心主義”的概念，但對民族主義的討論并不多，而作者顯然更想要體現本土化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這一點與柄谷行人的用法不同。

1916 年，是本書確定的一個重要起點。這一年，趙元任留美時寫作《中國語言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系統論述廢除漢字、取用字母的學術著作”。[4]作者認為，趙元任這篇文章不僅為后來的國語羅馬字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而且寫作的時間和全球范圍內的拼音化趨勢有同步性。同年，索緒爾的學生整理出版了《普通語言學教程》，書中更是挑戰了傳統的語文學，將文字剔除出了語言學研究范圍，確定語音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不過細究下來，趙元任和索緒爾對于“語音”的研究有不同的側重點：趙元任自始至終重視語音的物理性質，以此去研究漢語及其方言的“音素”，甚至為“國語”的音素灌錄了唱片；而索緒爾并不重視語音的物理性質，提出要把握語言的“區別特征”，即語音之間的差異關系，最終建構了一套基于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形式主義理論。當然，本書作者并不是基于這些具體的理論命題和概念，敘述趙元任和索緒爾的共同點，更重要的是那個“全球性時刻”，這個時刻也就有了一種“政治無意識”：

這一現象席卷全球之時，西歐殖民擴張接近尾聲，美國作為新帝國登上歷史舞臺?，F代語音中心主義的崛起因應了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報、電話、打字機這些深刻變革世界的新技術加持語音中心主義的崛起，加速了其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這個時間節點，于是見證了諸多非拉羅書寫系統面對“獨一無二”的拉丁字母不得不做出的回應?，F代中國的語音中心主義轉向就是一例，而與漢字革命幾乎同時發生的、世界其他眾多文字改革包括：埃及對阿拉伯文的改革、奧斯曼土耳其對阿拉伯波斯文的改革、蘇聯對西里爾字母的改革、越南對喃字的改革、日本對假名和漢字的改革等。[5]

伴隨著西方殖民擴張和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許多非西方國家都開始改變他們的文字系統，這確實有共通之處。“語音中心主義”這個概念打開了這個時刻的所具有的“全球”意義。這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不同于以往在民族國家—民族語言的視野里討論語文運動，本書增加了一個殖民—去殖民化的全球史視野。

二、“語音中心主義”的局限

在拉丁字母的東方旅行中，“語音中心主義”除了承諾科學性、現代性的文明，實際上也出現了自我瓦解的傾向，語音中心主義最終為“文字/書寫學”的出現提供了可能：“語音中心主義的秩序內部于是不期然地生長出一種反語音中心主義的、以書寫為本的、將書寫當作科學來研究的理論批判”。[6]這個概念出現了極限，觸碰到了它所無法抽象的內容或者難題。因而需要為這個概念重新賦予新的指涉范圍：如果傳統的小學以及基于小學所創造的注音字母方案，一開始就在“非”西方的位置上，那么，從瞿秋白開始的30 年代的大眾政治或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則可以被安置在一個“反”西方的立場。因此，本書另一個概念：“語言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首先就是為了處理這一“反西方”、反資本主義、超越民族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將其納入“漢字革命”的敘事中。

所謂“語音中心主義轉向”最初來自新的媒介、新的技術（印刷、打字機和電報技術），這些新知識直接給留洋的知識分子造成了震驚和焦慮，成為漢字無法適應現代文明社會這一結論最有力的證據?！缎率兰o》團體認為“象形字”為“未開化”的民族所用，鼓吹廢除漢字、采用萬國新語，是他們目睹了歐美的“進步”之后提出的語言現代化方案。他們用一種直線的進化史觀來理解技術和語言，特別是歐美的拉丁字母適用于現代打字機和印刷排字，而漢字（方塊字）則無法適應現代社會。這與他們鼓吹的世界語本身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主義”的傾向無關。正如林少陽指出的：

《新世紀》從“世界主義”與“文明對野蠻”二元對立角度觀察語言、文化，其實不無矛盾之處，因為這一觀念的背后隱約可見的，是人種優劣觀念，由人種優劣而文化優劣，并且這一優劣的序列全部被置于時間之線性進化上。[7]

至于錢玄同抨擊“漢字的罪惡”，最終的落腳點也是漢字“和現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8]錢玄同希望通過更加科學的羅馬字方案來實現言文一致，進一步實現國語的統一，既達到普及文化、啟發民眾的效果，又能更好地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因此，國語羅馬字運動實際上是很典型的現代化訴求：作為被啟蒙的平民與啟蒙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加內面化的“野蠻與文明”關系。國語羅馬字方案一方面拘泥于科學性，制定了較為精細但不易在民眾中間推廣的方案，另一方面受制于行政權力的牽引，隨著當時的大學院公布羅馬字拼音法式為國音字母第二式時，羅馬字方案也就成為了注音字母方案的備用和參考，得不到進一步推廣使用。

在30 年代以前，“言文一致”是語文現代化和教育普及的標志。但是白話文寫作并沒有兌現這個承諾，反而出現了很多無法在口語中使用的歐化語法現象。這種現象在當時被批評為“新文言”或者“洋八股”。胡適曾經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口號在30 年代被瞿秋白重新提出，并改造了它的內核。本書中“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這一概念，是指語音中心主義“向所有人許諾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且被聽見”，[9] 通過言文一致推動語言的民主化，底層人民可以書寫自己聲音。1929 年瞿秋白在蘇聯期間寫成了《中國拉丁字的字母》，這個草案是后來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雛形，是整個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起點。圍繞這個拼音文字方案，他還針對了當時的語言狀況進行階級分析，進而提出的“文腔革命”、“建立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的口號。建立于這一系列思考之上的“拉丁化”的內容得以區別于以往的“言文一致”或者“廢除漢字”的主張。

瞿秋白對五四以后的語言分為：古代文言，現代文言，舊式白話，新式白話。這四種書寫語言，實際上被分配到四個不同的階級那里。古代文言是古代社會君子的腔調，在當時還有嚴復式翻譯以及部分保留在報紙上，為大買辦所掌握；現代文言來源于《時務報》和《新民叢報》，是小買辦使用的文字，與明清形成的八股公文寫作有淵源；舊式白話則是禮拜六派等章回體小說的語言，以及戲曲中說白的腔調；新式白話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它本來“應當是根據現代普通人嘴里講的話，加以有系統的整理，調節和組織，而成為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實際上卻成為成分復雜、“非驢非馬”、“不人不鬼的言”。

而到了30 年代，無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已經出現在歷史舞臺。對于無產階級自我表達的要求來說，新舊白話和新舊文言都可以看作是“文言的”，是無法書寫新的形勢的漢字文。也就是說，盡管新的文字、書寫（文腔）并沒能立刻誕生，但成為了一個“虛空”，一個預支的存在。在這個新的文腔出現之前，漢字書寫都是“文言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改造了“言文一致”的話語，使之不再意指一種語言現代化的方案，而是致力于讓新的政治主體“發出聲音”，以擺脫魯迅所說的“無聲的中國”的處境。這種“無聲”的狀態并不是任何理論的臆想，而是政治的現實：當時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從語言到文化的對立，使得人民群眾沒有書寫工具。葛蘭西在談論皮蘭德婁的劇作時，曾經指出過“人民的”語言和文學語言之間的分裂，與這種情況有某種相似之處：

當時，文學語言尚未在民族范圍內普及，尚未成為獲得群眾承認的“歷史事實”?！谝獯罄髌分?，當人物要在意大利讀者眼前化為有血有肉的意大利人時，作家還不善于激發讀者的共鳴，還無法把握語言的歷史發展趨勢。事實上，意大利存在著許多“人民的”語言，它們是地區性的方言，大抵在親切交談時使用，表達最樸實、最普通的情緒、愿望。對眾多的地區來說，文學語言仍然是世界主義的語言，某種特殊的“世界語”，即僅僅局限于表達一部分人的情感和觀念。[10]

在新的政治力量面前，文化上需要將方言這一地區性的“人民的”語言，最終變成一種全國性的共通語，也就是“普通話”。這里的中介其實是文腔革命，也就是所謂的文學語言的革命。當瞿秋白仿照趙元任的方案制定了一套拉丁化字母，側重點是根據言文一致提出的語言平等政治，語言統一的難題則被當做是一個終點。如果將瞿秋白的理論和葛蘭西相比，“民族”或者是全國的維度實際上被擱置了，“人民的”語言可能要長期停留在地方性的層面。從這個角度看，瞿秋白的求助于言文一致的策略，無法借助民族的形式來賦予人民以足夠的力量，最終那種全國通行的“普通話”將遙遙無期。

在《漢字革命》中，瞿秋白的方案同樣是抬高拉丁字母來貶低漢字，這個方面可以看做是“語音中心主義”的一部分。如果和日本的言文一致主張相比，后者一方面通過剔除漢字，逐漸達到統一國語的目的，另一方面又通過塑造“心聲”（內面），建立了一套現代文學體制，最終文學發揮著民族國家的想象力作用，塑造出一個個孤獨的現代主體。而瞿秋白已經無法通過建立這種現代文學體制來賦予新的政治力量以“聲音”，他的“文腔革命”恰恰是想要終結這種“無聲的”文學。瞿秋白批評了五四新文學在實踐中墮落為他們所要打倒的對象：貴族文學變成紳商文學；山林文學變成清客文學；古典文學變成無賴文學。他要解決的難題，不是晚清以來的知識分子抑或是日本國語運動的難題?？梢哉f，瞿秋白改造了五四文學革命的話語，卻不是為了重新建立一種現代文學體制，恰恰是為了否定這種現代文學及其塑造的現代主體。在這個意義上，同樣是“廢除漢字”改用新的文字，但是“文腔革命”的主張很難說是“語音中心主義”的變體。瞿秋白的具體主張實際上在延安時期得到了檢驗和調整。在陜甘寧邊區先后開展的兩次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最大的成就是新文字被賦予了與漢字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實際上在1942 年之后拉丁化運動就停止了，緊隨其后的是以《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座》所指導的文藝實踐。1942 年之后的文藝實踐與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不同，不再追求通過語言和文字的透明性來塑造新的政治主體，而是要求文藝工作者轉換視角、深入生活，向群眾學習他們的語言，同時發展群眾文藝。延安文藝實踐保留了漢字，在原來的白話文書寫中做調整，拒絕語言透明化的路徑，實際上已經與“語音中心主義”產生斷裂。因此，這種新的語言政治籠統地置于“語音中心主義”的名義之下，是十分可疑的。

在德里達提出“語音中心主義”的說法之后，索緒爾常常被當作是這個概念的一個重要例證。直到柄谷行人在《書寫語音與民族主義》中，重新解讀了索緒爾和時枝誠記的思想，解構了這樣一個“索緒爾”形象。柄谷行人用了很多證據，包括索緒爾的瑞士人身份、索緒爾的手稿等，激活了他的理論中對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批判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柄谷行人的索緒爾形象，更符合本書中所提的“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對此，德里達也曾解釋過，他對索緒爾的批評重點是索緒爾借用了西方形而上學的概念（如“結構”），因而未能擺脫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范圍，但是他的理論本身是復雜的，雖然抬高了語音的重要性而貶低文字，但同時將語音這一實體也排除了，只剩下更加抽象的“所指”，最終成了一個“差異”或者說“蹤跡”的游戲。在這個意義上，索緒爾更像是“解構”的先驅，解構的恰恰是“語音中心主義”的歷史語言學。德里達批判索緒爾的目的，是為了批判那套有著起源和目的的西方形而上學，這一點又和索緒爾對歷史語言學的“解構”相契合。

在本書中，“語音中心主義”這個形式主義的概念，被賦予了很多非常具體的內容：拉丁字母或者字母普遍主義，同時被確定為西方獨有的、向東方行使霸權的全球運動。在德里達對柄谷行人的回應中，實際上他認可了“語音中心主義”是個形式的概念，同時也同意柄谷所說的語音中心主義并不是西歐獨有的觀點。因此，是表音文字還是表意文字（漢字還是拉丁字母），并不是“語音中心主義”所要討論的重點。重點是基于語言文字之間的透明性所建構起來的認識裝置。而本書為了證明“語音中心主義”的自我解構傾向，為這一概念增補黑格爾的辯證法，似乎也就多此一舉了，同時承擔了一定的理論風險。因為黑格爾的辯證法運動具有起源和目的，恰恰是德里達所要批判的邏格斯中心主義。在本書的論述中，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在國語運動與大眾語運動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對立而統一的關系，但是它們之間的關系無論多么緊張，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也都變成了同一性的序列。因此，“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雖然批判了西方中心主義，但沒能揭示30 年代大眾政治的異質性。最終它可能會演變成西化和反西化的形式主義游戲，在傳統之間尋找問題的答案。

三、“拼音”的多重內涵

“漢字革命”另一個時間點是1958 年。這個時間點聯系了國際形勢和國內環境。國際上，主要是由“萬隆會議”召開導致了亞非拉的反殖民運動高漲，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覺醒。在國內，1958 年確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作者有意用文字學家唐蘭的觀點來論證終結“語音中心主義”和開啟“漢字書寫學”理論的可能。唐蘭不是文字改革運動中相關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他提交的文字方案沒有被采納，不過在文字改革運動的不同時間點都能看到唐蘭提出自己的觀點：從1949 年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中國文字改革的基本問題和推進文盲教育兒童教育兩問題的聯系》，1956年在《中國語文》雜志上登載他的《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字改革問題》引起了批評，在1957 年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筆談文章以及1958 年發表了《中國文字應該改革》。他基本觀點是“漢字拼音化”：在漢字的基礎上逐步進行拼音化的改革，建立一套“綜合文字”，既保留漢字，又保證了“拼音”的可能。這種文字不同于直接用拉丁字母代替漢字，而是利用漢字形聲結構的特點、將漢字逐步改造為更加科學的文字。

唐蘭的文章中經常引以為據的理論是毛澤東關于文字改革的指示以及斯大林關于語言不是上層建筑、語言不能突變的觀點。其中，毛澤東在1951 年對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最主要的。這個指示的完整內容可以從當時教育部長馬敘倫那里看到：

三、四個月以前，主席又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現有漢字來制定。其次鑒于漢字書寫困難，主席指示必須加以整理簡化，并指出印刷體當用楷書，手寫體可用草書。又因漢字讀書難記，需要注音，目前人民解放軍里正在展開利用注音字母幫助識字的學習。注音字母作為通用注音的方案，有什么可以改進之處，也要我們討論研究。[11]

這段指示包含的內容很多，有漢字的簡化，也有當時在全國推廣的祁建華“速成識字法”。但引發關注和討論的主要是“拼音方向”和“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即“民族形式”）。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1952 年成立一直到1954 年，主要工作是研究簡化漢字和“民族形式”即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這期間，委員會的拼音方案組對于民族形式問題形成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認為凡是用一套字母能把漢語的特點拼寫出來的，就是民族形式；一種認為應該根據漢字的筆畫，字母形式要接近漢字。唐蘭雖然不是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其立場十分接近后一種看法。實際上，無論是委員會內部還是民間，“漢字筆畫式”的方案并不少見。在1954 年、1955年的時候曾經出現過將漢字的聲旁換成拼音字母的“拼音形聲字”的主張，并且引發了討論。而在1958 年以后，一直到1980 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收到的1667 種拼音文字方案中，其中就有“漢字式”方案248 種，占全部方案的14.88%。[12]

1953 年毛澤東審閱過委員會的拼音文字方案，包括漢字筆畫式方案，但是他認為很多方案“比漢字還難寫”。1955 年10 月，文字改革委員會拼音方案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決定將四個漢字筆畫式方案（草案），一個拉丁字母式和一個斯拉夫字母式方案（草案）提交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征求意見。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并沒有通過這六個拼音方案，但初步確定了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1956 年，毛澤東出席“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并做了講話，贊同吳玉章的關于文字改革的意見，認為羅馬字拼音雖然是外國的，但是“字母少，寫起來一邊倒，漢字比不上”。之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指出“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較適宜”。[13]

在《漢字革命》中，作者認為新中國將“拼音”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而陳夢家和唐蘭則在對抗這種“拼音”意識形態。這種觀點有失片面。一方面，1956 年之前，“拼音”并未完全等同于拉丁字母，官方考慮過為“拼音”的內涵附加上“民族形式”的要求。唐蘭的是比較符合這一理想的方案。但是，無論是委員會的“漢字筆畫式”方案，還是唐蘭的“綜合文字”方案，或者當時民間出現的“拼音形聲字”、“半拼音”主張，都未能實現形式簡單、方便學習的要求。在這之后，關于“（文字改革的）形式應該是民族的”的指示就不再提起了；另一方面，官方關于“拼音”的定位卻有一些模糊性和彈性，并且始終與學術界有著微妙的錯位感?！捌匆舴较颉钡闹甘静]有明確提出要制定拼音文字來取代漢字（也沒有從一開始就限定拼音必須采用拉丁字母），反而在討論“拼音”的同時進行對簡化漢字和整理漢字的研究工作。如果說拼音是一個“方向”、一個承諾，那么漢字將長期存在并發揮作用則是當時的一個共識。最終確定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時，“拼音”被確定為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輔助工具。

對于新生政權來說，普及教育的問題優先于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動力來自掃盲識字和語言統一。文字改革的形式要服務于這兩大目的，最終就演變成了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服務于拼音識字（簡化漢字）和推廣普通話兩大任務?？梢?，50 年代的文字改革是務實、功利的。因而就不難理解，50 年代初官方推廣的不是拉丁化方案或者羅馬字方案，而是將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作為全國學習的典型，這種識字法是以注音字母作為識字拐杖。不是因為注音字母“科學”，甚至不是因為“簡單”，更多的是因為注音字母推行多年，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足夠的師資。如果不考慮由普及教育所訴求的“便利”及其文化革命的潛能，文字改革最終形成的“簡化漢字+拼音”的雙層結構，與國語運動的主將黎錦熙的 “新注音漢字”方案有某些類似，可以說是國語運動的延續。

章太炎無疑是這種雙層結構的先驅。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章太炎將國語統一和普及文化這兩個任務分開討論：要普及文化就需要推行義務教育；要統一國語，在應該保留漢字，只要民眾學習官話就可以實現國語的統一。也就是說，無論是語言統一，還是普及文化，都無需再造新文字。相反，漢字是民族的“根柢”，自然應該保留下來。同時，章太炎嘗試建立一套“兒童視而能了”的改良反切方案，這是在保留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一套輔助識字的方案。這套方案在民國初年成為了注音字母，一直到新中國《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之前，一直承擔著“識字拐棍”的作用。本書將唐蘭的方案解釋為解構“語音中心主義”的書寫學，那么利用傳統知識體系挑戰了文明等級論的章太炎，未嘗不是這種書寫學的先驅。

對章太炎來說，漢字是文明的一部分，是超歷史的、超地域的存在。而對毛澤東來說，漢字是歷史的，而非永恒的、文明的結晶；漢字始終是文字改革時要考慮的“條件”（《新民主主義論》中提過“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口號）。即使是推行拉丁字母方案以逐步代替漢字，也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采用雙軌文字制度：社會上同時通用漢字和拼音文字。但這種平行、雙元的語言制度早已在延安時期試驗過：1941 年起，邊區政府賦予新文字以法定的地位，使其獲得與漢字同樣的權力，即“新文字跟漢字有同樣的法律地位”。同時明確規定了，新文字在“上下行公文、買賣賬、文書單據等”、“政府的一切布告法令”、“各縣給邊區政府的公文”等都“有效”。[14]但無論是在掃盲識字的冬學運動中，還是延安文藝實踐中，這種雙軌文字被放棄了。究其原因，語言的統一需要借助漢字，歷史上“書同文”與大一統長期綁定在一起，保留漢字是抑制地方主義的文化治理的一環。在這種情況下，不再依賴言文一致的激進策略，只能轉而選擇了雙層結構，重新激活漢字的形、聲、義結構，所謂的“漢字書寫學”也許就在其中得以體現。

注釋：

[1] 鐘雨柔：《漢字革命：中國語文現代性的起源（1916—195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 年，第19 頁。

[2] 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52 頁。

[3] 王風：《晚清拼音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催發的國語思潮》，見《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89 頁。

[4]、[5]、[6] 鐘雨柔：《漢字革命》，第42 頁；第8 頁；第13 頁。

[7] 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40 頁。

[8] 錢玄同《漢字革命》，見《錢玄同文集（第3 卷）漢字改革與國語運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77 頁。

[9] 鐘雨柔：《漢字革命》，第22 頁。

[10] 葛蘭西：《葛蘭西論文學》，呂洞六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第144 頁。

[11] 馬敘倫：《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開會辭》，見《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第3 頁。

[12]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拼音文字研究室，《群眾自擬拼音文字方案整理報告（1958—1980）》，《文字改革》1982 年第2 期。

[13]《文字改革》雜志編輯部編：《建國以來文字改革工作編年紀事》，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5 年，第77 頁。

[14]《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推行新文字的決定》，見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 輯），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6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