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煙，原名胡俊杰，山東龍口人，中國作協會員。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專業，文學碩士。魯迅文學院第 27屆高研班學員，現居北京。出版散文集《讀畫記》《忽有山河大地》《紙上尋幽——中國畫里的二十四節氣之美》《見山——穿越中國畫的筆墨時空》。曾獲第八屆冰心散文獎、三毛散文獎、《廣西文學》年度散文獎、《北京文學》年度散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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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第一位待詔出場之前，我先引入一個畫面：1600年前，大明宮內春陽和煦，唐太宗攜眾臣子妃嬪漫步于后花園賞花，心情十分怡悅。忽見池中有色彩絢麗的水鳥隨波嬉戲，姿態嫻雅。看花觀鳥兩相宜。皇帝興致很高，即刻詔見閻立本，將這美好的一幕畫下來。大畫家十萬火急地趕來，雙手捧著畫具，追著幾只水鳥，“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目瞻坐賓，不勝愧赧”，最終總算完成了任務。回到家之后，狼狽不堪的閻立本教導兒子，日后不論從事什么行業，千萬別當畫師，“辱莫大焉”。

像閻立本這樣藝術才能出眾、等待被皇帝詔見的畫家，便是待詔。這是我對這個詞匯最淺白的理解。此處，我只是將閻立本的故事借用，實際上閻立本的職務并非待詔，而是貴為宰相。

待詔是一群人。這一稱謂最早來自漢代，當時皇帝以才技征召士人，使之隨時聽候皇帝的詔令，謂之待詔。唐初，置翰林院，凡文辭經學之士及醫卜等有專長者，均待詔值日于翰林院，給以糧米，使待詔命，有畫待詔、醫待詔等。這是一群因具備藝術特長而被皇帝所需要、賞識的人。

我們很容易將歷史的聚光燈射向大唐最耀眼的待詔——李白。李白一生最風光的時日，是他擔任翰林待詔的那一年多。皇帝一句話，他便成了御用詩人，即詩待詔。曾高喊著“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李白，起初沉浸在從天而降的榮寵中無法自拔，時日一長，他開始不滿足于做一個閑散陪同。每每酒醒時分，他便覺得渾身不自在——無論是楊貴妃為他斟酒，還是高力士為其脫靴，都是只有面子而沒有里子的消遣，飯后茶余的談資而已，與他入仕的理想南轅北轍。最終，詩仙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以懷才不遇的心境黯然離去。而實際上皇帝經過理性斟酌，判斷出眼前的天才詩人并非治國安邦的有力輔佐。既然不能給他司馬相如、東方朔的宮中地位，便默許了他的決定。臨別，愛才的皇帝給足了李白面子，給了很多盤纏，美其名曰賜金放還。

言歸正傳。歷史上名正言順地戴著“待詔”這頂帽子的，是一群畫家。任何一門藝術的全面發展和繁榮，都離不開皇權的支持。五代后蜀主孟昶，這位寫出中國第一副春聯的藝術家皇帝，于明德二年（935年）首創翰林圖畫院。到了北宋，宋太宗繼承其規模，在畫院內設畫學正、藝學、祗侯、待詔等職位，以待詔為最高。他一面廣納后蜀、南唐歸降后愿意歸順的前朝宮廷畫家，一面采用社會招聘的方式吸納民間畫工高手進入皇家畫院。

為了鼓勵畫家創作，在“待詔”的身份職級之外，皇帝還給出了佩魚、賜金帶的獎賞。唐代五品以上官員才可以佩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宋代并賜近臣，以別貴賤。而在北宋初期，一些深受皇帝恩寵的畫院待詔，可特許穿緋服佩魚，如畫院待詔黃居寀就曾于太宗朝“賜紫、金魚袋”，象征最高榮譽，風光至極。宮廷畫家們以技藝侍君而得恩寵，讓那些經歷寒窗苦讀科舉入仕的文官深感不公，佩魚的待遇在北宋真宗時候被棄用。而到了宋徽宗時期，畫家的地位又大幅提升，獨許書畫院待詔佩魚，打破了禁令。

至元代，畫院被廢，“待詔”稱謂不復存在。

明代的翰林待詔中，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明四家”之一的畫家文徵明。文徵明的前半生坎坷不斷。上天好像有意刁難他，有志入仕的文徵明參加了九次鄉試，均以失敗告終。他只好另辟蹊徑。嘉靖二年（1523年）春，他終于在朋友的舉薦下，經吏部考核，被授予翰林待詔。這一年，文徵明已經五十四歲，具體負責的工作，是擔任皇帝的侍講，即應對皇帝咨詢、編寫史書、抄寫典籍等。由于文徵明既不是進士，又不是舉人，所以受到同行排擠。有人譏諷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嘉靖三年（1524年），“左順門”事件爆發，與文徵明交好的官員或退休，或遭貶官。政治環境的炎涼，令他如坐針氈，連續上了兩道辭呈，最終回到故鄉蘇州，當起了自由藝術家。

到了清朝，不設畫院，但宮廷美術興盛，康熙時期，宮廷機構中設有畫院機構——如意館，后來的西洋畫師郎世寧和中國畫家冷枚、丁觀鵬都在此供職，統稱“畫院供奉”。待詔一詞，漸被遺忘。

頗具戲謔效果的是，1664年，清順治帝下令剃發蓄辮，剃掉下圈，梳理上圈。當時，全國多地搭建簡易的棚子，上掛圣旨牌，剃頭免費，強令行人剃頭。又招貧民領牌照走街串巷，挑擔理發，上懸圣旨，稱為“待詔理發”。這些剃頭匠手持圣旨，逮住一個剃一個，為此，百姓將“待詔”改稱“逮住”。待詔的歷史就此畫上了詭異的句號。

之所以將“待詔”一詞從歷史中打撈出來，是源于近來我集中閱讀兩宋繪畫史。為眾人稱嘆的宋畫高峰，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院體畫的繁榮。院體畫，代表著最高統治者對美的定義和標準。自繪畫藝術誕生以來，宮廷繪畫的主要功用是“表功頌德”，但兩宋時期的皇家畫院，在功利性之外，以格物為手段，以追求詩意境界為創作主旨，厚積薄發，在審美的領域登峰造極。你很難想象，這群人帶著“規矩”的鐐銬，跳出了絕代風華的舞姿。

繪畫史，亦是人的歷史。這些以待詔為首的兩宋頂級宮廷畫師，畫而優則仕，是一群幸運的人。同時，他們也是將個人命運系縛在宮廷政治上的人。他們在“宣教”與“藝術”之間游走，一面在突破自己藝術瓶頸的征途上苦苦求索，一面對皇家審美察言觀色。榮寵與冷落，偶然與必然，他們如何謹慎地享受優渥，如何扛起繪畫世家的大旗穿越顛簸的時代紛爭……這些散落在歷史縫隙中的故事片段如吉光片羽，殘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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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出現了具備畫院性質的機構，大量的職業畫家開始出現。繪畫，成為一批人賴以謀生的手段。為了鼓勵創作，為我所用，皇帝開始把“翰林待詔”一職授予畫家。唐朝獲得翰林待詔的畫家，可考的有四位，呂峣、趙德齊、高道興、常重胤，名字在繪畫史上并不耀眼。趙德齊、高道興兩人是因為給皇家宗祠畫了一百多面壁畫，儀仗、旌麾、車輅、法物等，內容極其繁復，被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

至于常重胤，僖宗皇帝幸蜀回鑾的那天，當地百姓都知道他是南朝大名鼎鼎的畫家張僧繇的傳人，懇請他為皇帝畫像，給成都大圣慈寺留念。常重胤也曾繪制文武大臣壁畫，毫發不失，極傳神。被授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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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大畫家吳道子擅畫佛像。寺院道觀，是宮廷畫家發揮才干的重要舞臺。古代帝王注重利用宗教確立政統、安定民心，他們大量建造寺觀廟宇，舉行盛大的宗教活動，傳播懲惡揚善的價值觀。

吳道子給長安興善寺畫佛像的時候，長安城的老百姓全都跑來看，擠得水泄不通。畫佛像頭頂的光環，吳道子不用圓規，“其圓立筆揮掃，勢若風旋，人皆謂之神助。”在景公寺，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老百姓爭著去看，看了之后毛骨悚然，都不敢作惡了。一時間，長安城的街巷，不賣酒肉。

吳道子并非待詔。公元713年左右，吳道子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長安，入內供奉，充任內教博士。由于畫名太盛，向他求畫的權貴太多，嚴重干擾了創作生活。皇帝便來救場，命他“非有詔不得畫”。后來，他官至“寧王友”。寧王友是個什么官職？寧王李憲是玄宗的親哥哥，熱衷藝術，善畫鷹馬，十分欣賞吳道子的才華，為他提供了優裕的物質條件，使之不再為生活艱辛而奔走。“寧王友”的職級從五品，有了這個官職，吳道子還可以自由出入皇親貴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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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欣賞《韓熙載夜宴圖》，聞不到其中的“諜”味，只享受純粹的審美。

繪畫作品應用于戰爭之中，頗有些令人意外。唐五代時期，畫家被作為間諜派往敵國，繪畫是探測和記錄敵情的有效軍事手段。

南唐畫院待詔顧閎中來到韓熙載家，觀察、記錄、描繪，是奉了后主李煜的秘密旨意。李煜聽說宰相韓熙載生活放縱，便找了頂級的宮廷畫師前去打探，相當于如今的人工監控。韓熙載的夜宴，陣容豪華，內容豐富。這幅長卷，引生了眾多話題，比如屏風背后含蓄曖昧的床榻與紅燭，眾賓客的政治身份和復雜微妙的人際關系，用山水屏風來隔斷敘事時空的創作手法，還有歌妓們裊娜的身姿、配色和諧明麗的衣裙……但最耐人尋味的，是韓熙載木然的表情，那是偵察與反偵察的較量。

無獨有偶。畫家王靄，也是著名的“諜畫家”。五代時期，王靄以善畫聞名。所謂樹大招風，王靄的畫名招來了契丹人這股“狂風”，將其擄走。宋朝開國之后，王靄被放還。攻打后唐之時，宋太祖重新啟用王靄，派他前去刺探后主李煜的朝堂，收集重要情報。利用這一類繪畫，趙匡胤了解南唐大臣的面貌、個性以及相關生活習性，分析對方的氣質、心態和能力，伺機攻打南唐。王靄的職務，是畫院祗侯，比待詔低了一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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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黃筌，字要叔，或許是繪畫史上影響宮廷繪畫時間最長的待詔。黃筌于17歲時仕前蜀王衍，19歲即被賜朱衣銀魚，以藝事備受王衍優遇。后蜀孟知祥僭位稱帝，黃筌知遇依舊，進三品服。其子孟昶即位后，遷黃筌為翰林圖畫院待詔，賜紫金魚袋，并主管畫院。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滅孟蜀，孟昶降，黃筌隨孟昶歸宋，入宋畫院，賞賜甚厚。

雖生逢亂世，但黃筌始終在皇權呵護下專注地投身藝事，沒有性命之憂。這或許應該感謝那個藝術繁榮的時代。

唐末，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迫使唐玄宗和唐僖宗到蜀地避難，與之相隨的有大量官員、士紳、文人士大夫以及畫家、畫工等，許多寶貴的書籍文獻和歷代珍貴文物隨之來到蜀地，西蜀藝術發展和文化隨之繁榮。

前蜀畫家進入后蜀之后，畫院得到迅猛發展。后蜀時期，翰林院下的畫院具有了真正的畫院性質，人員組成與北宋初期大體一致。獲得“翰林待詔”一職的畫家大幅增加。據《圖畫見聞錄》記載，共有11人左右。從晚唐至五代，雖然戰亂頻仍，軍閥割據，但并未影響繪畫藝術發展的進程和軌道。不僅如此，在一些封建割據的地方小朝廷中，繪畫藝術得到了君主特殊的愛護與扶持，花鳥、山水、人物畫均超越了前代水平，尤以花鳥畫成就為大。這些，都是兩宋繪畫繁榮的信號。

江山易主，黃筌也兩易其主。好在，輿論對于宮廷畫家并沒有過多苛責。聯想到士大夫身份的趙孟頫，作為趙氏子孫仕元，引來了眾人聲討。“貳臣”的陰影伴隨他大半生。

人非草木。黃筌由蜀歸宋，其內心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悲痛和糾結，據說當年皇帝孟昶對黃筌十分厚愛，到了北宋翰林院之后，黃筌由于顧念舊主，不久之后就大病一場，最終愧疚離世。盡管如此，黃筌還是不負皇帝的賞識，將西蜀的宮廷畫風帶入北宋畫院。傳世的《寫生珍禽圖》，是黃筌給兒子黃居寶練習繪畫用的畫稿，相當于繪畫教科書，畫昆蟲鳥獸等共23種，左下方署“付子居寶習”。但后來黃居寶早逝，繼承黃筌藝術的是另外一個兒子黃居寀。“黃家富貴”風格統治了北宋早期的宮廷花鳥畫風幾近百年。

宮廷畫家與文人畫家的最大不同，是他們幾乎不會將自己的際遇和情緒影射于畫作。無論自身命運如何，他們的目光始終關注著帝王的喜好，恪盡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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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富貴，徐熙野逸。”一個“野”字，暗示了徐熙與皇家的疏離。徐熙畫在南唐甚受重視，為后主李煜所欣賞。在宋代也享有很高聲譽，宋太宗見徐熙所畫石榴，以為“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觀也”。他與黃筌都代表了五代花鳥畫的新水平。

但與黃筌的性情不同，徐熙出身江南名族，性情豪爽曠達，志節高邁，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他經常漫步游覽于田野園圃，所見景物多為汀花野竹、水鳥淵魚、園蔬藥苗。每遇一景，必細心觀察，傳寫物態，意趣生動。在畫法上他一反唐以來流行的暈淡敷色，另創一種落墨的表現方法，即先以墨寫花卉的枝葉蕊萼，然后敷色。徐熙為何沒入宋代畫院，沒有定論，有人認為他在南唐滅亡之前就已經離世，也有人認為他拒絕了北宋翰林院的邀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后人徐崇嗣等人，入北宋畫院之后，審時度勢，將野逸的風情不斷向著“皇家富貴”的方向調整，才在宮廷立住了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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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石恪，佛道人物畫得極好，因而被北宋皇帝招攬到汴京，為大相國寺繪制壁畫。效果，皇帝十分滿意，“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堅請還蜀”。據傳，他性情古怪，滑稽玩世，果斷拒絕了畫院的邀請，完成任務后就回了四川老家。豪門貴族請他畫畫，稍有怠慢，便在畫中譏諷挖苦。

又有道士呂拙，界畫十分出色，為畫院祗侯，立功之后，“遷拙待詔，拙不肯受，愿為本宮道士，上賜紫衣”。

在自己很難成為自己的時代，他們堅持了“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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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郭熙得到宋神宗長達二十年的寵愛，這是令所有宮廷畫家欽慕的際遇。

作為享有盛名的民間畫師，應詔進入皇家畫院這一年，郭熙已經60歲。這一年，是宋神宗趙頊登基后的第二年。

宋神宗對郭熙畫作的喜愛，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他非常倚重郭熙，很多宮廷場所，他認為“不可不令郭熙畫”。在他經常出入的殿宇，常常“一殿專皆熙作”。

郭熙畫作，以一字概括，便是“遠”。郭熙窮盡一生，都在探索如何用水墨表現“林泉”的意味。如同他在《林泉高致》中所寫：“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與黃筌細致描摹花鳥草蟲不同，郭熙更喜歡畫有氣象的自然。他認為，“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宋神宗所愛的，正是郭熙畫作的不凡氣象。

在神宗的恩寵下，郭熙很快從藝學升至待詔。

走進郭熙的山水世界，如同走出宮殿，步入林泉。林泉，丘壑危立，松竹蓊郁，蒹葭蕩蕩，秋水潺湲，是高人隱居之所，是心靈休憩之所。那個時代，經歷過掙扎困頓的人，無不需要山水的醫治。

疲憊的宋神宗，渴望呼吸到最為澄澈的林泉空氣。宋神宗趙頊即位時，北宋統治危機四伏。首先面臨的是財政虧空，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繁冗、政費繁多，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像是雪上加霜。其次，農民由于豪強兼并、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加重，暴動反抗屢壓不止。內外憂患，年輕的趙頊認為，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于是，由宋神宗支持，宰相王安石主導的一場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革在北宋熙寧年間展開。變法政令一出，朝野震動，朝廷官員因政見不同，迅速分裂成兩派：維護舊法的舊黨與支持變法的新黨。北宋名臣如司馬光、歐陽修、黃庭堅、蘇軾、蘇轍等等，無一不卷入這場激烈的黨爭，無數人的命運因之而宦海沉浮。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利弊，歷來爭議不斷，這并非此處討論的重點。我們關注的是宋神宗此時的心境。由于變法在推行時操之過急，觸犯了皇族權貴、世家地主、巨賈商人的利益，各層勢力的阻礙令新法的實踐進程十分坎坷。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生母高氏，與后族向氏都極力反對新法。神宗雖貴為天子，要推行新法，卻也掣肘重重。在新法施行的過程中，宋神宗不僅失去了趙宋宗室的支持，而且還要面對來自前朝與后宮的多重壓力。

何以解憂？或許，只有在郭熙的畫中，他的心神得以暢快，高遠、深遠、平遠，遠離塵世的山水之境，暫時消解了政務上的困擾。

郭熙其畫，溫柔解意，既有大山堂堂之開闔，意境通達寰宇，也可以柔克剛，化石為云，繾綣以去燥亂。郭熙筆墨雖然繼承了李成的蕭瑟，卻枯寂得恰到好處，在冷寂中孕育希冀，如林間清風，為神宗解開了政務上的煩憂。宋神宗對郭熙的寵愛，不無道理。

郭熙作為畫院的待詔直長，他深知自己的職責，殫精竭慮，精研繪畫，將畢生成就傾情奉送給北宋皇室。其子郭思如此描述父親作畫的情境：“凡落筆之日，必明窗凈幾，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閑意定，然后為之……”可見郭熙作畫，已達到心與神會、境與道合的境界。他的職責與身份決定，其創作宗旨始終是服務于宮廷，而非墨戲自娛。

蘇軾曾題詩郭熙《秋山平遠圖》：“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

黃庭堅也有《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七言：“黃州逐客未賜環，江南江北飽看山。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郭熙官畫但荒遠，短紙曲折開秋晚。江村煙外雨腳明，歸雁行邊余疊巘。坐思黃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隨陽。熙今頭白有眼力，尚能弄筆映窗光。畫取江南好風日，慰此將老鏡中發。但熙肯畫寬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起筆從蘇軾開始——當年，那位被放逐到黃州的詩人還未被召還，在江南江北飽看了綠水青山。如今，在玉堂中躺著欣賞郭熙的畫作，引動游興，心早飛到青林間。由此可見當年的文人圈對郭熙畫的認可與推崇。

令人唏噓的是，再偉大的作品，也難逃朝代更迭離亂的命運。哲宗繼位后，對其父神宗的審美趣味不以為然，將宮廷中所有的郭熙畫作全部撤掉，換上了自己喜歡的作品，開啟了自己的審美時代。先前被視若珍寶的郭熙畫作居然被工人當成了擦拭幾案的抹布。最終，哲宗對這批過時的郭熙畫作進行了妥善處理，全部賜給了臣子。

時過境遷，榮際難再，這或許就是御用畫家的命運。幸運的是，郭熙當時已經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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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于北宋仁宗、英宗時期的長沙人易元吉擅長畫獐猿，被認為是“世俗之所不得窺其藩”的絕技。

易元吉初入繪畫殿堂，主攻花鳥蜂蝶。后來他見到花鳥畫家趙昌的作品，認為難以超越，恥為第二，于是轉畫猿猴。他性情執著，為了畫好猿猴，住進深山老林，日夜觀察揣摩猿猴獐鹿的生活習性，筆下極富生趣。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汴京景靈宮中的孝嚴殿建成，朝廷特詔易元吉進宮繪畫。他渴盼的機會終于來了：“吾平生至藝，于是有所顯發矣”，欣然赴京。在孝嚴殿內，易元吉奉命畫御座后面的大型屏風。中間一扇，他畫太湖石、鵓鴿、牡丹，旁邊兩扇，各畫孔雀。接著，他又在神游殿的小屏風上畫“牙獐”。因出手不凡而名聲大振，皇帝也十分滿意。易元吉成為畫院待詔指日可待。之后，他又奉詔在開先殿西廂畫《百猿圖》，迎來他展示才藝的絕佳時機，但畫作還未完成，易元吉就暴病身亡。有人說，他得到的恩寵太盛，遭到畫院同行的嫉妒，于是在其食物里下毒將其毒死。

新星隕落，令人扼腕嘆息。長期與山林鳥獸打交道的易元吉，未能料到，人群之中，遠比大自然兇險千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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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部分，全文載于《山西文學》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