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二者分別對應“現代化”和“中國式”。如果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的層面上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可以發現，“中國式”與“現代化”所觀照的首先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尤其，中國式現代化強調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那么，以此為視野，可以為中國當代文學處理傳統與現代甚至延伸開來的古今、中西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更宏闊的思路。

“傳統”與“現代”的因素得到雙重的鍛造，均被融入社會主義文化的大格局中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學，從整體而言，既有對“傳統”和“現代”的關注，更有對“傳統”和“現代”的雙重鍛造，力圖將其更新為社會主義的文化資源。

比如王蒙的《青春萬歲》于1979年出版，但初稿動筆于1953年。作者像他描繪的主人公一樣，滿懷對于新中國的無限熱愛，盡情抒發對于新社會的真摯情感。小說反映了1952—1953年的中國社會的時代面向和巨大變化，塑造了從高二到高三年級的中學生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趣味。從參加夏令營的女中高二班同學們寫起，將生活引入1952年的新中國，又以1953年的高中畢業之際看到毛主席作為終結，而且以楊薔云遇見張世群開篇、以楊薔云尋找張世群結尾，使得結構上趨于完善。在最后，從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雛形中，似乎看到了一個新生的祖國的形象。作品除了表現以楊薔云、張世群等為代表的時代見證者所體現的歷史意義之外，還表現了以蘇寧、呼瑪麗等為代表的思想轉換者所體現的精神意義。在《青春萬歲》中，以蘇寧和呼瑪麗為代表的中學生的命運，分別折射了舊中國的反動者和外國的反動者對于青年人肉體和心靈的傷害。而她們走向新生的艱難歷程，不僅具有歷史轉折的現實指向，更有著當代文學發生期的精神意義。《青春萬歲》通過蘇寧和呼瑪麗的命運遭際，分別從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面找到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根源。她們的人生變化和新生之路，她們的告別過去和走向未來，標志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絕對勝利和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強大力量。

再比如梁斌的《紅旗譜》中的馮老蘭和馮貴堂，兩代地主之間發生了“傳統”與“現代”的爭論和沖突。馮老蘭堅持傳統地主的模式，依靠地租和利息來發家致富；而馮貴堂則傾向現代化模式，主張“民主”治理、改良村政，實施“科學”實踐、發展實業，以至于分別走上各自的道路。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地主內部的分裂，而是完全單獨通過農民起來與地主斗，那么斗爭之路將更為艱難、更為漫長。另外，《三里灣》《山鄉巨變》《創業史》等農業合作化小說中，也存在著傳統思路與現代道路的改造問題，甚至存在著選擇單干、互助合作、繼續土改等思維模式的對峙。

顯然，這一時期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的因素得到雙重的鍛造，均被融入社會主義文化的大格局中。這也可以大致地認為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基礎階段。

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在“自我”與“他者”的互動中，積極推進“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從整體而言，主要表現為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變奏。這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在1980年代，伴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語境，形成以“尋根”和“先鋒”為代表的文學存在形態。看起來，這兩者，一則回歸“傳統”，一則走向“現代”，其實在內在精神脈絡上殊途同歸，都是力圖取得“世界文學”的標簽。

從1990年代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文學的文化立場開始并日益呈現“傳統”與“現代”的交融，文學的文化自覺意識顯著體現。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九月寓言》、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諸多優秀長篇小說的問世，也構成典型例證。

如果說前一階段還是西方現代文化觀念占據主導的話，那么后一階段則是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得到重新發掘并成為文學發展的內在資源。莫言在創作《紅高粱家族》的時候就明確表示，要遠離馬爾克斯和福克納這樣兩座“灼熱的高爐”，否則就會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就會喪失自我；同時，又聚焦于“紅高粱精神”的失落與回歸，以一種借鑒西方現代文化的姿態來尋找中華民族的根脈。在“先鋒”中“逃離”，在“尋根”中“扎根”，對于其時乃至延續至今的關于“民族性”與“世界性”關系的命題，莫言等作家走出了一條具有超越性的“對話”之路。

無疑，這一時期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的因素得到雙重的重視，不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或者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改革開放的大文化格局中。對于這一階段，我們也可以大致地認為，它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當代文學發展進程的創新階段。

推進“第二個結合”，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當代文學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的新語境。新時代文學應運而生，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在新時代，我們尤其強調“兩個結合”。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又對此作了深入闡述。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尤其提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必然離不開文化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新文化，其根基和來源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還需要結合嶄新時代語境進行新的轉化、新的創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與此相應，文學的發展也逐漸跨越了文學史意義上既定敘述的“新時期文學”和作為權宜過渡之計所稱呼的“新世紀文學”，而以“新時代文學”來加以指稱。2021年12月，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張宏森所作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高舉偉大旗幟 全面推進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詳細闡述了新時代文學的使命和任務。

新時代文學產生了諸多的典型文本，從不同側面回應和展現具有新時代發展特色的鮮明的文化主體性。其主要特征在于集中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并以其文化自信為底色而在豐富的社會實踐中得以表現。從新時代文學的具體創作實踐來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其中的“人民性”的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強調的“以民為本”和“民為邦本”思想的延續。這里，趙德發的《經山海》、楊志軍的《雪山大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二是其中的“革命性”的信仰，契合并呼應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建構意識。在這方面，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等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三是其中的“倫理觀”和“價值觀”，維系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在這方面，喬葉的《寶水》、水運憲的《戴花》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總體來說，新時代文學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反映的是其中的實踐生活，表現的是其中的實踐人物，進一步強化了文化主體性。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的因素獲得全新的評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加深刻地融入新時代的文化大格局中，也可以大致地認為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當代文學發展進程的推進和拓展階段。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中，我們不僅充分吸納人類各種各樣的優秀文明成果，更在繼承的基礎上創造了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觀念、新作品。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對新時代文學的發展具有引領作用，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乃至新范式。換言之，在加強本土與世界對話的基礎上，真正切實回歸民族文化傳統，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新的語境中創造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新文化。這是在新時代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議題。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