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是疫情后第一次走進母校。陽光燦爛，正是春茶時節。因為余華，我想起了1986年，我們在細雨中呼喊。久遠的歷史，進入現在的心情，也是現實一種。看到母校的兄弟都還好好的——我把毛尖也視為兄弟，不能不感嘆，活著就好。

當毛尖老師一開始來信，問我參加這個會議的發言題目時，一剎那間，我毫不猶豫就說出了我的題目：余華和我們的文學生活。為什么是這個題目？我過后想一想，我怎么會想到這個題目的？我想說什么？

其實在我說出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要說什么。只是恍恍然、冥冥中有一種朦朧的想法，有一種沖動，有一種似乎是歷史暗處的憶想，引誘我脫口而出，就是這個題目。很多天以后，我才回過頭來仔細思量，余華和我們的文學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有兩個刊物的朋友，大概看到了這次活動的廣告，來約稿要看我的這篇發言稿——當時，我的文章還沒有一字，但也提醒到我，和我有同感的可能還有很多人。可見這個題目觸動人心，尤其對我們文學者來說，直擊人心，引發共鳴。

毫無疑問，余華是當代文學的一位作家，有關的話題，我們都可以在當代文學的范疇里進行討論和展開。當我們現在說當代文學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其實說的是新時期文學以來的中國文學，而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史——1949年前后開始的中國當代文學。這是對當下、21世紀的年輕文學者、大學生和研究生而言的當代文學。我的年輕時代，當代文學無疑“始于”1949年。也就是說，當代文學的經驗性起點，會因不同時代的人的實際感受、會因其生活經驗包括教育經驗的不同感受而異。

對我們的文學經驗，對我們的具體文學經驗來說，幾代人的文學經驗來說，我們的當代文學是從新時期文學開始的。換句話說，所謂當代文學，我們的文學生活就是當代文學的一種直接的表征，直接的經驗，我們的文學生活和當代文學同步。那么，在這樣一種當代文學中，在這樣一種文學生活中，有哪些文學現象，文學人物，文學作品，文學事件，文學問題，會構成我們的文學生活的經驗記憶標記，會構成當代文學史的關鍵標識，會是我們今后文學書寫中不可忽視的對象？

我以為余華就是我們文學生活意義上的當代文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對象和標記。他是一種文學史的、又是現實的存在。

他和王安憶、莫言乃至王蒙的區別在什么地方？對他們的共同點，我們很明確。他們在我們的當代文學歷史上，直到如今都一直在寫作，而且作為一種“中心作家”的身份地位在寫作。但是余華，對我們來說，他的意義或特殊性在哪里？他和同輩作家的區別是什么？

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嘗試過了，借用阿甘本的同時代人概念來探討我們的文學，比如黃子平教授。在我這個話題的展開思路中，首先要強調的也是——余華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他是我們文學生活中的同時代人，他是構成我們文學生活的重要的同時代的見證人，同時，也是我們文學生活的創造者。余華是我們的當代文學，我們的文學生活中的創造者，他跟表面上同時代的其他作家，有著重要的區別。

前面說到，作為直接經驗的當代文學，我們始于新時期文學。在新時期作家中，余華是與新時期同步的作家。其他作家或來自“文革”，來自十七年，來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新時期是一個代際疊加混雜的新生時代。余華和他的同輩朋友們來自新時期——來自現實經驗生活的當下。這是在嚴格時間維度上的當代文學-新時期文學的同時代人作家。

余華的這種同時代人作家的特性，阿甘本的定性用來最準確而簡括，我概括為：不合時宜，凝視黑暗。對于阿甘本的概括，嚴格說也并不是我的首創，只能說是借用，只是我把它簡約化了。我以為這就是余華——作為新時期文學的同時代人、同時代作家的個性特征。在時間意義上、在精神意義上的呈現，都是這樣：不合時宜，凝視黑暗。他是“文革”后的同時代人——以此區別于知青、“文革”及以上幾代作家。也許，就當時眼光來看，在歷史的血緣上，后者至少需要在文學意義上洗心革面，重新出發。而余華，就從他自己開始。實際上，他也因此區別于其他同輩作家。其中有著“同時代人”與同時代的疏離：正視現實，質疑公理，批判主流，價值理想，執著于個性化的表達方式、共感與痛感。

為什么我這么說？

簡單點說，相比而言，余華沒有歷史的負擔，沒有文學的“原罪”，而且，他還用了幾年時間，頑強地掙脫了前輩的陰影。他擁有的是和我們同時代的生活。并且，他從一開始就頑強地深入到了我們同時代的中國人的生活中——在此意義上，他從來沒有過轉向。先鋒時期如此，所謂回歸后也是如此。一如他殘酷中的溫情的傷感與體貼。

于是，他寫這個時代的生活，現在進行時，進入現在的共感和痛感。我說凝視黑暗，不合時宜，但未必就是批判性。他的作品極度關注普通人的遭際和命運，一種普遍性的生活——以至于我們都在他的作品里“活著”。他不敘述、不執著于歷史，不專注于思想的宏大形態。文學是一種情感態度的表達，是一種倫理的深刻暗示或策動，但并不是思想的宣示方式。在精神層面，作品的具體的故事和背景，幾乎可以忽略——后者證明的更多是技術的操作層次。

我一再說的文學生活，在構成上有兩點主要的部分：時間上是新時期及以來；形態上，一是日常生活，一是精神生活。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寫出普遍性的困境，這是余華的特點和貢獻。而且，他的作品充滿了對于人的困境的糾結和追問，他把這種糾結和追問融入戲劇性的故事中，看似是平淡、不生波瀾的情節，埋藏著巨大的悲哀和矛盾。在常理邏輯中，一面在敘述，一面在尋求出路和答案。他的作品走向是有答案的，需要有所歸宿。但這種答案或歸宿往往被人質疑：因為他的答案和歸宿不足以解決困境，不足以使人脫困，反而更深地使人陷入困境。只是不要忘了，當我們明白、知曉、寫出困境時，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能走出困境，余華給了我們一個面對困境的難（四聲）局。

插一句在此——偉大的文學，幾乎都是一個難（四聲）局。因為，偉大的作家都知道，生活中并沒有上帝。作家也不是文學的上帝。同時也就明白，余華為什么沒有、也不想陷入虛偽。這才是余華文學力量的根源——是更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也是他能構成我們持久的文學生活的根源。不能走向上帝，才能、只能面對余華的文學。這使我想到魯迅。余華和魯迅，都是進入現實深處的作家。文學中的難（四聲）局和矛盾，成為他們作為偉大作家的代價。

余華因此成為少數能夠被期待的作家——被期待的作家，期待視野中的作家，才是我們現實文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作家，是構成我們文學生活及其情感的作家。余華和我們的生活融為一體。這是我說余華和我們的文學生活的核心含義。

當然，假如現實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斷裂或巨變，這會構成余華文學的挑戰甚至困境。也許，互聯網時代會是余華的敵人——他的時代眼看著，或在我是有點莫名預感地就要崩塌了。

文學中的意識形態博弈，在網絡時代發生了機制性的改變——技術成為我們文學生活的支配力量。人工智能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這成為我們的新的困境。

因為這個時代的技術因素的介入，余華文學的共感將被物理化地弱化遞減（有的作家已經成為歷史的遺留物、記憶中的殘骸）。文學生活的發動方式、呈現方式已經被改變，也許抽象的余華文學精神變得更深刻地埋藏在我們的世界里，但現實的海量數據表現和碎片化的經驗，必使我們無暇從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難以進入，或只能以替代方式才能進入純粹的精神領域。余華的文學也將被淹沒。

換種說法，日常生活逼退了文學，文學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傳統寫作成為一種無力而耗能的奢侈和浪費，沒有觀眾和讀者。文學喪失了凝視黑暗的能力，不合時宜被無所適從所取代。

批評家如我這樣的人，很著急——所謂文學的跨界破界，細細想來就是無事生非而已——本來、古來文學就無界。期待跨界破界為文學續命，這是一種無所事事后的無可措手足。文學史又到了一個需要重建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的時代。廣義的新時代含義中，可以暴露出當代文學的精神內涵的稀缺、空缺，而在技術上就已經是如此明顯了——方興未艾的chatGpt。

即便是在文學上，有關人工智能問題的討論，也不該陷入偽問題的怪圈中，比如追問人工智能能還是不能取代人的智慧？人工智能會否取代人的文學創作？真問題應該是：人工智能已經逼近、超越、威脅到人的智力能力的價值地位，我們人怎么辦？文學怎么辦？因為人工智能仍將幾乎可以是無限性地發展。這是常識可以一眼看得到、想得明白的問題門檻。

此時此刻，余華的同時代性文學，或者思考余華文學的同時代性，余華和我們的文學生活，會給我們探討這個時代的文學走向提供路徑借鑒和精神動力。因為黑暗的深淵、激蕩的生活就在當下。

一旦關注現實，本文的題目不妨成為“同時代人和我們的文學生活”。“同時代人”的概念前提，喻示了精英知識分子的概念設計和現實關懷。然而，諸如“飯圈文化”正在對同時代人的概念進行著無情的消解。還有，網絡和人工智能的主體性悖論——“人的文學”正在被顛覆。虛擬的人間生活、人工智能寫作，對于文學寫作主體性、人的主體性的消解，正在開創、或疊加出一個無所謂同時代人的寫作時代。一個沒有同時代人的時代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