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舉行之際，習近平主席發來意旨深遠的賀信，對古典學的衍化方向作了高屋建瓴的定位，并從世界文明演進和文明交流互鑒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發展古典學的意義。

歷史地看，中國與西方已以不同方式形成了自身的古典學。就較廣的視域而言，這里涉及西方的經典學與中國的經典之學或經學、現代古典學之間的關系，其具體側重則有所不同。西方的經典學（classics）源于古希臘，在傳統視域中，主要與《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等文學作品相關，以文獻、語言、語文（philology）等為內容。在這一視域中，經典學主要意在給人們提供某種人文訓練。傳統意義上的經典學盡管也包含某些價值內容，但并不以此為主要指向，可以看作“狹義的經典學”（classics in the narrow sense）。后來，經典學內涵逐漸擴展，將哲學、宗教等內容也包含在內，這種擴展的經典學可以被視為“廣義的經典學”（classics in the broad sense）。除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文獻以外，《圣經》也在實質上成為經典學的文本。與之相應，廣義的經典學大致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具有實證意義的傳統文獻學，這一層面的經典學與狹義的經典學一致；其二，價值內容，包括《圣經》等文獻包含的意識形態意蘊。由此，廣義的經典學也呈現更寬泛、豐富的文化內涵。中國的經學（classics of Confucianism或 Confucian classics） 或經典之學一開始就不限于文獻或文學，《詩經》雖然是文學作品，但在經學視域中，其價值之一體現于“思無邪”；其他經典如《尚書》、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周易》等，同樣既有文獻意義，也有價值內涵。就此而言，中國的經典之學與西方廣義的經典學具有相通性。現代古典學已獲得學科形態，可以視為現代意義上的經典學，它關乎古今之變，其內容近于廣義的經典學，但同時更側重對現代社會生活的規范和影響。

大致說來，西方的經典學與中國傳統的相關學術包括兩重內容。其一是文本層面的考察，它關乎不同文獻的研究，需要運用訓詁、校勘等帶有實證性的方法。其二是從義理層面的經典學切入并理解文本，后者包含意識形態的內涵。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廣義的經典學中的神學內容便涉及這一方面。同樣，中國傳統的經典之學或經學，也關乎王權的政治觀念。現代的古典學作為傳統學術的發展，既與一般意義上的文獻學相關，又具有價值的內涵。這一意義上的古典學與文明衍化和文明互鑒相關，不僅以現實生活的規范為指向，而且注重不同文化傳統中經典之間的相互比較、借鑒，具有深沉的文化內涵與現實意義。

現代意義上的古典學與今天方興未艾的文明研究是相互關聯的。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特別指出，應“注重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并勉勵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文明可以寬泛地理解為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也可以說，人類文明就是人類文化創造成果的總和。以上視域中的文明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兩重規定。人類文明的普遍性之維首先涉及中國文化所論的“文野之別”與“人禽之辨”。中國人很早就關注“文野之別”，“文”即文明化，“野”則指前文明化的自然狀態。從價值論的角度看，“文野之別”涉及的問題，是如何從自然狀態走出，進入文明化的形態，后者也是“文野之別”內含的價值意義。以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為視域，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一過程表現為從本然存在到現實世界的過程。“本然存在”即人的知行活動尚未參與其中的存在狀態；“現實世界”則是人通過自身對外部存在的作用而構建起來的世界，其中包含著人的參與過程，而人本身也內在于這一世界之中。就以上方面（“文野之別”）而言，文明意味著從本然世界進入現實世界。

“人禽之辨”系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在文明討論中的另一重要論題，其實質在于解決“何為人”的問題，亦即把握人之為人的根本規定。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這里的“幾希”即人之為人的內在本質。以上說法更深層次的含義，在于指出人與自然對象差異之所在。“人禽之辨”包含價值取向上的觀念，也是我們討論文明形態時所要關注的問題。如果說“文野之別”著重于價值創造，強調人是通過自身的文化創造活動而構建超越于自然狀態的現實存在，那么，“人禽之辨”則更多著眼于價值取向，肯定人的存在之中沉淀著文明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仁義等價值品格。從而，就人與其他對象的區別而言，文明的特征在總體上體現于人的價值創造活動以及人的價值取向。作為當今價值目標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也以文明的普遍性為基礎。

除了普遍性規定之外，文明還具有特殊性。文明具有的普遍性品格為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可能，而文明的特殊性蘊含多樣性和差異性，使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借鑒成為必要。僅僅強調普遍性，容易導向獨斷論，單純突出文明特殊性，則常常導向相對主義和排他主義。在人類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文明互鑒古已有之。從歷史角度來說，這種互鑒既體現于物質層面，也展開于文化觀念之域。對文明互鑒的考察，進一步引向文明互動的問題。習近平主席曾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文明的互補和相互影響既是保持和發揚自身優勢的重要方面，也意味著每一種文明都需要學習其他文明的長處，以克服自身的不足。人類文明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和人類發展具有內在關聯。“文明互鑒”的重點在于分析比較、把握同異；“文明互動”則以相互作用為基本含義，其特點關乎實際活動。不同文明之間既需要在觀念上相互參照，也需要在動態變革的層面上相互作用。不同文明之間的作用構成了現代古典學研究的前提，而古典學本身則離不開對以上關系的深入理解。

無論是傳統的西方古典學還是中國的相關學術，今天都面臨著如何走向現代的問題。僅僅停留于文獻的考證顯然是不夠的，研究過程應當進一步從思想層面理解古代的經典。以中國傳統的經典研究而言，首先確實需要注重、承繼其實證性的研究面向，通常所說的訓詁、考證以及校勘等具有實證性的內容，與近代科學有相近之處，這一方面無疑應當加以延續，并將其作為值得珍視的傳統遺產來繼承。從價值內容來說，則需要具體分析。以往的經典研究一方面包括普遍的價值意義，另一方面也具有歷史的限定或歷史的品格。從普遍方面來說，傳統的經典研究中包含著對社會生活的規定和闡釋，如人們應該怎樣立身處世、如何在社會中生存、怎樣建立和諧社會關系等。歷史上，儒家提出并闡發了以仁道為內涵的仁學思想，而仁道觀念則以肯定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為核心。這一類的價值觀念和規范體系，在今天依然具有引導意義。

要言之，古典學的研究建立在文明交流互鑒的背景之上，我們既應注重對各種形態的經典之學內涵的深入考察，提供具有積累意義和建設性的成果，推動相關學科發展，也需關注不同學術傳統的比較研究，汲取多樣的智慧和思想資源，以此豐富廣義上的古典學內涵。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