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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個問題始終橫亙在我心里：安娜的不幸是否不可避免？這包含一系列的疑問：為什么明知有道德層面的挑戰，安娜不僅不尋找方式規避，相反，幾乎直愣愣地撞上不幸，毫不偽裝，有時甚至是挑釁般地展現自身？為什么有時她的行為顯得如此擰巴，甚至自相矛盾，明知痛苦卻又陷溺其中？

《安娜·卡列尼娜》，草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9月版

這一世界文學史上著名的悲劇形象的不幸命運開始于她與伏倫斯基在火車上的邂逅。安娜乘坐火車從彼得堡前往莫斯科解決她兄嫂的家庭矛盾，同一車廂中的伏倫斯基被她的美貌吸引，而安娜則對他的慷慨與善意印象深刻。隨后便是貴族社會的舞會、酒會、宴會，從莫斯科到彼得堡，在一次次伏倫斯基主動創造的見面中，安娜的心迅速地倒向了他，并且不加掩飾地表現著愛。這很快被她的丈夫——一個彼得堡上流社會的體面官員卡列寧所發現，也被整個“上流社會”所議論。卡列寧也分不清他氣憤的究竟是妻子的不忠，還是整個社交圈對他的指點，他以他的方式也是上流社會普遍的方式應對此事，希望在保持體面的情況下，讓事情重回“正軌”。但安娜表現出令人驚愕的不妥協和——在他看來——缺乏自制力，她幾乎是在挑釁他篤信的家庭道德根基，她在公共場合表露對第三者的愛意，之后又為伏倫斯基生下了孩子，并最終出走。但安娜從未獲得平靜，即便是感受愛的時刻，她也總是同時感受著痛苦。而伏倫斯基并不能感受到同樣的痛苦，一開始，安娜是他年少風流的標識物，后來，他希望安娜成為他剛粉刷的貴族新居的裝飾物。但安娜從不順他的意，安娜一開始沒有掩飾，因而他們的私情很快不得不爆發，安娜后來也不愿重新組建家庭，而是越來越緊地要求愛的證明，也質疑愛的存在，最終在無盡的痛苦折磨中自我毀滅。

安娜并非被動地走向了毀滅，她的毀滅是自我意識的凸顯。托爾斯泰呈現了其他的可能。故事開頭哥哥奧博朗斯基出軌家庭女教師，安娜作為妹妹參與調解，這同安娜出軌之后嫂子陶麗前來探望構成一個明確的對應。安娜在勸慰陶麗時便說：“我比你了解上流社會的男人，......這些男人盡管干著這種不老實的事，但他們還是把家庭和妻子看得很神圣的。他們瞧不起被他們玩弄的女人，那些女人也破壞不了他們的家庭。他們在家庭和那些女人之間畫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這說明類似的現象在上流社會的男人中間并不罕見。而對于貴族女性而言也是如此，在塔特西公爵夫人的聚會上，一幫貴族太太談論貴族圈中不忠的婚姻，如同談論家常便飯，對他們而言，精神和肉體的出軌算不得什么大事，甚至“要懂得愛情，就必須先犯一下錯誤，然后再改正”，津津樂道這樣“改邪歸正”式的風流韻事。如果在公開場合，尤其是自家丈夫在場的場合，仍和情夫交際，那才是真不體面。上流社會中多的是此類貌合神離的家庭。

這也是伏倫斯基曾經設想的情形，他一開始只將安娜視作他在交際場上吉娣之后另一個目標，“一個追求已婚女人，并且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一切去把她勾引到手的男人，絕不會成為笑話的對象，相反，倒有一種英雄豪俠的味道”。他享受的正是這種輕微的逾軌的快樂。在遇到安娜之前，他過著一種堪稱無聊的享樂生活，他需要諸如此類的刺激。而當卡列寧意識到安娜的越軌之后，最先顧及的也是“體面”，他每一次同安娜“嚴肅談談”，最終無非落腳到“體面”上，而最令他無法忍受的，也不過是公共場合中的一分體面。

1997版電影《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安娜自然也可以過著一種雙重的體面生活，這種風流韻事不僅不會危害到她自身，還會成為她魅力的證明。但安娜決絕地不順應這樣一種上流社會的默識，她決絕地叛逆了卡列寧的設想、上流社會的規則，甚至同樣脫離了伏倫斯基的想象。讓安娜和伏倫斯基發展為一場逾越世俗規則的狂戀的，正是安娜自己。這是因為安娜從一開始所有的激情植根于愛，她的邏輯一貫如此，在安慰陶麗時，她并未援引什么“基督的寬恕”，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陶麗的情感，她唯一關心的只是陶麗對奧博朗斯基“還有多少愛”。她遵循愛的邏輯，這種愛并不是伏倫斯基一直掛在嘴上的那種社交場合里廉價的“愛”的話語，而是更復雜的理解，更復雜的情感連接（安娜對伏倫斯基說，愛情“對我的含義太多了，不是您能理解的”）。這種情感卡列寧無法給與，因為他的腦子里裝滿了宗教和理性道德的訓誡，伏倫斯基其實也無法給與，因為他所熟悉的只是作為裝扮的“愛”的話語。

也正是因為安娜只在乎“愛”的邏輯，所以她絕不會遵循卡列寧的建議，甚至挑釁似地反抗他的“體面”。卡列寧第一次意識到問題嚴重，是因為社交場合中大家都感受到了安娜和伏倫斯基的關系“有失體面”，而他思考如何制止安娜的行為時，依據的是宗教、道德、利益，唯獨無關“愛”。正是這次對話而非伏倫斯基的追求讓安娜最終決定出軌，這種行為背后不僅是出于激情，還出于一種對長期以來沒有愛的家庭環境的叛逆。背后的邏輯依然是愛，安娜無疑愛過卡列寧，書中充滿著愛的陳跡，但她沒有得到期待的愛的回應，所以以這樣決絕的方式讓卡列寧意識到自己并非他道德家庭中那個沒有面目、沒有個性的體面妻子，而是活生生需要愛情的人。安娜無法接受貌合神離的婚姻形式，那也許是一些人眼里輕松愉悅的生活，但對她而言卻是雙重背叛。

安娜還曾擁有另一種看似圓滿的選擇。卡列寧在安娜懷孕之后基于一種宗教的憐憫和道德要求“寬恕”了她，同時在奧博朗斯基的游說下同意了離婚。伏倫斯基也期待這個結論，他甚至開始暢想由皇帝準許他立嗣，可以與安娜結婚。但安娜決絕地拒絕了擺在面前的這一看似圓滿的結局，她不能接受卡列寧的“寬宏大量”，因為那依舊是基于宗教而非情感，她也無法接受自己需要卡列寧的“寬恕”，那意味著承認自己有罪。安娜潛意識里并不認可這一判決，她懷著對卡列寧無愛的婚姻的憎怨，當然無法接受卡列寧裝扮成道德完美的圣人的恩賜。而伏倫斯基的期待讓她墮入了另一種可怕的深淵，她以前就知道伏倫斯基口中的“愛”并非她期待的愛，所以他越是強調同她正式結合的可能，越是期待他的生活重回一種上流社會美滿婚姻的“正軌”，就越讓她意識到過往愛戀的虛幻。所以，他們關系在一次次互相無法理解的爭執與消耗之后，安娜所有一切的疑問都落腳到了“愛”上，她開始懷疑“愛”本身。從卡列寧到伏倫斯基，安娜自始至終追求的都是這個“愛”，然而“愛”先是被宗教與理性的約束遮掩，又被上流社會的浮華與規則擊潰，她終于沒能得到“愛”，生命的根基也因之消散了。

安娜如此敏感，因而能準確地捕捉到卡列寧看似完美的婚姻設計背后的虛偽和冷漠，也能無比敏銳地感知到伏倫斯基熱情的消退，但她想不通這一切的根源。她無法將一種個人的不幸同時代結合起來，她只能寄希望于一個又一個虛妄的“愛”來拯救她，直到死前還在伏倫斯基愛不愛她這件事上搖擺，仿佛一切生的希望都寄托于此。她無法意識到“愛”的匱乏是一種整體性的虛偽文化的結果，也是一種整體的不公正的體現。正如奧博朗斯基和伏倫斯基等人可以輕易地逃脫懲罰，繼續混跡于社交圈，而安娜則必須面臨嚴苛的懲罰，她的悲劇本身是時代的不公的反映。連她自己也很難解釋為何不選擇隱瞞、為何不選擇離婚，她的叛逆是一種潛意識的反叛，她深深地嵌入在這一貴族結構之中，她的吃穿用度、言行舉止被這一機構深深浸透，又深深地感知著這一結構的荒謬，但無法言明。最終這種憎惡變成了對她自身的憎惡，她如同渴望愛一樣渴望著不幸。她的自毀是她的憎惡的力量自發的行動，她要以這樣象征性的結束發出對這不公的、虛偽的結構最嚴厲的批判。

列夫·托爾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劇在于，她只知道自己的不幸，卻不知道這不幸的由來，也不知道脫離這些不幸，她可以過上什么樣的生活。她只能用毀滅一切的激情表達最徹底的否定。而這也是書中另一貴族列文的故事同安娜的故事相連接的地方。《安娜·卡列尼娜》由兩個看似各自獨立的故事線組成，但這正是《安娜·卡列尼娜》不同于《包法利夫人》，不同于憤激而單調的感傷文學之處，安娜的故事構成一個強有力的否定，一個巨大而尖銳的疑問，而列文的故事，以其行動與思索，回應著這一否定。放在托爾斯泰的語境下，是歐化的、講法語的彼得堡文明與莫斯科鄉下廣袤農村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之間的糾結（安娜做夢夢到的死亡象征中的老者正說著法語）。列文與安娜的故事在章節間不斷切換，構成了一種結構上的精妙和節奏上的中和，他不斷提示著，生命中并不只有貴族生活圈中那些虛偽與人為不公的痕跡，還有土地、天空和質樸的信念，不只有愛與恨、虛偽與真實的抽象對決，還有陰晴雨雪、生死物化的自然節律，所需要的是踏上土地，去愛，去生活，找到愛與生活的道路。關注環境的變化，就像故事的結尾，列文在一場充滿言辭交鋒的不知所云的辯論之后說的那句不起眼但充滿詩意的句子：“烏云聚攏來了，還是趁沒下雨趕快回家吧。”

人們熟知這部名著那個著名而簡潔的開頭：“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初讀時容易將這句話看作啟示錄，仿佛文豪已窺見人類家庭關系的一切真理。但“家家相似”的“幸福”是否就值得追求，而不幸就需規避？安娜的故事質疑著這個預設。有時，不幸正反映出一種真誠。“家家相似”昭示了一種萬能的幸福家庭的模板，它是卡列寧設想的體面而無愛的貴族婚姻，或是奧博朗斯基設想的荒唐享樂的婚姻，或是伏倫斯基理解的浪漫、刺激、不負責任卻還可以依托其貴族地位安全著陸的冒險，但不是陶麗的生活、安娜的生活，這種模板本身強化著一種壓抑的、壓迫的結構。“相似性”中蘊含了單一性的暴力，而這也正昭示了“各各不同”的“不幸”的價值。安娜的“悲劇”是對于虛偽文明的永恒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