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孫惠芬從1982年開始發表第一篇小說，至今已有40多年，作品數百萬字。正如她的自我總結：“我的目光，從沒有到達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狹小的空間，深入在母親的心情里?！保?）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鄉土領域，但很少直接書寫鄉村政治、經濟等現實領域，而是始終將目光聚焦在鄉村社會的情感、倫理和信仰問題，在這些鄉村“心靈世界”里跋涉和探詢。

一

關懷的指向：鄉村心靈

孫惠芬首先關注的是鄉村情感世界。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心靈內涵。孫惠芬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關注鄉村人特別是鄉村女性的情感問題，書寫他們在戀愛、婚姻，以及與親友相處中的復雜情感，表達他們對愛和溫情的渴望，對理解和尊重的期待，也展示了這些要求所遭遇到的現實困厄。

孫惠芬的早期創作基本上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其最早作品《靜坐喜床》就書寫鄉村女性在新婚之前對婚姻又期待又擔憂的微妙心理。之后還有不少作品，也是將筆觸集中在鄉村少女身上，寫她們的愛情夢想，以及情感上的困惑與迷茫。如《攀過青黃嶺》寫一個鄉村女孩在城鄉之間的愛情選擇困惑；《春夏之交》寫鄉村少女遭遇城市男青年的情感欺騙問題。其中也有作品進入家庭婚姻領域，關注鄉村女性的婚姻生活和家庭情感。如《歲歲正陽》寫了幾個家庭的婚姻故事，在比較中折射出女性對幸福家庭的向往和現實生活的窘迫；《閃光的十字架》則通過一個68歲老人對一生經歷的回憶，表現其既享受著卑微卻珍貴的幸福，又有情感的無奈和苦痛。

21世紀以來，隨著孫惠芬創作逐漸成熟，她作品的思想內涵也超越了關注鄉村情感這一單一層面。然而，這些作品始終沒有離開鄉村情感世界，只是思路更開闊、內涵更豐富，更注重揭示情感內部的糾葛以及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比如，一些作品將女性身體欲求與內在情感要求結合起來，探討它們與社會倫理之間的沖突?！缎R山莊》就通過月月、小青兩位鄉村青年女性的復雜情感故事，揭示她們在性與愛、靈與肉之間的掙扎和彷徨。《一樹槐香》則進入女性情感關系，既展現女性之間在情感上的相互依賴，又揭示了嫉妒情感的產生緣由及對女性造成的傷害?！渡咸習穭t書寫了徐蘭、申玉鳳等幾位女性的婚外情故事，揭示社會倫理背景下女性的性和情感壓抑問題。

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從其他方面探索女性的情感態度。如《保姆》寫了兩個女性，一個是在城市做保姆的翁慧珠，一個是進城后獲得事業成功的姜姿，她們有著相似的情感經歷，卻有不同的選擇方式。姜姿為了愛寧可舍棄生命，翁慧珠則缺乏勇氣，最終有愛不得、長期生活在孤獨中。作品在關注鄉村女性感情命運的同時，贊譽了那些敢于突破傳統藩籬追求愛情的現代女性。《秉德女人》則書寫了一個感情生活不幸卻能頑強追求人生目標的女性故事。作品既寄托了對她不幸命運的同情，對社會現實也有無聲的質問，更表達了對女性與愛情、婚姻問題的深切思考，即對女性而言，愛情婚姻是否應該是她的全部？還是可能有其他更高的追求與超越？《后上塘書》和《生死十日談》則將情感問題與社會現實相結合，探討背后的文化變遷和精神信仰問題。前者的主旨是以劉立功與幾個女性之間的情感關系為線索，深入思考情感在金錢文化影響下的變異，進而探索鄉村文化變遷中的心靈歸宿和人生意義問題。后者主要關注鄉村自殺現象，指出兩性關系的不和諧和情感孤獨等問題是自殺現象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孫惠芬其次關注的是鄉村倫理關系。中國鄉村是以血緣為中心的社會，個人情感與社會倫理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所以，準確地說，孫惠芬早期作品關注情感世界已經或多或少地關聯到了倫理問題。比如，《來來去去》書寫的兄妹之情，既是親情，又是一種社會關系；《姥姥，姥姥》寫兩個老年女性的情感慰藉，也是對友誼關系的探究。當孫惠芬小說內涵更豐富以后，其中心就從單一情感問題拓展到復雜倫理問題，探索鄉村社會中的家庭（包括夫妻、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包括同性之間和異性之間）和親戚等多重關系。

孫惠芬對鄉村倫理關系的書寫主要集中在兩個角度：其一，從家庭和社會親情角度，揭示倫理關系的復雜性。倫理關系原本源于血緣或友誼，本質上屬于比較單純的心靈關系，但它經常會遭遇現實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倫理關系不可避免要呈現其現實的一面，發生某些異化和扭曲。如《岸邊的蜻蜓》《三生萬物》等作品，都書寫了愛情和親情等倫理關系的復雜性。前者的主人公為招待親戚去炸魚，結果魚沒炸著，自己卻成了殘疾，倫理關系也因巨大的精神負擔而受到挑戰。后者也一樣，隨著主人公罹患絕癥，他對親情的理解也發生變化，擔心自己成為親人的壓力和負擔。所以，倫理關系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呈現出復雜性的。它既能成為人們的重要情感慰藉，也可能包含委屈、無奈等，給人們生活帶來很多困擾?！侗Ｄ贰方枞宋镏谧隽饲逦谋磉_：“極力逃避的親情?！薄坝H情，在我在縣城那段日子，是怎樣擾亂了我的日常生活，真是只有自己知道?！保?）“我看上去是為了割斷親情，實際上已經陷入了親情羅網，有些局面是沒法控制的，就像你無法控制春天的土地不長出莊稼一樣?！保?）其二，從鄉村文化變遷的角度，探索倫理關系與社會文化和人性之間的復雜關系。孫惠芬對倫理關系的書寫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密切關聯著時代背景，敏銳地探析到社會文化變化對倫理關系的深刻影響。同時，她又努力將人性因素融合進去，對倫理關系的復雜性進行梳理和辨析。如《上塘書》，作品全面系統地展示了多種鄉村倫理關系，如母女、婆媳、姑嫂、夫妻、情人、同事等。作品著意將這些關系與時代發展結合起來，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倫理關系的時代變遷圖畫，折射出文化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與此同時，作品也思考倫理與人性之間的關聯。正如作品序言所說：“所謂‘村性’，正是暗礁的材質，它生成孤獨，造成痛苦，它是人性的衍生品，同時，它也衍生溝通的渴望……”（4）《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就書寫兩個都有城市生活經驗的女性李平和潘桃，共同的經歷讓她們建構起深厚的友誼，但最終，出于嫉妒，潘桃背叛了友誼，李平也受到嚴重傷害。究竟是文化還是人性在其中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作品沒有明確回答，而是留下問題讓讀者去思考。

《致無盡關系》是將上述兩方面內涵結合得最好，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它寫的是一個大家庭過年的故事。年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大家庭過年更是傳統倫理關系的集中體現。然而，在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普及和文化變遷的背景下，這種傳統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作品展示了不同年代人在對待過年態度上的巨大差異，也展示了經濟條件、身份地位等因素對倫理關系的復雜影響，以及親情關系背后的復雜人性和利益因素。所以，作品提示的過年聚會的尷尬和無奈，不僅是一個家庭的困境，更是整個傳統倫理關系不可避免的未來命運。它背后蘊含的，實質是對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深刻反思。作品的感慨沉重實在，傳達出現代個人意識與傳統倫理之間的尖銳沖突：“年，實在不是個什么東西，對于我們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過是一張網的鋼繩，綱舉目張，它輕輕一拽，一張巨大的親情之網立即就浮出水面。這張網其實從來都沒消失過，它們潛在日子深處，藏在神經最敏感的區域，一有風吹草動，哪怕一個電話，都會讓你驚慌失措。”（5）

孫惠芬再次關注的是鄉村精神信仰。鄉村心靈世界最深層之處是人的精神信仰，就是人為什么而活著的問題。農民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不一定會直接用很深邃復雜的言語來進行表述，但這一問題毫無疑問隱藏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對其生活和生命態度，以及思想價值觀念起著重要影響，甚至可以說，確定的精神信仰是其整個生命意義的前提。同樣，對于鄉村社會來說，它關系到整個社會和文化的穩定。長期以來，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牢牢占據鄉村精神信仰的中心，維持著鄉村世界的穩定和安寧。近年來，隨著鄉村社會的嚴重空心化和文化變遷，其精神信仰也發生較大變化。

孫惠芬很早就對這一領域有所關注。其書寫鄉村情感和鄉村倫理關系的部分作品，已經觸及精神信仰問題。如《上塘書》的“上塘文化”部分書寫的心理孤獨問題，就關聯到人物的“精神信仰”。作品中一些村民之所以沉溺于“跳舞”，在根本上緣于他們內心的孤獨，找不到生命的意義感和價值感?！堆嘧訓|南飛》也一樣，作品寫的是一場由戰爭導致的人性悲劇，所關聯的親情倫理問題也與精神信仰有關。多個人物深陷苦難之中無法自拔，于是，只能以“命”來作為自我慰藉，尋求內心的安寧。

孫惠芬近年創作的《生死十日談》和《后上塘書》對鄉村精神信仰進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討?！渡朗照劇芬詫嶄浀姆绞綍鴮懥硕鄠€鄉村自殺事件。一方面，作品從女性權益、物質條件、城鄉關系、文化教育、心理疏導等多個方面，尖銳、深入地思考農民的生存問題，表達對農民現實生存處境的深切關懷。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品抵達生命最深處，對農民精神信仰問題進行探詢，思考當代鄉村人面臨的精神危機、思想困惑等問題。作品揭示出精神困境是導致多個鄉村自殺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有農民寧可選擇在家鄉自殺，也不愿意進城去生活，就是緣于他對生命意義的困惑，根源在鄉村傳統文化給農民心理烙下的深刻印記：“卑微的生命通過親人的死得以在更廣大的世界里張揚，是不是也因此獲得了活下去的力量呢？他要在鄉村蓋大房，不愿意上城里去做小魚小蝦，是否也是想通過某種方式，讓自己弱小的生命得到更強勁的表達呢？”（6）《后上塘書》更明確地聚焦鄉村文化變遷帶給鄉村人的精神價值失衡問題。主人公劉杰夫經歷了從貧窮到富裕、再從墮落到覺醒的復雜過程。他之所以墮落，是由于金錢富足之后缺乏精神信仰，成為欲望的奴仆。而他的覺醒，也是緣于內心迷茫的靈魂無處安放，最終選擇反思和懺悔，尋求靈魂自我救贖之路?！啊逗笊咸習?，就是這樣一部記錄了一個離家出走的人如何在遭遇生死絕境之后精神還鄉的書?！保?）作品書寫的靈魂救贖故事雖然是個案，甚至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它所揭示的精神信仰困境卻具有更廣泛的普遍性。所以，《后上塘書》是一部鄉村精神信仰的憂慮之書，也是一部充滿期待的思想之書。

孫惠芬的鄉村心靈世界書寫，從個人情感世界到倫理關系，再到精神信仰，三者之間既密切關聯，又有清晰的層次性。情感是鄉村心靈最基本的單位，是外在環境激發下的個人內心感受，倫理關系則拓展到人與人的關系，涉及的是不同心靈的交流，或者說是心靈之間的互動。而精神信仰重新回歸個人，思想內涵卻更為深刻，屬于更深層面的鄉村心靈世界。三者共同構成對鄉村心靈世界比較全面的掃描。在敘述基調上，孫惠芬的書寫基本以沉重壓抑為主。也就是說，她所書寫的多是鄉村心靈的無奈、痛苦和糾結，很少歡快喜悅之作。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作品的時代背景有關。簡潔地說，孫惠芬的書寫大多都是圍繞當下鄉村，密切關聯著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傳統鄉村社會政治經歷著陣痛和變遷，城市如同一處覆蓋在鄉村世界上的濃郁陰影，對鄉村人的情感、倫理和精神世界構成壓抑和傷痛?？梢哉f，孫惠芬寫的雖然主要是鄉村社會，卻可以看作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整體觀察，她所展示的鄉村心靈，也完全可以說是對中國現時代心靈世界的完整折射。

二

創作姿態：“女兒”的視角

孫惠芬鄉土小說專注于鄉村心靈世界，其藝術表現也與心靈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切近而融入的敘述方式。孫惠芬的小說敘述與鄉村的距離非常小，甚至可以說，其敘述視角從來都是與鄉村緊貼在一起的。她的小說敘述大多采用第一人稱或第二人稱敘事，敘述者身份雖然有所差別，但總體上非常一致，就是與鄉村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他們都出生于鄉村，熟悉鄉村生活，更有密切的血緣關系和深厚情感。對于鄉村的每一個變化、鄉村人的每一種悲喜，他們都非常關注和牽掛。正因為如此，孫惠芬小說具有非常強的現實紀實性和即時性，基本上取材于當下鄉村生活，與現實發展完全同步。她將當下鄉村的日常生活、人際關系、心理嬗變，特別是女性人物心理，都以寫實的筆法進行敘述，展示得非常細致真切。她近年創作的《上塘書》《生死十日談》《后上塘書》等作品，更是采用地方志、訪問記等形式，以紀實的方式將當下中國鄉村生活充分展示出來。

與敘述距離的切近相一致，孫惠芬的敘述視角也具有濃郁的鄉村主體色彩。作品中，敘述者與人物完全融會在一起，視點和立場與人物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在敘述者的表達中，人物的困窘和無奈也就是敘述者自身的境遇，于是，作品表達的情感也很難分清究竟屬于人物還是屬于敘述者：“我們最初嫁人，根本沒想找婆家，可我們嫁了男人，就有了婆家，就有了和婆家人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我們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可到最終，卻覺得自己是孤身一人。”（8）“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為了掙脫束縛，掙脫鄉村的孤獨感，我們渴望人群，渴望沒有實物的遠方。我們一路奔著虛妄的空間，和某種信念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唯獨沒有和天地實物保持關系?！保?）與之相應，作品中，敘述者很少對人物進行否定和批判，而總是站在人物立場上，為其做各種設身處地地辯解，對其行為持理解和寬容的態度。最典型的是她作品中較廣泛書寫的男女私情特別是女性出軌，敘述者對這些有悖傳統鄉村倫理的行為，基本上都是給予同情和維護。比如《歇馬山莊》《歇馬七日》《上塘書》《一樹槐花》《盆浴》等作品都是如此，從性苦悶和性壓抑等角度，對女性的出軌行為給予理解和寬容。即便是像《后上塘書》，屬于孫惠芬少見的直接否定主人公形象的作品，作者也給主人公劉立功諸多的解釋和諒解。這固然反映出作者思想觀念中的現代內涵，也與作品所持的平視視角有內在關聯。

其次，是心靈介入的價值立場。前面說到孫惠芬作品由于采用與人物平行的敘述視點，很少對人物有明確否定和批判，事實上，這一特點還廣泛體現在作品對幾乎所有事物的價值評判上。它們經常是批判中包含著理解和妥協，肯定中潛藏著猶疑和矛盾，糾結和無奈的情感滲透在作品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就是敘述者的價值立場中交織著理性和感性色彩，或者說心靈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作品的價值評判中。

比如在對鄉村倫理關系的表現上，孫惠芬既揭示鄉村倫理中隱藏的利益之爭和人性之偽，多次慨嘆它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精神壓力，但與此同時，她又經常是在無奈中給予理解，甚至以珍惜的筆調表達溫情。如《來來往往》細致展示了兄弟姐妹間充滿算計和利益的關系，但最后，所有的爭斗都被融化于姐妹溫情中。《致無盡關系》也一樣。一家人的春節團聚盡管有諸多隔閡、矛盾和不愉快，且未來的每個年都很有可能還是以同樣的方式繼續，但最終每個人都選擇了接受。作者對城市的態度也是一樣。典型如對鄉村女孩與城市關系的書寫。一方面，孫惠芬在多部作品中寫到城市對鄉村心靈的傷害。早期的《春夏之交》就寫到鄉村女孩在城市遭遇到的嚴重身心傷害?！缎R山莊》《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上塘書》《傷痛故土》等作品更普遍書寫被城市所戕害的青年女性。《致無盡關系》中，也表達出對鄉村少女受城市文化影響的擔心和憂慮。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在多部作品中，寫到城市文化對于女性解放的重要啟迪意義，為那些接受現代城市文明影響、大膽追求性愛和幸福的女性給予充分理解。特別是《岸邊的蜻蜓》，對外甥女梅花與“老姑父”跨越倫理的戀情，敘述者表達了肯定和贊頌態度，并賦予梅花“為愛獻身”的現代愛情內涵。顯然，無論是敘述復雜糾結的倫理關系，還是表現城市文化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孫惠芬作品都很大程度上依從心靈的角度，在糾結和無奈中對其價值得失做模糊化的處理。

心靈介入的立場還表現在對鄉村和鄉村人物的強烈關切上。孫惠芬作品對鄉村社會傳達出強烈的關懷之情。如其早期作品《攀過青黃嶺》就借助在與城市青年愛情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的鄉村男青年之口，表達出對鄉村現實的憂慮和期待發展的強烈渴望：“我們山里男子，怎么厚顏看著山里女子往外走呢……我們應該想想整治山村的新法子了……我就不信，我們山里男子爭不來這口氣……”（10）而《生死十日談》等作品，更是直接表達出對鄉村現實的憂慮和對鄉村前景的擔憂：“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進去，然后，如何出來?！保?1）對鄉村人物，作品的關懷情感更為突出。作品中敘述者與人物視點高度一致，以及對人物行為的辯解姿態，都充分體現出對人物的強烈關愛之情。由于孫惠芬作品多書寫鄉村心靈世界的不幸和矛盾，所以，作品普遍呈現出比較沉重和峻切的情感色彩。對人物的不幸和悲劇命運，作品充滿痛徹感，對人物為擺脫命運所做出的努力，作品則給予充分支持和認同（這也是前述為什么孫惠芬作品對人物某些越軌行為充滿同情和諒解的原因）。同樣是緣于這種心靈介入的關愛之情，孫惠芬作品的感情色彩也呈現一定的復雜性。它們雖然壓抑沉重，但卻并不悲觀絕望。它們中極少有徹底的悲劇，而是被盡可能地賦予了美好和溫暖，努力表達希望和信心，即使是《生死十日談》這樣直面死亡的作品也不例外。其原因就如孫惠芬所說：“吞噬我的，是鄉村人對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尋找，是他們在尋找中心靈的孤獨、脆弱和恐懼，是為擺脫孤獨、脆弱和恐懼呈現出的心靈真相……”（12）作品中的溫情色彩源于作家的心靈關愛，孫惠芬希望自己的創作能夠成為一種精神鼓勵，幫助人們更好地面對苦難、度過坎坷?！侗屡恕返谋憩F最為突出。主人公盡管身陷苦難，但依然頑強尋找光亮，將生命意義寄托在全力培養下一代上。這就像作者的闡釋：“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遙遠的國家有聯系，只是人的一種存在感，是孤獨的個體生命的本能需求，這種需求，不獨屬于知識分子，它屬于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樹總要伸向天空，一條河總要流向大海?！保?3）同樣，《民工》是孫惠芬少見的直面生活殘酷面的作品。農民工父子回家為突然去世的女主人奔喪，還得知女主人曾經與其他男人有染，作品的基調自然相當壓抑。但結尾處，作品還是通過賦予父子倆以夢幻般的溫情，努力弱化其悲劇性和絕望色彩。

孫惠芬小說的敘述和立場特點，密切關聯著其另一個重要的創作特點，就是作品的深度自敘性。具體說，就是作家將自己的生活、情感深度融入，將敘述者與自我高度重合，使作品成為其生活和情感的直接表現者。對此，孫惠芬從不諱言，多次在創作談中指出自己作品與個人生活的密切關聯性：“我善于在很小的事物上挖掘痛苦、尋找憂傷，我迷戀失眠、恐懼、深夜里的驚悸，喜歡在快樂的人群里顯出沉思的表情，在光明的背后探測潮濕的陰影，似乎這才是藝術的人生?！保?4）事實上，其多部作品中的敘述者與作家本人的生活經歷、家庭環境有著高度一致，作品故事也大都有真實生活原型。（15）在對作品的闡釋上，她也多次將作品當作自己思想的直接表現物：“造成一個人生命的轉機除了社會、家庭出身的因素，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冥冥之中’。我對那個隱在我們生命中的不可預知的‘冥冥之中’有著極端的敬畏，我對隱在我們生命中的不可預知的東西有著極端的敬畏。”（16）《生死十日談》也是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為了掙脫束縛，掙脫鄉村的孤獨感，我們渴望人群，渴望沒有實物的遠方。我們一路奔著虛妄的空間，和某種信念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唯獨沒有和天地實物保持關系?！保?7）在作品內部，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很多抒情和議論，很難辨別清楚究竟是敘述語言還是作家自述，甚至很難說這作品究竟屬于虛構的小說還是紀實的散文。比如，“擁抱現代又難割傳統，這很像我對城市的感情，在語言上竭盡百般詆毀之能事，在行為上又傾注滿腔熱情去投入”（18）。

作家主體的深入投射，致使孫惠芬作品呈現出前述的切近融入的敘述方式和心靈介入的價值立場。也就是說，孫惠芬創作的雖然是虛構的小說，實質上卻帶有強烈的主體真實性。這也在作品的藝術表達上有所體現，孫惠芬小說中的很多藝術特點，都清晰地投射著她的身份和文化個性，比如其敘述中的女性溫情和細膩心理描寫，以及小說結構和語言的單純和明朗等，都可以看到作家的明確印記。這一點，使孫惠芬與同為東北女作家的蕭紅、遲子建的創作具有某些共性。但也正是在與兩位作家的比較中，孫惠芬的個性得到進一步凸顯。比較起來，蕭紅作品承擔更強的文明啟蒙主題，現代理性批判色彩更強；遲子建也試圖表現出更遠大的關懷，以及對人性主題的探索；而孫惠芬的作品則更多聚焦于鄉村本身，關懷更急切，情感更糾結，作品更具真切感和痛徹感。

簡單地說，孫惠芬的鄉土小說，宛如一個鄉村“女兒”對故鄉母親的訴說，飽含著女性的深情、敏感和細膩，更體現出一種血脈相連、息息相關的情感態度。從根本上說，孫惠芬的鄉村敘述，本身也就是鄉村心靈的自我呈現——如果說作品內容展現的是鄉村心靈世界的客體，那么，作品的藝術表達就是鄉村心靈的主體滲透。也就是說，作品的主客體之間實質上具有內在的契合，是鄉村心靈世界的多元統一。

三

心靈書寫：意義與價值

孫惠芬創作的意義首先在于其所關注的題材范疇上。任何社會都由物質和精神、現實和心靈兩方面構成，鄉村社會亦然。鄉村政治、經濟、勞作等構成鄉村的現實世界，而人物情感、倫理關系和精神信仰等則構成鄉村的心靈世界。現實和心靈互為補充，又密切關聯，都是鄉村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等原因，中國鄉土小說作家多關注鄉村社會的政治現實和文化變革等問題，卻普遍忽視對心靈世界的探詢?；仡櫚倌赅l土小說歷史，書寫現實的史詩性創作很興盛，但表現鄉村心靈世界的作品卻相當匱乏而薄弱。（19）孫惠芬如此執著而深入地在鄉村心靈世界耕耘，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鄉土小說創作的內涵。

對鄉村精神信仰的書寫是孫惠芬最重要的拓展。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都是朝著明確的現代性方向。在其視野下，鄉村文化，包括鄉村精神信仰都被嚴重貶斥和輕視。文學作品也都普遍持負面的書寫立場。魯迅的《祝福》曾深刻揭示中國鄉村農民的精神信仰困境，并對現代知識分子進行了深刻反思，但是，這一思想傳統卻遠沒有在鄉土小說創作中得到繼承和發展。人們對鄉村精神信仰極少進行正面的展示和嚴肅的思考。對此，孫惠芬作品有明確的超越。她不但書寫了一些關聯精神信仰內涵的鄉村民俗，而且超出簡單批判立場，努力探索其內涵和意義。比如《生死十日談》《上塘書》《后上塘書》等作品都不同程度書寫了鄉村神秘文化，如《上塘書》的“大仙兒”，《后上塘書》的“跳大神兒”書寫、測字、靈魂附體，等等。作家充分理解和肯定著這些民俗的存在意義，并將其與鄉村人的生存狀況特別是精神信仰世界緊密結合。在孫惠芬筆下，這些民俗密切關聯鄉村心靈世界，是鄉村精神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精神：“救贖、懺悔，這個有著西方色彩的心靈事物，也從來都是中國人的心靈事物，只是它不發生在教堂，不需要借助儀式，它發生在我們漫長的生活中……”（20）

精神信仰的危機不是發生在中國鄉村的特殊現象，而是關涉整個人類世界的普遍問題，特別是在科技文明高度發展的現代化背景下，這一問題更顯突出。孫惠芬對鄉村精神信仰問題的思考，也拓展到整個人類精神視域，傳達出更廣泛的人類關懷意識。這一點，孫惠芬在創作談中有明確的自覺：“在《生死十日談》里，我觸及的是鄉村人群因為貧窮、疾病帶給他們的災難，是他們在鄉村的城市化進程中的困惑和迷惑，以及他們的自我救贖，可我想說，我要表現的絕不僅僅是他們，我要表現的是所有人的迷惑和困惑，是所有人的自我救贖。”（21）“這時我發現，漂泊和流浪更容易使他們從‘物質’的人走向‘精神’的人，也就是更容易思考那個人類最本質的問題：自己是誰，為什么要來到這里?！保?2）

其次，孫惠芬對鄉村心靈世界進行了深入而富有啟迪意義的思考。如前所述，孫惠芬小說具有與鄉村持平等視點的特色，其思想也多建立在個人心靈感受基礎上。這賦予了她思想的特別性，對很多問題的思考具有獨特的深度價值。

最突出的是對鄉村倫理文化的揭示。近年來，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等作品致力于探索鄉村倫理文化，取得了較高成就。孫惠芬的倫理書寫與劉震云相比各有千秋。如果說劉震云在思想深度上更見銳利，那么，孫惠芬則更擅長生活的鮮活表現，以及對倫理關系復雜性的把握。孫惠芬小說具有以心靈介入現實的創作特色，這很切合對鄉村倫理文化的表達。因為倫理關系交織著深厚的鄉村歷史和文化，蘊含著非常復雜的情感關系，本身就不是簡單明了、是非分明的。孫惠芬以女性的敏感和細膩，深入復雜的人物心理世界，既探索各種關系的微妙處，又有真實豐富的生活為基礎，還融入對鄉村文化和人性世界的真切感受，鮮活而生動地展示了鄉村倫理關系的幽微之處。如《致無盡關系》就是一幅當前中國鄉村社會倫理關系最細致微妙的文學圖畫。而且，孫惠芬對鄉村倫理問題也提出了一些富有見地的思考。比如她雖然沒有很清晰地揭示鄉村倫理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入關聯，但其對倫理關系成為現代人的沉重精神負擔的揭示，實質上已經表達出對傳統文化因素的批判性反思。再如她將鄉村倫理關系伸展到人與自然和人類精神領域，也是對鄉村倫理關系內涵的深入拓展：“人不僅僅活在和人的關系里，還要活在和物質的關系里。人絕不要只活在和人的關系里，還應該活在和物質的關系里。比如和山、和樹、和土地和星星月亮，還有神靈……”（23）

孫惠芬對城鄉關系的思考也很富深度。孫惠芬立足于個人真實感受來看待城鄉關系，就突破了習見的二元對立思想觀念，更具客觀性和超越性。比如，她批判了城市人在鄉村人面前的優越感以及城市文化對農民造成的傷害，但又不是簡單的鄉村衛護姿態。她也肯定城市文明的優越性，并清晰地表示城市化是鄉村無法避免的未來命運。比如《給我漱口盂兒》，就明確表達對具有追求現代文明品質的農民的肯定。主人公雖然是一位鄉村婦女，卻珍惜“漱口盂”，向往潔凈、有修養的現代生活。雖然她的行為不被人理解，她也長期處于孤獨狀態并遭遇嘲笑，但作品對她給予了充分的同情和肯定。與之相應，孫惠芬對鄉村也不是一味地懷舊和贊美，而是在情感眷戀中蘊含理性批判，明確鄉村發展的現代性方向。典型如《盆浴》，五叔有一幅寄托思鄉情感的畫《月是故鄉明》，“我”雖然也愛它，卻認識到它已經不具有現實價值：“而今，我感到，畫，只不過是一幅畫，是人們留在心中的一個美好夙愿和信念。五叔已老，我已長大，家鄉也度過了她那美好而純凈的童年走向成熟。”（24）正因如此，孫惠芬就能夠看到鄉村遼闊和靜謐背后的“寂寞”本質，透析到鄉村與城市的內在差異：“因為土地的廣袤、鄉村的遼闊，寂寞和寧靜是鄉村的永恒；然而鄉村人的內心卻是熱鬧的，活泛的，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驚悸不安中常常自己跟自己對話，跟流動的時光輪轉的日子對話?！保?5）這種認識，遠比那種鄉村挽歌要深刻和切實，也能夠解釋為什么城市對農民具有那么大的誘惑力。

孫惠芬的這些思考往往帶有心靈直覺色彩，不一定呈現出非常清晰的理性結論，或者準確說，她的作品主要是問題的提出者和疑問者，卻不是判斷者和解決者。然而這并非沒有意義。比如《生死十日談》，孫惠芬關注并展示了多個鄉村自殺事件，她沒有試圖給這些事件尋找一個直接責任者，也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她只是將問題置于時代變遷潮流當中，表達自己深重的疑慮、困惑和擔憂，并結合人性問題來思考：“穩定的一切都在崩塌，新的還沒有形成?？戳四敲炊嘧詺咐?，我越看越嘆氣，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結果就自殺了，為什么？想不通時，只有按照人性的軌道去看、去想象、去猜想。文學就是探索人性的秘密和生命的秘密，而只要追逐人性的邏輯，真相就在其中了?！保?6）考慮到鄉村精神信仰問題如此沉重而復雜，孫惠芬的提問本身已經具有深刻的意義。

最后，孫惠芬鄉土小說具有獨特的審美和現實意義。孫惠芬小說的審美效果很具個性。創作主體的強烈介入，感同身受的切近式敘述，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身臨其境的代入感，并產生情感共鳴。與此同時，由于作品敘述距離的切近和融入，對人物心理和行為有較多的細致剖析，以及情感上很強的糾結和峻切特點，也許偶爾會有過于細膩而產生的絮叨感和過于峻切產生的壓抑感，但卻能讓讀者產生親切感和溫暖感，對讀者情感產生強勁沖擊。此外，作品與人物之間的高度關聯，也能夠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孫惠芬筆下多位女性形象都是很有深度的。如《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的李平和潘桃，就是時代文化與女性心理世界的深度結合，蘊含著很深刻的時代個性?！侗屡恕贰缎R山莊》等作品中的“秉德女人”王乃容、月月和小青等形象也都很具個性特色。

情感上的關切和對鄉村的切近，也使孫惠芬小說對鄉村問題的揭示非常深刻而富有啟迪意義。近年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大的變化，物質生活方面明顯富足，心靈方面的問題也同樣顯著。如何在城市化進程中解決好鄉村的心靈和精神世界問題，關系到鄉村社會的平靜和安寧，也關系到人們如何順利度過艱難的文化轉型期，甚至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的健康穩定?！翱吹饺诵脑谧兏镏械膭邮幣c失控，看到失控靈魂的不安和驚恐，驚恐靈魂對安詳安寧的渴求，我還看到那些深陷災難的人們的內心掙扎，以及在掙扎中靈魂的救贖與覺醒——掙扎、救贖、覺醒?！保?7）孫惠芬的感慨雖然具有個人性，但這些問題卻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孫惠芬鄉土小說之所以呈現出如此的特色和意義，究其原因，與她的生活和文化經歷密切相關。正如她自己所說：“一個人出生成長那個地方的氣息，會注入你生命的骨髓，讓你一生也無法逃離?！保?8）孫惠芬與鄉村的關系非常密切，23歲之前，她一直生活在一個有18口人的鄉村大家庭里，其中有多位女性成員。這既讓她積累了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擁有深厚的鄉村情感，又使她對女性命運、倫理關系和精神信仰等問題特別熟悉、敏感和關注。而且，由于孫惠芬的青年時代都在鄉村度過，鄉村文化對她的影響非常之深，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思想資源。如此經歷，使孫惠芬能夠超越外來和高居其上的創作姿態，以樸素的鄉村經驗和情感為基礎，懷抱著更平等更貼近的姿態來感受和表達鄉村。這正如批評家綠雪在多年前的評價：“對于她所審視的農村和農民來說，對于‘根’在農界的她來說，這是一種毫無‘外來人’之嫌，也未曾‘都市化’了的當代農村知識女性的審美眼光和情感體驗?！保?9）生活和文化的獨特性，造就了孫惠芬鄉土小說無法替代的突出個性。

任何文學立場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孫惠芬的鄉土書寫也一樣?！班l村女兒”的敘述方式，就像一面雙刃劍，既帶給孫惠芬小說獨特深度和魅力，卻也伴隨著一些不足。最突出的是與鄉村的過于切近，致使其在價值觀上顯得猶疑和矛盾，影響其作品整體思想深度；與之相關，一些作品在思想勇氣上也顯示出一定的匱乏。文學是個性化的產物，無法也沒有必要進行苛求。事實上，孫惠芬的鄉土小說，已經以其個性和深度顯示出充分的意義，足以在鄉土小說歷史和當前中國文學中留下深深的印跡。并且，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等近期創作在思想的銳度和深度上都有明顯增強，顯示出自我突破的良好跡象。我們可以給予她更多的期待。

注釋：

（1）（12）孫惠芬：《他就在那兒》，第84、75頁，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

（2）（3）孫惠芬：《保姆》，第8、1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4）孫惠芬：《序言》，《上塘書》，第4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5）（8）孫惠芬：《致無盡關系》，《一樹槐香》，第320、37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6）（9）（17）（23）孫惠芬：《生死十日談》，第16、253、253、25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7）孫惠芬：《序言》，《后上塘書》，第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0）孫惠芬：《攀過青黃嶺》，《來來去去》，第5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11）孫惠芬：《我想展現當代鄉下人的自我救贖》，《文學報》2013年1月24日。

（13）孫惠芬：《存在感》，《秉德女人》，第506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4）孫惠芬：《生死十日談》“開篇”，第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在另一篇對話中，孫惠芬也明確指出：“我的寫作，是心靈歷史的一種再現”，見孫惠芬：《永遠也繞不完的城市與鄉村》，《街與道的宗教》，第24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15）見王行：《孫惠芬小說創作研究》第一章第二節，東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

（16）（25）孫惠芬：《在迷失中誕生（創作談）》，《歇馬山莊》，第579、578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8）孫惠芬：《傷痛城市》，《傷痛故土》，第21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19）典型如柳青《創業史》。作品細致書寫梁生寶和改霞的情感故事，是其重要魅力之一，也使兩個人物形象獲得了生命力。但由于作品未能持續和深化這些情感內涵，影響了作品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見賀仲明：《一個未完成的夢——論柳青<創業史>中的改霞形象》，《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再如周立波《山鄉巨變》，從鄉村倫理的側面來書寫鄉村現實變革，既實現了獨特的深度，又顯示強烈個性，在當代鄉土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見劉洪濤：《周立波：民間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3期。

（20）孫惠芬：《我身邊人的救贖》，《街與道的宗教》，第23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21）孫惠芬：《有心的道路——<生死十日談>創作談》，《街與道的宗教》，第19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22）孫惠芬：《悲憫人性：不是選擇，而是宿命——獨家對話著名作家孫惠芬》，《街與道的宗教》，第28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24）孫惠芬：《盆浴》，《傷痛故土》，第3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26）張英：《自殺是農村隱秘的傷口》，《新民周刊》2013年第47期。

（27）孫惠芬：《寫在<后上塘書>之后》，《后上塘書》，第444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8）孫惠芬：《城鄉之間》，第64頁，北京，昆侖出版社，2013。

（29）綠雪：《孫惠芬的小說掃描》，孫惠芬：《孫惠芬的精神世界》，第6頁，大連，大連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