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吉米·卡特微笑著出現在機艙門口。

迎面，雅魯藏布江中游的闊谷群山左右相擁；目力所及，連綿不絕的喜馬拉雅山脈，還有身后清澈的藍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凜冽的高原空氣，偕夫人健步走下舷梯。

“西藏，我們來了！”

他和夫人羅莎琳及一行所乘波音包機，當日清晨別過秀麗的四川盆地，而后扶搖直上，凌空萬米，在獨一無二的成都—拉薩空中走廊上，瀏覽了地球上最密集的高山雪原，越過念青唐古拉山脈，飛機逐漸下降，而后幾乎貼著雅魯藏布江江面低飛。褐色的山巒，白色的村莊，蜿蜒的河流，一一掃過，直抵西藏山南貢嘎機場。1987年6月26日近午，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一行平穩降落在世界屋脊。

這是吉米·卡特圓夢的時刻。從機場到拉薩城區百多公里環山路，溯江而上，至曲水大橋北向，沿雅魯藏布江支流拉薩河順行，一路可見雄渾的巖壁，錯落的村舍，齊整的青稞麥田，精巧的寺廟，壯觀的跨江大橋，瑰麗的摩崖石刻……吉米·卡特一行目不暇接。

“太美了！”當天下午，他在與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讓交談時，對高原景色發出由衷贊美。他對多吉才讓說，西藏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從機場到拉薩，一路都非常美麗，沿途農業發展的高質量令他驚奇……

白駒過隙。一晃37年過去了！當百歲卡特的新聞不斷在網絡刷屏的時候，我會在瞬間想起老先生當年在西藏拉薩參訪的場景，那是1987年我赴任人民日報社駐西藏記者站時經歷的故事。

吉米·卡特于1977年宣誓就任美國總統，1981年卸任，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卸任后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總統，也是第一位訪問西藏的美國前總統。1977年9月，美國第41任總統喬治·布什先生也曾來訪，但當時他的職務是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彼時中美尚未建交。

1978年12月15日，美東時間的晚上9點，卡特在全美電視網上露面，向世界公開宣布，從1979年元旦開始，美國政府決定斷絕與臺灣的官方交往，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外交關系。這突顯了他個人的勇氣與擔當，也不啻為一聲驚雷，一舉改變了整個世界。

我在1983年調入人民日報社之前，曾經在西藏日報社擔任編輯和記者，這樣的經歷使我成為記者站重建后的首名駐藏記者。重返高原兩個月后的一天，當獲悉卡特先生即將來訪的消息時，我喜出望外，“這是千載難逢的重要新聞，決不能錯過！”

根據已知安排，卡特先生在拉薩僅停留兩天，6月28日一早返京。我心里盤算了一下，第一天日程有一半時間在路上，下午三點開始，有兩場外事會見和一頓晚宴，基本就沒記者什么事了；第二天安排了六個參觀點，如此高密度的活動，采訪只能見縫插針。

6月26日一早，我搭乘自治區外宣辦的車去機場接機，目睹了卡特先生一行走下舷梯的一刻。隨行人員中，我驚喜地發現了一個熟人——曾經在西藏外事辦公室工作過的梅江中，他和外交部同事王春貴一起受部里委派，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來拉薩援藏，我們曾多次在朋友圈里聚會。這對于準備迎擊“千難萬險”的外事采訪“小白”來說，可謂柳暗花明。

那個時候，機場到拉薩還是繞行曲水縣的老路，最好的日本越野車也需要開兩個多小時。我們的車子一路緊追，無奈他們的車隊有警車開道，待我們趕到拉薩飯店的時候，客人們已經在餐廳用膳了。這正好給了我一個守株待兔的機會。

在餐廳門口，我堵到了梅江中。“小梅，你好!”他一愣，隨即認出了我。我告知來意。他爽快地答應幫忙，轉身就去跟本次外事活動領隊、美大司的劉華秋司長溝通。

“你準備提什么問題？”劉司長快人快語。我匆忙交代了事先準備好的中美涉藏方面的幾個熱點問題，劉司長當即回復：“你的問題太大了！要小一點，具體一點。”

當天下午是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讓與卡特先生會見，而后是多吉才讓安排的宴請，晚宴后是卡特先生與十世班禪大師會晤。

我被允許旁聽多吉才讓主席與卡特先生的會見，前面是雙方客套的寒暄，卡特先生對于一路所見由衷贊美與慨嘆。聽完多吉才讓主席對西藏發展現狀的介紹，卡特開始詢問他最感興趣的西藏人權與宗教信仰、西藏文化保護等問題。

晚些時候，卡特先生在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的住處與這位藏傳佛教領袖會面。此時的十世班禪還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我沒能旁聽這次會見，后來看過有關記錄，大抵仍然是卡特先生關注的幾個問題。班禪還特別強調了一句，過去您在職時，為發展中美人民之間的關系做出了努力，這點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對您的到來我們表示歡迎，也希望其他的外國人到西藏來，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

班禪對于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所謂中國人權問題修正案和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修正案表達了不滿。他說，這不符合西藏實際情況，傷害了中國人民包括藏族人民的感情。他真誠地對卡特先生說，希望您推薦更多的美國朋友來西藏訪問，使他們對西藏的情況有全面正確的了解。

27日上午，安排了藏醫院、八廓街、大昭寺和西藏大學四個參觀訪問點。

西藏自治區藏醫院位于拉薩市中心，前身為始建于1916年的“門孜康”，而藏醫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到了公元8世紀，藏醫世家子弟宇妥·云丹貢布歷經幾十年臨床經驗，并集前人之大成，又翻譯漢文醫學著作，最終編撰出著名的藏醫藥經典名著《四部醫典》。后人為紀念他的功績，將“門孜康”門前的道路命名為“宇妥路”。卡特和夫人重點看了藏醫的典籍與歷史文物陳設，卡特先生看得非常仔細。因為時間緊迫，沒有去參觀住院部、門診部。如今，卡特先生去過的藏醫院舊址上，已經蓋起了一座三層樓的藏醫研究院，而承擔著門診重任的藏醫院，已經是拉薩娘熱南路上一座醒目的現代化建筑，宇妥·云丹貢布的雕像就矗立在醫院主樓的前方。

離開藏醫院，一行人來到相隔不遠的大昭寺廣場。這里是拉薩最著名的打卡地，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信眾長途跋涉來此朝拜，虔誠的信徒匍匐在大昭寺前，一遍又一遍地磕著等身長頭，以實現自己心中的夙愿。

穿過大昭寺廣場，一行人走左路進入八廓街，這是環繞大昭寺的轉經道，也是一條熙熙攘攘的商業街，眾人依規順時針繞行。

八廓街的名氣大，還因為沿途有許多百年甚至千年前修建的古跡。這里有數百年歷史的拉薩衙門“朗孜廈”，清朝駐藏大臣府，公元7世紀的法王宮曲結頗章，松曲熱講經臺，外來和尚來大昭寺禮佛的僧舍木鹿寧巴，還有當代網紅打卡地瑪吉阿米茶餐廳等，不一而足。卡特先生徑直走在前面一路觀賞，而夫人每每會流連于滿目琳瑯的商品。在八廓街開設的既有當地藏族和回族老商鋪，也有尼泊爾外商以兜售舶來品著稱的老店，還有交通便利后，從藏北和康區來此朝佛順便經商的農牧民。夫人羅莎琳在北街入口處被一輛流動的貨車吸引住了。攤主是一位康巴人打扮的漢子，他主動拿出幾個形制粗獷的手鐲向夫人推銷，夫人徑直走過去，直截了當地跟他問價，且毫不含糊地要價，全然沒有一絲矜持，令我好生佩服。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她最終滿意地將那枚手鐲收入囊中。如此走走停停，從北到東，再向南轉西，終于來到大昭寺。

大昭寺是國務院1961年頒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是非同尋常的，是目前西藏存留的吐蕃時期最早的土木結構建筑，當初藏王松贊干布統籌建設，文成公主提供了設計思路，隨公主從大唐來的漢族工匠與本土藏族工匠共同完成，融合了藏、漢、尼泊爾的建筑風格。

那天的講解員是大昭寺年輕僧人尼瑪次仁，他是拉薩遠郊林周縣人，1985年正式剃度出家，苦修多年，精通藏漢英三種語言，也是一位博學的年輕僧人。尼瑪次仁介紹得詳細，卡特先生聽得入神。一樓看罷還有二樓……我心里暗暗著急，如此細看一上午都不夠用，接下來還有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西藏大學等參觀項目，能否留出采訪時間實在令人揪心。眼看大昭寺參觀接近尾聲，我湊到劉華秋司長跟前，說“我能不能上你們的車，就給卡特先生提一兩個問題”。“一會兒看情況”，劉司長的回答飽含熱情，我心里有了底。之所以火燒火燎，無非就是想及時將卡特先生在拉薩的活動和他所看到的東西傳達給世界。

卡特先生乘坐的考斯特中巴上，除了他們夫婦和女管家、卡特的兩名保鏢以外，還有外交部領隊劉華秋司長和翻譯梅江中、嵐蘭，隨行的其他外賓與美大司肖處長及中方警衛人員乘另一部車子。從北京乘包機來的人員無論中外賓客，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枚龍圖案的徽章，我沒有這個標識，但我、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以及西藏外辦的隨行人員都配發了臨時胸卡，至少可以抵近采訪。

走出大昭寺，客人們陸續上車，我跟在后面。“No！No！”美國警衛一左一右把在門口，兩只肌肉發達的臂膀攔住了我。我推了一下，沒推動，又推了一下，有些松動，負責殿后的劉司長眼疾手快，在后面推了我一把。兩位大漢居然放行了，多少表現出一些紳士風度。我心里當然清楚，這是因為劉司長的幫忙和卡特夫婦的大度默許。

車廂里已經坐滿了。這部中巴旅行車有12個座位。卡特先生坐雙座第一排，夫人和女管家、翻譯嵐蘭坐最后一排，兩名美國保鏢在右側前后單人座位，外交部劉華秋司長坐卡特后面，梅江中因為隨時準備翻譯接話而坐在卡特前面的單人座。我挨著劉司長坐下來，隨時等待時機。

從大昭寺開車去西藏大學（老河壩林校區）直線距離2.7公里，那個時代的道路交通狀況不是很好，要從熙熙攘攘的八廓街繞行青年路再到林廓路上，如今這條路叫江蘇路，是由對口援藏的江蘇省出資拓寬改造。

這個當兒，梅江中向卡特先生介紹了我，并詢問他是否同意接受我的采訪。卡特先生欣然允諾，轉頭把目光投向了我。我趕緊擠到前面，坐在梅江中旁邊的發動機保護罩上。

“卡特先生，您剛剛看了大昭寺主殿和各個佛堂，我想知道您的感想？”我只能借坡下驢，問題盡量清晰具體，得到的信息越豐富越好。

卡特先生沉思片刻，以緩慢平和的語調說：“我要把這里看到的東西與其他地區進行比較，而后看看民族文化的成分到底有多少？今天看下來，我對中國政府注意保護民族文化的方針比較滿意。”

我又問他，剛剛在寺廟里看到禮佛的喇嘛和朝佛的信眾有什么感受。

他回答說：“我感到有興趣的是，這里的人們能以他自己的方式從事宗教活動。”

很多年后，回想起這一幕，我還是免不了心跳加快。試想，哪一位“大人物”會允許外人突然闖到他的身邊呢？若沒有卡特先生的平和，沒有劉華秋司長的包容，我的所謂勇敢不是一出莽撞的滑稽戲嗎？考斯特車門口的兩只臂膀就不是“No！No！”的事兒了。

西藏大學是1985年7月成立的，老校區選址于阿沛·阿旺晉美先生捐出的家族園林，其前身是西藏師范學校。更早是1951年創辦的藏文干部訓練班。所以在卡特現身到訪的時候，展現出的還是初建時期的青澀面貌。在參觀西藏大學的時候，卡特就藏族學生的教育與在場的師生互動，他坦承自己身為一個農民，退休后創辦了卡特圖書館，除了繼續學習，同時還做一些木工，他表示自己的圖書館要幫助西藏大學的優秀學生看看外面的世界。同行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行長阿貝迪先生當場表示，每年提供兩名藏族學生獎學金，支持他們去卡特先生任教的美國佐治亞州埃默里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讀書。

午餐后安排一個小時的休息。

眾人都在午休的時候，卡特先生不知從哪里搞來了自行車，在保鏢的陪同下騎車出門。下午即將參觀布達拉宮，而先生迫不及待繞著宮墻和紅山騎行了一圈，甚至還溜達到更遠的地方。在下午乘車出行的路上，他像孩子一般急著和大家分享在拉薩騎行的快慰。眾人聽說此舉，無不稱贊年逾花甲的卡特先生體力和高原缺氧環境下的耐受力，先生也因此得意萬分。

布達拉宮，坐落于城中心海拔3700米的紅山上，始建于公元7世紀，占地面積40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3萬平方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集宮殿、城堡和寺院于一體的宏偉建筑，不僅是西藏人民心向往之的圣殿，也如磁石一般吸引著卡特先生。

進入布達拉宮有南北中三條路線。公眾參觀一般都是走南門。貴賓一般都是走北路，這是一條車馬道，是現代交通工具出現之后才修的便捷登頂之路，一般不對公眾開放。從這里入宮，節約時間，節省體力，但體味不到昔日雪城的古舊風情。卡特一行乘車從紅山西側盤桓而上，直抵紅宮后門。從那里下車，走過一段石階，便可以瞭望拉薩北部的近樹遠山，亦可清晰俯瞰布達拉宮后花園——龍王潭。

從北門進入紅宮，賓客們徑直進入紅宮主殿。紅宮最主要的建筑是歷代達賴喇嘛的靈塔殿，共有五座，分別是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和十三世。五世達賴靈塔殿南側還有祭祀的享堂，也就是著名的西大殿，是紅宮最大殿堂，高6米多，面積達725.7平方米。殿內懸掛有乾隆皇帝親書的“涌蓮初地”匾額，下置達賴寶座。整個殿堂雕梁畫棟，有壁畫698幅，主要介紹五世達賴喇嘛的生平，提供了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信息。紅宮的西部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塔殿，建于1936年，殿內除了靈塔，還供奉著一尊銀造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像和一座用20萬顆珍珠、珊瑚珠編成的法器“曼扎”，是一件名貴的器物。

導游還特別引薦了大殿東北側的法王洞和帕巴拉康殿，介紹了它們悠久的歷史淵源。布達拉宮始建于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滅亡之后，古老的宮堡大部分毀于戰火，加上遭遇雷擊等自然災害，早期建筑僅存這兩處。法王洞內供奉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和文成、尺尊兩位公主造像，旁邊的帕巴拉康是布達拉宮主供佛殿，內中供奉的觀世音造像是松贊干布供奉的本尊像，殿門上方懸掛著清朝同治皇帝題寫的匾額“福田妙果”。可見地位不同尋常。

帕巴拉康外圍是一圈回廊，廊壁上面繪滿了精美的壁畫，題材多樣，內容豐富。在客人瀏覽壁畫的時候，主人悄悄打開東南角頂部的一扇蓋門，原來那里有一架木梯通向宮殿的頂層，不僅可以登高望遠，還可置身于金頂之間，近距離觀摩。這道暗門平時是不開的，但那一天是例外，卡特夫婦和陪同人員受邀登上了布達拉宮的最高處。對于久已向往西藏的卡特先生來說，這才是此行的高潮。從布達拉宮金頂遠眺，整個拉薩古城和四周的群山盡收眼底，重巒疊嶂的宮堡群一目了然。卡特夫婦和所有賓客都沉浸在友好的氣氛之中。

因趕寫稿件，我放棄了接下來的參觀。文章到這里該畫上句號，未料卻演奏出別樣的插曲。當晚我向報社發回以《吉米·卡特在拉薩》為題的通訊報道。次日便焦急等待見報的消息。一天沒有，又是一天，直到第三天才在四版見報。事后得知，6月29日晚，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為卡特先生舉行了告別宴會，人民日報社總編輯譚文瑞應邀出席，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卡特先生竟然端著酒杯過來與他碰杯，告訴他“我在拉薩接受了貴報記者的采訪”。譚文瑞總編輯回到報社，立即到夜班詢問有沒有盧小飛的稿件，總編輯看到稿件后立即簽發。這段插曲，講出了這條新聞刊出的幕后故事，也讓我格外地感念37年前采訪過的百歲老人卡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