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索南才讓，蒙古族，小說家，著有《荒原上》《找信號》《野色》等，曾獲魯迅文學獎、青海省文學藝術獎、華語青年作家獎等

最近在讀索南才讓的長篇小說《野色》，對我這個閱讀偏狹的人來說，是一場新鮮且豐沛的閱讀體驗，牧民具體生活場景的描述、切實的勞作細節和青海風土人情皆扎實入腦。就像別人談論我的寫作時總免不了加上“鄉村”一詞，索南才讓在一個采訪中也談到，并不希望自己被局限在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的身份中。他曾經直言：“時代越發展，人類的精神問題越趨同，一個北半球的人和一個南半球的人，在某些方面他們的精神性可能是一致的。從這個方面來說，現代人更重要的意義是在于個體的經驗和個性的完善上。”那么說，不論是寫鄉村，還是寫牧民，都只是我們筆下人物的生存處境，我們想展現的，可能更多的還是人性共通或需要繼續挖掘的那被蒙蔽的部分。

——魏思孝

寫長中短篇小說，好比騎馬去不同的地方，要做好不同的準備

魏思孝：《野色》這本書，如你在后記上所寫，為何在九年后，又把《野色失痕》重寫成了《野色》？原定的結構與故事是什么樣的？為什么決定這樣修改？對目前呈現出的人物命運與故事發展還滿意嗎？

索南才讓：《野色》的出現事實上是一個意外，在它的前身也就是《野色失痕》要再版的時候，我并沒有想過重寫它，我想做一次修訂，因為過去的幾年，我盡管不會去重讀這部作品，但偶然翻閱，里面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遺憾似乎越來越多了，這固然是我的寫作的形態標準發生了變化，可又何嘗不是對自己過去寫作的挑剔呢？所以事情從一開始就變了，修訂變成了重寫。在重寫之初，我當然對這種將一個作品寫成兩種樣子，但又保留著大量相似之處的做法有所懷疑，但重寫的沖動那么強烈，些許困擾完全不能阻止我的行動。我在重寫中將困惑和懷疑消滅干凈，因為這符合我對當下寫作的態度，這兩個文本是一部小說的語言密集、多變而層次化的呈現，也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性或多面性的本身創造。我所做的，只是把小說唯一的、單一的符號去掉了而已。于是《野色》和《野色失痕》像孿生兄弟一樣，從一個根源出發，走出來不一樣的個體，我無法評價它們孰優孰劣，因為寫作《野色》的時候，我依然有許多不如意的地方，卻沒有能力做到更好。小說呈現出來的樣貌，也只是我現在建立起來的，將來可能也會有很多遺憾漸漸變成不滿，如果我因此再次對其進行重寫的話，我會佩服自己。

魏思孝：《野色》為什么會選擇以“小妖”作為敘述主角來推進這樣一個故事？

索南才讓：在我生活的牧區，長年會看到這樣一個場景：一頭巨大的、健壯的動人心魄的公牛，孑然一身，獨自行走在寂靜的山谷和原野上，它孤傲、悲傷、彌漫著與眾不同的氣質，這樣的公牛讓我為之著迷，我太想知道它在想什么，它一次次從牛群中逃離出來，一次次的獨自流浪是為了什么，難道它是在逃避自己族群的愚昧和悲哀命運嗎？它讓我想到自己，我也想逃離人群，想逃離欺騙，但我沒有它那樣的勇氣，所以我崇拜它。我崇拜它莫如說我崇拜它身上的勇氣（逃避需要莫大的勇氣），這是我以“小妖”作為一個敘事主角的動因。

魏思孝：后記里寫道：“時光真是一個好東西，它百依百順地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原原本本，并且象征性地點撥幾下，于是，這部作品走走停停，又回到了我手上，開始它第二次的突破變化和生命重塑……”這種對時間的尊重和人生態度，令我感覺敬佩。那么，我想，我們可以根據《野色》這本書前后衍變，回顧九年間，在這段時間內，你的生活以及寫作有了何種變化？你所說的第二次的突破和生命重塑，是否有具體的所指？

索南才讓：時間改變的是它能改變的事物。它改變不了的是一部小說的第一個版本在9年前出現，有了自己的命運，第二個版本現在出現，也開始了自己的命運。它的突破或者重塑，我在第一個問題中已做答復。

魏思孝：2023年“收獲文學榜”，《午夜的海晏縣大街》位列短篇小說榜榜首。今年《收獲》第2期又刊發了你的中篇《姐妹花商店》，這兩篇小說都得到了業內的好評。你認為短篇、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創作有何不同？側重點和特質分別是什么？這兩篇小說和自己以往的創作，有了什么變化？

索南才讓：關于長中短篇的創作，在我而言首在結構，我不能用一個長篇小說的結構去寫一個短篇小說，這是做不到的。我必須在寫之前要知道我寫的是長篇、中篇還是短篇，因為我要在心理、精神乃至身體上都做好準備，如果是一個長篇小說，沒有準備的出發是走不遠的。這三種文體打個比方好比騎馬出門，去鄰近的地方，那么光著馬背騎上去，迎風奔跑一個趟子，領略其中的美妙，一回神，目的地到了；要是再遠一些，那就備上馬鞍，一路跑跑停停，讓馬喝水吃草，你和路人聊天說笑，花上一些時間也到了；但如果是一次遠足，那你的馬和你自己的體格體質，你的輜重，路線的規劃，馬力的合理分配，這些都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一千公里的遠行的考驗是全方位的、無死角的，所以應對不同的情況要有不同的準備，這個準備就包括結構、語言、敘事基調以及身體力行。

至于我的這兩篇小說，我覺得體現了我這兩年寫作的一個變化，我“放寬”了自己，讓寫作的空間更寬展了一些。

魏思孝：我能感受到你正迎來創作的蓬勃期，就算在《野色》的修改過程中，也不斷涌現出要寫的短篇，還開始了另外一個長篇《我的布拉格》的創作。那么《野色》在你的創作譜系中處在一個什么位置？

索南才讓：我過去寫不出《野色》，未來也寫不出《野色》，《野色》是我新的作品，是我現在時的作品。

魏思孝：從外界來看，你的身上具備著多層次闡釋的空間，比如牧民，草原文化、民族語言、民間故事及游牧精神，這些都是獨屬于你寫作的滋養。而你的文學趣味和閱讀，又脫離了地域的限制，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在當下青年寫作中自己的獨特位置與異質性的？

索南才讓：我一直在尋找獨屬于我的一條路，我的身份文化背景可以給我輔助，而完全依賴于此則是提早截斷前路的不明智行為，我必須要找到新的角度、新的理解、新的表象和深層內質，在不丟失根源的過程中創新。我想，所有青年作家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自己的路上不丟失自己，并越來越清晰。

魏思孝：半年前，我們在阿那亞金山嶺“同居”了二十多天，晚飯后，我們回去固定在客廳閑聊，有天晚上，聊到都看過哪些小說，在場的還有作家吳純。我仍記得那個清晰的畫面，就是她說出一個作家或是小說的名字，你八九不離十都看過（我大多沒看過），或是了解，我和吳純一陣驚呼：“連這你都讀過？”過去這么久，那些作家和書名，我都記不太清了，你在我和吳純心目中的形象變得復雜，一個牧民，沒上過什么學，卻又閱讀廣博。你似乎很少在過去的采訪中，談到早些年在牧場勞作之余的閱讀和寫作訓練。我還是想聽你系統地講一下，你的閱讀（受哪些作家影響）和寫作訓練，如何使你一步步尋找到自己的寫作方位。

索南才讓：其實我讀書也沒有那么多，有很多想讀的書至今也沒有納入我的那讀過即忘的雜亂“倉庫”中，但我從來沒有停止過閱讀，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閱讀，閱讀開啟的是我的滿足感，這是理想的生活。我早年是從閱讀武俠小說開始的，武俠小說閱讀持續了差不多十年，但真正對我有影響的也就是那么兩三年時間，這兩三年持續發酵的過程，它膨脹形成的空間的力量是強大的，強大到什么程度呢？強大到我開始寫作時，依然在腦海中形成武俠的風暴，我依然在刀光劍影的世界中做寫作這件事情。我不斷和自己糾纏，一方面，我努力拒絕武俠小說那么強大的敘述力量，另一方面，我接納了魯迅、老舍先生的作品，我覺得這是“更高”的文學，而我愿意在這里放開心防，我知道我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而在寫作早期，我不怎么考慮這事，寫就那么寫吧，寫不下去的時候就讀書，能寫的時候就寫。我到底怎樣走上了這么一條路？人生有無數種可能，不可能因為僅僅讀了幾本書就開始了寫作，沒那么簡單。所以在梳理我何以有寫作行為時，我總結了一下，可能有這么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講故事的傳統。這個講故事就是家族里的故事，是我們生活中的那種故事。有句話說，每個作家都有一個會講故事的祖母，這真是至理名言。我也有一個這樣的祖母。我的祖母在特別年輕時被石頭砸斷了腿，成了殘疾人。在人生的后半段生命里，她不能行走，坐在炕上、坐在輪椅上度過了漫長的四十多年歲月。從我記事起，每天晚上都睡在她旁邊，每天晚上的指定節目就是講故事。她的故事不是平常的童話故事，是飽含著人生哲思又殘酷的讓你難以忘懷的故事。這樣殘酷簡單、不必有太多邏輯的故事，祖母講過很多很多，她不會跟我們說我給你們講這個故事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要給你們講這樣的故事，這個故事也不是她原創的，這些故事是她小時候，她的祖父祖母講給她聽的，現在她又講給自己的孫兒聽。這是草原上代代相傳的故事，這也是真正的民間文學。它對人最開始的文學素養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是電影。草原上的帳篷錄像廳是流動性的。這個月的前半旬，它在這片草原，服務于附近十公里范圍內幾十上百家牧民，到了下半月，它就到十公里或者十五公里之外的另一片草原去。但是，就算是在十五公里之外，錄像的聲音也能聽得見，它斷斷續續到來的時候，你就再也睡不著了。電影進入我的生活，當時我肯定不知道今后會寫作，但我對電影的熱愛，對電影的執著，強烈影響到我的敘事風格，我現在可以這樣說，電影的敘事美學直接影響到了我的創作，它對我的小說的形成、文本的形成，是有直接關系的。這是我創作的一種習慣，可能這種模式在當時電影觀看中對我的意識、潛意識都形成隱秘的供給。無論什么樣的電影，無論什么樣的對話，無論什么樣的內容和情節，它都會漸漸形成新的東西。當我需要的時候，這些東西以“我的東西”的方式出現。

是有什么東西在引誘我對所有針對我的問題表達不確定的態度，而從生活來看待，這又太正常不過了

魏思孝：“寶音進了氈包，點亮了太陽能節能燈。氈包的門縫里泄出去一條頑固的光線，把氈包前面的草地隔成了兩半，各自迥異，儼然是兩個世界：一邊野物活躍、水流激昂；一邊寂寞重重，吞納一切。”

以上是你小說中的一段文字，給我的感受是，沒有深刻的生活觀察是寫不出這樣的細節的。而更重要的是，你無論寫人還是寫景，文字都精準且富有想象力。《野色》給人卡夫卡、福克納式的審美體驗，你在創作上受到過哪些作家及作品的深刻影響？

索南才讓：我喜歡的作家太多了，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都會得到一些啟發，至于哪些作家的影響是深刻的，我認為，除了你上述的兩位作家，還有加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這種影響也是深遠的。

魏思孝：《野色》在奇幻寓言之外也寫到時代中的現實生活，以及個體的經歷。尤其是在牧場以及轉場等繁重的勞作中，我能感受到你對牧民以及牛和馬等動物的觀照，這是數十年如一日，且踏實生存在這片土地上，才會有的情感。對于身份與孤獨、欲望與愛情、自由與責任的關系，你有什么想法？

索南才讓：我想是混亂的。我對身份是困惑的，對孤獨是既擁護又懷疑的，對自由充滿審視……我的混亂情緒，相信在《野色》中表露無遺，我覺得是有什么東西在引誘我對所有針對我的問題表達不確定的態度，而從生活來看待，這又太正常不過了。

魏思孝：作為寫作者，對《野色》的期待是什么？或者說希望得到怎樣的讀者評價？

索南才讓：《野色》既然成為了一本書，開始了自己的命運，便已經不受我掌控了，我祝福它好運，能得到讀者的喜歡。

魏思孝：最后，還是想聽你談一下這兩個月在日本訪學的生活狀態，以及下一步有什么創作計劃？

索南才讓：我在東京的生活很規律，不外出的日子里都是在寫作、讀書。外出也會提前做計劃。乘坐地鐵，我抵達了日本的很多地方，從街頭到山區，從博物館到寺廟。我在東京一直在創作我的長篇小說，也在即將離開前完成了初稿的最后一個字。后面的創作計劃還是會圍繞著這部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