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根本而又偉大的使命

阿 來

文學于我而言，是使我從一個鄉村的蒙昧少年，變成一個能融入時代、融入廣闊世界的當代人的一條切實路徑。當年，我作為初出茅廬的青年寫作者，第一次參加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文學會議。許多作家在會上認認真真爭論一個問題：作為某一個民族的作家，可不可以寫自己民族文化中一些封閉落后的、跟不上時代的缺點。更準確地說，就是能不能夠、敢不敢于在寫作中揭示那些使自己民族處于相對落后那些內在原因。我們知道，文學不是從整體，而是從個體入手的，這樣的討論如果絕對化了，那么，文學作品中民族身份的人物出場，都不能有任何明顯的缺點了。由此可見，中國民族文學中對自身文化的認識也有一個日漸成熟、日漸靠攏主流文學觀念的艱難過程。

文學本身是一種喚醒，喚醒人性，喚醒良知，喚醒審美，從而引領人融入偉大現實與時代，而不是把自己以某種單一文化或血緣之名，自我封閉起來。想當年，我想再現我家鄉的過往歷史，以及對這段歷史的反思，寫作了《塵埃落定》，大家看到的是光鮮一面，獲獎、暢銷，卻不知道其在一些本民族文學評論者那里遭遇的非議。最善意的辯護是，我們的歷史非常文明，沒有你寫的那些血腥與殘酷。我想，如果我們不是閉目塞聽，這樣的言論是經不起最基本辯駁的。

我是人。我是一個地方的人，我是一個民族或文化區域中的人，但我更是一個中國人，同時也是人類之人。文學的目的，不是把人區隔于某一狹隘的地域與意識中，而是打通種種分別，尋求共同性與共通性，要在情感與意識領域，把不同的人們聯接起來。

這是文學根本而又偉大的使命。

這三四年來，我在走訪黃河。河上的自然，河上的不同民族，從巴顏喀拉源頭而下，藏族、撒拉族、土族、回族、東鄉族、裕固族和蒙古族，從青藏高原到黃土高原，還有分布更為廣泛、歷史更為悠久的漢民族。同時，還有曾經廣泛存在、如今已式微了的黨項人、吐谷渾人、白蘭人、蘇毗人，古往今來，這些族群互相交往，融合，共同改變這片大地，共同塑造了今天多民族在這一廣闊地域共生共榮的偉大現實。前些天，我到了內蒙古大青山前黃河大轉彎的河套地區，站在黃河邊，想起了號稱元朝第一詩人的薩都剌，想起他寫元上都的名作《上京即事五首》，還有《過黃河》等優秀作品。他是來自西域的色目人，作為元朝的政府官員，在江南任過達魯花赤，終老杭州，一生用漢語寫作，他的詩詞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相當位置。今天，我們很多民族作家恐怕沒有他那樣的胸懷與氣象。在中國文學寶庫中，李白、杜甫們之外，蘇東坡們之外，他這樣的人也是我的榜樣與表率。與他同時代，還有一個畏兀爾人叫貫云石，也在淮南萬戶府任過達魯花赤，最后退隱于杭州，同樣用漢文寫作，是那一時代的散曲大家。

歷史是前進的，即便在某一時期因為腐朽的政治而停滯下來，最終還是會踏上進步的旅程。在前進的歷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藩籬都會打開，都會從局部的區隔走向大范圍的融通。今天的中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現出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同時也顯現出越來越多的共通性與共同性。這是由人性中追求更高文明、更寬視野，追求生活中更多的幸福這樣的共同性所決定的。許多年前費孝通先生就講，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各美其美”的同時，更要在“美美與共”上多有努力。對文學工作者來說，這正是我們可以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養成，多有貢獻的地方。

總而言之，文學工作不是一種姿態，一些觀念的空談，而是要孜孜以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獲得正知正見，再來寫下那些萬語千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虛懷若谷的態度，是有益于多民族團結融匯，有益于中華民族與文化共同性構建，同時，也使自己從狹小變得寬廣，從淺薄變得深厚的切實實踐。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

將生活中的“認同”因子轉化為文學

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

多年來，中國作家協會和兄弟省市作協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新疆文聯作協，為新疆多民族作家的成長提供了大力支持，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包括網絡文學作家在內的創作者，并組織采風，提高了大家的認識，特別是一些用民族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家作者朋友，眼界開闊了，靈魂和心境在更廣闊的空間得到提升，對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時代生活，以及對鮮活生長于身邊角角落落的“認同”的因子，發現、轉化的意識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強。

從文學的視角出發，經驗和規律告訴我們，上乘的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最終還是要看創作者的視野寬窄與深淺。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區，歷史形成的多語言、多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客觀現實，容易造成作家文化認同的個體化差異，并自覺不自覺地將其帶入文本。似乎通過文學形象、情節、語言、生活、習俗和主題等元素凸顯了這些差異性，才能顯現作品的“異質化”和“陌生感”，抑或“創作特色”，加之視野和認知的一些局限，文本很容易變得格局小、單薄，甚至使作者自己陷入中華民族整體性身份認同的“自外”或“弱化”的怪圈。

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身份的認同，是一個人、一個作者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是情感和內心共鳴的深度融合。新疆多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版圖中占有重要位置，有著豐富的內涵，這塊土地天生有一種開放包容的精神氣質，人們熱愛生活、珍視生命和自然環境，珍惜彼此的交往，為創作者提供了豐富的滋養；多語種、多樣地理地貌、南疆北疆草原綠洲，以及心向中原的豐厚歷史記憶，共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都給新疆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成為新疆文學的優勢。

近年來，新疆許多用民族語言創作的作家朋友們都有了一個共識：“本族”“本土”經驗的表達確實已經遠遠不能表現時代生活，而只有通過文學的點滴發現，把自己對時代和生活的思考更多、更深置入人與人、人與自然、個人與家國的思考，并通過作品中對人物的塑造、敘事的創新、藝術形象的轉化、自然地理環境氣候的把握和富有生活氣息、時代氣息的語言，展現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所蘊藏著的多樣風景和精神風骨，才是中國故事新疆表達的最佳方式。

（作者系新疆作協副主席）

通過精品創作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讀者心靈

冀曉青

內蒙古自治區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長期贏得并呵護了“模范自治區”的崇高榮譽。近些年，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在中國作協“文潤北疆”幫扶計劃的支持下，內蒙古文學事業呈現出良好發展態勢。2012年以來，1部作品獲得魯迅文學獎，14部作品獲得駿馬獎，尤其是本屆駿馬獎內蒙古4名作家、翻譯家獲獎，是內蒙古獲該獎項最好成績。以上成績的取得，也讓我們在推動民族文學高質量發展工作上有了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認識。

在思想引領方面，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實把思想政治引領作為民族文學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實施思想引領“培根鑄魂”工程，舉辦以骨干作家、少數民族作家、新會員、網絡作家、農牧民作家、基層文學愛好者等不同群體、不同主題的理論培訓班，不斷增強民族作家理論水平。通過策劃舉辦農牧民詩歌大賽、農牧民作家研評會等系列針對民族作家的文學活動，進一步活躍民族文學創作。依托內蒙古文學館重要文學陣地，在各類主題展覽中為優秀民族文學作品提供宣傳推介的重要平臺。主動加強與內蒙古自治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合作，按照聯合印發的《關于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推動新時代民族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安排部署，落實繁榮發展民族文學的具體項目。

在精品創作方面，內蒙古將繼續組織實施“內蒙古文學重點作品創作工程”和“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持續培育推出民族文學精品。“內蒙古文學重點作品創作工程”以選題為牽引，把習近平總書記交給內蒙古的五大任務和全方位建設“模范自治區”兩件大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新時代山鄉巨變等重大選題納入其中，號召廣大作家參與選題策劃創作，通過精品創作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讀者心靈深處。截至目前，該工程已經出版優秀文學圖書近百部，其中，扶持的少數民族作家占到半數，本次駿馬獎內蒙古獲獎作家阿尤爾扎納、牛海坤、娜仁高娃都是該工程扶持培養的典型代表。“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是將蒙古文優秀文學作品翻譯成漢文進行出版，目前已經出版了54部作品，參與翻譯工作的主要是以蒙古族為主的少數民族作家和翻譯家，本次駿馬獎內蒙古獲獎翻譯家朵日娜是該項翻譯工程的重要參與者。這兩項工程充分印證了實施重大文學工程對繁榮發展民族文學事業的重要性。

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們組織實施文學人才培養工程。內蒙古已經舉辦了11屆文學創作研究班，至今已培養400余名作家，其中少數民族作家占到三分之二。接下來，我們將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題，積極開展多民族作家培訓，切實提升民族文學創作水平。同時，在內蒙古作協每年會員發展、展覽展示、研討改稿、采訪采風活動中，積極吸納民族作家參與其中。我們已連續支持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三個少數民族舉辦26屆筆會，并始終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筆會輔導講座和主題實踐活動之中。

（作者系內蒙古文聯黨組書記、主席）

共同抒寫璀璨的民族畫卷

張燕玲

今年夏季，我受到中國作協的聘請，參與了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評獎工作，得以閱讀眾多的兄弟民族近年創作的作品，得以近距離觀察民族文學創作的新趨勢與新成果，得以感受到各民族作家以高度開放的視野，擁抱當代中國的遼闊版圖，在與時代同向同行的過程中努力創作，繪就多元一體文學圖景的璀璨篇章。

以獲獎的長篇小說為例。我們欣喜地看到，這些民族作家是時代變革和現實生活的觀察者、思想者。他們都能較好地與歷史和現實建立關系，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深厚的家國情懷、民族團結和現實關注里，在文史互動中，以個體或地方性的書寫抵達宏大敘事。如滿族作家馬伯庸的家國情懷大氣磅礴，兩卷本的長篇《大醫》以三位不同背景的醫學青年的成長史，映照著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既散發著理想主義的光輝，也充滿堅實的現實主義力量，既有著開闊的世界性視野，還溝通了雅俗互通的文學之道。維吾爾族作家阿舍創作的《阿娜河畔》以溫柔敦厚、生動內斂的筆觸，借家庭敘事與大歷史實現共振，那份對母親河的款款深情令人動容。同樣寫河岸兒女的還有瑤族作家光盤，他的《煙雨漫漓江》是一部動人的漓江兒女生活史、情感史。在人與自然的主題中，在充滿生趣的桂北民間文化與山河煙火里，光盤創造了一種永續向前、四季流轉、萬物生生不息的活力，為新時代的漓江立傳開新。藏族作家尼瑪潘多的《在高原》則以四代人的命運軌跡映照西藏近百年高原的歷史與有情的眾生，在家族敘事中揉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動態歷史。

我們廣西的獲獎作品同樣出色，除光盤外，還有壯族詩人黃芳的《落下來》，詩作以清凈而思辨的詩風，深入生活的縫隙，明敏柔美地抒發著民族的、女性意識及日常主義的詩緒。壯族作家凡一平則以《上嶺戀人》，深情刻畫了系列壯鄉民間的傳奇人物，生動展現了鄉土中國巨變的新時代圖景。

當然，我們也看到民族作家創作的難度，看到我們這一代作家站在前輩肩膀上并沒有走得更遠，尤其我們南方的邊地寫作，更需要擁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輩的可能。比如民族的民俗在某種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長歷史，但民俗落實到文學創作只是一個符號化的體現，文學最終的落腳點還是人。無論以什么創作方式，是哪個少數民族，文學都要回到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從來就是生機勃勃的。比如新時代社會轉型期帶來的生存與社會、以及人心的變化，比如那些在時代巨變中，仍保存良好的千年民族古村落等等，都留待寫作者的藝術挖掘與表現。我們深信，未來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將在文學觀、審美創造力等多重維度繼續突圍，繼續把日常經驗美學與民族史詩美學融匯再造，創作出中華文化佳作。

我還見證了評委同行高度的責任感，高水準的專業精神和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在評獎的日子里，所有評委的心中都激蕩著民族團結、文學神圣的莊嚴情感，秉持對文學的公心，交出了這份答卷，留待讀者和歷史的檢驗。祝賀獲獎作家！你們是新時代民族文學的榮光。

文學無疆，駿馬馳騁，愿一代一代的民族文學駿馬，奮力奔馳，共同抒寫出中華民族更璀璨的文學畫卷。

（作者系廣西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從靜止的傳統到現代性的流變

劉大先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在于認同的“意識”。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分過“共同體”與“結合體”，共同體的要義在于主觀與情感上的認同，結合體則是基于理性與功利考量而形成。因此，民族文學在其中能夠發揮非常重要與有效的功能，即塑造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必須要認識到中華民族共同體融合了主觀與客觀、情感與理性、個體與集體、族群與國家、共同體與社會。民族文學的創作與研究，需要對此基本問題有所自覺。從發生學而言，民族文學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框架中的“人民文藝”，新中國初期的民族文學是探索社會主義之路的“大日子”與各民族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小日子”之間的有機結合，取得了相應的成就，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內卷”。

所謂民族文學的“內卷”，意指那種日益收縮、向內生長的現象，在創作上的具體表現為題材的窄化，情節結構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傾向，美學風格的自我風情化，價值理念的偏狹；研究中同樣存在著諸如機械套用身份認同、族群理論，方法論陳舊，缺乏范式轉型等問題。具體體現在創作中是某些模式化的現象：歷史敘述接受新歷史小說所形成的那種個人主義史觀，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爭史和解放史，并且將族群與地方結合，割裂了具體族群與整個國家歷史進程的關聯，成為一種封閉敘事的想象套路。現實題材作品則更多聚焦于現代性流播之于邊地、邊疆的民族既有傳統的沖擊，它們往往會以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結構出現，鄉土、族群、血緣在敘述中成為現代化的犧牲者，其情感結構以對舊有文化的懷舊與緬懷、對新興文化的怨恨與感傷為主。在影視文學和詩歌之中，源于民間口頭傳統的滋養作為精神與技術資源依然存在，但往往對某些已經過時的東西不加辨析與批判，在風景與意象的營造中落入到刻板印象之中，經常出現的是陳腐的觀念與內容。

如此一來，民族很大程度上被化約為文化問題，而文化則往往收縮為某種奄奄一息的“傳統”，那個“傳統”不再是歷史流傳物在當代的效果歷史，而成為由某些具體意象、符號、故事類型所構成的固化存在，從而脫離了其時代性，此種文學書寫無疑是脫離了廣闊現實與生活的偏狹想象，無意識地重復了東方主義的思維。這些現象背后最為根本的問題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矮化。

如何高質量地發展民族文學，我們需要明了民族文學從來都沒有外在于大歷史。作為同時代人，中華各民族面對的是同樣的社會、技術與日常生活世界，問題與意識、體驗與焦慮、情感與表達本不應該受限于某種族群身份——這種身份自身也是在歷史中產生，會經歷不同語境而做出相應調適，而不是永世長存之事。如果將民族身份與文化書寫為由某些特征所構成的靜止之物，那顯然有違于歷史演化的動態性。當然，如果辯證地看待問題，具體的少數民族自有其特定的歷史發展脈絡、文化傳統、宗教習俗乃至各種人生儀禮，同聚居之地的風土景物也會形成相應的關聯，只是這種關聯也需要在流動性中進行把握。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雖然可能從細微之人、事、物、情入手，但顯然不會滿足止步于此，總要指向于普遍、共通的感受與思考。

（作者系《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

攀登，一個寫作者的永恒姿態

阿 舍

2024年，恰好是我進入文學創作的第二十個年頭。在這個整數年份里，《阿娜河畔》獲得了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這個重要的國家級文學獎項。

回顧二十年的創作歷程，故鄉的生活與記憶饋贈于我的“兵團經驗”，一直是我的創作源泉，只不過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到了《阿娜河畔》，情況發生了改變，其中最根本的是寫作視野的轉變：我開始下意識地將視角從“自我的個人記憶”，轉向故鄉更為遼闊的生活與歷史，著重關注起土地、人、時代三者之間的關系。

在《阿娜河畔》的創作過程中，當我逐漸深入地將土地、人、時代這三者放置在一個息息相關的層面上進行審視考察的時候，之前關于團場的個人記憶，越來越自然地融入了集體記憶。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更加自然地進入筆端，在這片土地的歷史發展與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祖國的各族人民，始終在文化上相交融、在發展中相扶持、在精神上相依托，始終是一個無法分割的共同體。

時至今日，《阿娜河畔》雖然獲得了一系列榮譽，但作為一位寫作者，我深知未來的創作之路，仍然充滿未知與挑戰，仍需一步步向上攀登。所以，這部小說所積累的體驗與經驗，既是未來創作的階梯，也是對當下創作的再認識、再思考。在此，我歸納出幾點，與師友交流。

一、讓自己更多的作品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場域。我出生并生活在多民族融合的環境里，對共同體的體認是天生的。創作方面，我對此擁有一定的文學自覺，同時，文學創作所必須具備的文學性、藝術性品質，也始終督促著我在認知與審美上不斷地進行提升與深化。如今我生活在寧夏銀川，這里也是一個多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區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著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現實，我的創作必然也會有所涉及。那么，未來如何在更細微、更新穎、更深入的角度與層面上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我來說既是要求也是挑戰。

二、實實在在做生活的學生，做人民的學生，葆有一顆充滿活力的好學之心。在為《阿娜河畔》做準備的期間，通過閱讀與采訪，我獲得了許多不曾了解的團場建設者的生命故事和生活態度，這使得我對歷史、對那些建設者的認識，遠遠超出了之前的個人記憶、個人感受，從而獲得了更加豐富細膩的在地經驗。確實是這些來自各方面的學習，為這部小說打下了扎實穩健的基礎。不僅是這部作品，在每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我都意識到了學習的迫切與必要性。學習不只是為了獲取我們所不知道的知識和信息，更是為了從知識與信息當中，從不同人的生命故事中，找出那些打動我們的美與善、支撐我們前行的精神力量。

三、繼續探索個人、時代、土地三者緊密相關的文學表達方式。《阿娜河畔》通過對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的交融來書寫歷史，將人物的日常經驗系附于歷史和社會的總體運動之上，力圖達成一種細微與宏大兼而有之的敘事。這種嘗試僅僅是一種方法，且有更多可以探討的空間。我個人認為，這種能力的鍛煉與掌握，是技術上的，更是智力與思想層面的，不只是鴻篇巨制需要這種能力，舉凡每一種體裁與體量的文學創作，實際背后所考驗的，都是這一能力。

在時間的長河中寫下真摯的文字，把文學堅定溫暖的力量傳遞給更多的人——我想，這是每一位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愿望。在實現這個愿望的長路上，我愿意是一位永遠的攀登者，用誠實與扎實的筆觸，為祖國的民族文學事業傾心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作者系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作家）

鑄牢民族魂，共筑文學夢

姚 瑤

我生活在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那里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漢族、水族、瑤族、壯族等33個民族，多民族和睦相處、融合發展，造就了豐富的民俗文化和完整的民俗傳承。

那里是一個用歌聲傳唱一切、用舞蹈展示一切、用美麗回答一切的地方。侗族大歌宛如天籟，苗族飛歌高亢嘹亮；錦雞舞爭奇斗艷，銅鼓舞輕松歡快；鼓樓花橋、流水人家，游方踩舞、行歌坐月，走進黔東南，就沉浸在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近兩三年來，在原生態黔東南那塊神奇廣闊的土地上，“村BA”“村超”迅速火爆，成為名聞天下的網紅現象、萬眾矚目的超級文旅IP，多彩驚艷的“貴州現象”。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同胞，以純粹的、樸素的、大眾的、接地氣的方式創造了一場場具有影響力和民族文化氛圍的體育賽事，在這塊凈土之上創造了人間奇跡，這里一派熱火朝天、一片歡騰祥和。“村BA”“村超”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貴州實踐探索了路徑、積累了經驗。

作為一名侗族作家，聚焦時代、淬煉主題、站穩立場都是應盡之責，作為經歷者、在場者，不能置身事外，而應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和更加宏大的歷史視野，深扎到民族地區火熱的現場，在富有時代特色的現實中，挖掘“火爆”背后的感人故事，找到破圈的文化密碼和流量密碼，尋找隱藏在火爆背后的光芒，傾聽每一個生命個體的歡呼。

“村BA”“村超”遠遠超越了一場體育賽事本身的意義，這場由村民自發組織的體育賽事，上升到一個關于文化自信、關于鄉村文明、關于鄉村振興的文化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為各民族搭建了平臺，拓寬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場域，展現了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繁榮進步的美好畫面。對于增強祖國認同、文化認同、激發民族自豪感、增強社會凝聚力等方面產生了積極影響，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載體。

一部中國文學史，是中華各民族文學交相輝映、相互滋養、攜手并進的歷史。回望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那些流傳千古的文學作品，無不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和精神追求。我想，這是我寫下《“村BA”：觀察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窗口——臺盤村鄉村振興故事》的主要意圖，也是我正在創作的第二部“村”系列《“村超”：中國式現代化的幸福標本》的主要動力。

在新時代的征程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斷提升文學創作的質量和水平，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于民族文學創作的全過程，從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中汲取靈感，用真摯的情感和獨到的視角，創作出更多反映時代精神、展現民族風貌的文學佳作。更加注重文學的創新和發展，不斷探索適應時代需求的表達方式，滿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讓民族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更加絢麗的光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民族文學的發展仍面臨著不少挑戰。如何實現創作的現代化？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堅守文學的理想和品格？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文學是一種力量，它能夠凝聚人心、激發情感、傳遞價值。讓我們攜手并進，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用我們的筆尖繪就民族團結的美麗畫卷，用文字書寫民族的壯麗史詩，共同推動民族文學的高質量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奮斗。

（作者系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作家）

將目光投向廣闊的大地和火熱的現實

尼瑪潘多

我是一名來自西藏的作家，感謝中國作家協會近年來對西藏文學創作者的扶持和幫助，使越來越多的西藏作家被發現、被看見，使西藏文學創作隊伍得到進一步壯大，創作成果逐年豐碩，多人獲得魯迅文學獎和駿馬獎，越來越多表現西藏人民生活的文學作品走進大眾視野。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中央實行對口支援西藏政策后，全國各地大力援助西藏，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使西藏的經濟、社會得到了飛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的局面已然形成。作為一名作家，我的文學創作一直以觀照現實、觀照當下，書寫發展中的西藏為己任，將目光投向廣闊的大地和火熱的現實，投向普通人的生活，努力將充滿煙火氣息的西藏呈現給讀者。特別是獲得本屆駿馬獎的長篇小說《在高原》，描繪了漢藏結合的茹瑪家族四代人的命運和西藏百年歷史變遷，呈現了在歷史長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的血脈親情。這部小說獲獎后，有記者采訪我，問我是如何以民族團結為主題進行創作的。其實，我的創作從來不是主題先行，因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在西藏由來已久，民族交融的事例在高原的現實生活中處處存在，從歷史大事件到尋常人家的小生活，都能尋得鮮活生動的故事，我只不過是截取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堅持文化認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而文學作品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途徑之一。歷史上，民族文學為各民族提供了溝通路徑，幫助不同民族之間相互理解與尊重。進入新時代，作家的使命光榮且艱巨，需要作家具有擔當意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從各民族相濡以沫、和諧共生的現實畫卷中汲取養料，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用文學作品呈現出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創造美麗幸福生活的歷程。

今年，我作為特邀編輯參加了西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組織編寫的《格桑花開——援藏干部講故事》一書的編輯工作，整個編輯過程，是一次學習的過程，也是精神受到洗禮的過程。一篇篇來稿讓我看到援藏干部與當地群眾的深厚感情，讀到了一顆顆滾燙的心，看到了援藏項目惠及普通百姓的美好，在選擇和編輯稿件的每一天，都處在深切的感動之中。

前來參加頒獎典禮之前，西藏作家協會組織了一次“攀登者”文學“深扎”采風活動，前往西藏日喀則西部的邊境縣采風。過去，這些邊境縣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牧民生活相對貧困，特別是珠穆朗瑪峰腳下的定日縣，在我初入新聞行業時，還是國家級貧困縣，我看到過那里的群眾在貧瘠的土地上艱辛而窘迫的生活。但這次一去，用“天翻地覆”一詞來形容毫不為過。采風線一路都是名山圣湖，我們一行飽覽了壯美的自然風光，但印象最深的風景在群眾的臉上，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都掛在一張張笑臉上，這些笑臉讓我對西藏的發展變化有了更直觀更具象的認識。現在西藏的農牧民早已不是傳統的農牧民，旅游業、新媒體業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革，他們在繼續保有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以我們想象不到的速度擁抱新技術，用旅游、短視頻，拓展著生活的疆域。

我舉這兩個例子，是因為這兩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我明白西藏的文學資源是豐厚的，火熱的現實是不缺素材的，盡管地理意義上的高山大川仍然是一道道屏障，但精神的時空里，西藏早已經和新時代接軌。所以，作家需要擁有寬廣的視野，向廣闊的大地學習，向大地上生活的人民學習，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去發現、去表達。在未來的文學創作中，我將一如既往地關注當下，觀照新時代，探索西藏題材文學作品新的表達路徑，將豐富且多維的西藏呈現給廣大讀者，用文學作品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做出一個作家應有的貢獻。

（作者系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獎作家）

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事業添磚加瓦

布買熱木汗·吾不力卡司木

今年，我作為中國作協《民族文學》雜志社的一名維吾爾族編輯，獲得了“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稱號。獲此殊榮，我內心感到無比榮耀。但我也深知，這份沉甸甸的榮譽，凝聚著中國作協、《民族文學》雜志對我的培養，它來自這個偉大時代的饋贈，體現著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民族文學工作者的鼓勵與肯定。這是一個榮譽，更是一種期許。

編輯工作讓我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意義。長期以來，我非常關注家鄉新疆的各民族文學發展事業。新疆的各民族作家積極吸收現代文學理念和創作手法，探索新的文學形式和表達方式，使得當代民族文學更加豐富多彩。例如，阿舍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圖爾貢·米吉提的長篇小說《王三街》、肉孜·古力巴依的長篇小說《花兒永遠這樣紅》，都通過細膩的筆觸和生動的情節，反映了民族團結、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生活的主題，展現了各民族之間的和諧共處和相互扶持。這一次4名新疆籍作家、翻譯家獲得了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這是黨和國家對新疆文學事業發展的肯定。

2023年，我去吐魯番參加會議的時候遇到一位“80后”維吾爾族農民作家阿依謝姆古麗·色依提，她因生活繁忙而暫停創作，這令人惋惜。我很希望她不要放棄文學創作。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和她保持聯系，常常進行文學上的交流。在不停鼓勵下，她重拾筆桿，終得佳作，她創作的小說《明天更美好》較深刻地反映了在困難中尋找希望和出路的基層青年積極向上的心態，不同民族的年輕人患難與共、攜手同行，為建設美好的未來而奮斗。后來，小說發表在《民族文學》（維吾爾文版）2024年第2期上，對她而言，這是一份來自文學的鼓勵和禮物。

當每一期精美的《民族文學》出刊時，我感到欣慰和滿足。我們所做的工作不僅僅是出版一本雜志，更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事業添磚加瓦。

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說，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所孕育的偉大祖國、偉大民族，永遠是全體中華兒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在這片遼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個共同家園，就是中國；都有一個共同身份，就是中華民族；都有一個共同名字，就是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夢想，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書記的每一個字都承載著沉甸甸的情感，直擊心靈最柔軟的部分。我不由自主地濕了眼眶，淚水悄然滑落。

在我心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最后我想說的是，夢想不會自動成真，但“堅持”可以讓我們無限接近，請相信，每一分努力都不會被辜負，每一滴汗水都會澆灌出成功的花朵。作者與編輯，在相互的扶持中成就自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讓我們用手中的筆為這個時代寫下溫暖的篇章，為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作者系《民族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