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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約在南齊永明后，曾外任東陽太守。此東陽即是今天的浙江金華。

沈約出任東陽太守，當在南齊隆昌元年春二三月間。沈約在南齊建元永明年間，先后任職于齊文惠太子與竟陵王麾下。彼時他深受太子禮遇，“遷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郞”。（《梁書·沈約傳》）司徒即竟陵王。其后竟陵王招士，沈約“與蘭陵蕭琛、瑯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云、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梁書·沈約傳》）然而至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與齊武帝先后逝世，武帝次子竟陵王奪取帝位失敗，皇太孫蕭昭業在西昌侯蕭鸞支持下繼位。王融因助竟陵王奪位被殺，竟陵王舊游多被外放，據《梁書·沈約傳》記載：沈約于“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由此他與金華結緣。

沈約赴任金華，正是仕途遇挫、故舊凋零之時。在他任職金華三年的時間里，勤勉為政、寄情山水、體道玄心，創作了許多詩篇。這些詩篇現存十五題近三十首，大致可歸納為三種。

一、登山臨水的借景抒懷之作。又可分為兩類。其一，赴任途中之作。沈約離京后的第一首寫景抒情詩為《循役朱方道路》：“分濡出帝京，升裝奉皇穆。洞野屬滄溟，聯郊溯河服。……江移林岸微，巖深煙岫復。”循役，即遵命任職。朱方，即丹徒。他由建康至東陽，走水路必先沿江東下至丹徒，再入河道經錢塘，然后到東陽。詩歌通過對朱方惡劣環境的描寫，刻畫了一幅林茂巖深的蠻荒之地的景象，使人心生畏懼，不敢前行，表現出詩人對前路的迷茫以及仕途不如意的失落。

經錢塘（今杭州）時，沈約作《早發定山》：“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標峰彩虹外，置嶺白云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據考，定山又名獅子山，為東陽道必經之地。其距錢塘西南五十里，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元代后因江沙淤積，江岸東移，始為陸地。“野棠”即棠花，二月開花，四五月間花謝，“開未落”之時，當在二月底至三月間；“山櫻”俗名映山紅，也即杜鵑花，“發欲然”指春二月底至三月清明節前后花開大盛。由此可知沈約抵達定山之時為春二月底三月初。詩歌以“奇”為詩眼，描寫定山高聳入云霄，矗立海中、峭壁千尋而絕頂孤圓的奇異形態和山花爛漫、如同仙境般的美景，使得詩人忘情其間，不愿歸去，表達詩人對自然山水的喜愛和想要歸隱而又不能忘卻利祿的彷徨心跡。

途經新安江，又作《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新安江為沈約赴任東陽必經之水路。該篇描繪了清澈如皎鏡的新安江水、壁立千仞的喬木、自由靈動的游魚。詩人將被貶謫的憂郁與離愁的心緒寄托于清麗的江景中。

其二，到任金華后之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沈約在任期間于東陽建造玄暢樓，并作《登玄暢樓》與《八詠》。據《明一統志》記載：“浙江金華府八詠樓在府治西南隅，舊名玄暢樓，南齊太守沈約建，有《八詠》詩，宋郡守馮伉更此名。”玄暢樓位于金華城區東南，坐北朝南，臨婺江。其《登玄暢樓》云：“危峰帶北阜，圓鼎出南岑。中有凌風樹,四望川之陰。涯岸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群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尋。云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詩人登樓眺望，見樓邊北峰危聳，南峰層疊綿延，上有高樹凌風，下有長川湍流，落日輝映山川，遂生歸隱之心，表現詩人對自然優美的風光的無限眷戀和熱愛。

其《八詠》為組詩，共八首，其詩“題于玄暢樓，時號絕唱，后人因更玄暢樓為八詠樓”。（吳兆宜《玉臺新詠》注引《金華志》）。八詩之題分別為“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歲暮愍衰草”“霜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如以所寫之景論，當是從抵達東陽后逾年到次年春季而作。他以此八句分別為題，作八首長詩，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獨創，名滿天下，流傳千古。

二、闡述崇道意向的體道玄心之作。沈約家世崇道，任職金華期間，他又深感官場險惡，萌生隱退之意，留下了不少這方面的詩歌，如《游沈道士館》《游金華山》《赤松澗》《留真人東山還》等。這些詩歌不少依托山水風物展開。

其《游沈道士館》有：“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愿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沈約在《與徐勉書》中有言：“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意在止足”與詩中“曰余知止足”意同。該詩通過秦皇漢武誠心問道、多次求仙的故事，表現對道教止足息心高妙境界的推崇，從而對沈道士進行側面的肯定和贊美。又通過對道館的清幽環境和交游活動的描寫，表現沈道士超凡脫俗、得道成仙的生活和希望追隨其后的愿望。

又如《游金華山》：“遠策追夙心，靈山協久要。天倪臨紫闕，地道通丹竅。未乘琴高鯉，且縱嚴陵釣。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高馳入閶闔，方睹靈妃笑。”金華山是歷史上有名的道教仙山，其“在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元和郡縣圖志》）沈約游金華山當是與釋慧約同游。該詩表現其在遠離膠著復雜的皇權中心后，復歸山水自然、追慕神仙的自得之趣。

再如《留真人東山還》：“連峰竟無已，積翠遠微微。寥戾野風急，蕓黃秋草腓。我來歲云暮，于此悵懷歸。霜雪方共下，寧止露沾衣。待余兩岐秀，去去掩柴扉。”此詩借與留真人東山作別，抒發自己懷歸和高蹈的情懷。陳祚明評之曰：“起句便爾蒼然。”其中，“寥戾野風急”“霜雪方共下”等詩句，既是對自然環境的客觀描寫，也象征著頻繁的政權更替、黑暗的殘酷政局。風霜雪露浸淫下的詩人不由得產生了歸隱之心，最后以曠達和高蹈的情懷作結。

三、與故友舊游的交流贈答之作。如《別范安成》《贈沈錄事江水曹二大使詩五章》《贈劉南郡季連詩六章》《送別友人》等。其中較有名者如《別范安成》，范安成為沈約好友范岫，也被外放安成（在今江西永新附近），沈約詩曰：“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詩人將年少時的分別視作常態，而當年歲漸老則怖懼于分離。結尾借夢不能成更進一層表達別后的思念和凄苦之情，直抒胸臆，真摯動人。

又如為謝朓作《送別友人》：“君東我亦西，銜悲涕如霰。浮云一南北，何由展言宴。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裔發海鴻，連翻出檐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謝朓于建武二年四月出為宣城太守，沈約以此詩相贈。詩人從離別雙方著筆，以浮云南北寫自己與友人各奔東西，難以相見的凄涼情懷，又設想各自將前往的惡劣環境，表現出對朋友的擔憂與不忍離別的深情厚誼。

值得一提的是，沈約于建武三年丙子（丙子）秋“征為五兵尚書”，作《去東陽與吏民別》，彼時他離任回京，此詩為臨行之作。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驂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期。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后相思。”其中，“下車如昨日”至“風三動春旗”四句，明言自隆昌元年春至東陽郡，于今已是三年。此詩既稱贊皇恩浩蕩，又感懷民風淳樸，同時還巧妙表現了自己的為政業績。詩人心中充滿對東陽吏民的依依不舍之情。

沈約在金華時期所作的詩歌，在藝術上則是進一步實踐其“永明聲律論”以及一系列的文學理論主張。首先，平仄聲律方面，不乏合于五言律詩的單句。如《泛永康江》“清源泛綠苔”、《送別友人》“君東我亦西”合于“平平仄仄平”，《別范安成》“及爾同衰暮”合于“仄仄平平仄”等。其次，詩句對偶方面，進一步重視對偶的工整性與形式美，如《早發定山》通篇對偶，字字成對，句句成雙，詞類相同，句式相同，表現出一種整齊劃一的形式美。又如《八詠》，明代楊慎將前所論《八詠》的八首之題合為一首，而后評之曰：“此詩乃唐五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復非復，后人決難下也。”（楊慎《升庵詩話》）再次，將文章“三易說”繼續運用于詩歌寫作中。如《早發定山》《登玄暢樓》《游金華山》《留真人東山還》等詩寫得明白如畫，淺顯易懂，絕無難識之字。而《別范安成》“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一聯，李善認為是用《韓非子》中周時人張敏與高惠友善，張想念高，夢中往尋，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該聯巧妙貼切而不露穿鑿的寫法，正是“易見事”的體現。

綜上所論，沈約在金華三年的時間里佳作頻出。這些詩歌表達了他任職于金華時期的真實思想，是研究彼時詩人思想的真實記錄。而他所建造的玄暢樓即八詠樓，與黃鶴樓、岳陽樓、滕王閣相齊名，吸引了李白、李清照等著名文人，并留下了許多璀璨的詩歌。沈約的《八詠》詩更是流傳千古的名篇，成為后世諸多文人詩話中的美談。

（作者：林家驪，系浙江樹人學院“樹人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