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中國新文學史的歷史延長線上，已經形成了一些具有經典化意味的文學大師和文學經典品質的作品。在既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框架下，“魯郭茅巴老曹”，“十七年文學”中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以及新時期以來的莫言、張煒、賈平凹、陳忠實、鐵凝、路遙、王安憶、韓少功、劉震云、劉慶邦、劉玉堂、趙德發、馬原、蘇童、余華、格非、孫甘露、遲子建、畢飛宇等“50后”“60后”作家作品，成為經典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具有重點代表性的作品，從而進入各個不同的文學史敘述版本之中。

201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面世，較全面地展現了新中國長篇小說的創作水準和巨大影響力。其中不僅有我們熟悉的作家，如鐵凝、陳忠實、金宇澄、劉慈欣等，也有一些早期的作家作品，如歐陽山的《三家巷》、郭澄清的《大刀記》、馮德英的《苦菜花》等“十七年”時期的文學作品。時間是文學作品的試金石，為什么時隔數十年以后，歐陽山、郭澄清等作家的作品能夠入選具有很高含金量的“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作為廣東文學代表作家的歐陽山，其作品的影響力有多大？如何看待歐陽山在百年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中的地位、價值和意義？這不僅關系著廣東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中的地位、價值和意義，而且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十七年文學”乃至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內在發展脈絡、情感結構和價值評價的整體性問題。

因此，從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的大歷史視域來認識和思考歐陽山一生的創作道路，重新審視和探究歐陽山的審美理念、創作路徑、精神轉向以及他與同時代人的精神交往和文學活動，進而在整體上呈現歐陽山的創作風貌、獨特個性及其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啟示，乃至認識和思考百年中國革命與建設史中的嶺南文學獨特價值，思考廣東文學在整個中國新文學中的獨特性存在，探究新時代廣東文學所應承擔的新價值、新功能，都具有極為重要、迫切而深遠的現實性意義。

一、橫跨兩個時代、三個時期的20世紀作家

在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有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兩個分期。而當代文學又分為“十七年文學”（1949—1966）、新時期文學（1976—2012）和新時代文學（2012年至今）[1]。因此，有很多作家，我們稱之為現代作家，如魯迅、郁達夫、徐志摩；而另一些作家，我們稱之為當代作家，如梁斌、郭澄清、路遙、賈平凹等。這固然是從創作時間角度以1949年來進行分期的。當然，也有一些作家，如茅盾、曹禺等，在新中國成立后因為創作量較少，而更多地被視為現代文學經典作家，因為在現代文學史上這些作家就已經奠定其重大影響力并達到了創作的巔峰狀態。趙樹理、孫犁等一些延安解放區作家，在1949年之后依然創作出了一些經典作品，如《三里灣》《風云初記》等進入了當代文學中的“十七年文學”。但就其創作整體而言，重心和影響力依然在現代時期，所以學術界更多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語境中論述其價值意義。顯然，在百年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延長線上，歐陽山是溢出這些類型之外的獨特性存在。歐陽山的文學創作不僅開始得早，即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文學創作，不久就形成了初步審美風格和文學審美理念，而且文學創作持續期比較長，在不同歷史轉折期都有著不同藝術風格并產生廣泛影響的代表性文學作品問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歐陽山是橫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在現代時期、“十七年文學”時期和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三個時期都有具代表性和較大影響力作品的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作家。

早在1924年，歐陽山的短篇小說《那一夜》就發表在茅盾先生主編的刊物上。1927年，魯迅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作為文學青年的歐陽山就與他有了實質性的文學接觸，得到了魯迅先生的親自指導，逐漸走上了革命文學的創作道路。20世紀40年代，歐陽山與草明得到毛澤東的多次接見，參加了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并在1947年創作出轟動一時的，以解放區農村合作社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高干大》。這個時期歐陽山萌生了書寫中國現代革命歷史長篇小說的文學理想。在“十七年文學”時期，歐陽山創作了《三家巷》和《苦斗》兩部長篇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創作長篇小說的愿望。[2]《三家巷》當時在《羊城晚報》連載，一時“洛陽紙貴”。這部作品給歐陽山帶來了新的、更高的聲譽。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歐陽山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一些作品也遭到了批判。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歐陽山不僅繼續關心文藝發展，而且親自上場，繼承魯迅雜文的文學形式，以一種文學戰斗者的精神品格創作了名為《廣語絲》的雜文，建構了屬于歐陽山的第三個文學創作高峰。[3]因此，日本現代文學研究者阪口直樹在致歐陽山的信中說：“歐陽山這個作家，除了‘一代風流’以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還有解放后到現在，一直繼續給人質量相當高的許多作品，這樣的作家在現在的中國真難見的，我相信。”[4]

二、敢闖禁區、打破“十七年文學”審美局限的革命作家

在中國新文學史的延長線上，學界有一個大致的共識：“十七年文學”涌現了一批“紅色文學經典”，有著共同的革命美學的審美品格，創造了一批社會主義革命者和建設者的紅色人物典型形象。與此同時，因為時代的審美局限，一些文學作品也出現了革命敘述模式化、概念化、單一化，人物形象缺少人間煙火氣，呈現出情感缺失、人性深度不足等問題。基于此，一些研究者對“十七年文學”存在某種審美“偏見”，以至于在文學史研究中，對“十七年文學”評價出現忽高忽低、不斷“翻燒餅”的狀況。

事實上，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十七年文學”作品，如梁斌的《紅旗譜》、孫犁的《鐵木前傳》、趙樹理的《三里灣》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活靈活現、栩栩如生。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中，盡管對書中人物有關于愛情、家庭婚戀方面的書寫，但在塑造主要人物鄧秀梅時，依然存在著某種故意回避和“緊繃著”的寫作狀態，如鄧秀梅對丈夫的思念之情一直處于壓抑和遮蔽狀態。柳青的《創業史》中梁生寶與徐改霞的戀愛，始終不逾矩，感情的高潮也不過是梁生寶突然涌上來一種愛的感覺而想抱抱改霞，但是堅定的黨性及時阻止了這種世俗的感情。以至于后來的革命現代京劇中，就連這樣的戀情也不再出現，僅僅剩下直入云霄的革命豪情了。這就是“十七年文學”審美敘述所存在的情感禁區現象。

在這樣的時代審美理念局限下，歐陽山在“十七年文學”時期創作的《三家巷》打破了這種審美理念的局限和情感敘述的禁區，從“古今中外法”成功的文學審美經驗出發，繼承“東西南北腔”文學敘述話語的基礎上，創造了“十七年文學”的審美新書寫，讓讀者讀到了具有“另一種形式和審美風格”的“十七年文學”，從而豐富、深化和創建“另一種可能”的“十七年文學”。

歐陽山的《三家巷》打破了以往的情感禁區，書寫了關于友情、愛情和親情的“有情的文學”，建構了一個充沛的、豐盈的、立體的、多元的情感世界。“我等盟誓：今后永遠互相提攜，為祖國富強而獻身。此志不渝，蒼天可鑒。”[5]《三家巷》開始部分就講述了三家巷一群朝氣蓬勃、青春爛漫、滿懷憧憬的應屆中學畢業生——不同家庭出身的七個“革命青年”，以“盟誓”“換帖”的方式來表達深厚的友情和對國家應擔負的責任。周鐵匠與妻子對兒子周炳的親情、周炳與哥哥的兄弟情都無比真摯動人；更不用說周炳與區桃的愛情，貫穿《三家巷》小說的始終。“那痛苦，他覺得比海要深。那寂寞，他覺得比死還難以忍耐。那悲憤，就像那天上的云，空中的風，水中的浪，呼嘯飛騰，洶涌澎湃，永遠平靜不下來。后來無意之中，他掏出區桃那張舊照片來，呆呆地看了半天。”[6]區桃不僅讓周炳平靜下來，而且給予他希望、勇氣和樂觀。而更為復雜的情感關系是，陳文娣、陳文婕、陳文婷、胡杏等女性對周炳都頗有好感。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小說敘述框架、人物命運的發展和多樣性情感結構提供了豐富、寬廣、縱橫交錯的審美空間。正因為如此，《三家巷》小說建立了與以往“十七年文學”截然不同的審美世界，建立了突破“十七年文學”情感禁區的、有情的文學世界。

歐陽山的《三家巷》還打破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禁區，塑造了美的、有情有義、有缺點和局限的人物形象，打破了以往堅定、正確、沒有缺點的崇高革命形象塑造模式，塑造了一個能夠不斷修正自己局限和缺點的、成長中的革命者形象。“長得很俊的傻孩子”——《三家巷》小說第一章的名字，就毫不隱晦地點出主人公的“美”，而且是“很俊”的美：“惟有那小兒子周炳，卻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歲，可是長得圓頭大眼，身體壯健，已經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見過他一面的人，沒有不說他英俊漂亮的。”[7]毫無疑問，從小說一開篇，《三家巷》的審美敘述風格就已經溢出了“十七年文學”的審美框架，而直接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打通了——周炳的外在美和心靈美，直追《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當然不同的是，周炳有著賈寶玉所沒有的新追求——去做一個追求解放、自由、斗爭的現代革命者。

從整體上看，歐陽山的《三家巷》建構了一種新的革命敘述理念，打破了以往的革命敘述模式，即以“失敗的”革命過程與“慢成長”“苦難中成長”的英雄形象建構，來呈現從失敗到成功，從有缺點的普通人到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曲折過程史”的新敘述理念與敘述模式。正是這種“失敗的”革命過程、“慢成長”與“苦難中成長”的英雄形象建構，以及“曲折過程史”的新敘述理念與敘述模式，才能很好地呈現自孫中山以來中國歷次現代革命起義的失敗、挫折及其蘊含的不屈不撓的艱難革命正義，才能吻合從底層苦難和重重壓迫中成長起來歐陽山的生活認識和革命思考，讓人物形象煥發出與生活、與困難、與反革命勢力搏斗的生命激情和拷問靈魂的精神深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家巷》獲得了“有著《戰爭與和平》的廣闊，有著《紅樓夢》的旖旎”“創造出屬于歐陽山的獨特的典型，獨特的靈魂”[8]的高度評價。

歐陽山的《三家巷》改變了以往我們對“十七年文學”時期的認知。“十七年文學”絕不是單一的敘述模式、單調的情感敘述方式，而是有著更為復雜、多樣、深刻的文學理念和文學經典性品質。事實上，“十七年文學”中不僅僅歐陽山有這樣的審美理念和文學書寫，曾經的革命戰友和伴侶、著名作家草明就在《火車頭》《乘風破浪》等長篇工業題材小說中，塑造了具有豐富情感內涵的人物形象，以工筆細描的方式書寫了延安時期革命者纏綿浪漫的動人戀情，以及在新工業建設中復雜的情感困境，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十七年文學”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世界。

三、“歐陽山現象”：創作出眾多有轟動效應的現象級別作品

“稍為關注歐陽山的人，關注文學評論的人，都不難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我稱之為‘歐陽山現象’。這個現象，是歐陽山同時代的作家所沒有的，只發生在歐陽山身上。這就是歐陽山每一部重要的作品，或者可以說是他的大多數作品，都在文壇上引發一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的爭論，而且大都沒有定評。”[9]這是歐陽山研究專家李天平在自己的專著自序部分中的一段具有深刻審美體驗和獨特閱讀感受的話語，較好地傳達了歐陽山的一個極為特殊、重要的精神品質——歐陽山是一個敏銳感知時代風云熱點與大趨勢、具有較高審美敘述技術和獨特審美理念的，有創造性、思想性、審美性的作家，是引領審美風潮的文學大家。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歐陽山在廣州組織左翼文學運動，編輯出版《廣州文藝》。這些關于廣州底層生活的文藝作品，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以致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雜志被取締，人被通緝。在歐陽山名氣還不太大的時候，其文藝作品與底層民眾就構成了精神共振的關系，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影響。

1942年，歐陽山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歐陽山的速寫《活在新社會里》，毛澤東看后大加贊賞。1948年，歐陽山的長篇小說《高干大》出版，并被列為華北地區區級以上干部必讀書目，引起很大的轟動。如何看待《高干大》中高生亮的形象？對于合作社中出現的問題如何分析？對于干部中的工作分歧和局限如何評價？這些都是當時的熱點問題。可貴的是，歐陽山直面延安解放區成立合作社這一新事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局限以及其中的保守主義問題，把矛盾、問題、斗爭焦點呈現出來，引起了解放區干部、群眾等眾多讀者的關注、思考和喜愛。“他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人，也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真有其人的人，他不是一個負了很重要責任的人，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然而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可愛可敬的人，一個從貧瘠的土壤生長起來的英雄人物。他關心群眾，聯系群眾，處處為群眾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遠不會過時”，“是萬古長新的”。[10]顯然，“歐陽山的自評，是真實的、誠懇的，言之不假”[11]。

而創作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三家巷》，更是歐陽山文學作品的創作高峰和接受奇跡。30萬字的《三家巷》，在當時，與之相關的批評文字和肯定的文字就已達到300萬字[12]。這足以構成一個值得關注、研究和思考的接受史奇跡。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奇跡和高峰。

歐陽山在“十七年文學”時期創作的小說《鄉下奇人》，同樣是一部引起熱烈關注、激起批評波瀾的作品。《鄉下奇人》中的“奇人”，是主人公趙奇：“今年三十六歲，身體魁梧，辦事認真。他是全真拱小隊最好的勞動力，又兼著民兵隊的隊長，從土地改革的時候起，就是本村的根子，以后歷次運動，他都站在前頭。”就這樣的一個“站在前頭”的革命“根子”，“常常愛跟人抬桿子”。[13]這樣故事就來了：1959年底，“反對右傾保守思想”[14]，生產隊定包產計劃的時候，一向“站在前頭”的趙奇提出了最低的包產計劃，從而引發了一場場“爭吵”。不同人物的個性、時代背景、生產現實構成了一場嶺南鄉村的輕喜劇。小說透露出作者對歷史、現實、時代的獨特理解和深刻觀察，在詼諧幽默中發人深思，耐人尋味。

改革開放初期，歐陽山針對國內文藝界存在的文藝爭鳴困乏、崇拜金錢、文學史書寫扭曲事實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后來被結集為《廣語絲》出版的雜文，成為一股難得的文藝清流。《爭鳴苦》《臣民與順民》《頂風船頌》《當代杞人十憂》《魯迅真神人也》等詼諧幽默而又有著戰斗氣息的文章，一看文章標題，就耐人尋味，自然引起了文藝界的極大關注，并引發了爭議，乃至收到匿名讀者來信挑釁。“近來拜讀了您發表的一系列火藥味濃濃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得知您老尚健在。廣大讀者都很關心您，您在極‘左’路線橫行的年代曾慘遭口誅筆伐，心上、身上都傷痕累累，您在當年留下的傷痕，現在還疼嗎？”[15]這份署名“鄭州市一青年讀者”的來信，挑釁性地請歐陽山談談“三十年媳婦熬成婆”的理解與感受。這樣的來信，自然是一下子激發了歐陽山的創作激情和斗志。“讀了這封信，我不免有點兒心花怒放。”終于有人關注了，“看到這封信，又知道這些小文章還能得到年輕朋友的關懷，真是萬幸，真使人安慰”。[16]歐陽山從容回復道，自己本來“大可以默爾而息，頤養天年，與世無爭”，但是，“我看見文藝界變成了一家獨鳴，萬‘馬’齊喑的局面”，“無可奈何，才不得已借《廣語絲》的題目，借以叱咤‘雙百’方針仍然健在。……余豈好斗哉？余不得已也！”[17]讀者從中讀到了一個對中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矢志不渝，勇于與各種不良思想、精神戰斗的革命戰士的文藝情懷與使命自覺，讀到了歐陽山對魯迅戰斗精神的自覺傳承。

正是從這個意義而言，《廣語絲》成為歐陽山文學創作的新高潮，又一次創造了現象級別的、依然閃耀著深刻精神光芒的文藝精品。

四、“文學廣州”書寫：百年中國新文學的“南天一柱”

在近現代，廣州是中國現代革命的發源地；在新時期，廣東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社會主義建設的先行區；在新時代，廣東更是承擔著中國式現代化示范區等重要功能。從百年中國新文學史延長線來看，廣東文學與廣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歷史有著內在的呼應關系。廣東文學就是百年中國社會變革在嶺南的審美書寫者和歷史建構者，而歐陽山就是百年中國新文學史的見證者和書寫者。事實上，盡管曾經輾轉上海、重慶、延安、香港等地，但在每個重要時期，歐陽山都有關于廣東的文學書寫，都有與廣州這個城市緊密相連的文學建構。從某種意義上說，廣州是歐陽山從未離開的審美窗口，是歐陽山文學世界的審美原點，而“文學廣州”則是歐陽山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獨特貢獻之一。

歐陽山從小生活在廣州，最是熟悉廣州底層民眾。“我念小學的時候，和我的養父、養母生活在一起。……我們很窮，他們也很窮，咱們的親戚、朋友，左鄰、右里都很窮。”[18]正如老舍一樣，來自現實生活底層的“生命苦汁子”深深教育、影響歐陽山對世界、現實和生活的認知和思考。歐陽山最早投稿并發表的短篇小說《那一夜》就講述了廣州底層青年人的絕望與悲哀，以及無聲的、悲憤的抗爭之情。他的文學創作一直從廣州的現實生活出發，有著深厚的生命體驗。20世紀30年代左翼運動開始興起。“在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在郭沫若提倡革命文學、魯迅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帶動下，我決心拋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觀點，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世界、人生，從事文學創作。”[19]1933年，歐陽山與龔明、易鞏、草明等人編輯出版《廣州文藝》等普羅文藝刊物。可貴的是，歐陽山舍棄了歐化的語言表達方式，采用粵語方言進行文學寫作，以此來打通文學作品與底層民眾的語言隔閡，取得了很好的文學接受效果。這些刊物，“曾經直接送到一般工人、店員和太谷洋行碼頭的罷工工人手里。工人們高興極了”[20]。而這源于歐陽山對廣州地方文學創作的自覺，“在《廣州文藝》上，我提出了粵語文學的主張，就是用廣州話寫作品，給廣州的人民大眾欣賞”[21]。而國民黨反動派“大為憤怒”，扼殺了這些用廣州方言出版的刊物。“粵語文學”無疑是一種極有創見性、革命性和啟示性的文學語言革命和精神思想革命。這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有著獨特的思想光輝，對新時代文學方言寫作、地方文化建設有啟示意義。

歐陽山不僅倡導“粵語文學”，而且身先士卒，親自參與廣東文學的審美書寫。歐陽山早期的作品很多都是關于“廣州故事”的地方歷史文化建構。“廣州”不僅體現為人物的空間性存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主人公命運和故事架構的內在邏輯。渣甸公司、沙面島、白玉蘭樹、疍家女人、瓊州人、比利時洋酒公司、紅毛鬼、英國小主人，小說《杰老叔》布滿了“廣州氣息”，言說著那個時代的“廣州故事”。顯然這個“廣州故事”是與十里洋場“上海故事”截然不同的，其體現為一種廣州底層民眾的“無產者廣州”視角、情感和革命性立場。歐陽山的“廣州故事”為中國城市文學提供一種新的類型，即不同于以往的海派文學城市書寫的底層的、民俗的、革命的廣州城市書寫。

近百年來，廣州的文學空間建構和書寫中特別成功、豐富、細膩，深具民俗風情和地域文化的作品，無疑是歐陽山的《三家巷》。廣州真實的城市街道、曾經發生的歷史大慘案與革命英雄戰士、地域文化與民俗風情等廣州所特有的地方性因素，都在歐陽山的《三家巷》《苦斗》中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這七月初七是女兒的節日，所有的女孩子家都要獨出心裁，做出一些奇妙精致的巧活兒，在七月初六晚上拿出來乞巧。”[22]就是在“乞巧節”上，區桃不僅美得出眾，引得眾人來看，而且展示出了不同尋常的心靈手巧：“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整個南關的擺設，就數區家的好。”[23]在“幸福的除夕”日，“陶街”上有一群“逛街賣懶的少年人”，周炳和區桃來到了“花市”：“那里燈光燦爛，人山人海。桃花、吊鐘、水仙、蠟梅、菊花、劍蘭、山茶、芍藥，十幾條街道的兩旁都擺滿了。”在這些節日的描寫中，歐陽山不僅展示了廣州這個城市空間的民俗文化，而且在地域空間文化的烘托和情節發展中塑造了人物形象的不同性格特征，建構起了“文學廣州”的不同面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家巷》創造了“無人不談《三家巷》”，無人不關注周炳的，堪比四大名著的閱讀高峰[24]。時至今日，《三家巷》已經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話劇、地方戲等不同文藝形式，依然向我們展示其獨特、不凡的經典性品質，依然深受當代廣州人的喜愛。

作為廣州土地培育出來的作家，從一開始，歐陽山就倡導粵語文學，開啟粵方言文學創作，而且把廣州地理、民俗、人文、風情融于創作之中，有著濃郁的“老廣的味道”。在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學大師接觸和接受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家的直接領導的過程中，歐陽山確立了普羅文藝、革命文學理念和革命美學思想。所以，在歐陽山的《七年忌》《前途似錦》《三家巷》等作品中，我們讀到了地理廣州、民俗廣州、南國風情的廣州。而更為重要、深刻、關乎地域與民族歷史記憶和城市生命情感的是，歐陽山通過周炳、區桃等人物形象的書寫所建構起來的“革命廣州”“歷史廣州”“紅色廣州”，復活了“英雄城”的廣州歷史記憶，即建構起了一個立體全面的、具有情感結構內蘊的“紅色廣州心靈史”。而《紅花岡畔》則直接描寫“廣州起義”這一革命事件，進一步豐富了“革命廣州”的歷史記憶書寫。而在歷史記憶已經遙遠的21世紀的今天，在如何向當代青年講述革命的新歷史語境下，歐陽山所建構的多元“文學廣州”，尤其是“革命廣州”更顯親切、珍貴和獨特。

事實上，在廣州解放后，歐陽山就以廣東文藝界各項文藝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建設者，領導、開拓乃至親自參與了廣東文藝的各項藝術實踐，成為新中國嶺南文學的開路人和奠基者。尤為可貴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歐陽山更是以魯迅為榜樣，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親歷者和實踐者來要求自己，秉承戰斗者的戰斗精神，奮戰在捍衛社會主義文藝思潮的第一線，始終為廣州文藝、時代文藝發展發聲，提出“關于文藝改革七條意見”[25]，真正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歐陽山就是百年中國新文學的“南天一柱”。

結 語

“古今中外法，東西南北腔”[26]，這是歐陽山對自己文學理念及其文學創作藝術風格特征的自我闡釋與總結。顯然，歐陽山的總結是一位經歷20世紀革命歷史風云的作家的生動呈現，也是一位具有深刻藝術探索意識、傳承與創造轉化意識的作家的審美發現和文化自覺。事實上，我們對歐陽山的文學觀、審美理念、創作經驗、藝術風格、革命美學、精神交往、文藝貢獻等方面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歐陽山文集》現有300萬字，而事實上，歐陽山的文學創作有1000多萬字，還有大量的文學作品沒有收進來。目前研究界對歐陽山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幾部有限的經典性作品，而對于歐陽山大量前期作品的研究是很不夠的。歐陽山創作審美如何轉變？各種手法如何交融？如何創作出《三家巷》的？都需要進一步深入和拓展。

歐陽山是一位創作理念超前，有著審美探索意識的作家。早在20世紀20年代，歐陽山就開始了象征主義的嘗試；30年代歐陽山倡導粵語文學并身體力行創作，及后提出“至情主義文學”；40年代歐陽山開始了農業合作社長篇小說書寫，而大規模農業合作社文學在50年代后期才進入創作高潮；“十七年文學”時期，文學形成現實主義審美禁區，歐陽山一部《三家巷》沖破了禁區，引來眾多爭議；新時期，歐陽山開啟了《廣語絲》寫作，對一些不良文藝現象提出了嚴厲批評，引發極大關注。而事實上，這僅是目前研究界對歐陽山價值挖掘、發現的一部分。歐陽山審美風格及其獨特價值，依然需要在百年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延長線上，全方位、立體化地研究，才能得到有效呈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總結中國現代革命文藝、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內在審美規律和思想價值而言，歐陽山有著極為深刻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正是因為這種超前的審美探索性而引起極大共鳴，構成歐陽山作品的經典性品質。當然，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歐陽山這種超前與探索性帶來了爭議，乃至批評，不被時代環境所理解，而陷入了某種“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的“寂寞”窘境之中。

金子可以被埋沒，但優秀作家及其優秀作品的精神光芒終究無法遮擋。當代文學史家陳思和在談論歐陽山的《三家巷》時，就不無感慨地說：“現在歐陽山先生已經作古，《三家巷》也永遠不會再有修訂的機會了，但我想，它留給當代人的精神遺產，以及引起毀譽爭論，大約都會延續下去，并影響著未來。”[27]陳思和的話語無疑是具有精神預言意義的價值。的確如陳思和先生所言，近年來華東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廣東技術師范大學等不同地域高校研究生以歐陽山為學位論文開展最新研究，就是新一代歐陽山研究的傳承和拓展。在百年之后，眾多的閱讀者、思考者在文學藝術之途與歐陽山相遇，成為跨越時空的精神知音和思想對話者。

“長憶觀潮，滿郭人爭江上望。來疑滄海盡成空，萬面鼓聲中。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別來幾向夢中看，夢覺尚心寒。”在新文學的歷史延長線上，歐陽山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特審美理念及藝術風格追求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