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巴金向來認為他的文學生涯是從《滅亡》開始的，在這之前寫作的小詩不過是練筆而已。這倒不是想掩蓋什么，那些詩屬于“芾甘”，而“巴金”為人所識，確因《滅亡》。不僅如此，梳理《滅亡》出版后20年的評論和研究資料，不難發現，《滅亡》對青年讀者的影響力超出我們今天的想象，甚至不輸于《家》。《家》后來的轟動，跟它被改編成話劇、電影等大有關系。而《滅亡》靠文本打天下，一炮走紅，使得巴金脫不開身，“被迫”當了作家。

后來，《滅亡》印數少了，單行本中斷多年未曾重印，連研究者都僅僅把它看成“巴金小說處女作”，仿佛僅此而已，大大看低了它在巴金創作生涯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篇幅不容我討論大話題，我們還是從小細節中窺探文字背后的風景吧。重翻《滅亡》初版本（開明書店1929年10月版）時，我發現作者刪除了前面的獻詞，值得啰嗦幾句。

《滅亡》初版本，是一本精心裝幀的袖珍本圖書，扉頁背后有一句直排的獻詞：“獻給我底親愛的哥哥：枚！”這是獻給大哥李堯枚的，除了表達兄弟情誼之外，作者在《序》中還期望大哥理解他：“我有一個哥哥，他愛我，我也愛他，然而因了我底信仰的緣故，我不得不與他分離，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了。但是我又不能忘掉他，他也不能忘掉我。”大哥不愿意他做什么呢？作者沒有明說，但是，在小說《春》《秋》中借小說人物之口，巴金表達過，覺新最擔心覺慧在上海做“革命黨”被殺頭。《滅亡》寫于法國，巴金到法國留學，大哥最初是不同意的，因為家里經濟困難，后來是巴金執意要去，才勉強答應。在大哥心里不乏希望兩個弟弟在外面學成后，能夠揚名顯親、重振家業的意思，至少替他出一出在家族中受壓抑的惡氣吧。然而，巴金有了自己的“信仰”，就不會再走大哥安排的道路，飛出去的鳥兒不可能再回囚籠。同時，他也很能體會大哥的現實處境，寫《滅亡》，就是期望能夠獲得大哥的理解，可以說這是寫給大哥的書。

巴金在《序》中還真誠地寫下這么一段話：

不過我底哥哥是看得見這書的，我為他而寫這書，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這本書呈獻給他。如果他讀完后能夠撫著在他底懷中哀哭著的我底頭說：“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罷，從今后，你無論走到什么地方，你底哥哥底愛總是跟著你的！”那么，在我是滿足，十分滿足了！

《滅亡》從法國寄回國內，巴金本想自費印刷，送給大哥和朋友們看。沒有想到葉圣陶先生慧眼識珠，讓巴金意外地闖進文壇。可見，人生既不是“大哥”的安排，也不是巴金自己完全可以規劃的，它充滿偶然，也充滿矛盾，既需要不安于現實，又得接受現實。

這句體現了《滅亡》寫作動機的獻詞，不知為什么，巴金后來刪去了，《滅亡》的單行本和收在巴金文集、全集中的版本找不到它。我沒有專門研究過獻詞，這種習慣，恐怕是來自西方吧，我們很內斂，親近的人之間有時候也“道貌岸然”不肯直白地表達心底最強烈的情感。“五四”以后的各種解放，包括情感的解放，新文學作家的書里不乏各種獻詞。前兩天，在單位書庫里看到蕭乾先生的《創作四試》（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7月初版）也有一句獻詞：“獻給鸞鸞及其鐵柱。”鐵柱，是他剛出生的兒子；鸞鸞，是他當時太太的昵稱嗎？這句獻詞后來也刪掉了。我記得蕭乾編選的《英國版畫選》也是有獻詞的，半個多世紀后重印，獻詞的對象換了……掩蓋這種情感的尷尬，可以理解，巴金獻給哥哥不是這類問題，怎么也要刪去呢。

我猜想，在某一段時期，寫作不再是個人的事情，只能獻給親愛的讀者們或某個階層，不大適合再獻給某一個人了，寫作的集體性、時代性也遠遠壓過個人性。直到后來，風花雪月重現，家長里短也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獻詞文化才恢復。

巴金當年的寫作完全是自發的，讀者對象也很明確：有限的親人和朋友。為哥哥寫作，不止《滅亡》，還有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新中國書局1932年12月初版）。這是他去法國一路上的“博客”，寫在練習本上寄給三哥，三哥又轉給大哥看的。大哥自殺后，巴金跟大嫂要回筆記本整理成書。在《序》中他明確說到：“我還不曾開始寫小說，而且更想不到以后會給自己起了‘巴金’這個名字，所以我寫這書時，全沒有想把它發表的心思，我不過寫它來給我的倆個哥哥看，使他們明白我是怎樣在海上度過了一些光陰……”1932年10月在上海整理這些筆記時，他特地說：“我把它獻給我的在粉筆灰里度歲月的三哥，我祝他永遠健康，我祝他永遠幸福。”這又是兄弟情深的一個證明。把寫作當作一件私人事情，沒有什么不好，文字本來就是情感交流的工具，我手寫我心，不代圣賢立言，真誠，自然。至今仍為人喜愛的《海上的日出》《繁星》都出自《海行》，給兩個哥哥看的文字成為國民讀本，這也不是作者計劃內的事情吧。

2024年11月2日凌晨三時于梅花洲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