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猛虎集》，徐志摩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31年

中國文學，奉詩為宗；古今皆然，文理兼融。我們“熱點”頻出、持續不斷的科幻研究，較少面向詩詞創作；學術界關于“科幻詩”的相關研討及國際交流傳播，目前也較為缺乏。其實，除了小說敘事之外，中國文學尤其擅長抒情言志、狀物比興。當然，探討科幻詩，不必也不能以衡量科幻小說的思想框架去“對標”科幻意象，這是需要首先明確的理論前提，也是科幻文類研究的“詩學動力”及保障。

一

中國現代科幻的文壇根基，首先來源并體現在五四作家知識結構的時代新變。比如翻譯《月界旅行》等科幻名著的魯迅曾在日本仙臺醫專學習，郭沫若也是醫科生。魯迅從“字縫里”看出封建禮教“吃人”，郭沫若立足詩壇對科學與科學家表達由衷的崇敬禮贊，其價值觀、世界觀、自然觀也從“字縫里”透露出一種“科幻”氣質。在郭沫若的新詩名篇《匪徒頌》里，他向“倡導太陽系統的妖魔，離經叛道的哥白尼”和“倡導人猿同祖的畜生，毀宗謗祖的達爾文”三呼“萬歲”，從語言到感情都充滿對科學先驅既“尊”又“驚”而導致的詩意變幻——幻化科技，也幻化出20世紀嶄新的現代人生觀。

眾所周知，哥白尼“日心說”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的誕生，它首先改變了中世紀的神學宇宙觀。牛頓力學確立了機械論的時空圖式，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發展開辟了現代化方向。19世紀的三大發現，從根本上為辯證自然觀奠定了科學基礎。于是，誠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言：“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的。”這對于廣泛學習科技知識并接受科學精神洗禮的“五四”作家們，必然會產生深刻的思想影響，也突出地表現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曾就讀于“協和醫學院”的冰心在《繁星·十四》里寫道：“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臥在宇宙的搖籃里。”這種生存意識的精神定位，植根于現代天文學知識的科學坐標基礎上。這在郭沫若的《女神》里，表現得更為強烈和典型：“宇宙呀，宇宙，/你為什么存在？/你自從哪兒來？/你坐在哪兒在？/你是個有限大的空球？/你是個無限大的整塊？……你到底還是個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還是個無生命的機械？”字里行間充滿了五四時代的語言和思維色彩。郭沫若的創作為現代文壇帶來了超常的詩學美感，如《星空》里洋溢著由衷的贊嘆：“美哉！美哉！/天體與我，/不曾有今宵歡快……/太空是只有閃爍的星和我”詩人自我與宇宙星空達到了生存本體意識的高度契合，開創了文壇科學“導中國人群以行進”的天體時空新視野，和強調閱讀主體科技感受的新詩情。這都是現代文壇“科幻”歷久彌新的寶貴資源。

二

我們不妨展開深入考察與思辨：時間和空間是宇宙觀的基本科學概念。從科幻意識與接受美學的視點來看，前者是對時流感受的精神探尋，后者是對生存環境的體認把握。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人們對于空間和時間的心理感受能力和程度范圍的認知并不一致。它反映到文學景觀描寫、精神情懷抒發等方面，有時，甚至可以視為一個毫不遜色的科學“元典”問題。在科學史上，最早把時間與空間作為一個統一概念提出的人，是我國先秦時代的管仲，他說：“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可見，這最初的時空觀念中已經包含著客觀的整體性關聯意識。今天所謂的“宇”“宙”觀念，來自老子和據說是商鞅老師的尸佼。《文子·自然》篇載：“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尸子》中也講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這比起哥白尼之前15世紀，同樣肯定宇宙無限而沒有中心的羅馬學者尼古拉，早了800年。這充分說明在人類時空觀念的發展史上，炎黃子孫的遠見卓識。這種時空觀念必然會影響到中國傳統詩歌創作。聞一多在《唐詩雜論》里，就明確指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泳涵著一種“澹絕的宇宙意識”。詩歌藝術的核心精髓是意象，五四作家關于 “星”“月”“夜”意象的描繪與抒寫、段落與篇章，構成了“五四”文壇特有的時空景觀；已經納入科幻研究的《狂人日記》，第一節第一句就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開篇強調地球“人”所感受到的宇宙空間關系；其第二、三節同樣以“月光”“晚上”開頭——作家此類明確的感受意識，按照反映了百余年前的文壇“熱點”，可以說，郭沫若、田漢、宗白華、冰心、葉圣陶、朱自清、聞一多都寫過以“夜”或“荷塘月色”“初夏一夜”等為題的“類型化”作品，字里行間時常透露時空觀、宇宙觀優美的詩意 。再聯想到新中國初期，胡風的長篇詩作《時間開始了》和20世紀50年代郭小川創作《望星空》的哲思理趣。可見，由“夜”意象所包孕的“夜文化”，正是中國文壇一株“科幻”根深但尚未“葉茂”的橄欖樹。從時空觀的科幻視角回眸現代詩壇及詩學研究，也是深化并強調這一科學性與藝術性兼備的理論命題的邏輯起點。這既反映了天文學等現代科技知識的深刻影響，承繼著中國詩學傳統里“澹絕的宇宙意識”，為中國詩壇提供了內在既存的思想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及時反映了以科學更新民族文化精神的需求。

三

更為典型的是徐志摩。他在《猛虎集序》里明確寫道：“我對于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于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1921年梁啟超主編的《改造》3卷8期，發表了徐志摩的《安斯坦相對主義(物理界大革命)》，標題下面列出6部英文參閱書及其作者和版次。可見徐志摩接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學說相當敏捷，并且廣采博納：從狹義相對論到廣義相對論，從時空觀念、萬有引力到哲學、歷史人文科學中的有關影響，等等。這基本達到了徐志摩當時所能接觸到的最前沿的科學思想水平，反映在他的創作里，表現為一種建立在相對論思想基礎上的嶄新的宇宙意識和由一系列“飛”的意象透射出來的科幻美感。如散文詩《夜》描繪了夜的“溫柔”，和他“凝神地傾聽”，“聽出宇宙進行的聲息”，徐志摩說“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沖動”，于是“飛出這沉寂的環境”，在不同的時空維度上，展開詩意的翅膀：“最后飛出氣圍，飛出了時空的關塞，/當前是宇宙的大觀！/幾百萬個太陽，/大的小的，/紅的黃的，/放花竹似的在無極中/激蕩，旋轉/但人類的地球呢？”

這一節詩意喻全新，超越世俗。面對“幾百萬個太陽”，能夠“飛出了時空的關塞”的，既非屈原的詩翼，也不是李白的仙思，包括聞一多筆下“神速的金烏”都無法在此相提并論。徐志摩按照他對于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理解，以“飛的那只眼睛”“全身在空間飛動”等科幻比喻，表現相對論中“光速”“四維時空”等概念，生動直觀而又隱含著嚴謹的思維邏輯：“幻想我能在下一刻兒飛在地王星與天王星的中間，把我輕視的目光，遠望著這一座人們以為了不得大的地球。”徐志摩在此明確了自己的“幻想”，這是可以進入中外文史研究、科技傳播研究的一個“富礦型”詩學范例。

徐志摩在《我有一個戀愛》的結尾寫道：“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獻愛于一天的明星；/任憑人生是幻是真，/地球存在或是消泯—/大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徐志摩式的“飛”就是“凌空”，這個科幻意象的思想根柢顯然來自相對論，也標志著百余年前中國文壇形成的一種價值取向：從人生存在與宇宙時空的相對關系中，來探尋那普遍存在的哲理情思；而相對論的科幻魅力，對當下漸趨“數字化生存”的我們，又將潛涵或激發出多少“三體”般的科幻激情與詩學資源呢？這在由數據、算法構建的符碼化、象征化環境里，當然會催生出新一代《女神》與《志摩的詩》——我們熱切地期盼著。

（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