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于許多現代人而言，城市即是故園，都市皆為鄉土。對城市的書寫，是用文字記錄人在急遽變化的時間與空間中的瞬息感受；為城市立傳，則是以紀傳體的方式來銘刻幾代人的物質與精神變遷，它們在這不斷擴張的空間中野蠻生長，承載著我們對于人與城、虛構與真實，以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考印記。

近年來，國內出版的各類城市傳記已近百種，絕大多數來自出版社有意識的約稿定制，即往往先有傳主，后有立傳人。那么，誰有資格為一座城市立傳？為讀者書寫他們心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資深作家往往是出版方的第一選擇，如葉辛《上海傳：葉辛眼中的上海》、葉兆言《南京傳》、范小青《家在古城》等。整體而言，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城市傳記也確實更受關注，這不僅與“小說家言”的生動性和可讀性相關，也因為其能與他們此前的創作構成一種互文關系。葉辛、葉兆言、范小青的小說常以上海、南京、蘇州為背景，這些城市在他們經年累月的描摹中已被形塑為具有個人標簽意味的“郵票般大小的地方”。當世界性的城市傳記書寫熱潮延伸至眼前，作為一種寫作新形式的“非虛構”召喚著他們換一副筆墨，給一方天地鑿出一個新的窗口。那么，城市傳記為他們的“郵票”帶來了什么？如果將城市傳記置于寫作者的整體創作生涯中進行考察，不僅能夠折射出它們在形式層面的創新，還可以管窺書寫者乃至社會整體的思想文化變遷。

在時空流動中復刻城市記憶

葉辛《上海傳：葉辛眼中的上海》（后文簡稱《上海傳》）是“絲路百城傳”首部推出的城市傳記，也是這個服務于“一帶一路”大政方針的國際出版項目中最具個人化色彩的一部。除了開篇用于點題的兩篇小文《從泥城橋談起》《得天獨厚的寶港》勾連了上海與絲綢之路的緣分，《上海傳》的主體部分都是從葉辛本人的經驗展開敘述：上海是他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但他也曾離開故土21年，于是，知青成了他最為重要的文化底色與書寫標簽。從《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開始，到《蹉跎歲月》《孽債》《客過亭》“知青三部曲”，葉辛一路從知青們的青春年少寫到老之將至，前后經歷了上山下鄉、回城生活、改革開放和步入新世紀，全景式地展現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及其背后的社會變遷。此后，葉辛也創作了不少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比如《婚殤》《戀殤》寫年輕姑娘們如何融入上海的故事，《華都》表現了轉型期上海中年男女的生活與命運等等，這類故事描繪著上海光怪陸離的城市景觀、商業地圖和市民生活，由此呈現人被異化后的現代生存狀態。《上海傳》的創作則給了葉辛融匯這兩副筆墨、賦活其文化身份的重要契機。在這部私人的城市傳記中，葉辛的講述從28年前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開始，然后宕開一筆，用專章描述了記憶中的各種上海小吃，隨后又將視線拉回到了1978年，展現改革開放40年歷程，緊接著，他講起了上海知青們的探親故事和他們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歷。在他看來，全國1700萬知識青年中，上海占了整整120萬人，這一代人的離開與回歸是這座城市的一個凝重印記。所以，葉辛有意回避了一些慣常的上海符號，如石庫門、弄堂，又如酒吧、摩天大樓，既沒有將上海視為華洋雜處的十里洋場，也沒有挖掘其作為現代化排頭兵的內涵，而是通過上海知青的視角展現出有關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上海傳》里那些彭浦車站歡送知青的場景、知青們千辛萬苦探親的故事、他們對上海苦澀的思念和陌生的回歸等等，雖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城市歷史的全貌，卻能準確地詮釋出城市與時代精神。葉辛將個人記憶內置于集體記憶的框架，通過一代人的生命歷程與情感體驗來復活城市的記憶，進而與共同生活在這個空間的萬千個體緊密相連，產生了文化共鳴。由此，他將曲折隱微的一代人生命史與波瀾壯闊的城市以及社會進程同構，與其筆下曾經的知青故事與上海生活構成了饒有意味的雙聲復調。

將城市賦形為有情的空間

作為一位有著強烈姑蘇情結的寫作者，范小青在長達40余年的創作史中對人與城的關系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認知演進，一路從挽歌式的留戀、沖突中的行進走到了整舊如故的共生。從《褲襠巷風流記》到《城市表情》，再到《家在古城》，范小青筆下的蘇州已然從個體安身立命的物質基礎和承載空間進化為“人化”的文化空間。在姑蘇城貌的今昔對比中，《家在古城》強調人與地之間跨越千年的情感紐帶，將城市賦形為有情的空間，以記憶、情感和價值來尋求情感歸屬與身份認同。比如，她以平江路的風貌保護和環境整治為例，強調人必須是改造中的第一要素，因為城與人不但是相伴相隨的，更是相生相長的，換言之，城與人彼此塑形、互為生命。由此，城的性格即是人的性格，范小青強調蘇州（人）“糯”“韌”的性格，她期待著這種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能讓這座城與生活在其間的人們在當下的時空中找到新的平衡點，這也涉及到范小青書寫中的另一個主題——身份認同。

如果說，范小青在此前的《滅籍記》中指出了身份的變化、失去和社會這個共同體與個人的壓制是身份焦慮的核心原因，那么如今的她用城市傳記開出了藥方：一方面，書寫城市的變遷即是書寫城市與人共同的精神史與心靈史，其被內心的愛與尊重、依戀感和歸屬感所驅動，召喚著書寫者通過腳下的文化依托區域去挖掘此間的人性與民族性。所以，城市成了有情的空間，人所書寫的亦是有情的歷史；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逆全球化、現代性、后現代性并存的復雜當下，人在混沌、模糊、分裂和不確定性面前無所適從，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平衡戀地情結與城市化之間的脆弱關系，其對策即在于人的記憶、情感和價值。

歷史與記憶、真實與虛構之辯

葉兆言《南京傳》從秣陵前的一株小樹苗寫起，從公元211年孫權遷治秣陵演繹到1949年百萬雄師過大江，金陵古城一路歷經東吳霸業、六朝金粉、南唐偏安、明清隆替、民國風云，留下了孫權、李白、李煜、辛棄疾、朱棣、利瑪竇、孫中山等傳奇，以南京城的跌宕起伏折射出民族命運的滄桑巨變。與葉兆言此前的“民國系列”等南京書寫相比，這部城市傳記的筆調相當克制，通篇幾乎沒有虛構部分，甚至有意放棄了他所熟悉的金陵風物、民國往事，轉而嚴謹地運用海量歷史細節，使得《南京傳》呈現出“歷史百科”的面貌，在整體上更接近城市史的史學質地。葉兆言充分意識到“歷史”之于南京這座城市的重要性，“中國沒有任何一座城市，經歷過南京這樣的跌宕起伏，屈辱與榮光如此頻繁地交替著；沒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南京這樣清晰地展現中國歷史的滄桑。”南京的特殊性即在于其與中國歷史的糾葛。然而，這一段史海鉤沉的經歷并不只是淺嘗輒止，其在葉兆言的創作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跡。

今年，被稱為“1949之后的‘南京傳’”的《璩家花園》出版，葉兆言以小說的形式“想看看南京這棵‘秣陵的小樹苗’在新的時代旋律里，將生長出怎樣的風景”。這部小說延續了《南京傳》“歷史百科”的寫法，用相當多的紀實細節來打造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兩個平民家庭三代人的沉浮起落，并延續了他所青睞的說書體，不斷從小人物的故事來反證公共記憶中的歷史事件。葉兆言自己承認，“這本書其實有點怪，我此前關于民國的小說，全是虛構的，我要加點真的東西在里面；《璩家花園》里真的東西太多了，好多好多細節，我不怕別人說我假，我怕別人說我真，說真就沒有話聊了。”他也在小說中有意無意地感嘆道，“有時候，歷史實在沒辦法當真”“歷史是真實，有時候也只是想象”。可以說，城市傳記的書寫對葉兆言所慣常運用的小說技藝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促使他對歷史與記憶、真實與虛構之辯展開了新的思考：一方面，歷史未及處，即是虛構展開時；另一方面，歷史與虛構彼此角力，它們相互辯證、質疑、甚至彼此瓦解，而這本身也許就可以成為敘事的一種動力。

對于具有良好藝術自覺與求變意識的成熟寫作者而言，他們畢其一生都在處理紛繁復雜、日新月異的現實，這其中既包含技術性上的問題，比如當一種新的文體出現時，寫作者究竟該如何應對，但更多的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即寫作者的認識與情感如何適應這些現實變化，并不斷調整自己的步伐以重新找到書寫的安放之處。城市首先是空間，而傳記則意味著時間，城市傳記的寫作者們在對空間與時間的全貌式重返中切近城市的現代性本質：它的多元和廣袤，它與人的糾葛與共生，以及它虛實難辨的斑駁底色。如果說，曾經的鄉土書寫是寫作者為自己的精神原鄉譜寫的謠曲，那么以“現代人的鄉土”為對象的城市傳記則是一段變奏，其價值首先來自于對此前城市書寫以及寫作者自身創作的雙重修飾與變形，但其所產生的震蕩效應遠不止于此，且仍處于現在進行時，它是寫作者對藝術本質與文學意義的重探，也指向了人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大哉問。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