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孫 睿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寫小說為主，也寫劇本。出版長篇小說《草樣年華》系列、《我是你兒子》、《路上父子》、《背光而生》、《斜塔》等，小說集《酥油和麻辣燙》《火車不進站》。作品入選各類年選及城市文學排行榜、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榜，獲《北京文學》優秀作品獎等獎項。

《青年文學》：《青年文學》于二〇一七年開設“城市”欄目，二〇一八年推出“城市文學排行榜”，你曾在此欄目發表多篇小說，也曾入選“城市文學排行榜”，可以說你近年來一直深耕于城市文學，如今的你怎樣看待城市文學？

孫睿：溯源至寫作的原始沖動，當想寫一篇東西的時候，我并沒有“現在要寫的是一篇城市文學小說”這樣的概念，只是寫了該寫的東西。因為生活的局限性（沒有非城市生活的經驗），寫出的東西離不開城市，所以看上去就屬于城市文學了。若沒有“城市文學”這個說法，還是該寫什么就寫什么。這個概念出現了，經過這么多年的確立，逐漸成為我對自己的一種提醒：當我們談論城市文學的時候，最應該談論的是什么？作為創作者，我想“城市文學”這個概念是在對文本的現代性提出要求。

“現代性”可用于各個領域，落在文學上，用一句話概括，我覺得就是，對人的處境從內部、外部進行逼真的展現。涉及表現手法，也關乎表達內容，必須對人的精神世界（尤其困境）進行探索才算數，不是說寫了現在的事兒就有了現代性。的確，是小說就有人的行動，是行動背后自然會折射人物的精神世界，對精神世界的展現達到一定深度和濃度，方算有了現代性。這是我看待城市文學的標準。

強調現代性不是說一定得寫“花哨”的東西——形式的多樣固然有助于展現現代人復雜的精神世界，和當今復雜的物質世界也相稱——在做形式上的探索之前，回到內容本身，比如對城市元素的使用，明確該元素在城市中的意義、對人的意義，物盡其用。

像酒吧這個空間，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會出現，它的作用和餐廳、商場差不多，只是人物在此見個面，傳遞信息或簽個合同，并展現一下人物的階層（消費習慣），小說是在用“游客眼光”看待這個空間——就像二十年前北京后海酒吧火的時候，導游會安排逛什剎海的游客順道游覽一圈酒吧，頂多是喝個東西坐半小時就走，貌似體驗了一把生活在北京的人怎么“泡吧”——人物并沒有“長”在這里。美國作家麥金納尼的作品里，酒吧屢屢出現，和人物的精神連在一起，他們除了在這里買醉，還在這個昏暗的空間里彷徨，一直待到天亮，城市沒有其他地方能給他們溫暖。等天亮后走出酒吧大門，他們才發現又一次搞砸了自己的生活。城市的冰冷和殘酷，人的無助與迷茫，在人與城市空間的結合中都被寫出來了。

再如莫泊桑的《項鏈》，這個短篇小說的核心動力是“去party”。Party是城市文化的一種，大家見面時除了進行精神交流，也會展示物質成就。如果簡單地把party寫成一次熱鬧，那就沒什么意思。莫泊桑在party里安放了“借面子”和“買假貨”，也算某類典型的城市文化。如果能不僅僅停留在故事層面使用城市元素，我們寫出的城市文學的現代性也會得到提升。

《青年文學》：《北京文學》推出“新北京作家群”，你也被納入其中，北京這座城市，在你的城市文學版圖中意味著什么？

孫睿：我差不多九成以上的小說里，都會出現北京。如果每篇小說都是一個杠桿裝置的話，撬起每一個故事的支點就是北京，沒有這個支點，那些人物在小說中的行動就不對。現實中我最了解的人，也是北京人和“北漂”。每個作家最好的作品寫的都是他擅長把握的人物。

“作家群”這個說法很準確，因為現在一個作家根本無法寫出當下的北京。從空間上看，北京太大了，每個區的節奏不一樣，人的背景也各不相同，朝陽區搞文藝的比較多，海淀區科技人才扎堆兒，東西城北京土著多。可以說北京相當于好幾座城市，不同區域的作家寫他那個區域的北京生活，相當于待在各自“城市”中寫作——大氣候一致，局部氣溫各異。這是橫向空間，從縱向空間看，北京的城市高度肯定比三十年前高了幾十米。我小時候住平房，看北京的高度就是我的身高，所以那時候我們都特愛找個樓頂上去，因為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現在北京小孩的視角和我們小時候不一樣了，他們的北京印象肯定也不一樣，當然跟林海音《城南舊事》中的“冬陽下的駱駝隊走過來，聽見緩慢悅耳的鈴聲”更不一樣。北京城市向下的空間也在拓展，地鐵總長度快一千公里了，相當于北京到南京的距離。在有些地方，能覺察到地鐵在腳下穿過的震動，讓人本能地心生不安，這都在影響著一個人的日常情緒。

從時間上說，一個寫作者也很難把握“今天”的北京，因為這城市發展得太快，“明天”下一秒就來了。三十年前，姜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說，“記憶中那時候北京總有一股燒荒草的味道”，說的是五十年前的北京，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這種味道已是記憶中的記憶了。機動車早就搖號限行了，想燒荒草也沒地方燒了，關鍵是沒地方長草了，都被蓋了樓。面對這些迅猛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變化，“新北京作家群”的創作可以此起彼伏，今天你寫，寫完明天我接棒，等你有了新發現，再接下一棒，靠集體的力量跟上北京的節奏。

從內容上說，北京既有超一線城市的特征，又有二三四五線城市的生活痕跡。北京有了越來越多的房子，有了越來越多的家庭，飛機、高鐵、高速路把鄉村生活和倫理也拉到了北京。比如這些年，我發現北京街頭晚上“燒紙”的人明顯多了，過去老北京人里這么祭奠逝者的不多。但北京這座城市的典型性并沒有消失，它依然是中國最能聚攏追逐夢想人群的城市，這也是我覺得北京一直有故事可寫的原因。

北京故事自然屬于典型的城市文學，由此可見，城市文學的一個核心特征就是復雜性——因為城市本身太復雜了——這也是今天對文學的基本要求。所以在我看來，城市文學等同于“當代文學”。

《青年文學》：城市和北京跟你如此密不可分，你是如何從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創作題材的？

孫睿：表演藝術上有個理論是“真聽、真看、真感受”，同樣可以用到寫作上。現在出行，能坐地鐵我都會坐地鐵，坐地鐵是一個很好的集中看人的機會。我家門口有七號線和十號線地鐵，七號線終點站或者說始發站是北京西站，坐在這條線上，總能看到拉著行李箱和腳下放著行李袋的人，他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根據他們的年齡、衣著，以及和同行人的交流，有時候我的腦子里就會浮現出故事。十號線可以看作是三環沿線，途經國貿，早晚高峰上班族多，我是“沒班可上族”，要寫職場人物的時候，就會拿瓶水坐上十號線，看那些背著雙肩包的男士和穿著板正服裝的女士，坐夠了再出來。有時候我會拼車，很多拼車的人，從上車到下車會一直打電話。我也愛聽別人打電話。從單方的話語中，大概能知道對方說了什么。兩人所說之事肯定有一個我不了解的背景，無異于對話中故事的留白。下車后聽不到后面的對話了，相當于故事未完待續，作為聽眾（讀者）我會為此感到遺憾，但作為寫作者，我可以在這種遺憾中思考：小說一定要在故事維度有個結尾嗎？遺憾不正是一種很好的結尾嗎？

以上是“真聽、真看”。“真感受”對于寫作者，每天都在發生，生活本身就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參與其中自然會有體驗。最近幾年我寫家庭題材的小說比較多，因為身處其中，每天都面臨著孩子的長大、父母的老去，人近中年被無形的膜包裹住等問題。這時候不用外求，越在家，越能感受到城市中親人之間的需求矛盾、代際矛盾和人與現代化的矛盾。

一個寫作者就是主動、被動地潛伏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時空，“文學的心”時刻準備著。哪怕現實生活中這些問題解決不了，但它們促生出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會對“現實的心”產生撫慰。這樣一來，就不光是從現實生活中找創作題材，還是創作治愈現實。

《青年文學》：本期《青年文學》發表的短篇小說《摳綠大師Ⅲ·肥臀》是“摳綠”系列的第三部，前兩部的故事也發生在城市，當初為什么選擇這個主題？未來還會將這個主題寫下去嗎？

孫睿：二〇二一年，我參加《收獲》APP舉辦的匿名寫作大賽，那期的主題是“我已成仙，法力無邊”。我看到這個題目特別興奮，覺得可以用寫實的手法創作一個帶點兒荒誕色彩的小說。當時的社會氣氛，讓我覺得人人都渴望一步成仙（做產品、創業熱、網紅經濟等等），哪怕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被現實打回原形，仍有人前赴后繼。我想自己熟悉的領域里，什么事情跟“成仙”沾邊兒，自然想到特效，影視劇中的那些仙境，都是靠“摳綠”技術做出來的。我也跟特效公司的人打過交道，看過他們的工作環境，跟仙境比起來，太“現實主義”了，由此想到他們背后的生活，是不是更加“現實主義”。于是我選定“劇組副美術師”的人設，他一邊過著一地雞毛的日子，一邊為影視劇搭建仙境，生活很割裂。與此同時，未來觀看這些影視劇的觀眾，也許也是現實中并不如意的人，肉身無比沉重，仍向往著仙境的光鮮。這種背景下，我寫了《摳綠大師》，當時沒想著寫第二部。

后來《收獲》APP又舉辦了一個小說轉化短片的活動，我在把這篇小說改成劇本的過程中突然覺得，小說里“摳綠”做出了假背景，如果短片里“摳綠”后做出一個人——一個已經不存在于這個世界的人——是不是更能體現“摳綠”的意義？于是就有了第二部。

之后我又想，當所有人都需要“摳綠”才能活得更精彩的時候，能不能有人死活不“摳”，活在自己的節奏里，成為一個值得尊敬的異類？《摳綠大師Ⅲ》的主人公就是這種異類，但出于對故事性的需要，最終還是靠“摳綠”完成了主人公的異于常人。不過“不摳”已經成為我心里必須寫的一個東西，將來會寫進第四部，主題就是“還原”。我們這個世界已經被過分裝飾和渲染了，還原是遲早的事兒，也是必需的事兒。

從已寫出的這三篇《摳綠大師》看，確實挺“城市文學”的。“摳綠”是“城里人”干的事情，有技術門檻，鄉村沒有這個行當。“摳綠”是一面放大鏡，放大了城市人群的欲望和悲涼。

《青年文學》：你的九成以上作品的背景是北京，那么非北京背景的那一成作品，是否也屬“城市文學”范疇？

孫睿：從小說展現的外部空間看，似乎寫過三四個中短篇，故事不是發生在城市。但細究文本，還是城市作者在做表達。比如有兩篇是偏重寫自然文明的，這種對大自然法則的崇尚，也是基于對城市文明的疲勞和不甘受限，跳出城市去尋找出路。讓城市文明和自然文明發生碰撞，暴露問題，人物從中領悟到什么是適合自己的。

去年發表過一篇寫牧民放生的小說，他們不僅僅是做善事，還關乎信仰。寫這篇小說不是為了展現這種信仰，而是展現城市人缺乏信仰。我想通過小說給混沌眾生開一個小口兒，讓他們知道自己的繭房外面還有一片天地。

說到這兒我想起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今年無意中又翻到這部小說，看完非常感動。小說的背景是云南鄉下，主人公是城市男女，干的事情也是農活兒，通篇散發著追求自由和純真的氣息，這是城市人才會考慮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小說里“純”的東西是體現在城市人物身上的，人物所處的非城市環境（原始的、自然的環境）反而是荒誕的，跟絕大多數的文學作品正好相反。所以城鄉各自代表的符號意義，一旦在作品中被模式化，也會讓文學思維僵化。有人說《黃金時代》是“知青文學”，有人說是“苦難文學”，我覺得它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城市文學的一種變形，就像印章上的凸凹，陽刻陰刻不重要，重要的是刻了什么。

總之，無論是城市的文學，還是非城市的文學，都要觸及人的終極才稱得上文學。無論在文學前面加上什么定語，最后還是要回到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