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吉爾·德勒茲曾在著作里寫道，自然界中，風火水土，盡是褶皺，褶皺以其密閉性和反風景的特性服務于巴洛克藝術風格。在《維吉爾之死》這本書里，自然界的褶皺也以同樣的方式服務于赫爾曼·布洛赫華麗的語言系統，在原本密不透風的墻壁上制造了流動性。從章節的題目就可以看出這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水、火、土、風（以太）四大元素既是維吉爾在臨終前一天里所經歷的現實描摹，也是這位詩人必經的心路歷程。

在“水——抵達”的開篇章節，壯闊的海景帶來了一絲海風拂面的清新感覺。維吉爾雖然已經身患重病，但是在走進宮廷的時候依然能夠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擁有著對自然界的鮮活感知，明白自己“童年時代就開始在夢中傾聽的目標”。只是現實生活的陰影已經隨著船只登陸，維吉爾在進宮的路上聽到了來自民眾的嘲諷。他沒有否認，反倒認為這是“公正的嘲諷”，這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已經與民眾的苦難距離很遠了。

“火——下行”是本書最為漫長，也是涉及抽象概念最多的一個章節，這個章節體現出了詩人是如何第一次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也就是銷毀《埃涅阿斯紀》。“火”不但表現了維吉爾內心熊熊燃燒的火焰，也外化了他身體上所承受的煎熬。在獨自一人與燒熱搏斗的夜晚，維吉爾在寂靜之中聽見了墮落的、邪惡的笑聲，但他突然又察覺這種笑聲其實也是美的，這就引起了詩人對自己畢生創造的反思。他認識到了美并不是善，美實際上意味著虛無，意味著道德上的空洞和社會意義上的空虛。在真正面臨著生活困苦的民眾面前，維吉爾感到了不安和愧疚，認為自己的一生只顧追求審美，卻荒廢了現實。

“土——期待”這一章正如題目，腳踏實地，是本書中最為實際的一個章節，主要包含的是維吉爾和朋友們還有古羅馬皇帝屋大維的對話。在這一章里，詩人的決定改變了。在朋友們的勸說之下，他首先意識到了《埃涅阿斯紀》不僅僅是自己的審美作品，也是朋友們的情感寄托。此外，他也在幻覺的交錯中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內在意義，意識到自己始終都在關注窮困民眾也包括奴隸的生活。在這里舉兩句話作為證據，一句是奴隸對他所說的話，“你和我們一起負擔著鎖鏈”，一句是朋友對他的評價，說他歌頌的是虔誠的埃涅阿斯，而不是殘暴的埃涅阿斯。因此，維吉爾決定保留自己的作品，不再銷毀《埃涅阿斯紀》，作為自己生活過的證據，作為自己對這個時代的見證與記錄。與此同時，投入實際生活永遠也不晚，維吉爾決定從自己做起，捐出遺產，賜予自己所有的奴隸以自由。

最后一章“以太——歸鄉”也展現出了題目所暗示的輕盈感和流動性，在如夢似幻、亦夢亦醒的高燒狀態之下，維吉爾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這是一種美妙的生命終結的形態，在最后變為凡間的一鳥一獸，變為一草一木，于衰老和枯朽處瞥見了青春的容顏，于死亡時刻隨著大自然的涌流回到生命之中。這樣一來，在自然元素的流變轉換之中，我們得以窺見這位偉大詩人最后的掙扎與安寧。

圍繞著維吉爾是否要銷毀《埃涅阿斯紀》的主題，布洛赫也在這里重申了一個德語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議題：在貧困的時代里，詩人何為？荷爾德林曾經在作品中給出過他的答案：走遍故土他鄉，吟唱著追隨舊日的諸神。但是在布洛赫的時代，“貧困”又意味著什么呢？

布洛赫生于19世紀末的維也納，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重要作品《維吉爾之死》出版于1945年，可以說，這部作品誕生于一個完整目睹了舊世界的崩塌過程的人的震驚與困惑。類似的背景，我們不但可以從休斯克等研究者的著作中了解到，也可以從施尼茨勒、茨威格、馬洛伊·山多爾等著名作家的筆端瞥見。這一代人享受了舊世界最為輝煌的文化和藝術的榮光，浸透在“科學”和“進步”所制造的幻覺里，滿懷信心準備開始自己的生活，迎接他們的卻是戰爭，是戰后漫長的物資匱乏與道德滑坡，是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越來越多的隔閡、冷漠與憎恨。舊秩序的打破并沒有伴隨著更好的新秩序的建立，這種茫然無措也體現在布洛赫的其他作品中，諸如《夢游人》《著魔》等。

這種茫然無措既意味著在這種突然變得冷酷的環境里的適應困境，也意味著對自身價值的追問與質疑。面對著突然撕下了“文化”這張假面、露出了猙獰面目的丑惡世界，這些半生以來都將藝術與人道主義奉為神明的年輕人受到了深重的打擊，不再知道自己的精神追求意義何在。在這樣的心境下，個體變得異常脆弱，因而產生懷疑，是要堅持自己的目的，還是要努力適應時代的價值。“這個時代要求的恰恰是個體的極度謙卑……還要隱姓埋名地為國家服務”，“一個人……所能完成的使命也是由時代規定的”，而藝術創作者發揚個性，尋求受眾，這在戰爭的年代就已經被許多人視為一種傲慢、一種“多余的存在”了。《埃涅阿斯紀》在這里承擔的就是這樣一個載體的作用，它象征著戰時歐洲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內心所求，它的存亡問題代表了許多文化工作者內心的掙扎。因此《維吉爾之死》既是一次考問，也是一個決定，布洛赫通過維吉爾的心路歷程展現出了自己的內心經歷，并且得出結論：審美生活與現實生活可以并存，審美生活并不意味著脫離現實生活，而是意味著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與提煉。時代的貧困也許無法通過一部作品改變，但是可以得到真實的反映和記錄，新的秩序也許無法一次性建立，但是這種秩序也需要自己的預言。

不得不在這里提及的是，在基督教的傳統里，維吉爾經常被視為一位來自古羅馬時代的先知，人們認為他在《牧歌集》中以詩句的形式預言了基督教的誕生：一位孩童的降生會帶來一個沒有犯罪的黃金紀元。與之相符的是，在《維吉爾之死》的結尾部分，維吉爾進入了“最初的無罪狀態”，站在綴滿了金色果實的林木之間，與自己年輕時的所愛在一起，這就仿佛是來到了基督教的伊甸園。一顆星星落到了維吉爾的頭上，作為他的第三只眼睛，讓他看清了一切。維吉爾自己的話也在這一章里得到了應驗，“唯有逝者，方能永享太平”換來的是“精神在靜息”。這樣一來，布洛赫也是對荷爾德林的堅定回答做出了某種回應，在維吉爾的歸鄉路上賦予了這位詩人以神性的色彩，不僅僅是詩人，而且也是新秩序出現之前的向導：“你看到了那開端，維吉爾，自己卻還不是那開端……你是永恒的向導，自己卻還沒有抵達目標，你將是不死的，作為向導而不死。”

作為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作家，布洛赫甚至更近一步，推崇個體的虔誠，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和神性對話。他認為這才是新秩序的所在，“不再需要眾神了，甚至也不再需要那個上帝了”。這句話是由維吉爾表達出來的，但是維吉爾是從站在陰影里的奴隸那里得到的啟示，“所有的囚禁對于我們都是新的釋放”，“我們的精神會站立起來”。這不但暗示了布洛赫心目中新秩序所應該具有的平等形式，也體現出經歷了如此艱苦波折的一代人依然能夠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將自己從生活的困境中解放出來。

在這一切內容之上，作者的表現手法也獨具特色。由于維吉爾處于垂死狀態，所以一個很值得觀察的特點就是敘述在虛實之間的巧妙轉換。尤其是在第三章“土——期待”中，除了與在場的朋友和皇帝對話，高燒的維吉爾也在與幻覺中的奴隸、戀人和愛慕的美少年進行著對話。皇帝從陽光走入陰影，強硬的立場卻未曾改變，消逝的人走入陰影，陰影凸顯出時間的殘酷；皇帝深陷于對霸業的幻想不可自拔，奴隸謙卑卻毫不退讓的啟示卻越來越清晰；象牙門送來美妙卻虛假的幻夢，牛角門則送來尖銳的預言。正是這種靈活自如的變換組織起了整個充斥著抽象概念的對話，一步一步地導向詩人最終的重大決定。

《埃涅阿斯紀》得到了拯救，詩人也得到了永久的安寧。這一次，時代和它的詩人在幽遠的夜空中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