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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語

本期發表評論家崔昕平和作家徐玲的文章。 崔昕平結合近年來主題寫作與出版方面的實踐，提出并分析了“兒童文學的主題寫作，仍應是彰顯作家主體性的、富有才情的創作”“如何讓重大事件落地，成為生動感人的文學作品，同樣檢驗作家的創作準備”等觀點。文中對一些創作個案和作品的評述分析，值得關注和思考。 徐玲結合獲獎作品《流動的花朵》，從創作的“出發點”、創作過程等角度，談到了“兒童文學作家的心里只有時刻裝著兒童，時刻想著兒童，才可能創作出寫到孩子心里的作品”等感受。因為是真切的創作體驗和感悟，所以看似平常，卻依然珍貴，依然富有溫度。 ——方衛平

立意在更深處

□崔昕平

2003年，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開始實施主題出版工程，至今已20年有余。中宣部、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每年對入選的重點主題出版物選題給予基金申報、宣傳報道、展示展銷等多方面的支持，支持的力度也不斷加大。不少出版單位將主題出版作為工作重心之一。這一來自出版領域的重要政策，推動了兒童文學主題寫作的不斷擴容，也迅速累積了一些問題，形成一個當下性的、被高度關注與討論的文學話題。這再次顯現出兒童文學的“文學主體性”的自我確認，還處在一種“在路上”的狀態。

雖然從文學社會學視角來看，制度政策、媒介傳播與文學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但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其獨特的審美屬性和藝術特性也是清晰的。文學創作具有鮮明的主體性，作家是具有自覺性的主體，以個性化的審美體驗、情感體悟與藝術創造，傳達對現實世界的認識與感悟。文學通過情感體驗去發現美，傳達美，創造美，滿足自身的審美創造需要，為社會提供審美價值。

主題出版“熱潮”為兒童文學創作拓寬邊界

回到主題出版，“主題出版是指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會議、重大活動、重大事件、重大節慶日而進行的選題策劃和出版活動”。應該講，主題出版工程對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主題出版為當代兒童文學創作者提供了更為開闊的選題視野，揭示了更具歷史維度與思想深度的主題價值，推動著兒童文學不必以“童心童趣”而自限于清淺、非主流、非功利的寫作設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主題出版還讓部分作家尋找到了新的創作靈感，獲得了新的開掘方向，尋找到有價值的寫作內容。不少主題出版物是由出版人物色作家、組織采風、督促創作，并得以最終面世的。

在主題出版成為“熱潮”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當下兒童文學題材邊界的空前延展、許多未書寫領域的拓荒性書寫，兒童文學表現生活之開闊與多維，都是有目共睹的。僅以近一年來讀到的新作為例，聚焦當下重大事件的兒童文學作品，如陳楸帆新作《山歌海謠》以一種“近未來”的想象描繪科技之城“碧城”的生活圖景，嚴謹且富有詩意地描寫了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中國天眼”與重大環保戰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這在兒童文學寫作領域而言，還是第一次。葛競新作《宇宙的夢想》與曾有情、張子影新作《綻放太空的玫瑰》，謳歌我國航天事業，書寫新時代少年成長，都是中國航天科技快速發展背景下凸顯時代新意的兒童文學作品。趙菱新作《會發光的聲音》以我國對口援藏、民族融合的時代主題展開創作，聚焦“紅領巾演講員”群像，以建立空中課堂等事件，展現新人、新事、新生活。王棵新作《珊瑚在歌唱》的創作與我國珊瑚保護行動基本同頻，敏銳觸及海洋保護、珊瑚知識等領域，關聯了中國珊瑚保護的多項舉措。還有如保冬妮的首部兒童小說《童年樹》，描繪了60年、四代人如何創造堪稱人間奇跡的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的真實故事。基于重大歷史事件的描寫，如劉東《回家的孩子》是對東北城市大連深重而屈辱的殖民歷史的具象傳達，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對大連人民施行的奴化教育和殘酷統治。再如，時值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馬三棗的新作《慈江雨》對這一重大主題做了具象化書寫。這些主題出版物均緊扣重大事件，發掘了獨特的題材與視角。

主題寫作不能讓作家的主體性“缺席”

主題出版所助推的主題寫作，無疑極大地拓展了兒童文學創作題材領域的深度與廣度，但回到文學創作的主體性問題上，還需談及的是，主題寫作不能淪為命題寫作、任務寫作、缺乏作家主體性的寫作。創作這類題材時，作家若過于依賴或過于用力于原始材料，不能將主題內化并充分浸潤作家主體性的情懷與感悟，就可能導致作品藝術感染力的大打折扣。很多主題出版作品藝術品質的粗糙是令人惋惜的。兒童文學的主題寫作，仍應是彰顯作家主體性的、富有才情的創作，是以文學情感之柔軟細膩承載重大主題之“重”，以具象的文學形象穿透重大事件之“硬”，做出屬于作家的、真摯的主客體交融后的個性化文學創造與表達。

這讓我想到閱讀彭學軍《大鳥》時腦海中蹦出的關鍵詞——文學的本位觀與松弛感。《大鳥》是一部聚焦鄱陽湖候鳥保護主題的、有原型人物的時代之作。彭學軍的創作，有意識地規避概念化、宣教氣，規避對人物的過度拔高。創作之初，彭學軍屢屢追問自己，原型人物為什么要如此破釜沉舟地投入候鳥保護事業，并逐漸找到能說服自己的理由。都市白領周薔在一次拍攝經歷中被白鶴起舞的美所打動，不屈不撓地種藕救鶴，如果止步于此，周薔僅是一個令人仰視、遠觀的理想主義者，是簡單化、單向度的人物。作家讓周薔在現實打擊下逃離，再讓敦煌石窟的千年白鶴觸發她童年心靈救贖與保護生態理想的和鳴，重新確認繼續的信念。作品中的兒童人物，作家也逐一賦予他們合情合理的行為驅動，愛鳥護鳥的行為不僅源于“施愛”，也是大自然給予人類心靈的慰藉與回饋。作品密織著生活細節與情感細節，閱讀感受流暢、松弛、真摯，帶著一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學特質。還有如裘山山的《游過月亮河》，重回1998年，以解放軍戰士抗洪搶險救助群眾為背景。裘山山有意識地將這一重大災難做了個體生命聚焦。正如有學者所說，“裘山山在這部小說中采取了一種有效的處理方法，那就是將大事件落地，落到具體的人物和故事上。”作家落筆于光伢子與鄭連根，聚焦于災難后的勉力療愈，描繪兩顆受傷的心努力正視和紓解各自內心深處的傷痛，通過施愛、互愛，建立新的情感聯系并找回自愛，找回朝向未來生活的希望。作家將二人間真摯的情感互動徐徐地植入故事，以創傷書寫紓解創傷，并在最后的瞬間爆發出強大的情感沖擊力，觸動人心。

讓重大事件落地，探尋人性的縱深處

創作才情之外，如何讓重大事件落地，成為生動感人的文學作品，同樣檢驗作家的創作準備。劉東創作《回家的孩子》，為了重回歷史語境，翻撿資料，寫寫停停，前后長達10年；舒輝波創作《聽見光》，前期準備是歷時3年的追蹤、120萬字的筆記；左昡創作《我的世界》，為了寫好外賣騎手的故事，深入北京那些巨大的、住著數萬外來務工人員的社區中生活，在平臺注冊成為外賣騎手，親身體驗在炎炎夏日送外賣，感知他們的喜怒哀樂，融入他們的精神世界；馬三棗之所以能在《慈江雨》中寫出抗美援朝親歷者般的真實感，源于這是作家的老師于善明的真實故事，多次的采訪、交談，讓這位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支教少年鮮活于作家筆下。親歷者個體視角的歷史記憶、切身經歷，是“抗美援朝紀念館里沒有介紹，戰爭實錄的文獻中也沒有記載”的，寫出的是活生生的人。湯素蘭新作《繡虎少年》以湘繡技藝貫穿全篇，通過可依托的大量地域生活素材與文化素材，自然呈現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涵容的諸多傳統文化，也寫出了真正意義的“活態”的文化。

足夠充分的創作準備，支撐了作品富有感染力的主題，也更利于作家以文學藝術的方式探知、表達人類“真實”的心靈景象，讓作品承載更多維、更具深度的歷史、文化、人性之思。翌平新作《新雨過后的空山谷》，以體現時代特征、書寫新時代少年群像為主題，作家力避概念化、假想式的少年書寫，力求探尋當代少年心靈真相。我視之為一部對抗思維慣性的作品——既是創作思維慣性的對抗，也是成人認知思維慣性的對抗。一位導演和一位攝像師策劃了一檔《燦爛青春期》的真人秀節目，鎖定了一些“問題孩子”，把他們送到鄉下去接受艱苦鍛煉。這個故事很容易陷入一種書寫模式：鄉村的艱苦勞動、淳樸民風使少年實現完美蛻變，成人的教育目的達成。這部作品相反，被圈定的幾個“問題孩子”到了鄉間以后，不按成人制造“沖突”與“感動”的臺本走，而是以自己的主見和想法，堅定地主導了節目的走向。這也是對當代少年時代特性的精準把握。這種“失控”，是少年的自我確認與選擇，也是少年心靈的秘密成長。當作家在前四章平行設置了四個孩子的故事時，慣性的處理方式是將四個孩子的故事聚攏、交織，最終糅合成一個整體，但翌平突破了這種設計。最后一章，作家突然把“幕后”推到了“前臺”，以一個“終章”曝光了導演與攝像的理想。正是追求“真實”的導演和攝像師，給予了少年們空間，讓節目中的少年走出了屬于自己的、真實的成長軌跡。作家也借此亮出了對少年成長的“守望者”的立場，描繪了時代少年的成長真相，發人深省。左昡的《我的世界》中，一個被遮掩在人類世界各路精英、各類政治經濟文化熱點下的都市新職業群體——外賣騎手與他們的生活真切地走進了大眾視野。作家生動展現了這個群體自食其力、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抱團取暖、相互鼓勵的人際關系。但作家的立意同樣不僅是寫個勵志故事，作品真實呈現了當下城市人與外來務工者物質生活層面的差距，但并沒有概念化地將城里人寫得頤指氣使、傲嬌冷漠，而是有意識地摹寫了當代文明環境中的“平等”與“尊重”。作家也以這樣一個新的城市生活群體為鏡像，反觀了現代都市隱在的問題，讓作品的立意走向了更深處。

同樣能觸發更深刻思索的作品，還有舒輝波的非虛構新作《聽見光》。作品真實描繪了中國首位盲人小提琴演奏家張哲源的童年成長與曲折堅韌的尋藝、尋光之路。作品一方面將健全人不甚熟悉的領域——盲人生活做了一次深度的“打開”，另一方面，作為具有能動性的敘事主體，作家充分表達了主體的在場。作家與筆下的哲源共同追問著一系列問題：如何面對強大的命運，一個人的生命意義究竟是什么；健全人群體與盲人等其他群體的“成功”指向是否應該有所差異，盲人的人生是否限定了“邊界”。哲源不竭努力的精神狀態，超越了自我限定，也為整個人類群體修正了所謂“邊界”與“限定”的認知。作品真實深入盲人世界的同時，也給予健全人類深刻的觸動與思考。健全人世界對盲人世界形成的無意識的限定，是需要去打破的成見。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社會問題。這部作品的讀者，顯然絕不僅僅是少年人。

主題寫作并不因緣起于主題出版而受限，也不因主題出版的起點而降低對創作終點的要求。作家的主體性創作更不能簡化為被動的任務寫作，若是三言兩句便被參悟了主題，或者觸目可及的生硬理念浮游于空洞的故事架構之上，那是低層次的命題寫作。充分彰顯作家主體性的主題寫作，不止于承載主題、復現事件，同時需具有創造性的、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與思想的深刻性。當主題出版工程的主題開掘日益開闊、觸及更多的主題時；當主題寫作成為一種對當下、對時代的敏感捕捉與表達的常態，主題寫作也便不必再成為一個創作子類被區別探討。

（作者系太原師范學院教授）

堅守“兒童至上”，讓高品質創作成為可能

□徐 玲

主題創作是高品質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風向標。一個好的主題能夠引導兒童正確認識世界，理解生活。在當前的出版領域，市場與評獎已成為兩根重要的指揮棒，對出版社的選題策劃和作家們的創作產生著前所未有的影響。

市場體現了讀者的選擇，是作品能夠獲得大眾關注與歡迎的直接呈現。評獎則是對作品藝術價值、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的一種專業評價。值得注意的是，市場與評獎兩者之間往往存在差異。某些作品在市場上受到讀者的歡迎，卻未必能得到評委的專業認可；反之，評委看好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讀者的喜愛。這種差異現象背后，既有文化審美的多樣性，也反映出市場與專業之間存在的價值差異。高品質的兒童文學創作應當是作家對“兒童至上”理念的自覺追求與實踐的過程。

回首20多年的創作歷程，我在自覺和不自覺中寫下了多部被出版社和評論家歸為主題創作類的作品，這些作品似乎在不斷印證，我也是摸著主題創作這塊石頭，從文學的大河中趟過來的一員。

2007年，我開始動筆創作《流動的花朵》。那時，兒童文學主題創作的說法尚不明了，我在創作之初對此也毫無概念，純粹就是憑著一股子初生牛犢般的寫作熱情和對教育的了解，覺得應該盡快將農民工子女就學難這個題材寫下來。那陣子，只要一想到農民工子女上學的情景我就夜不能寐。農民工子女同樣是祖國的花朵，應該享有和城里的孩子一樣公平的教育待遇。在當時奮筆疾書的初衷里，根本沒有市場和評獎的想法，就是覺得應該把現狀寫下來，把我對教育公平的愿景寫下來，希望更多的人能關注這個群體，從而讓教育公平成為可能。寫完后，出版社覺得作品的主題具有前瞻性，可以參與評獎。

就這樣，一部完全由我自發創作的作品獲得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現在回想起來，《流動的花朵》能成為主題創作的成功個例，很關鍵的一點是我在創作時沒有受到所謂的市場和評獎的束縛和干擾，完全是筆書我心，口說我想。

我的本職工作是教育，多年的創作和育人體驗，讓我認識到兒童文學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兒童的發展，所以唯有立于“兒童至上”的創作才真正是兒童所需要的，兒童成長所需要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就是兒童文學的永恒主題，有益兒童成長的創作就是主題創作。

在創作《流動的花朵》時，我的出發點很單純，就是想寫一部和當時童書市場上的其他作品區別度很大的現實題材作品，我給自己設定的創作標準就是作品要貼近孩子的真實生活情狀，能讓孩子們一下就讀到自己的樣子。為此，我一直非常注意觀察身邊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

有一次，我去一所新建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校上語文課，當無意中在階梯教室的桌肚里看見“將來我要做本地人”這行歪歪扭扭的字時，那些我熟悉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形象一個個浮現在我的腦海，讓我興奮，讓我感慨，并催促我去深入采訪和思考，寫下了王弟的故事。少年王弟是我在作品里塑造的主人公，王弟和姐姐王花跟隨打工的父母一起來到美麗的江南城市，和所有外來民工家庭一樣，意想不到的困難甚至災難一個接一個向他們襲來，他們的生活無比艱辛。

隨著創作的推進，我日益覺悟到，兒童文學的創作，是對“兒童至上”的藝術闡述和不懈追求，創作主題類兒童文學的目的，不應盡是直書現狀。兒童純潔的心靈猶如白紙，寫給兒童看的作品必須藝術地表達，才能讓孩子樂于沉浸其中，生出成長動能。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對主題和人物設計進行了藝術調整。

主題表達上我沒有停筆于農民工子女上學難，而是著力去描繪生活中的溫暖和希望。比如，當王弟得知外地生將全部被分流到新市民子女學校上課時，心中充滿了委屈和憤怒，他覺得外地生像多余的人一樣被無情地趕出了公辦學校。為了讓讀者看到希望而不是絕望，我大膽提前刻畫了教育公平的美好前景。呈現在王弟眼前的新市民子女學校的一切并不是他想象的樣子，那里不僅有很好的環境，同樣也有很好的老師，特別讓王弟興奮的是連他最喜歡的吳老師也到了新市民子女學校支教，繼續做他的老師。

主題創作素材來源于現實，人物的真實性是打動讀者的根本。為塑造人物，我刻畫了王弟身體里的兩個“我”，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左邊的自卑，遇到問題會害怕、退縮，甚至瑟瑟發抖；右邊的倔強，遇到問題會不服氣，甚至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沖動。這兩個“我”肩并肩站在王弟身體里，你擠我，我擠你，只要王弟的思維稍微朝任何一方偏一點點，那一方就站出來說話、指揮。所以，有的時候王弟很自卑，有的時候又很倔強。兩個“我”在王弟的身體里不停擠壓和碰撞的過程，正是王弟成長的過程。這樣的兩個“我”，很容易讓讀者覺得是真實的，并會和自己作比較。

“兒童至上”，是對兒童文學創作的藝術要求，同樣是對作家創作態度的要求。兒童文學的服務對象是兒童，兒童文學作家的心里只有時刻裝著兒童，時刻想著兒童，才可能創作出寫到孩子心里的作品。創作《流動的花朵》時，我和主人公王弟生活在一起，我憂愁著他的憂愁，快樂著他的快樂。王弟，是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只不過他的名字不一定叫王弟。

兒童是美的化身，給兒童享用的文學應該是精致而有溫度的。高品質的兒童文學主題創作不是對市場和評獎的迎合，而是對文學藝術本質的用心把握。尊重市場和評獎，堅守“兒童至上”，以貼近真實生活的小切口用藝術的手法來反映大主題，才有可能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佳作。

（作者系兒童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