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在中國大地上“生長出來的”現代化，無疑具有它所特有的歷史文化內涵和實現路徑，這使其除了包含現代化的一般規定，必然呈現出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特殊“面相”。從馬克思主義上的“世界歷史”眼光視之，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是以辯證揚棄的方式包含現代性于自身的，同時又以其特有的歷史文化條件及其優勢，對現代性的局限性具有某種免疫性的預防作用。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所在，同時也是優點所在。對此，《根基》一書作了深入全面而又具有說服力的闡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歷史場景的回溯再現

應該承認，自晚清以來，當東西方文明真正“相遇”之時，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個時代主題在客觀上才被正式提了出來，成為中國人在時代沖突和歷史延宕中必須直面而無可逃避的課題。

對于中國來說，東西之辨已然蘊含并凸顯了古今之爭，它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定歷史場域。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纏繞和糾結，使中國人不得不面臨一個難以打開的“愛憎情結”。魏源所謂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反映了對于西方文化因憎而愛的尷尬；魯迅所謂的“愛之深，責之切”，則隱含著對于本土文化因愛而憎的無奈。誠如《根基》作者所言，“當人們討論中國式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悖論性的事實：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對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前現代性的超越；徹底批判傳統文化正是中國現代化得以真正開端的重要背景”。然而吊詭的是，“當我們回顧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之所以能探索拓展出‘中國式’、比較成功地避開西方式現代化的陷阱，除開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根基。同時，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也只有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在中國牢牢扎根，才能根深葉茂，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這就不能不把我們拉回到近代中國所特有的文化場景。這就是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激蕩和碰撞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本土文化及其規定的特有國情，作為不可剔除的重要變量，對于中國現當代的能動形塑。若要真正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及其背后的文化實質，就不能夠脫離這一特定的歷史語境。

文化基因的多維透視

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國式”，離不開中國所固有的文化及其傳統。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有其傳統文化根基”，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對于一種古老的文明來說，唯有經過“現代化”的鍛造和重鑄，才能實現“鳳凰涅槃”式的蘇生，正所謂“舊邦新命”。但是，這個過程并不是斷裂和置換，而是“自己構成自己”的辯證揚棄，其中的因革損益關系充滿了辯證性。它的實現既有賴于中國文化的自覺傳承，也有賴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功夫，也就是所謂的“返本開新”。《根基》所注重的著眼點，恰恰就在于此。

《根基》還特別討論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對“韋伯命題”的回應。就韋伯把新教倫理同資本主義聯系起來作一種發生學解釋，并將其作為現代化的實質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事實無疑是對它的證偽。就韋伯所揭示的西方式現代化所固有的諸如工具理性同價值理性之間的緊張和矛盾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事實又為其昭示了一種肯定性的前景。總之，作為非西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根基》回顧了國人自晚清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現代化之傳統文化根基問題上的已有解釋，又追溯了中國文化西傳之后在西方學者那里所引起的“反應”，為作者闡釋自己的觀點作了必要的鋪墊。在此基礎上，作者從五個主要方面，即“生生”而“人口規模巨大”，“天下同利”而“共同富裕”，“文明以止”而“文明相協調”，“天人合一”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和萬邦”而“走和平發展道路”，全面深入地論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傳統文化基因及其在現代性語境中的創造性“復制”和“再現”。在作者看來，正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才內在地獲得了“中國特色”，實際地走出了一條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路子，而且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獨特優勢。

對古今中西之爭的解構

在作者看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概念，本身就蘊含著古今中西、國家與世界、民族與人類的思維坐標”。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其突破性意義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因為它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化解了古今中西之爭。

一種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總是依賴于特定的歷史參照系方能顯現。在不同的歷史機緣下，同一文化及其傳統會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考量。就此而言，文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它只能在歷史的實際展開中不斷地被“重估”。對于一種文化來說，“起源”也就是“目標”。在此意義上，古今之辨乃是一個假問題。現代化唯因其“現代”才喚醒了古代智慧并使其獲得重新彰顯之機。這里的辯證關系是那種執持“非此即彼”立場的人所無從體認和把握的。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以加速度的方式遠離和告別自己的傳統時，古老的智慧恰恰在未來的維度上向我們招手。現代化可以滌蕩和淘汰一切“過時”之物，但唯一不能拒絕的就是“智慧”本身。尤其是在現代化的內在危機和局限性日益顯露之時，東方的古老智慧正顯露出“補偏救弊”的拯救作用。譬如，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人同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征服、占有、支配和奴役，而是“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由此衍生出“贊天地之化育”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從而能夠“詩意地棲居于世”。對于人類擺脫現代技術帶來的生存危機，這種文化姿態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由此可以領會，古今之間、東西之間都不是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而是彼此在新的歷史基礎上有可能實現相互貫通、相輔相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為化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了一個成功范例。自晚清以來就一直或明或暗地困惑和折磨著國人的這個難題，被消解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活生生的實踐之中。

對現代性危機的免疫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作者同樣給出了自己的回應。

作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作了高度凝練的概括，即所謂“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中和位育”源自《禮記·中庸》里的經典說法：“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照朱熹的詮釋，“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表面看來，“位”更側重空間關系，“育”則更側重時間關系；前者是靜態的，后者是動態的。但是，“位”與“育”不過是語言上的分割，在領悟和體認這個說法時則應該是圓融無礙的。一事物必亦如其所是般地是其所當是和是其所能是，方能在生生不已中成為它本身。這其實也正是儒家所謂的“誠”。作者認為，雖然“安所遂生”源自朱熹對“位育”的解釋，但“中和位育”更側重于本體、規律的揭示，“安所遂生”則側重于價值、方法的追求。而“位”與“所”、“育”與“生”的內涵也不盡相同。因此，在作者看來，“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表達更加完備。

在澄清了這個基本理念的基礎上，作者又進而闡釋了這一理念所內蘊的主要意涵：一是天地乃生命之本體；二是人與萬物共生并育；三是安所、守位方能并育、遂生；四是致中和而參贊化育是人的最佳選擇；五是生而有道則存之，等等。這些意涵，又是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嬗變中被實際地表達，或者說它又是怎樣被歷史地展現出來的呢？對此，作者認為，“從發生學意義上說，‘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是中華民族先民在中華大地上領悟到的生存智慧，但是，立足今天人類社會特別是現代化和文明發展的現實，它又不僅僅是中國人前現代的民族性理解和地方性知識，而是具有人類的普遍性價值”。

隨著人類交往實踐的逐步深化和不斷拓展，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世界歷史”的維度被歷史地重建了，現代性所固有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反噬”，使后現代性敉平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單向度關系。文化人類學的歷史演進，其重心由進化論模式向相對論模式的轉變，不啻是“世界歷史”內涵這種重建的一個象征式的反映。因為它意味著“世界歷史”為“東方”提供了一次歷史機會，即中國文化所代表的東方智慧，對現代化本身具有“反哺”作用，而且這種作用日益表征為一種免疫性的預防作用。

總之，《根基》一書雖然篇幅不大，但并未妨礙其對全書主題作出深刻雋永、富有理趣的闡述。在有關中國式現代化及其文化內涵的論著不斷涌現的當下，沈湘平教授的這本著作可謂獨樹一幟，值得向廣大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