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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真的長篇小說《家園》是一部題材重大、內容厚重的作品。《家園》首發于《民族文學》漢文版2024年第2期，單行本由天地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2023年入選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項目。《家園》的發表和出版，是當下中國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收獲。

是故鄉，也是家園

《家園》具有一部優秀長篇小說的閎博富贍，其內涵有多種顯性和潛在的意義，為讀者的理解敞開了多個面向。依照我個人的解讀，《家園》的主題如同作品的題目所揭示的那樣，即家園的建構。家園的意義是兩個層面的，既指作品中的人物生長的家鄉——康巴的桑戈草原和上海，也寓指中華民族大家園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小說塑造的頭人的兒子曲扎、曲扎家差巴的女兒斯郎措、牧民的女兒達瓦志瑪、上海資本家的兒子王本昌、王本昌和達瓦志瑪的兒子琪加達瓦等人物形象，以各自的命運遭際、悲歡離合演繹和呈現了作品的復雜意涵。

小說首先以曲扎和斯郎措的愛情故事切入。上世紀50年代，桑戈草原桑布頭人17歲的兒子曲扎對差巴志瑪剛滿15歲的女兒斯郎措一見鐘情，而桑布頭人因卷入了藏區大規模武裝叛亂而率家人逃亡國外，匆匆上路的曲扎又踅回對斯郎措表白：“銀狐神山做證，我說完這話，你就是我的女人了。等我回來……”然而，兩人都不曾料到，這一別就是40年，當年的少男少女垂暮之年才獲悉彼此狀況。斯郎措“被等待抽干了一切”，但心中仍有“一個遙遠卻從未消失的夢”，而曲扎卻已和金發碧眼的外國女人結婚生子，內心徒存愧疚與不安。這一出令人唏噓的愛情悲劇，不同于傳統的癡情女子負心郎模式，其中固然有堅忍與脆弱、守諾與背棄等人性的根由，但更是時代決定了兩人的命運。兩人的愛情還蘊含著極為深刻的民族歷史和社會意義。誠然，斯郎措是真心愛著曲扎的，但使她在漫漫40年的煎熬中等待的還有這樣的認知：“在這片馬兒三天三夜都跑不出邊界的草原上，頭人家的話就是圍欄，再剛烈的野馬也逃不出；就是石板上刻的字，任水沖火燒都無法更改。既然少爺說了，自己這輩子就是‘少爺的女人’了。”因此，斯郎措的愛情悲劇，其中還有藏族社會傳統的森嚴等級作祟。作品通過曲扎和斯郎措的愛情故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藏族地區徹底推翻封建農奴制的民主改革、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合理性。

有個人命運，也有家國情懷

小說中的王本昌和達瓦志瑪的愛情和婚姻，則包含著民族交融和共建家園的意義。就中國的民族關系而言，漢族和藏族的關系是極為重要的民族關系。小說里王本昌和達瓦志瑪組成家庭生下二子二女，他們一家又和斯郎措結成親密的關系，這樣的人物設置具有很強的象征性和隱喻性：上海和藏東；漢、藏一家；“文革”期間，王本昌在桑戈草原得到的庇護，他對青藏高原生態保護的研究；達瓦志瑪愛上落難的王本昌，“文革”結束后跟隨王本昌回上海，從最初的不適應到5年后成為所在社區的居委會主任……這些重要的細節描寫，從故事表象看是人物個體的、偶然的人生起伏，但從故事的意義考察，則是民族情感共同體的萌生和結成的隱喻，具有一種歷史必然性。

《家園》中的人物的身世故事伴隨著現當代中華民族的跌宕命運而展開，這些人物的悲喜沉浮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形成一種內在的同構關系。正如王本昌和達瓦志瑪的小兒子琪加達瓦所說：“我的出生地藏東是多個民族的交匯地，多元文化融合別具特色。是中華民族大家園的縮影”。誠然，小說的生動性來自關于個體、個性和細節的書寫，但這些個體、個性和細節并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主題的展開和演繹的有機構成。小說的幾個主要人物，他們的個人命運和行動都有相當的典型性和象征意義。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園的前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鞏固。民族共同體是由多個方面的共同體建構的。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現代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但政治共同體還不能包含民族共同體的全部意義。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實現和完成，還需要命運共同體、情感共同體參與其中。而相對于政治共同體，后兩者的建構更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和復雜的過程。《家園》里的幾個主要人物及其家族的遭遇，以及他們的內心活動、情感精神，可以說是十分形象和生動地折射了這一歷史進程。

有小我，更有大愛

達真的《家園》還“別有所圖”。小說花了許多筆墨敘寫“二戰”時期王本昌一家和猶太人尤素福一家互敬互助的友誼。曲扎的父親桑布頭人1959年出逃后帶領族人輾轉于歐美各國，感嘆“世界是個大家庭多好，各種膚色的人沒有護照不同之分，沒有種族不同之分，在同一星球上你來我往。不像現在，我雖然衣食無憂，但仍然是一個缺少家園感的流浪漢。”曲扎更是深刻地體會家園的喪失感，在域外回望故鄉，“他深信馬道上最具溫情的還是馬幫們的笑聲、哭聲、歌聲、鼾聲、談話聲、哈欠聲、噴嚏聲、響屁聲，以及被暗紅色苔蘚覆蓋的石頭上的那些經文。他不止一次地夢里摳開石頭表面的苔蘚，窺看那些有溫度的經石。”漂泊輾轉他鄉，曲扎和桑布目睹了藏文化在異國他鄉的奇特魅力，但最令人遺憾的也是，這些數千歲的畫布、經文和各種佛雕，百年前被白皮膚、高鼻子、藍眼睛的人拿走了，“被他們聰明地消費了”。他們在家園的喪失感中念想家園。小說的這些描寫表現了一種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憧憬和想望。

沉郁與抒情是《家園》的敘事格調，人物的遭遇和命運在沉重中涂抹絲絲暖色。曲扎在國外的流亡生涯中遇到了金發碧眼的知音，但內心始終都有斯郎措，會習慣性地憶起與斯郎措的戀情，這束愛情之光照著他心里那片幽暗的青草地，單相思一直跟隨他從印度輾轉到英國、瑞士而從未熄滅。“受害”更甚的斯郎措雖陷入愛情的苦苦等待之中，但作為桑戈草原上的赤腳醫生，她并不孤獨，而是從治病救人，也從與王本昌、達瓦志瑪一家的情誼中，從對養子琪加達瓦的愛與付出中，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得到了人生的愉悅和安慰。“江河哪里去？江河大海去；青草哪里去？青草天邊去；愛情哪里去？愛情心里去……”這首桑戈草原流傳的戀歌如同交響樂中的主題曲在小說中反復出現，小說人物的愛情令人淚目而又極其凄美。

在寫作手法上，《家園》在敘事上逆時序和順時序交替運用、穿插自然，得心應手、嫻熟老到，顯示了一種游刃有余、雍容大氣的風格，在形式上也標示著作者小說創作的新高度。

（作者系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