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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評植根于古老的中華學術文化土壤中，是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形態，包括對于具體作品的評論與文學理論的闡述等等，富有民族文化特點，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與知識體系，與現代文藝學可以互相發明。從古代學術分類的角度來說，詩文評隸屬于四部中的集部范疇，大體對應于今天所說的文學理論批評領域。它是隨著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而出現的一門學問，也是我們當今最應關注與研究的文藝評論傳統。以往我們對它的重視遠遠不夠，此種狀況堪憂。對這門學問的研究必須先理清其發展的基本脈絡，然后再進行思維理路、批評方法、模式體例與審美特質等層面的探究，進而考慮構建中國現代文藝評論的話語體系與知識體系等問題，將其納入中國現有的文藝學學科建設，改變現有的文藝學學科形態，成為富有生命力的學科體系。

一

詩文評與中華學術

詩文評是從中國固有的學術形態中衍生出來的，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這也是它的生命基因。中國傳統文化以經史子集來劃分學術，始自于漢代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經唐代魏征等人編寫的《隋書?經籍志》，再到清代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經歷了漫長的年代，彰顯出中國傳統學術的內在理路，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

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發源于先秦，與西方從古希臘開始精細劃分的學術理念迥異，它追求一種“和而不同”、總體有序的思想文化。自春秋以來，儒家與道家面對商周以來禮崩樂壞的現象，思考與討論對于禮樂文明的評價問題，其中就包括文藝評論。孔孟強調對于周代文化的維護與改良。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莊子?天下篇》慨嘆：“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莊子認為，道的真理性是至一的，后世由于天下大亂，各執一端，眾說紛紜。在百家爭鳴中，也包含著文藝評論，例如孔子認為《詩》三百篇是“思無邪”，莊子則批判《詩》《書》淆亂人心。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指出：“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及至漢成帝時，讓謁者陳農訪求天下書籍，令劉向、劉歆校訂書籍，劉歆將這些書分類成《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另有總領全書的《輯略》。班固在劉向父子《七略》的基礎之上編成《漢書?藝文志》。從班固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三點：1.最早的學術分類是鑒于道術分裂而產生的，漢武帝整理圖書正是從這種興廢繼絕意識開始的。2.這種圖書整理，也是一種學術批評的過程。3.以文學為內涵的《詩賦略》，是包含在這種學術體系之中的。《詩賦略》中寓含著文藝評論的內容，例如班固談到詩歌的產生與功用時說：“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由此可知，詩文評的雛形發端于此，是中華學術整體性的彰顯。詩文評作為中華自有的文學批評的理論知識體系，追求學術的整體性與分類性的有機融合，不像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注重分門別類的文藝觀，這是顯而易見的。

唐代初年魏征等人修撰的《隋書?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后，中國現存最有價值的史志目錄，確立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在《隋書?經籍志》中，《文心雕龍》《詩品》等詩文評類著作則隸屬于總集類。中唐史學家吳兢撰《吳氏西齋書目》，始將詩文評著作從總集類析出，列入文史類，其后經過許多目錄學家與文學家的互相討論與融合，明代學者焦竑在《國史經籍志》集部中正式設立詩文評類，專錄詩文評論類著作，且摒除了史評類著作，在名稱與內容兩方面奠定了古籍目錄中詩文評類的雛形，在詩文評的發展史上可謂厥功甚偉。清代中葉，紀昀等修撰《四庫全書總目》，在集部設立詩文評類，從而使詩文評作為一門書籍類目最終確定下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指出：

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除糟粕，采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并于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于文章歟？

由上述可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詩文評在古籍目錄分類中的出現要遠遠晚于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曹丕《典論》可以視為詩文評之始，而詩文評以專著的形式出現則始于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鐘嶸的《詩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詩文評分為《文心雕龍》《詩品》《詩式》《本事詩》《詩話》五大類，并對宋、明兩代的詩文評進行了評價，認為宋明兩代之詩文評雖然有所不足，但“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

從起初散布于集部這個大類之內，到列入文史類，再到歸入文說類、詩話類，最后到詩文評類的單列定型，可以看出，學者們對詩文評內涵范疇的體認愈來愈清晰。我國早期文史不分的傳統學術理念導致詩文評作品與史評類作品共處一類，詩文評的范疇亦與史評的范疇相含混交融，詩文評成為《四庫全書》中的一個子目，即體現出學者們對文學特質的觀照，尤其是對文學批評的體認。根據古代的典籍目錄與《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國學術史上，正式的詩文評著作是以齊梁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鐘嶸的《詩品》為最早，此兩部專著體大思精、系統完善，主要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之上，從文法與筆法的角度品評詩文作品，總結文學創作經驗，表述作者的文學思想。因而詩文評類的著作應當是對文學作品進行評論鑒賞，是具有文學批評性質的作品。20世紀40年代以來，經過朱自清等學者的考論，基本上認為詩文評相當于西方所說的文學批評。近年來，人們又認為它與西方的文藝學可以互相比照，具有文藝學的特質，但又不等同于文藝學，是中國固有的文藝批評知識體系。

二

“道”“心”“理”“意”

詩文評通過其特有的形態傳達出中國思想的基本理論與范疇，以“道”為綱領，延伸到具體的批評實踐，并衍生出“心”“理”“意”等內容范疇。“道”的內涵兼容儒道釋各家的思想，具有圓通渾融性，能夠吸納各種思想精神并以其他形式的概念范疇顯現出來。這也說明，詩文評有著深厚的價值體系支持，這也是它的文心即靈魂之所在，其知識體系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形成的。例如，《文心雕龍》開始以《原道》等五篇為“文之樞紐”，其后的20篇文體論知識，以及創作論、修辭論、鑒賞論、文學史論等知識體系，都是在頭五篇文道論基礎之上生發的。因此，詩道、文道之說在古代詩文評中極為常見。

先秦時期，孔孟對詩文的品評是以儒家之道為終極旨歸的。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論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老莊對詩文的評論是以道家之道為最高標準的，韓非的詩文評是以法家之道為矩矱的，而《呂氏春秋》中的詩文評則是將融合先秦諸子思想之道作為其最高旨歸。漢代揚雄在《法言?吾子》中將原道、征圣、宗經作為文學作品的最高法則規范，原道中的“道”即是儒家經學之道。而劉安《淮南子》的《原道》篇則將詩文評的思維理路定格為儒家與道家相融合所形成的“道”，這對魏晉時期的詩文評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自覺，詩文評漸趨定型，這亦是在將“道”作為內在思維理路的前提下進行的。初唐詩人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陳子昂所說的文章之道即是指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的優良傳統。這種文章之道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興寄，主張融合儒道兩家的價值觀，通過藝術手法展現深厚的人生意蘊，寄托深遠的諷喻精神；另一方面是風骨，主張詩歌要表現出壯美剛健的思想情感，鏗鏘有力的音律美感。中唐詩僧皎然在《詩議》中提出詩歌創作要符合中道，中道即儒家與佛教中和之道。

中唐以降并綿延于宋代的古文運動，在詩文評中提出了道統的概念，主張文以明道、文以載道。這個“道”，在唐代即是儒家之道、新儒學之道，在宋代文人那里亦是儒家之道，而對于道學家來說則是道學之道、理學之道。韓愈作《原道》一文，建構了儒家的道統思想，其在《諫臣論》中強調“修其辭以明其道”的文以明道觀。宋代理學家大抵重道輕文。周敦頤首先提出“文以載道”的概念，但他重道輕文。程顥、程頤在評論詩文時則強調“作文害道”。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其重道輕文思想由此可見一斑。明清詩文評亦以“道”作為最高范疇，例如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葉燮的《原詩》，號稱當時詩話之冠冕，其論詩以“道”為出發點，對于當時詩歌與風雅之道作出了他們自己的判斷與論述，其影響之大，澤被今人。

在詩文評理論中，“心”是“道”的載體與發揮者。《禮記?樂記》提出：“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認為音樂的產生是人心感于物，心靈對于外界音樂的感受是有著主體選擇性的。漢代《毛詩序》融合了先秦以來的“情志說”，提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毛詩序》將“心”作為統率“志”的概念，由“心”到“志”，是由于情感的激發，“心”成為統率“志”與“情”的本體，從而確立了中國古代文藝發生學的基本層次。古人在從事文學創作中，體會到構思的用心良苦，從《文賦》到《文心雕龍》，探討文心問題成為古典文論的重心。陸機在《文賦?序》中提出，他之所以作《文賦》，“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陸機意識到文學創作的樞機在于“文心”的開塞閉合，其用心良苦。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曰：“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章氏的評論，看到了《文賦》對于《文心雕龍》的浸潤。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指出：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劉勰列舉了春秋戰國時期一些關于心靈的著論，說明自己寫作《文心雕龍》是為了彰顯“心哉美矣，故用之焉”。他借鑒陸機的《文賦》以構建“文心說”。在《序志》的末尾他慨嘆：“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劉勰自稱寫作《文心雕龍》乃是寄托心靈精神。《文心雕龍?知音》指出：“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劉勰強調，文學既然是作者心靈的反映，那么千載之后，人們仍然能夠透過作品捕捉與感受作者的心靈，成為作者的知音。而鑒賞需要讀者的心靈照耀與感應，視物乃是由目力的好壞決定的。“道”“理”這些精神意蘊離不開心靈的感受與表達。因此，心靈是詩文評的主體因素，一切鑒賞與批評離不開心靈的照明與傳達。宗白華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中指出：“就中國藝術方面——這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貢獻的一方面——研尋其意境的特構，以窺探中國心靈的幽情壯彩，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也指出了中國心靈的概念。這也是今天我們總結詩文評的歷史與價值、構建現代評論話語的啟悟。

“理”是“道”在詩文創作中的具體顯現，是一種自然之理與創作之理的融合，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創作規律。但詩文評所說的“理”與西方文論所說的邏輯理性和認識理性有所不同，前者是人文與自然之理的結合，而后者則是純粹理性在文藝中的顯現。中國古代詩文評對文理之討論極多。《文心雕龍》的《總術》《定勢》諸篇對于這種創作的理勢論述精辟，對于文章學貢獻頗多，影響到后來的文術之說。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云：“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此處文理即是指文章條理、文辭義理，亦即行文之道。它需要作者對于文勢的把控。黃庭堅《與王觀復書》指出文章：“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此處所說之“理”，即是文之內容、文道，這種看法是北宋古文運動文道觀之反映。葉燮《原詩》提出了詩文創作的客觀條件是“理、事、情”。“理”即是客觀事物的本質、本原，即是“道”。他于詩之道最重視“理”，他說：“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征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系諸情，系之于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將“理”作為詩道之最重要的因素，同時將“理”“事”“情”三者合一，糾正了當時詩壇專主“性靈”之偏頗。

“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在詩文評中的別稱。“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等哲學命題即揭示出“意”作為基于具體物象基礎之上的形而上之抽象概念，即屬于“道”的范疇。“意”在詩文評中的地位也相當重要。南朝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指出：“常謂情志所托，(文章)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范曄所說的“意”即指文章的內容主旨、思想義理，屬于形而上的“道”之范疇。皎然《詩式》將“意”作為一維審美范疇，將其解釋為“立言曰意”。杜牧在《答莊充書》中開頭即提出“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之文章宗旨觀，認為文章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此是其對曹丕《典論?論文》“文氣說”的修正，對范曄“文以意為主”思想的繼承。“意”即文章內容，屬于“道”的范疇，指的是社會意識形態所激發的思想感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云：“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劉熙載指出：“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閑暇。后人意在筆后，故至手腳忙亂。”上述文學大家皆主張詩文以“意”為主，即是強調詩文思想內容的重要性，從形而上的高度去思考行文之道，而不拘泥于字句文辭。

值得注意的是，“意”與“理”在詩文評中經常被并列闡述，互文見義。如皎然《詩式》指出詩有七德，第一即是“識理”。南宋陳亮《書作論法后》云：“大凡論不必作好言語，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此即指文章的思想內容與義理主旨皆達到較高的水準。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指出：“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理”與“意”被姜夔列為詩的四種高妙之中的前兩種。理高妙即礙而實通，意高妙即出自意外，其實指的都是一種含蓄蘊藉、妙合無垠的審美境界，這即是一種至道之境。

由此可見，“道”作為詩文評的思維理路，在形而上的層面指導詩文評的運行發展，而“道”有時亦被冠以“心”“理”“意”等名稱，應用于詩文評之中。而文人們在“道”的引導之下又從自己在詩文評的具體實踐之中歸納總結出一些普遍的規律法度，將詩文之法作為詩文評的重要內容，遂產生詩格、文格、詩法、文法類著作。究其本質，探討法度的終極目標即是探賾詩文之“道”。因此，作為思維理路之“道”一方面是抽象的思維理念，另一方面又是具體的法度矩矱。它從外至內地引導詩文評之創作，詩文評在“道”的引導下發展又產生出新的符合“道”之精神的理論，這種新的“道”之理論由詩文評之內發展出來，外化為新的理論，再次由外向內地引導詩文評之發展。

三

詩文評之話語特性

詩文評在長期的評論實踐過程中，經過評論家們的不斷探討，形成了自己的話語方式，透過這些話語方式，最能看出中國古代文藝評論的特點及其路數。古代詩文評以其自身獨特的思維理路，催生出相應的批評方法，從而形成異于西方文論路徑的特定的模式體例，也給我們構建自己的評論話語體系提供了與古為新的借鑒。

(一)直覺為體、象喻為用

直覺為體、象喻為用是詩文評的重要思維理路。與西方人相比，農耕文明、大陸文化決定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善于將形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直覺融為一體，借助靈感、想象、比興、神思等直覺思維方式來把握事物的本質。以直覺為本的思維特質須要借助象喻這類非邏輯、非思辨的方式手法來表述思想理念。近人錢鍾書《管錐編?周易正義?乾》云：“窮理析義，須資象喻。”即點明了象喻窮理析義之作用。

如鐘嶸《詩品》評論陸機與潘岳詩歌云：“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評論謝靈運詩歌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評丘遲詩歌云：“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可見，鐘嶸好以象喻手法來闡釋不同詩人的藝術成就，給人以直觀的感受。這種思維理路尤其對后世詩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皎然《詩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論詩亦是沿用此思維理路。《二十四詩品》論述“高古”一品云：“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文中運用了諸多意象來描述高古的美學意蘊，使得原本抽象的美學范疇得以直觀具象化。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序》評論錢謙益《列朝詩選》獨推明人程孟陽之詩云：“而孟陽之詩，纖詞浮語，只堪爭勝于陳仲醇諸家，此猶舍丹砂而珍溲勃，貴箏琶而賤清琴，不必大匠國工，始知其誣妄也。”沈德潛用形象化的語言指出了程孟陽詩作之陋，以及錢謙益選詩之弊。

佛經為了易于傳播，在講述時亦采用大量的故事與象喻手法進行比擬附會，以將抽象的哲理簡單化、大眾化、普及化、直觀化。禪宗則更是主張頓悟，并借助形象化的比喻來促使信徒獲得直接的覺悟。中國古代詩文評以直覺為體、象喻為用之思維理路的產生亦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禪宗的思維模式影響，因此以禪喻詩、追求妙悟成為直覺為體、象喻為用的思維理路的另一訴求與表現形式。宋人吳可《藏海詩話》云：“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少從榮天和學，嘗不解其詩云：‘多謝喧喧雀，時來破寂寥。’一日于竹亭中坐，忽有群雀飛鳴而下，頓悟前語。自爾看詩，無不通者。”吳可以參禪比喻作詩，用形象性的話語來闡述禪機，主張作詩須有悟門，強調詩貴頓悟，貴在個性，形成自家風格，這亦是對直覺思維的追求。

直覺為體、象喻為用的思維理路偏重評論的藝術化。詩文評作者通過將自己的經驗感受轉化為形象性的話語，促使讀者順著自己的思路去揣摩品味對象，探賾詩文作品的象外之象、韻外之致，獲得總體機杼的把握、整體印象的體悟，呈現出言簡意賅、言近旨遠、含蓄蘊藉的美學特色。

(二)諧趣性與對話體

諧趣性亦為詩文評的重要特性，即在詼諧幽默的語談對話情境下評論詩文，早在南朝時期的《世說新語》中即有大量這種描寫，在唐代的許多語林類作品中也不乏這類記載。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中記載的詩人與好友梅堯臣論詩，體現出宋人的幽默諧趣。例如：

圣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于言外乎？”

詩境之言意關系本是一個極難談論的話題，三國時魏國玄學家王弼論言意之辨通過注釋《老子》《周易》而加以發揮，難免讓人感到玄遠畏難，而歐陽修與梅堯臣的對話既富有談趣，又將一個詩學中的難題輕松易解地托出，豈不舉重若輕？誠然，西方文論中也有《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與《歌德談話錄》，但中國古代詩文評與之相比，彰顯出中國文藝評論的智慧與諧趣，也是值得今人傳承與啟悟的。

還有一些詩文評，以講故事的方式出現，即紀昀所說的“體兼說部”。例如唐代孟棨專門記載當時詩壇奇聞軼事的詩話《本事詩》，其第一《情感》記載：

顧況在洛，乘間與三詩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里，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于上游，亦題葉上，放于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尋春，又于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這則故事說的是唐代詩人顧況與宮女流水題葉、作詩相憐的傳說，雖然近乎荒誕，但也說明唐代宮人的凄慘遭遇，以及詩人的風流放誕，即紀昀所說的博參廣考。

(三)思理為妙

詩文評重視直覺象喻與諧趣對話的同時，也善于對涉及到的問題進行思辨。詩文評的思維理路以直覺頓悟為主，而直覺頓悟中也包含有思辨的成分。詩文評的產生與發展皆與思辨密切相關，如先秦諸子著書立說、百家爭鳴，游說各國、據理力爭，思辨性極強，正是在這種極富思辨性的子學環境中，詩文評的萌芽方得以出現。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原則極富思辨色彩，亦成為后世詩文評的主要綱領。漢代，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定于一尊，但是實際情形并非如此，法家、道家思想仍然很流行。西漢今文經學好借題發揮，喜談陰陽災異，注重義理的闡發，而自西漢后期開始，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互相爭斗，激烈論辯，而經學又與讖緯交融，因此漢代的經學亦是思辨性的。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詩文評不斷地演進，于是《毛詩大序》提出“主文而譎諫”的原則，揚雄以“淫”與“則”來辨析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王逸《楚辭章句序》反駁揚雄、班固等人對屈原的批評斥責，為屈原辯護正名。此皆反映出當時詩文評的思辨特色。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玄學、佛學、道教等多元文化思潮相交融，玄學的言意之辨、有無之辨、名教與自然之辨以及佛學的般若之智、禪那之悟、因果輪回等觀念促使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思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詩文評即在此時期得以定型，并迅速興盛起來。此時期阮瑀的《文質論》、應玚的《文質論》以及劉勰的《文心雕龍》皆對文與質的關系進行了辨析。文筆之辨是當時詩文評的一個重要思辨課題。劉宋時期的顏延之、齊梁之際劉勰的《文心雕龍》、梁元帝蕭繹的《金樓子?立言下》皆參與了討論與辨析，最后以《金樓子?立言下》對文筆的界定最為高妙：“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這是從文的實質方面來立論的，因而抓住了文筆的本質。而對于文學體裁的辨析又是本時期另一大課題。曹丕的《典論?論文》、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陸機的《文賦》、任昉的《文章緣起》、劉勰的《文心雕龍》等著作辨析了各類文體，并對各類文體的美學特質進行了總結。鐘嶸的《詩品》以三品論詩，追溯源流，有極強的思辨性。隋唐五代亦是儒釋道三教合流，詩文評亦呈現出極強的思辨性，如王昌齡的《詩格》對“境”與“格”的分類論述，新穎獨特，涉及創作心理學問題。日僧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地卷》例示了詩歌創作在不同情境下的八種表現手法，以八階論詩，達到了創新性與思辨性的統一。

宋代是道學高度發展的時代，流派甚多，如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三蘇父子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朱熹的閩學、陸九淵的心學以及陳亮、葉適等人的浙東事功學派等，可謂學派林立，思想多元，而各個流派之間的相互論辯，又使本來即以思辨為特質的道學流派更加富有思辨韻致。如理學內部亦出現了朱熹與陸九淵在“鵝湖之會”上關于心性的激烈論辯。與此相應的是，詩文評的思辨氣息較以往更加濃厚。如呂本中的《夏均父集序》提出“學詩當識活法”的詩學主張，并解釋活法是“規矩具備，而能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于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語活法矣”。他提倡“無意于文者之法”，而反對“有意于文者之法”。其活法說體現出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是對黃庭堅詩法的繼承與拓展。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多以辯證思維評詩論文，辯證地論述了“文繁簡有當”“作文遲速”“以學為詩”與“以詩為學”等命題，以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文章的風格，并指出：“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由此可見其辯證思維之一斑。此外，宋人的以禪喻詩、提倡妙悟，對詞體的辨析皆是思辨方法之運用。

明清兩代雖然實行高壓的文化政策，但是詩文評的思辨性質并未減弱，尤其是在專制統治松動之時。明代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皆辯證地論文評詩，從對古代詩文的辨析之中尋找法度矩矱。如后七子之首王世貞論詩文即主張重法而不泥法，能將對立的思想概念協調到一起，溝通后七子派與唐宋派，其《藝苑卮言》指出：“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文無定規，巧運規外。”他強調一種“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的解詩之法。此外，吳訥的《文章辨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許學夷的《詩源辨體》論文評詩皆注重一個“辨”字，對古今文章體式特色皆有論述辨析。明代詩文評的思辨特質的形成與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士人思想精神的覺醒，以及王陽明心學的盛行有關。清代文人在對前人的詩文作品進行總結時，形成了自己的文藝思想，亦不乏辯證思維。以清中期四大詩學而論，王士禛的“神韻說”、翁方綱的“肌理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皆是四人經過深思熟慮、運用辯證方法進行論述的，這四大詩學主張本身即具有思辨的性質。而桐城派主張的義法說，亦是將言有物與言有序辯證地統一于一體。

值得注意的是，思辨性與實用性是相統一的，實用性以思辨性為前提，思辨性為實用性服務。詩文評的實用性中包含著思辨性，如果沒有思辨性，實用性將很難完美地展現出來。如以指導文人創作為目的的詩法類作品，在論述詩法時即運用了思辨的方法，對各種技法之優劣高下、境界高低進行分析辨別，如皎然的《詩式》即屬于此類。實用性作為詩文評的重要審美特征，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所決定的，是由形而下的思維理念所促成的。詩文評大多是以實用來尋演繹詩文作品之美，以實用來立足立論。

四

詩文評之方法運用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話語方式是多樣化的，文學體裁與題材亦是多元化的，因而詩文評的批評方法亦是多元化的。有些批評方法雖然在《四庫全書》列入的“詩文評”類作品中沒有被納入，但是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也可以加入進來。大體上有論文法、品第法、評點法、評選法等幾大類。

(一)論文法

所謂論文法即是以論文的形式來評論詩文作品，或涉及作家論(因為作品是由作家所寫，因而評論文章得失往往要涉及作家個性與道德品行)，或探討文體流別，或研究文學創作技法，或概述詩文發展之歷史。曹丕的《典論?論文》可視為最早的采用作家論來論文法的詩文評作品，此篇文章專論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之關系，倡導“文以氣為主”，衍生出文章價值論。嗣后西晉陸機的《文賦》專論文學創作與文體風格，劉宋劉勰的《文心雕龍》則以論文的手法從各個方面總結了文學發展過程中所值得注意的各類問題。唐宋以下，運用論文法的詩文評魚貫而出，數不勝數。還有的是從史傳的角度來論作家與文章的，諸如蕭子顯的《南齊書?文學傳論》、姚思廉的《梁書?文學傳序》、魏征的《隋書?文學傳序》等。另有用書信形式來評論文章得失的，如顧況的《文論》、白居易的《與元九書》、蘇軾的《答謝民師書》、何景明的《與李空同論詩書》等。

(二)品第法

所謂品第法，即是將同一體裁的文學作品按照一定的標準，分為若干等級，品評高下、比較優劣、追溯流別，如班固的《漢書?古今人表》九品論人之法，漢末魏晉以來的九品官人之法以及人物品藻之風等。最早將品第法運用于詩文評領域的則是南朝齊梁時期的鐘嶸，其《詩品》對自漢及梁的五言詩人以上中下三品品第高下，推尋流別，對詩文評體系的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嗣后，品第法廣泛運用于詩文評之中。唐代尚衡的《文道元龜》將詩文按高低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君子之文”，第二等是“志士之文”，第三等是“詞士之文”，并闡述了分類之標準。張為的《詩人主客圖》根據詩歌作品的風格與成就，對中晚唐詩人進行了分類排序。宋代韓駒將詩道按佛法高低分為大乘、小乘、邪魔、外道四個等級。張戒的《歲寒堂詩話》指出：“國朝諸人詩為一等，唐人詩為一等，六朝詩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風》《騷》為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后進，可也”，其分等研究詩歌的思想是很明顯的。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匯》按照初、盛、中、晚的分期，對數百位唐代詩人的詩歌“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呂天成《曲品》將嘉靖之前的傳奇和散曲作家及作品分為神、妙、能、具四品，以后的作家作品則分為上、中、下三品，各品又分上、中、下三等。品第法是詩文評運作的重要而具體的方法，這種方法由于是硬性地劃分品級，評騭高下，因而主觀性較強，難免有疏漏之處。

(三)評點法

評點，即是對詩文作品進行畫龍點睛式地評論、指點。評的形式有總評、眉評(眉批)、夾評、段評、旁評(旁批)，等等；點則是對文本進行圈點、勾畫，以線條、符號等做標記。評點的產生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關，唐代科舉考試注重詩賦，遂出現大量詩格、賦格類作品。宋代熙寧以后科舉偏重經義、策論，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時文選本與講述時文寫作技法的書籍，呂祖謙的《古文關鍵》即應運而生。《古文關鍵》是最早運用評點法的詩文評作品。此書在所選的韓柳歐蘇等唐宋古文大家的文章空隙處進行旁批夾評，且在重要文字處勾畫，為學習時文者指點迷津。嗣后，評點法得到廣泛運用。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開小說評點之先河。明清時期，對散文詩詞、戲曲小說的評點極為普遍。明人歸有光的《史記評點》即是用五種顏色圈點《史記》，以示義法。余象斗的《水滸志傳評林》《批評三國志傳》等書是小說評點之始。陳繼儒評點《琵琶記》影響較大。萬歷年間出現的《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每回既有總評，也有眉批和行批。清代小說評點主要有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金圣嘆評點《水滸傳》《西廂記》、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脂硯齋評點《石頭記》，等等。此外，一些詩話、詞話以及古詩文選本對文藝作品的批評亦屬評點之列，如潘德輿對《古詩源》《陶淵明詩》《唐賢三昧集》《王摩詰詩》《五代新樂府》等古詩集的批點。評點法較為自由靈活，著眼于詩文作品的思想宗旨與藝術技巧。與其他方法主要運用于詩歌散文之中不同，此法主要運用于小說戲曲之中，提高了小說戲曲的地位、影響力與可讀性，拓展了詩文評的范圍，體現了學術發展的態勢，但是由于太過于隨意自適，而缺乏規范性、全面性與系統性。

(四)評選法

評選法最為古老久遠，此法按照一定的標準將詩文作品匯集起來，編選成集，且附有序跋及相應的評語。孔子編選《詩三百》，但并無評語。評選法作為詩文評的批評方法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此書是摯虞在其編選的《文章流別集》的基礎上對各類文體追溯源流、品評得失的著作。嗣后，蕭統為其所編的《文選》撰寫了序文一篇，闡述了自己的文藝思想。徐陵亦為其編著的《玉臺新詠》作了序文。唐代殷璠的《河岳英靈集》是專收盛唐詩的選本，在此書《序》中，殷璠概述了自梁至唐的詩歌發展歷程，將此階段分為四個時期，并提出詩歌于“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矣”的著名論斷。宋代姚鉉編《唐文粹》，選錄《文苑英華》中的唐人作品，其序言闡明了自己的選錄標準：“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明代茅坤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在總序中闡述了自己意在溯源流、提倡文道合一的文論觀點，并于所選各位作家之前列有小引。清代王夫之編纂《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對所選詩歌進行了品評。清人沈德潛編纂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不僅有序言，而且對詩歌也時有評斷。姚鼐編選的《古文辭類纂》選錄古文名篇，依文體劃分為13類，并于書首設置序目，概述各類文體之特點、源流、義例。此外，宋代楊億的《西昆酬唱集》、明代劉成德的《漢魏詩集》、臧懋循的《元曲選》、清代李兆洛的《駢體文鈔》、朱彝尊的《詞綜》、周濟的《宋四家詞選》大抵皆在序跋、小引或凡例中進行評斷，闡述編選體例與文藝思想。評選法是詩文評的一種重要的批評方式，但是這種方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是選本，所以作家的個人好惡、文學修養、鑒賞能力即成為選錄的標準，選錄詩文就很難做到完全客觀公正，難免出現以偏概全、以次代好的現象。因此，歷代的詩文選本很少有不被當世及后世學者譏彈者。

除了上述幾種方法之外，詩文評的方法尚有很多，例如比較法、摘句法、考證法、索引法，等等，但主要以論文法、品第法、評點法、評選法四類為主。當然，詩文評的諸種方法并不是孤立單一地存在的，往往是互相輔助、互相滲透的，由批評者綜合運用。要言之，詩文評的諸種方法體現出中國詩文批評思維偏向于綜合歸納、直覺直觀而短于邏輯推理，這與傳統學術文化思想注重意會、不重闡釋、注重不可道之“道”、以之為恒道是相通的，因而就注定了中國傳統詩文評不以形式邏輯分析見長，而以直覺妙悟為尚，形成了中國傳統的詩文評話語系統。

五

詩文評與當代理論構建

詩文評作為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的特定形態，具有獨特的美學內涵、精神價值與學術意義，與西方的文學批評概念是有明顯區別的。詩文評的價值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詩文評既來源于文學，又指導文學，因而其屬于文學范疇，但又具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詩文評以文學作品為資源基礎，探究詩文作品的思想內容、文體特征、創作方法、淵源流變等，品評詩文作品中的名篇佳句，鑒賞詩文作品的藝術風格，考證作家的生平事跡與作品的創作背景，考釋詩文作品中的名物典故及字詞用語，比較各個時代或同一時期詩文作品的優劣高下，總結詩文的創作規律，同時又指導文人的詩文創作，體現出極強的經驗性、針對性、應用性與詩性價值。

其次，指導文人的詩文創作是詩文評實用性的一個重要內容，即為初學者指點迷津，為已學者指陳得失。如陸機在《文賦?序》中即闡明了自己撰寫《文賦》的目的：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于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可見，《文賦》是作者有感于當時文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現象而撰寫出來指導文人寫作的，實用的目的很強。唐宋時期為指導文人應對科舉考試而出現的詩格、詩式類著作，即是以指導學子進行詩文創作為目的的。而詩話、文話、詞話、曲話類著作，大抵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的批評來揭示創作規律與技法，總結創作經驗與得失，借以指導文人的創作活動。如元人文楊載的《詩法家數》、范德機的《木天禁語》即是為詩歌創作者指點法度的作品。尤其是談詩論文的書信、贈序類作品，極具指導的針對性，如歐陽修的《與張秀才第二書》、曾鞏的《贈安黎二生序》、楊時的《送吳子正序》、李攀龍的《送宗子相序》、艾南英的《答陳人中論文書》、錢謙益的《答唐訓導論文書》、吳偉業的《與宋尚木論詩書》等書、序，雖是與對方論文，但真正的意義卻是指導對方的詩文創作。

再次，引導讀者進行鑒賞批評是詩文評實用性的另一個重要體現。批評者們創作詩文評的一個重要動機即是盡力幫助詩文閱讀欣賞者掌握鑒賞批評的技巧、方法，更好地理解詩文作品，建立正確的藝術審美價值取向。絕大多數的詩文評是以鑒賞評點詩文作品為主要內容的，在鑒賞評點的同時也是在引導讀者按照自己的審美價值取向與思維理路進行鑒賞批評。大量的詩話詞話作品皆屬此類。如楊慎的《升庵詩話》品評詩人、鑒賞詩歌、考訂詩詞韻律及用字得失，對詩歌欣賞者極具指導意義。其論詩推崇六朝唐代，但反對盲目尊唐，主張清新天然，強調詩歌的“言外之意”與“含蓄蘊藉”的審美價值取向，對讀者的詩歌美學思想的建構有著巨大的影響。明清以來對戲曲小說的評點更是對讀者欣賞藝術作品的引導。金圣嘆的《讀第五才子書法》對讀書者提出了“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等要求，并舉例以論證之。他撰寫的《天下才子必讀書》從文章立意、寫作技法、人物形象塑造等多方面進行評價，指導讀者進行鑒賞。

最后，詩文評創造出了大量的審美范疇，產生了豐富的美學意蘊，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與美學理論。范疇是理論的核心，因此無論是文學批評理論還是美學理論，都注重對審美范疇的探賾挖掘。詩文評創造出諸如道、意、神、韻、興、趣、味、境、品等單維概念構成的審美范疇，以及意境、神韻、神思、氣志、滋味、興象、趣味、意境、妙悟、性靈等復合概念構成的審美范疇，這些審美范疇互動互生、相互交融，具有極大的靈活性與衍生性，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特點，具有批評理論與美學的雙重價值意義。

傳統詩文評從本體論、文體論、創作論、鑒賞論、作家論、文學史論等多個方面、多重維度建構了自身的理論與知識體系，為近代中國文學批評理論這一學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礎。西方文學批評是文藝學體系中的一個分支，西方文藝學一般分成“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個部分，這是根據西方既有的文化傳統來劃分的。因而陳鐘凡、羅根澤等學者認為，西方文藝學所說的狹義的文學批評并不完全適合中國，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是廣義的文學批評，按中國傳統的詩文評范疇，應當是涵括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諸方面的學問。后來出版的一些同類著作就用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名稱。1927年，陳鐘凡最早出版了中國人自己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標志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現代學科的草創初辟。嗣后，又陸續出版了郭紹虞、羅根澤、方孝岳、劉大杰、朱東潤等學者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相關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進入新時期，出版了許多學者編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方面的著作。這些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內容，包括西方文藝學中的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個部分。可見，“詩文評”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相類似。

關于傳統詩文評與現代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朱自清1945年的《詩文評的發展》一文對于我們今天極具啟發意義。這是朱自清為當時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所寫的書評，朱自清說：“‘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現在通稱‘文學批評’，因為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他認為詩文評相當于文學批評，但他又認為：“‘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文學批評相當，卻有它自己的發展。……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就難在將這兩樣比較得恰到好處，教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面目。”他強調二者之間雖然相似，但是彼此之間的關系很復雜，如何說清楚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合理的取舍，這是最難做到的。朱自清認為：“詩文評里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那外來意念打成一片，才能處處抓住要領；抓住要領以后，才值得詳細探索起去。”他提出中西會通的要徑有三條：一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二是“將中國還給中國”，三是“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關于第一條，朱自清提出，在傳統社會中，詩文評附著于集部之末，是經史子三部的附庸，在經學一統的年代，詩文評沒有獨立的地位，而在現代文明中，文學批評是獨立的一門學科，它彰顯的是現代思想，而不應是傳統的封建意識形態的附庸。這也是“五四”以來文學革命的重要成果。今天我們將傳統詩文評轉化為文學批評學科，當然要遵從朱自清所說的“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而第二條“將中國還給中國”，就更為重要了。朱自清在評羅根澤《隋唐文學批評史》中指出：“《隋唐文學批評史》(三冊)開宗明義是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錄，也許覺得這種瑣屑的題目不值得專章討論，更不值得占去兩章那么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細讀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音律說’(在二冊中占兩章)有過之無不及，著者特別提出，不厭求詳，正是他的獨見；而這也正是切實的將中國還給中國的態度。”詩文評中的許多內容，比如與西方語言的拉丁文字母體系不同，由于漢語的單音獨體性，對偶與音律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特征，討論這些漢語之美是詩文評的特點，如果將這些剔除出去，就無法體現出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也破壞了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理論知識體系。例如，《文心雕龍》中關于聲律、對偶的討論是其重要的內容。因此，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特點應當得到承認與尊重。第三條“一時代還給一時代”，就是梳理清楚每一時代文學觀念與文體變遷的線索與路徑，不能囫圇吞棗式地概而論之，這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工作。知名女作家、學者蘇雪林(1897—1999)在1935年發表的《舊時的“詩文評”是否也算得文學批評》一文中強調：“這問題有人以為很難回答。那些史書藝文志的‘文史類’和《四庫全書》的‘詩文評類’所收的歷代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等書，雖然是汗牛充棟，但一問內容：則有的記敘見聞，啟抒胸臆，好像是隨筆小品；有的羅網軼聞，摭拾掌故，近似作家身邊瑣事；有的列舉形式，談論作法，有如修辭學；有的高標神悟，微示禪機，則又疑為玄談，還有那些分立門戶，出主入奴，借批評為黨同伐異的工具的，更品斯下矣。繩以西洋嚴格的文學批評法則，我們說中國沒有文學批評這回事，也不算是什么苛論吧？”蘇氏對傳統詩文評的批評有一定道理，西方的文學批評法則重視理論體系自有其優點，但是傳統詩文評的這些特點經過學者的爬梳剔理后，我們可以發現其重視思理與感興的結合、禪悟與機趣的融會等等，這些恰恰是傳統詩文評的長處，是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與亮點，不可輕易否定，妄自菲薄。

在今天，我們可以用西方的文藝學比對中國古代詩文評，使其與現代學術和學科相對接，建設我們自有的文藝批評體系，這是一項長期與繁難的工作。近年來，學界對此進行過討論。2013年，著名學者杜書瀛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從詩文評到文藝學》一書，探討了詩文評與現代文藝學的關系，筆者曾參加過這本書的座談會，會上大部分學者認為這種探討是非常有意義的。2011年，筆者與業師蔡鐘翔出版了《中國古代文藝學》(人民文學出版社)，嘗試將中國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藝學相會通。

筆者認為，詩文評的一些優良傳統，對于今天文藝評論話語的建設有諸多啟悟與傳承價值：1.從文化傳統的重建去從事文藝評論。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孟老莊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出于憂患意識而對于當時的社會現象與文藝現象進行批評建言，彰顯出中國學者的個體自由精神與社會責任感。這也是詩文評之魂。2.尊重文藝活動的自身規律，善于識鑒作者創作心思，將高超的鑒賞能力與諧趣融入品評之中，在品評中抽象出普遍性的文藝學知識與道理，而不是游離于文藝作品之外妄自論斷，自說自話，不著邊際。3.善于將形象與思辨相結合，從日常生活趣味中品評文藝作品，將評論與趣味相結合，類似《世說新語》與《六一詩話》以及明代清言的評論方式，應當成為現代評論的常態之一，代替那些索然無趣的空洞說教。將妙悟與思辨互相融合與促進，注重評論話語的妙悟性，將學養積累與感興妙悟相結合，形成良性循環，絲絲入扣。4.從知識結構來說，詩文評屬于中國固有學術四部中的集部，與經史子部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對于今天文藝學與文學批評者的知識結構的重構有著重要的啟示，從事文藝學和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與評論，應當具有廣博的學識與專深的學養，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避免夸夸其談、華而不實的風氣。

詩文評要與現代評論話語對接、引入現代文藝學進行詮釋與對話是非常必要的，將原汁原味的詩文評轉化成現代學科意義的文藝評論體系，尚需進行詮釋與譯介。魯迅1932年曾經將《文心雕龍》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提并論：

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理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

魯迅認為，《文心雕龍》這樣的詩文評代表作可以與西方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提并論，贊之為“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可見二者有著學理上的同一性。在當下，對于詩文評著作的現代詮釋與中西譯介實在是大有必要，也是中華思想文化傳播工程的重要步驟。筆者參加過這樣的大型工程，承擔了其中文藝卷的編寫，出版了《中華思想文化術語》文藝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年)。經過十余年的努力，筆者深感這項工作的必要性與艱巨性，從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學術形態出發，整理與研究詩文評的理論體系與文化特征，并與當代文藝評論話語有機融合，構建中國自主的文藝評論體系，讓詩文評走向世界，與世界文明交互輝映，這將是一項極為輝煌的事業。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