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南翔是教授也是作家，其創作尤以短篇小說見長，四年前的一則《伯爵貓》就獲得頗多好評。也正因為此，當《芙蓉》的楊曉瀾囑我為南翔即將面世的新短篇《尋找徐文龍》配點同期評論文字時，我便欣然應允下來。未承想，當我讀完這個短篇后的第一反應竟是有點后悔自己的慷慨應允，其主要原因便是《尋找徐文龍》的故事以及由此欲表現的主題于我而言著實有點“老”，很難興奮起來。

正在琢磨著如何給曉瀾回復婉轉地推掉這單活兒時，腦子里又閃過一個念頭：南翔又不傻，他雖比我稍年長一點，但均屬20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后的“新三屆”，在40余年后的今天，還要以此為題材做文章，難道就不明白那時的故事和欲表現的主題在今天都有點“陳舊”了嗎？明知如此還要如此固執而為之，一定還有他自己的考慮與思量。那這種考慮與思量到底是什么？正是這樣的“好奇”澆滅了我給曉瀾回電婉拒的念頭。

《尋找徐文龍》的故事不復雜：20世紀70年代，作品的兩個主角雷小兵和徐文龍這一雙“發小”一塊兒畢業于鐵路子弟學校初中，前者成了當地鋼鐵廠的一名爐前工，后者則入伍當了兵。在那個年代，比之上山下鄉插隊務農，這已然都是不錯的選擇了。殊不知兩三年后被中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竟還可得以恢復，這雙“發小”的命運也由此做了劃分：當年的爐前工雷小兵考上了大學并在畢業后留校任教；而當了兵且做足了高考準備的徐文龍卻名落孫山，轉業到鐵路機械廠當了一名維修工。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無論是當年的科舉還是自20世紀初封建社會被推翻后的現代考試制，金榜題名和名落孫山并舉本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了。然而，這雙“發小”卻由此漸漸失聯，直到二三十年之后才得以重逢……

故事雖多少有些令人唏噓，但畢竟又是30余年前的往事了。況且今日之高考已大不同于40多年前，南翔在今天何以還要執念于昔日的那張“舊船票”？

回想起40余年前被荒唐剎車的高考重新上道時，積十年之考生一起上考場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場景，稱其為“悲壯”絕不為過。那時的高校數量遠不如現在之多、規模遠不如現在之大，招生人數自然也遠不如現在之眾，況且那時能夠稱得上“自主”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一切皆需計劃，“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兩種命運就在那里明擺著，你別無選擇。

而今40余年過去，高校增加了不少、招生規模更是擴大了許多，比之70年代末，升學率的大幅提升不言而喻。但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大國，無論如何擴招，終究還會存有一定比例的落榜生。盡管這些落榜生繼續求學或工作的機會比之當年也不知要好了多少，但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傳統觀念、高考落榜生的焦慮乃至其他一些更極端的現象依然難以根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正是在一次校外講座這個偶然的場合，雷小軍才意外地從一位復讀生家長那兒獲得了徐文龍的線索，兩個“發小”由此終得重逢。

時光荏苒，問題依舊：龐大的考生與家長群的集體焦慮、教育乃至整個社會對此認知的片面等，和40余年前我們那茬過“獨木橋”時相比又有了多少質的變化呢？……在昔日之考生、今日之教師的南翔那里，每年六七月中高考升學季，他眼中所看到的依然是幾十年那骨子里一成不變的考生與家長的“一根筋”的狀態，依然是數以億計的考生、家長及教師的集體焦慮。這些個“依然”或許就是南翔時至今日依舊要固執地寫下這篇《尋找徐文龍》的全部緣由吧。

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30余年前南翔寫下類似《尋找徐文龍》這樣的作品（當然彼時還不存在“尋找”問題），那只是出于作家職業的一種敏感；而在30余年后的現在，《尋找徐文龍》這樣的故事依然可以在江湖上流行，更多的則是因其作者的一種執著。兩相比較，或許無所謂高下優劣一類單一的價值判斷，雖此一時彼一時，但只要存在的便會令人關注，更何況是作家這種職業所必須保有的敏感。價值取向雖各有側重，但問題的核心卻殊途同歸：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之道從來就不是也不應該只有高考這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