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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短篇小說集《在伊犁》今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小說集收錄了王蒙1980年代創作的9篇關于伊犁生活經歷的作品，記錄了許多普通人艱辛而堅韌的生活，以及各族人民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幫助帶來的那份溫情與感動。圍繞《在伊犁》《這邊風景》等作品，特別是民族題材寫作相關問題，本報記者對王蒙先生進行了專訪。

新疆人民對我恩重如山

記 者：“在伊犁”系列小說曾在1984年以《淡灰色的眼珠》為題集中推出，后來收入50卷本的《王蒙文集》之中。這次以《在伊犁》為題重新推出。我想，基于您在伊犁的生活經歷，這本書對您來說肯定有著特殊的意味。這組作品有紀實性寫作的特點。請您談談這部小說集的創作緣起和蘊含的寫法轉變。

王 蒙：我是1963年到新疆。1965年把家搬到了伊犁，擔任巴彥岱紅旗人民公社的副大隊長。對我來說，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經歷，是對自己人生經驗的突破。我在那兒和各族農民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了很親切的交往。那8年時間，我安家落戶在巴彥岱，這段時間在我的經歷中占比并不算大，但這經歷確實是非常難忘的、奇特的與珍貴的。《在伊犁》收錄篇幅長短不一的小說9篇。前八篇都是記載我在伊犁的所見所聞和所經歷的人和事。它們可以各自獨立成篇，但人物與故事卻又互相參照、互為補充，成為一個系列，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那一段生活。第9篇小說《鷹谷》，寫的則是離開伊犁以后的一段經歷，可說是《在伊犁》的一個續延、一個尾聲。

回憶起那段生活，給我強烈沖擊的是，在那沉重的年代，我們的邊陲、我們的農村、我們的各族人民竟蘊含著那樣多的善良、正義感、智慧、才干和勇氣，每個人心里竟燃著那樣熾熱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這樣可愛、可親、可敬！生活仍然是那樣強大、豐富、充滿希望和勃勃生氣。真是令人驚異，令人禁不住高呼：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中間去，到廣闊而堅實的大地上去！

在這幾篇小說的寫法上，我著意追求的是一種非小說的紀實感，有意避免那種職業的文學技巧。我注意到一種危險：職業化小說家的小說即使寫得再圓熟，它也僅僅是小說而已。真正好的小說，既是小說，也會是別的什么，比如，它可以是人民的心聲、時代的紀念、歷史的見證、文化的薈萃、知識的探求、生活的百科全書。它還可以是真誠的告白、衷心的問候、無垠的幽思。有時恰恰是非專業的作家寫的那種可以挑出一百條文學上缺陷的作品，卻具有一條最大的、為職業作家所望塵莫及的優點：真實樸素，使讀者覺得如此可靠可信可感。

記 者：從寫作時間和題材內容上講，《這邊風景》和《在伊犁》相距不是太遠。因此，兩部作品有些相似之處。比如，《這邊風景》同樣聚焦了民族融合的主題，而且很多人物也都有現實的原型。請您具體談談《這邊風景》中一些人物的原型，以及他們的言行如何展現了民族融合的主題。

王 蒙：《這邊風景》涉及到不同民族人民之間的交往。在這種交往中，既顯示出各族人的不同性格，更彰顯了他們之間相互影響、彼此交融的狀態。實際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著很強的包容心，很強的對于友誼的渴求。他們樂于把你當成親密的朋友、伙伴。

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叫“阿西穆”，他的原型是土改時的積極分子，沒多少文化，辦事卻很有水平，正派廉潔。我后來因為要去烏魯木齊上五七干校，就離開巴彥岱了。離別的時候，阿西穆·玉素甫對我說：“王蒙同志，你在這兒已經5年了。你的為人什么的，我都非常了解。你到烏魯木齊之后，如果你受到歡迎，有很好的安排，你就好好工作；如果那兒的安排，你覺得不太理想，你回來。如果那兒用不著你，我們這兒用得著。如果房子不好安排，我們給你蓋房子。”你說，我對他們能不感恩嗎？所以，我常常說，新疆人民對我恩重如山。

小說中還有一個人物，是縣農技站駐公社技術員楊輝。她作為漢族姑娘遠離家鄉扎根邊疆，為新疆農民解決耕作上的技術難題。這也是有現實原型的。她是湖南人，經常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到處轉。走到哪兒，就用那帶有湖南味兒的維吾爾語，跟大家一起開會，嘟嘟嘟嘟說個不停。她丈夫是四川人，會用維吾爾語寫藝術字，還會做馕坑，是用陶土燒出來的。維吾爾族人會的那一套生活技能，他看個兩三個月全都能掌握。他們倆真的是跟當地的各族人打成一片。楊輝因為對待工作認真負責、對待各族群眾真誠友善，被公社和大隊的干部、老農稱為“我們的技術員女兒”。這傳遞出了民族團結、民族融合的觀念。

《這邊風景》還寫到上世紀60年代，碰上三年自然災害，“甘肅的孤兒院吃不飽飯，現在遷到咱們伊犁來了”。當時很多農民就是把孤兒領到自己家里去養。有一個感動中國人物，是哈薩克族人，叫阿里帕-阿力馬洪，養了10個孤兒，她的故事現在已被改編成了歌舞劇。

有過共同的苦難，有過共同的奮斗

記 者：在民族生活中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題材寫作的重要趨勢。您認為這種寫作趨勢涌現的大背景是什么？

王 蒙：我們的文學創作有大量作品反映了我們各地區、各民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歷史和現實。不管是去新疆、西藏、內蒙古，還是去云南、廣西、四川，還是其他的少數民族聚集區，都能深深感受到，全國56個民族有過共同的苦難，有過共同的奮斗，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建設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改革開放、步入新時代的歷史等。我們也共同面對著各式各樣的挑戰與困難，以及新的科學技術、新的國際形勢。

在這個過程中，各個民族都涌現出了優秀的革命家、政治人物，文學藝術領域的就更多了，比如老舍是滿族的，沈從文是苗族的，翦伯贊是維吾爾族的，等等。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出來的。這個“共同奮斗”，在歷史中有很多鮮活的例子。比如，“彝海結盟”的故事。當年紅軍長征路過四川涼山，他們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贏得了彝族同胞的擁護。劉伯承和小葉丹以水代酒，“彝海結盟”。此后彝族同胞護送紅軍歷經七天七夜通過彝區，不僅為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時間，也在彝區埋下了革命火種。這就是共同奮斗。各民族都是緊密團結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寫到哪個民族，不管寫到哪個地區，都需要將個人的遭遇、民族和地區的發展、國家的大命運緊密結合起來。如果能夠注意到這一點，就能夠把具體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樂，上升到關注“國之大者”的層面。由此，我們的作品讀起來，整個的氣勢和蘊含的意義會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會經常考慮到這些問題。比如說，寫《這邊風景》的時候，我盡量記錄那些關乎國家命運、社會變遷的重大事件和現象。在寫人民公社的時候，既關注它在發展中面臨的困難，也寫了大家摸著石頭過河所蘊含的正面因素。我也注意從歷史的大趨勢、大走向，比如說革命不革命、團結不團結、愛國不愛國、社會主義不社會主義等角度來寫人寫事，來表現各族人民的心連心，表現他們守望相助、彼此扶持的精神。

交流交融讓我們的文化充滿活力

記 者：您剛才描述了文學創作所依托的宏闊歷史圖景。在具體創作中，作家面對的是具體的人情人性。在這一層面，如何彰顯民族個性和共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王 蒙：我們國家有著這么遼闊的疆域，各民族、各地區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但都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比方說，大家都講仁義、講忠厚、講和平。我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北京上的小學，當時學寫字兒，米字格紙上寫的頭幾個字永遠是“天下太平”。后來我到新疆生活，維吾爾族人見面時的問候語，就是一系列的平安祝福，希望從你到你父母子女都平平安安，從人到牲畜都平平安安。他們把平安視為一個很高的價值標準。當地人還特別注意敬老。這實際上也是咱們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各民族敬老的方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敬老態度。再比如，樂于勸學，這是各民族都極為重視的傳統。這種對知識的尊重與渴望，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動力。

還有就是愛惜糧食。在巴彥岱，盛在盤子里頭的食物，是絕對不能浪費的。即便掉落地上，很多時候也會撿起來吃，絕不會糟踐。有人手里拿著一塊糖，一邊悠閑地品嘗著，一邊漫步向外走去。可不巧的是，那塊糖一不小心從手中滑落，掉到了地上。但他可不會就這么算了，非得彎下腰，小心翼翼地把糖撿起來，然后仔細擦拭干凈，繼續吃。要是這糖不幸掉進爛泥里，實在沒法弄干凈了，他也不會置之不理。他會就地挖個小坑，把這塊小糖塊給埋得嚴嚴實實的。這種對食物的珍視和尊重，真是讓人感動。又比如，我們國家各民族都極為推崇勤勞，反對懶惰。我在新疆最深的一個感受是，懶惰在他們那里是行不通的。在我看來，這些價值觀其實根植于我們的農業文明之中。

這些差異和共同點，共同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精神追求以及善惡評判的標準。正是這些既有共同之處又各具特色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元素，為我們的文學作品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各民族、各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特點。東北、西北、東南、西南，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等等，都各具風情，各領風騷。然而各個地域、各個民族之間又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啟發學習，構成一個緊密團結在一起的整體，讓我們的文化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充滿生機與活力。

回顧歷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形數不勝數。有一個詞牌名叫作“蘇幕遮”。范仲淹的《蘇幕遮·碧云天》和周邦彥的《蘇幕遮·沉香》被贊譽為“蘇幕遮”中的佳作。其實，這個詞牌名來源于阿克蘇地區的一種特殊節日——祈寒節。祈寒節就是每年人們會聚在一起，祈求大雪降臨，帶來來年的豐收。在當時人看來，冬天要是特別冷，雪下得大，來年才能有個好收成。“蘇幕遮”就是當地人于盛暑以水交潑祈寒之歌舞戲，后來成為唐玄宗時教坊曲，進而用作詞調。

還有我們的普通話，其實是全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普通話里包含了太多的民族語言元素了。尤其是蒙古族和滿族，他們曾經入主中原，給漢語帶來了不少新鮮詞匯。比如那些趕車的術語，很多都帶有滿語的痕跡。還有“胡同”這個詞語，有學者認為是來自蒙古語的音譯，滿語中也有類似的發音。所以，普通話雖然基礎是漢語，但它已經融入了各民族的元素，成為了我們的共同語。現在很多人學習普通話，同時運用本民族的母語，兩者之間有很多共同的東西。因為這通用語是我們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我在寫《這邊風景》中人物的語言時，就想著怎么寫才契合這個人的身份。寫維吾爾族人的說話時，我都是用維吾爾語來進行思考，然后再把它翻譯成漢語。但是，你不會覺得它是一種難理解的表達方式。這本身也體現了語言的共通性。

描繪中國式現代化中各民族共同推進的身影

記 者：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國家從現在起的中心任務。我們應該如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下來思考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并用文學來反映這種發展？

王 蒙：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我們現在強調，要牢牢把握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最大的政治。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東西還是南北，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面臨著一個中心任務，那就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然而，現代化絕非易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旅程。現在，全世界對于現代性、現代化的探討至今仍然爭論不休，涉及該不該現代化、如何推進現代化等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現代化是各民族、各地區的必然選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同樣需要用電、用電腦、用手機，需要人工智能。因此，現代化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更好地推進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回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在巴彥岱就親身經歷了與現代化相關的問題。有一次，我帶去一個上海產的半導體收音機，全村都震驚了，他們好奇電線在哪里。我告訴他們，靠電池就能聽。這引起了全村的轟動，于是大隊很快也買了一個，經常開著聽。現在這些物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已經司空見慣了，不再是什么稀罕玩意了，這本身就是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結果。所以，走現代化這條路，對民族、對國家來說都是必須的。但話說回來，具體實施起來可沒那么容易，需要各族人民勠力同心。不管是內地還是邊疆，每個民族、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些故事精彩紛呈、鼓舞人心，也是我們文學應該好好表現的。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式現代化在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具體推進，看到整個國家團結向前的身影。

以文學來書寫發展，還需要辯證看待“懷舊情緒”問題。發展肯定會帶來一些生活方式、一些行業的改變。比方說，過去新疆最主要的勞動工具叫坎土曼。坎土曼由木柄和鐵頭兩部分構成。鐵頭部分是彎過來向下的。現在，它用得越來越少了，基本都機器化了。再有，新疆北疆地區過去有一個重要的風景線——水磨坊。大水流下來，水磨自動轉動，那景象美極了。可是現在還有多少人用水磨？你有個電磨，自個兒在家里就可以磨面、磨豆漿。于是，水磨沒了。這些行業因為發展而帶來深刻的變化。對于一些變化，我們很容易產生戀舊的情緒。但是，單純的戀舊也有可能陷入簡單的牧歌化。我們同時還要看到發展的必要性、必然性，及其對老百姓帶來的積極影響。所以，要寫中國故事，這也是很有意思的、很好的文學題材。我們要積極推進發展，同時要積極保存那些有文化意義的東西。發展是硬道理，但在發展中要有保護、有傳承。

我還想強調一點，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對著共同的命運和前途。我們的文學作品，應該生動書寫我們的歷史、我們生活的大地，反映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奮斗實踐和美好前景。當然，這必須通過文學的方式、美的方式來呈現。只有好的文學作品，才能更好地增強我們的精神力量。

在新疆題材作品里，我表現了從生活中感受到的體驗。新疆和祖國其它地方一樣，是各族人民的命運共同體、生活共同體、歷史經歷共同體、價值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文學共同體、精神與感悟的共同體。作為寫作者，寫出我們共同的互通的、又是各有特色的心靈與遭遇史來，是多么有意義的事情啊。

（本文照片為王蒙在新疆的不同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