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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導教師（即“博導”）名單，列名者皆為一時之選，代表了當時我國學術界的最高水準。南京大學程千帆先生、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唐圭璋先生、揚州師范學院（今揚州大學）任中敏先生、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錢仲聯先生一起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博導。這次評選既重公平，也重平均，一般來說，每個專業在某個省內只會選出一位博導。就全國而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僅選出十一位博導，而像江蘇省這樣，在該專業一下子評出“四大導師”，是極罕見的。四十余年來，四位先生不負國家重托，各自為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研究領域拓展、學術與文化傳承等鞠躬盡瘁，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其遺澤也一直沾溉學界、炳耀后昆。

四位先生中，程、唐、任三位早年先后在南京求學，多直接或間接受教于著名學者吳梅門下，定交極早，其友誼自少及老而無間。錢先生則與三位先生定交稍遲，尤與程先生定交最晚。但盡管“晚交”，卻堪稱“殊密”，其“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的佳話也一直流播學林，膾炙人口。

一

其實，并列“四大導師”，不是程、錢交誼的開始，他們定交要略早些。

改革開放伊始，萬象更新的春風也吹進了學術界。1979年3月，古代文藝理論學術研討會及教材編纂會議在云南昆明召開，這次會議達成了諸多目標，會后專門成立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可謂開啟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時代。程千帆、錢仲聯等先生皆應邀赴會，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們才相識，并與參會學者們一起同游石林，賦詩唱酬，商榷學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錢先生回憶道：“晚游昆明，識程先生千帆，寧鄉楚望閣主之族后人也。”不僅說明了二人定交的準確時間，也連帶透露了二人家學、詩學的淵源。

錢先生提到的“楚望閣主”，即程頌萬（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號十發居士，著有《楚望閣詩集》《石巢詩集》等，是程千帆先生的叔祖父。程頌萬是近代著名詩人，是“湖湘派”重要成員，錢先生早年即已關注。1926年，錢先生在《學衡》上發表《近代詩評》，歷數自清代咸豐、同治年間以來的詩壇名宿一百家，各以九字比喻句論述其成就、特色，其中論程頌萬“如波斯之賈，莫數奇珍”，意思是說程頌萬善用典故、辭藻，就像波斯胡商，珍寶層出不窮，令人應接不暇。

同樣在1926年，錢先生與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早兩屆的師兄王蘧常合刊詩稿，因王蘧常字瑗仲，錢先生原名萼孫，字仲聯，遂命名詩集為《江南二仲詩》。該集刊行后，流傳較廣，“江南二仲”的名頭不脛而走，成為新典故。程先生或許在當時或稍后些就已知道這個新典故，很多年后，程先生在回答一位后學的信件中，曾特別點明：“江南二仲系指王蘧常瑗仲及錢萼孫仲聯，二人并工詩文，有聲于時，王并兼工章草。此今典，非故實也。”

所以，程、錢兩位先生皆是世家子弟，皆在1920年代中期嶄露頭角。若說他們在定交之前已經相互知聞，應是能成立的。類似的線索還有一些，比如：

1952年至1955年，程先生的發妻沈祖棻先生在蘇南師范學院（先后更名蘇州師范學院、江蘇師范學院，即今蘇州大學）中文系任教；1955年9月至1956年秋，沈先生調往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工作，并于1956年秋調往武漢大學中文系。錢先生于1957年調往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主持古代文學函授工作；兩年后，復調任到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雖然時間上并不重合，但無論是在江蘇師范學院，還是在南京師范學院，沈先生與錢先生都可以算是前后同事。

此外，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的一批老先生，比如孫望先生，是程先生、沈先生、錢先生共同的知交，彼此間常有往來通信。有了這些間接關系，程、錢二先生雖各處一方，久未謀面，但“神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以說，這雙向奔赴的“久仰”無疑為兩位先生后來的交誼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二

錢、程二位先生的友誼，較早表現在為對方及其親屬詩詞所作的評價上，尤其以錢先生表現得更為明顯，所涉及的程先生親屬，除了前面提及的程頌萬，還有沈祖棻先生。

1977年6月27日，沈先生遭遇車禍，猝然離世。7月，程先生奉命從武漢大學中文系“自愿退休”。雖然迭遭打擊，程先生并沒有垮掉，程先生后來總結：“我之所以沒有完全垮掉，至少還是希望把損失的時間趕回來，主要有大一點的理由和小一點的理由，那就是對傳統的珍惜，很強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個性，說到底我就是不服。……我覺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毀的。哪怕很軟弱，但是又很堅強。”而編輯出版沈先生的遺著，讓其不至于湮沒，也肯定是支撐程先生沒有垮掉的一個重要因素。

料理完沈先生的喪事，程先生便開始悉心整理沈先生遺著，并在1978年5月在南京自費油印出版了沈先生的《涉江詩》四卷、《涉江詞》五卷，并將之分寄國內外好友及公藏機構。沈先生的詩詞創作成就因此迅速地廣為學界所知，比如朱光潛先生即因而慨嘆“易安而后見斯人”，將沈先生推舉到與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媲美的地步。

但錢先生對沈先生的關注和評價，則似乎早在油印本《涉江詩》《涉江詞》面世之前。1977年冬，錢先生寫就《近百年詞壇點將錄》時，就以“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擬沈先生，并說：

子苾女詞人，出汪旭初門，能傳旭初詞學。著《宋詞賞析》，剖析精微。姚鹓雛謂其詞“短章神韻，直欲勝藍”。旭初序其《涉江詞稿》，謂其所作，十余年來有三變，“方其肄業上庠，覃思多暇，摹繪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辭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蕩，奔竄殊域，國憂家恤，萃此一身，故其詞沉咽而多風；寇難既夷，政治日壞，靈襟綺思，都成灰槁，故其詞淡而彌哀。”姚、汪月旦，良非輕許。三百年來林下作，秋波臨去尚消魂。

子苾是沈先生的字；汪旭初即汪東先生，是沈先生的受業恩師；“林下”語源自“林下風氣”（《世說新語·賢媛》），專指女子風度。“三百年來林下作，秋波臨去尚消魂”一句，既將沈先生的詞作推舉到三百年間女性詞人第一的高度，也對她猝然離世寄予了無限的遺憾和同情。

沈先生的著作，生前僅有《微波辭》一種于1940年在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錢先生“點將”時，載錄汪東序的《涉江詞》要在一年后才出版。錢先生如何得知《涉江詞》中的信息？ 已不得而知。很有可能，這來自于友朋間的通訊。正因這樣的時間差，錢先生的這則評論，很可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除程先生外，對沈先生詩詞的最早的正式評價。

后來，錢先生在《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仍以“扈三娘”擬沈先生。點將錄“借說部狡獪之筆，為記室評品之文”，是一種體例非常特殊的文學批評著作。《水滸傳》一百零八將中僅有三位女性，故“點將錄”中錄入的女作家只能有三家。《近百年詞壇點將錄》中，另兩位女將分別是呂碧城（“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左又宜（“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另兩位女將分別是王真（“顧大嫂”）、秋瑾（“孫二娘”）。這也表明錢先生對沈先生的詩詞，一樣地推崇和贊賞。

1979年在昆明定交后，程、錢兩位先生互出詩集求正。古代文藝理論學術研討會及教材編纂會議期間的3月25日，程先生在日記中記“仲聯惠詩集”。1981年冬，程先生更以《閑堂詩存》求序于錢先生，其時錢先生正臥病在床，但仍堅持口授，并令弟子記錄整理成《閑堂詩存序》。

在序中，錢先生敘述了他與程先生的詩學淵源及定交經過，又簡述了程先生詩集在十年浩劫中損毀及歷劫重輯，“益以劫后新制”的情況，隨后論述了對程先生詩的評價：

其神思之窎遠，藻采之芊綿，不懈而及于古。空堂獨坐，嗣宗撫琴之懷也；天地扁舟，玉溪遠游之心也。時復闌入宋人，運宛陵、半山、涪皤于一手。其鄉先輩王、鄧諸家所不能為者，而先生能之。于并世作者，風規于蒹葭樓主人為近，而初不以審曲面勢伏人，斯又難矣。……秋菊春蘭，無絕終古。此集也，謂為并世一家之《離騷》可也。

此處錢先生至少表達了四層意思：一，程先生的詩具有思遠辭富的特征，并兼具阮籍（字嗣宗）《詠懷》、李商隱（號玉溪生）《安定城樓》之類詩的寄托與懷抱；二，程先生詩兼師宋詩，特別是融匯運用北宋梅堯臣（號宛陵）、陳師道（號半山）、黃庭堅（號涪皤）等人的技法，超越了湖南鄉賢王闿運、鄧顯鶴等；三，就當代作者而言，程先生詩與黃節（號蒹葭樓主人）的最為接近，沒有那種類似于木匠驗看曲直、擇料做工的匠氣。四，程先生詩遠紹屈原《離騷》，別具懷抱。

錢先生的論斷和評價很中肯、細致而且深刻。程先生收到此序后，迅速回信表示感謝。除此序，程先生詩集并無別的序，亦可見程先生對錢先生論斷的珍視與肯定。

三

程、錢兩位先生的友誼，也表現在古籍整理工作的互相支持，以及新學術領域的協力開拓方面。

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古籍整理工作迎來了新契機。程、錢兩先生先后被評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分別負責重大工程《全清詞》《清詩紀事》的編纂。而且，他們不僅僅為了編書，還藉以“培養一批人才，出版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開拓一個新的學術領域”。

《全清詞》編纂自1983年啟動，到1988年前后已然有所成就。程先生邀請錢先生及饒宗頤先生為《全清詞》寫序。據莫礪鋒老師回憶，“當時，有一位領導提出：‘《全清詞》不要請人寫序。’程先生卻堅持從學術的角度著手，請了饒宗頤、錢仲聯兩位學者為《全清詞》寫序言，發表在《南京大學學報》上。”

在序中，錢先生首先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夫一代之文學，后世果不能繼之乎？”對王國維著名的觀點“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接著，錢先生從五個方面論證了清詞的獨特價值：一，清詞作者高揚的愛國精神、清詞境界的拓寬、清詞內涵的真善美，都較宋詞遠勝，因此，“清詞之纘宋之緒而后來居上”；二，清詞的最重要作者往往兼具學者身份，宋詞中則僅有朱熹、葉適數家，作品亦僅數十首，因此，“清詞根茂實遂、膏沃光曄高出于宋”；三，宋詞僅分風格，不分流派，清詞則“各派詞流之眾多”；四，清人詞論卓絕，使得“詞體益尊，詞壇益崇”，“不復蒙小道之譏”；五，清代“詞人之數，宋亦非清敵”。基于此，錢先生認為，清詞較之宋詞，“何止中興，且又勝之”。從根本上破除了清詞不如宋詞的成見，不僅啟迪來學，也預示著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清詞研究，必將被開拓出來。

實際上，破除“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理念迷思，一直是程、錢二先生的共同期待。在清詞研究如此，在清詩研究更是如此。

1983年12月，錢先生主持的蘇州大學明清詩文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編輯部聯合舉辦了全國首次清代文學研討會。這次研討會規模空前，程先生、季鎮淮、蔡仲翔等六十余位學者都應邀與會，“最集中的話題就是清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種意見認為清代不是詩的時代，它不可能與唐宋抗衡，也不可能與同時代的小說、戲曲相提并論。而多數代表的意見則認為，就數量而言，清詩作家的眾多和作品的豐富遠遠超過唐宋，也有不少超過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歷史環境，為清詩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內容。在藝術形式上，清代詩歌流派之多，詩學研究之深，都非前代可以比擬。許多名家、大家的優秀作品，較之前人不僅毫無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超越。結論是應當還清詩以中國古典詩歌終結階段的較高歷史地位”。（詳參吳承學、蔣寅、曹虹《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文學遺產》1999年4期）

與錢先生呼應，程先生翌年在《光明日報》刊發了《清詩管見》一文，認為當時學界對清詩研究投入嚴重不足的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一代有一代之所勝’這種論點的影響，文學發展史被簡單地理解為文體變遷史”。程先生認為，“評價一代的文學，主要是看它比起前代來是否提供了新的東西，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或藝術形式方面”，清詩至少在推陳出新、熔鑄新風格、非漢族詩人作品眾多等三方面，值得研究者特別關注。而且，研究時不僅要注意“清代詩人所面臨的時代比以往的任何時代更為復雜”，也要注意“具體分析某些詩人的政治立場，從而對他們作出正確的評價”。在文章的結尾，程先生還呼吁“清詩研究大有可為，所需要的是有志之士付出艱苦的努力”。（詳參《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4年2月21日）

正是懷著對開拓新學術領域的期待，程先生非常積極地參與了對錢先生主持的《清詩紀事》的討論和評價：1985年5月，程先生應邀赴蘇州，參與《清詩紀事》定稿會；1993年4月，程先生應江蘇古籍出版社馮保善要求，為《清詩紀事》出具鑒定推薦書。《清詩紀事》出版后，程先生也作出了高度評價。

不過，程先生也不為友者諱，對錢先生清詩研究的不足，以及學界可以繼續推進的方面有非常清醒的認知。1995年8月19日，程先生在致弟子蔣寅的信中說：“清詩乃至整個清代文學可致力者極多。夢苕先生博覽，遂以此名家。然仍囿于字句箋釋、文獻纂輯。以現代史學、美學深入鉆研，明其源流正變，則殆非所能任，此時代限之，非先生之咎也。弟能以數十年之力，鍥而不舍，必能大放光明。然研清不能目光止于清，就清論清，恐亦不能通觀歷代，否則很難說明為什么是清而且只能是清也。”“夢苕先生”正指錢先生。程先生面向未來，向弟子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具有很敏銳的學術眼光。因而此信雖是師生間的“私語”，但至今讀來，仍覺精湛。

如今無論是清詞研究，還是清詩研究，都已成為方興未艾的學術領域，程、錢兩先生的門生們早已成長為相關領域的重量級學者，清詩、清詞的價值和地位也被眾多的專著和論文不斷證明、提升。回首過往，兩位先生的開拓之功，是必須要被我們深刻銘記的。

四

程、錢兩位先生的友誼，還表現在培養人才和啟迪來賢的通力協作上。

1984年10月22日，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老圖書館的報告廳，舉辦了一場非常隆重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江蘇省電視臺、南京市電視臺特地派來了采訪記者，南京大學中文系還組織了三百多人到現場旁聽。報告廳中濟濟一堂，座無虛席，現場盛況當晚在江蘇電視臺播報，第二天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轉播。（參見許金晶、孫海彥《開山大師兄：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訪談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為什么這次答辯會如此隆重？ 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第一位博士的答辯會。被答辯者是后來蜚聲學界的莫礪鋒教授，而答辯委員會則由錢先生、唐圭璋、徐中玉、舒蕪、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勛初、程千帆等九位先生組成。其中，錢先生為答辯委員會主席。

據當時參與答辯會，并擔任答辯秘書的張宏生教授回憶，整個答辯過程既緊張，又融洽，莫老師的論文獲得了諸位先生的一致好評。作為答辯主席，錢先生還專門問了一個問題：“對于朱弁《風月堂詩話》所說，黃庭堅‘獨用昆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怎樣理解？”莫老師的論文最終被答辯委員會全票通過，程先生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上午請假回校參加答辯會，甚快。”他此一時期常住醫院養病，至是方心胸豁然，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答辯委員會主席和成員，都是被答辯者的“座師”。因為這層機緣，莫老師和錢先生保持了很好的師生關系，后來，他的博士論文《江西詩派研究》出版，還曾寄送一冊給錢先生，書內扉頁題著“仲聯先生誨正。學生莫礪鋒敬呈。一九八七年七月”。（此書今藏于蘇州城市學院圖書館專辟的錢仲聯先生藏書室。）2002年10月，錢先生九十五歲生辰慶典，莫老師也作為南京大學的代表前來祝賀，并獻詩祝壽。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中文系的碩士、博士論文答辯中，程先生、錢先生通力協作，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培養做把關工作。從程先生的日記可見他常常參與蘇州大學的碩士或博士論文審核或答辯。例如，1985年10月28日，“得蘇大（請任博士生答辯人、主持人）”信；1987年10月10日，“得蘇州大學邀任博士答辯評委書”，馬亞中教授正是當年畢業的兩位博士之一，據他回憶，程先生看到他論文中論及桐城詩派的部分，特別批注：“老眼為之一明。”獎飾有加。有趣的是，1999年5月，莫老師也曾被錢先生邀請，擔任其及門弟子趙杏根老師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當年的座下弟子，已成為新的座師，學術的年輪周回輪展，不變的是友誼之樹常青。

因此，程、錢兩位先生及座下弟子、再傳弟子們結成了非常好的友誼。程先生的日記中，有不少錢門弟子前來問學及饋贈著作、禮物的記載。錢先生九十壽辰時，周勛初先生作為南京大學的代表親赴蘇州賀壽，程先生特地托他捎去壽禮人參兩支。同時，程先生也常托付錢先生關照門下弟子，試舉一例，曹虹老師的博士論文《陽湖文派研究》需要出版資助，程先生即曾兩次致函錢先生，請他寫作推薦書。后來，《陽湖文派研究》被列入中華書局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于1996年順利出版，曹老師在駢文研究方面的獨特貢獻因此很快地被學界所知，并進一步引發了國內外學界對清代駢文研究的重視。

1994年9月8日，程先生有五律詩一首贈送同系的許永璋教授，起句謂：“晚交殊未密，共喜少陵偕。”意思是兩人晚年交往并不多，但因都喜好杜甫詩，所以很投緣。就程先生與錢先生而言，卻正當得上“晚交殊密”的評價。如前所敘，這種交誼，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私人友誼上，也體現在他們對對方崇高的學術品德、深厚的學術業績和素養的認定上，以及他們共同的學術追求、相近的學術領域開拓、相似的教育理念等方面，并必將在學術的不斷推進中，以及學者的代際承傳中發揮越來越深遠的影響。

（作者為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