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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繼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之后，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二期12位作家：七堇年、 龔萬瑩、朱強、李知展、何榮、王姝蘄、傅煒如、葉燕蘭、李唐、楊天天、康雪、 吳清緣，敬請關注。

七堇年，一九八六年生。寫作近二十年，已出版《大地之燈》《平生歡》《橫斷浪途》等十二部作品，類型涵蓋長篇小說、散文等。另有短篇小說陸續發表于《人民文學》《當代》《收獲》等刊。曾獲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長篇小說獎等獎項。近年涉及編劇、翻譯等領域。寫作之外，熱愛戶外探險、登山。

萬物本質是“多樣性”

梁豪：你好七堇年。從近年的文字和生活狀態看，你無疑是一個鐘情自然的人。此前的一篇采訪文章里提到，你喜歡“帳篷”勝過“天花板”。在早年的作品中，你對自己和身邊人內心的小宇宙似乎更為在意，之后，就我目力所及，從2021年的非虛構作品《萬川映月》開始，你轉向對于自然和自然中人的關注，而且身體力行。這種鐘情，是新近的熱愛和守護，還是一以貫之的惺惺相惜？當中有什么機緣嗎？對你而言，跟“繁華又殘酷”的軟紅塵、人間世相較，大自然是否更能給人以恒久的愛和體諒？或者說，那是一種更為智慧的存在？

七堇年：對自然的鐘情與眷戀是我個性中非常天然的一部分。《萬川映月》這篇非虛構作品算是我2019年在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研修生總結。畢竟這么熱愛自然，總覺得該為它做點什么。雖然我從小在城市長大，但從集體無意識層面而言，草原就是比水泥馬路更讓我放松，一走進森林，我就能獲得從生理到心理的平靜，不自覺開始深呼吸。這是本能，是“自然”對我們靈長類動物而言的天然引力。但是科技的便捷與社會的規訓，讓我常年脫離自然語境，生活在現代結構中。現代性當然異化了我們，“異化”是個中性詞，是一種文明的必然，一種不可逆的熵增，我接受它，也習慣它，但我作為一個碳基有機生物，內心深處，有很多進化意義上的不適應。唯有接觸自然，直面曠野或高山，才能提醒我人類本質的渺小、短暫，愚昧和狡猾、笨拙和聰慧。撫慰來自于此，我需要自然，就像一個成年人需要時不時看望家人，看望母親。她已經注定不能永遠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但她需要這種看望。

梁豪：對此我感同身受。很多學者用“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去定義這類人類社會發展的新動向。不管如何論述，現實的局面就是，資本已經設下天羅地網和重重機關，它甘愿以任何你會悅納的面目粉墨登場，誘你投進它的懷抱。哪怕我們決心擺脫庸俗的標簽化的審美趣味，渴望與眾不同，試圖標新立異，別急，一系列所謂限量版、全球獨家、私人訂制的貼心服務正請君入甕；而要實現所謂的獨立和獨特，前期則是不得不然的對以資本為中樞的“現代性”的全方位妥協和融入，即，你得有足夠的“本錢”去逞強。最終，它持久而充分地，讓世間哪怕最嘹亮動人的“獨特”也淪為一個偽命題——我沒有要跳船的意思，但，這就是我們已經駛出很長行程的巨輪。我們都在甲板上，在一望無際的海上漂。而自然，或許便是那洋面上的海市蜃樓。

七堇年：是的我很同意，這種飄蕩無著感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大規模遷徙、自由移動，漸漸步入原子社會的生存狀態，一種集體心情。人常常渴望自己既是獨特的，又是被主流認可的，既個性化，又不被邊緣化，這種心理傾向被資本主義拿捏，變相成為消費的誘餌。我相信萬物本質是“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生活多樣性、人的多樣性，但如今，社會期待和社會時鐘劃定了一個人、一種生活的固定模版。從規訓社會、消費社會、倦怠社會……我們現代人輪番遭受信息轟炸，被各種異化、物化，已經到了大腦進化水平無法應對的程度，信息和物質無比繁榮，但是內心越發不安、蕭條、茫然、萎縮。我們被現代性的迷狂一葉障目了。就連文學也變成純粹人類中心主義的話語，但其實人間不等于城市，世界不等于宇宙。

最近剛好讀了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的《逃避主義》，其實人類從來都恐懼自然，逃避嚴苛的環境，大自然并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所謂的療愈和愛，是我們人類的單相思。自然就像淡漠的父母，生下你，如此而已。如海德爾格所說，人是被拋入到世上的。人類進化，告別自然，進入文明，就像告別母親的懷抱。現代城市中的人類幾乎感覺不到自然，如同感覺不到空氣。城市中，人只感到人的存在，困于人的存在。

梁豪：2017年我到過一次四川瀘州，你出生長大的地方。印象中，這是一個干凈的小城，大江大山將其切割、揉合，空氣中隱伏著淡淡的酒香，星列其間的建筑，有著南方城市的斯文，也顯出幾分西部舊城的落拓。放眼望去，這座城總有一種下過雨或將要下雨的感覺。關鍵是，它肉眼可見地躲在或說袒露在自然的胸懷之中。這座城和那個城里的家，對你的文字乃至觀念有怎樣的影響？

七堇年：是的，相比晴天，我好像總是更喜歡下雨，也對江河抱有特殊的情感，因為瀘州是長江與沱江交匯的地方，地理上的這種濕潤與流動好像從小就浸潤到我的生活中。但我的寫作不限于這一個小地方，我少年時期就在成都生活，后來讀書也輾轉各個地方，長大后旅行過世界各大洲。我總覺得作家應該是世界的游戲者，看得夠多，才能滋養寫作。

每個地區的地理環境會直接地影響作者的風格，比如我在西伯利亞的冬天待過之后，確切地明白俄羅斯文學的氣度是如何而來，而熱帶島嶼的風貌則產生馬華作家他們那種風格的寫作。就我而言，我希望自己活得像河流，也希望自己的寫作像河流，這是家鄉底色的滋養。

梁豪：如今定居成都的你，在北京待過三年，更早前曾去香港求學，此外還以旅行者的身份到過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你最喜歡當中哪座城市？

七堇年：最喜歡成都，這里肯定有家鄉濾鏡的成分。走過世界很多地方，見過的好的城市當然很多，但又大同小異。我不喜歡超大城市，它太讓人覺得渺小、無助了，所謂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人活著其實無非是你的胃口習慣什么飯菜，你的親朋好友他們在不在這里，你習慣的氣候，你熟悉的風物，你的成長記憶……這一切包裹著成都這座城市，讓我感到有歸屬感，我有家。成都出去不遠，幾百公里就是川西美景。食物也喜歡，人也友善，城市也漂亮，我現在已經認定成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了。

風景是內心的發明

梁豪：我幾乎是逆著時間讀你的作品的。最開始是《萬川映月》，緊接著是《橫斷浪途》，從內容、風格到形式，它們應該可以放在一起談——當然，《橫斷浪途》無疑為集大成者；隨后是2017年的小說《二十九路公車》，感覺這一時期你刻意地想要扭轉自己的某種面貌，行文的中年氣、傳統文學氣像模像樣；再后來，才到《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這已經是前些日子的事了，出于此次交談的需要。我讀出了這些文字的一致性、延續性，更看出了一步一步堅實邁進的痕跡。你更認可這些創作履歷均衡地都是你，還是某一個階段（比如此刻）更是你？

七堇年：非常謝謝你花了這么多時間了解脈絡，這很難得。我的“工齡”確實比較長，從少年時期到現在，差不多寫了二十年了。這一歷程還將持續。其實每個階段都是我當時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它的限制，但也有當時的獨特質地。標簽是人類認知的方式，不可回避，我以前也抵觸被貼上的標簽難以撕下，現在看開了，畢竟，被貼過標簽，至少表明“你已經被他人所知”。

我的寫作風格的確在不斷變化、成熟，而且不同時期我有不同的關注主題，只是說，作品與反饋是有滯后性的，一個作家往往只有一兩部代表作被記住，但我其實總在挑戰不同的主題、方向，下筆和早年的寫作大有不同。我只求一個縱向比較之下，自己比之前有所進步就行了。很多同行都是一樣的。就像畢加索的風格經歷過許多階段一樣，作家也是在成長中不斷進化的，至于能不能被全數認可，那就是另外一碼事。

梁豪：很多場合你都提到過告別、出走或類似的話，這里頭的潛臺詞是，上件事、上個興趣點、上個周期已經告下一個段落，可以重新出發了。即是說，告別來臨時或許不夠“完美”，但也很少“爛尾”。回首已經完結的那段聲名鵲起的時光，有沒有值得感念的地方？須知，很多人拼了命也沒辦法走進聚光燈下，接受廣大受眾的檢閱，遑論喜愛。

七堇年：是的我非常感恩。一個人能從事自己熱愛的事，還能安身立命，維持生活，真的很難得了。寫作說到底是自我陪伴，它提供一個精神出口，在瑣碎和茫然的日常里，維系著思考的困苦和樂趣，也是寫作者的尊嚴。但本質上，人只能向內尋找認可，我喜歡韓東老師那句話：“剝離了目的的人生，剩下的是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過程。”學者王笛也說過類似的話，“碌碌有為”。一個普通人通過寫作完善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我非常知足。

梁豪：三年浪途于西南橫斷山脈，于是有了一本《橫斷浪途》。書里書外，你將全副身心扔進那些地表的褶皺里，跟友人一起，跟一切生命一起，去體驗何為生命。我從中提煉出了兩個詞：一個是“互動”，與天、與地、與人；一個是“修煉”，你所記下的分明是你的心靈史。

七堇年：從年少起，一直熱愛旅行，也到過世界上許多地方，從阿拉斯加到智利，所以游記是我愛讀也愛寫的體裁。疫情期間，這種向外探索的可能被封閉了。我重新把目光投向身邊，深入川西、藏東南、青海、云南，很多角落，也就是廣義的橫斷山脈地區。

如同我序言里說，人年少時，對遠方這個符號賦予過高的溢價，近在身邊的事物，往往就因為切近而失去了光暈。舍近求遠多年以后，才意識到風景是內心的發明。詩與遠方無關，取決于觀看的方式。作家辛西婭·奧齊克曾對“旅游”和“旅行”作了一個微妙的區別，前者是“一個人走進一個地方”，后者是“一個地方走進一個人”。

這三年的旅行不僅僅是走馬觀花，有很多在戶外山地進行的探險，包括參與生態保護NGO（非政府組織）的工作，種種經歷滋養了我的視野，不是我走近了山，而是山進入了我。近與進，構成了體驗與精神的回聲互文。作為創作者，我總覺得我有義務讓這些經歷留下痕跡，而不是白白消散。所以旅途歸來，我總會寫點什么。

我刻意利用遺忘機制，篩選了我印象深刻的一些觀察和體驗，變成文字，凝結在這本書中，它是對旅途和時間的紀念。初衷就這么簡單，因為很多地方，也許此后再也不會去了。風景變成文字，是從后視鏡看到的鏡像，經過了我的主觀折射。《橫斷浪途》大概確實算是我過去三年的心靈史，它不完美，但已經接近了我心中的散文書寫，我很感恩這幾年和這本書的寫作過程。未來也還會延續這個方向。

梁豪：你認同“非虛構寫作更適合七堇年”嗎？

七堇年：比起小說家，我可能更傾向于定義自己為寫作者，散文、隨筆、詩、劇本、翻譯……都是文學風景的面向：核心是創作，使用的工具是文字。就像某個藝術家最擅長丙烯繪畫，但也做裝置、影像、雕塑，等等。我可能最擅長散文，但所有的文學形式，我都喜歡嘗試。

我的確喜歡寫作非虛構，但我不認為這種文體等于還原現實。任何經歷人腦創作的東西，都是主觀的。文字作為媒介的優越就在于：它不飼喂圖像，而是喚起遐想，獨一無二的遐想。這需要調動認知、耐心、想象。文字信息的密度和主觀解讀的彈性，不是簡單的圖像飼喂能達到的。不僅寫作是創造，閱讀，更是創造。閱讀旅行文學，讓風景在讀者心里發生，甚至可以是被“發明”。

如果說作者是一面鏡子，那么寫一段旅行，其實調度的是她/他的精神濾網作為哈哈鏡。對旅途記憶的篩選、折射、書寫，則體現著這面鏡子本身的質地、尺幅。旅途中的事物無非就是他者的日常，他者作為風景，本可以是車窗外呼嘯而過的虛無，但通過作者的書寫，使得這些他者的日常與寫作者和讀者都產生了漣漪，碰撞、交匯，這是只有“人”才能創造的東西：也就是一種文學。

在敏感和鈍感間搞平衡

梁豪：你人生里的歷次告別或說轉向，幾乎都是主動性的。你是渴望變化，以此擴容自己，還是在不斷尋找自己？抑或是，希望別人甚至連自己都把握不住那個叫“七堇年”的人？

七堇年：所謂的自我，也是動態的、流淌的，它永遠在形成，但并無定態，它是自身建構出來的東西，人怎樣度過每一天，逐漸積累成怎樣度過這一生。換作一百年前，根本沒有“自我”這個概念。現代意義上的自我，或者說我們外在呈現出來的那個人，多少都是一種對人生的表演。它應該有多樣性，世界因此也是豐富的。

三十五歲以后我將目光轉向自然，本質是轉向某些更廣闊的本質，畢竟后全球化的現代普通生活是嚴重同質化的，青年作家的人生軌跡大同小異，素材雷同而貧乏，全世界的人大都一日三餐、穿著衣服、孩子上學、大人上班、各種工作、超市、馬路、房間、桌子、人際。生活面目趨同，宏大敘事從我們身上退潮，歷史以信息洪流的面目，兩倍速、三倍速地從我們身上掠過，也略過。文學也在褪色。我警惕這種同質化，貼近自然的探索，是我打開自身視野的一種方式。書桌世界的狹隘，二手經驗的單薄，對寫作來說是不夠的。所以我不斷提醒自己多經歷、多看、多讀，還要多走，抓取切身經驗，抵達“真實的人”。

生命這么短暫，不該急著變成一條人工水渠，直直地沖到終點，不是嗎？正因為它太短，我們才應該試著拉長這個過程的曲度、豐美度。

梁豪：如果有一次重來的機會，你會選擇改變人生中的哪一個決定？

七堇年：我現在想起來，每一個決定在當時看來都是對的，只是疊加了后面的變數，它的結果并不能如預想那樣如愿。可能會改變高考志愿，或者大一就去德國讀書什么的……但都不重要了，如果我去了，可能就沒法在二十歲開始寫作，也就沒有今天的我了，所以大概不會改變過去的任何決定。我覺得無論對錯，到了今天，其實都顯得沒那么重要了。

梁豪：你曾有感于紀德在《人間食糧》里說過的一句話：“你永遠無法理解，為了對生活發生興趣，我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所以，為了對生活發生如此豐饒的興趣，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對于一個高敏感人格的人，“努力”是否是在積極地培養一種鈍感力？

七堇年：身在日常中，好像看到的確實只是日常的瑣碎、重復、平庸，所以有時候要勉強調動一些鈍感力，面對生活本身的“十有八九不如意”，但出于創作的需要，又要保持敏感度去觀察和創作，去諒解自己、理解他人。這個平衡，缺了任何一邊可能都會對作家不利，還挺難的。

梁豪：說到底，我相信優秀的作家必然是一個深諳“分寸”的人。方方面面的分寸，甚至為此而長期苦惱而頭禿而內分泌失調。他對外可以極盡張狂，但在一個人的文字世界里，他勢必是收放自如的，當中全是細活兒。那是一個無比精密的世界，絕不可能是什么“草臺班子”。文學，包括所有的藝術，除了天才的想象，我以為得失盡在“分寸”間——只有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思想巨人，才可以如入無人之境般地毫無節制——但，真的是毫無節制嗎？

七堇年：分寸這個東西確實是挺微妙的，多了一分不行，少了一分不行。我自己的感覺，最經典的中國古詩詞已經把這種收放自如的功夫發揮到極致了；至于托爾斯泰、陀氏的文學遺產，可能跟俄羅斯的文化、地理、民族氣質等有關，也是那個時代的文學風格，一種思想飽和的溢出。后來的“極繁小說”“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等等發展到極致狀態，像《白牙》《萬有引力之虹》《無盡的玩笑》這種，感覺像是把失控和增殖本身作為一種風格。風格本身我覺得就是一個文學地貌的多樣性吧，只是當下文學的主流風格強調簡潔、控制、銳利、留白，就像包豪斯風格，我覺得背后是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影響。

一個母語為中文的人

梁豪：在一個有關性別話題的活動中，你在肯定性別平等是最核心的要義的同時，“個人更想強調尊重差異”。所謂尊重差異，在我看來，不僅僅是體認“男女有別”，而且，“個個不同”。性別議題若要避免走向黨同伐異的極端化，我以為得看種種訴求最終是否可以落實到每個個體身上。在這層意義上，它又是超性別的，是人本主義的。另外，親愛的女人們和男人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權利的另一面是責任和義務。

七堇年：我非常認同，性別平等不是說男女都一樣，而恰恰是尊重兩性的不一樣。從生理到心理，從社會到個體，男性女性的生命經驗、要面對的困境，就是不同的，這個不同可能跟人類歷史一樣久遠，尊重這種不同，尊重這種區別，尊重彼此的優勢、劣勢，各有所長，而不是一方爭取壓制另一方，黨同伐異。因為性別不平等的受害者不僅是女性，男性也是隱形受害者，被狹隘的評判標準、嚴苛的社會期待所束縛、所困住——狹隘的成功定義，狹隘的男性氣質定義……只是這種束縛更隱性。我覺得這個性別平等的理想狀態，實現的過程注定極其漫長，也注定進三步退兩步，但總歸我相信，歷史的確在螺旋狀緩慢進步著。

梁豪：《萬川映月》中有個細節我記得很深，你提到了中華蜜蜂和西方蜜蜂比如意蜂的差別。個兒大、性烈的意蜂因偏愛大量開花、花粉量和花蜜量大的植物而對四川平武當地生態的貢獻很有限，而中華蜜蜂由于與中國本土植物協同演化上千年，對蜜源毫不挑剔，因此更能保證植被的正常更新。我隨之想到我們的文學乃至文化。你如何看待本土的文學文化資源，以及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傳承與發展？

七堇年：五百年后人類如果還存在，回顧此刻的文學面貌，必然得出某種“文學史”意義上的總結，如同我們回看“魏晉風骨”。但深陷此刻當中的同代人，往往難以看見自身的模樣。中國文學因為漢語的獨特與優美，具有這么悠久的傳統與歷史，身為一個母語為中文的人，我感到無比慶幸。過去我們總是渴望跟西方一爭高下，尋求一個他者的認可，所謂躋身世界文學之林，但因為語言和種種其他壁壘，并不是那么理想。

前幾天剛剛從希臘出差回來，因為拍攝一檔讀書節目，嘉賓有蘇童老師和余華老師等。眾所周知，他們那一批前輩作家的國際傳播是相對成功和順利的，一方面主要是歸功于作品本身的優秀，另一方面也有時代氛圍的重要關系：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全世界都對中國充滿了好奇與期待，前輩們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仿佛讓世界揭開了當代中國的面紗；但這樣的好奇隨著幾十年的飛速發展已經相對消解，甚至產生了一些刻板印象。在逆全球化的趨勢中，信息繭房效應更加嚴重，讀者個體更趨向于接觸他們本來就熟悉的東西，媒體和出版方也傾向于投其所好，飼喂符合他們胃口的讀物，這導致我們更難以突破文化的壁壘。大環境的無奈是屬于我們這一代青年作家的集體運氣。

在希臘，我也和當地一位作家有過相關話題的交流。他說在希臘，一半以上的圖書市場也是外國文學，而希臘本土作品在西方市場卻只有很小的份額，這與中國的情形相似。但他說，對于希臘這樣一個小國來說似乎也很正常，但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如此悠久深厚的文學傳統，在世界圖書市場上欠缺相應的影響力，是非常不合理的。這位希臘作家在2012年參加了愛荷華國際寫作交流計劃（IWP），他當時就曾經向美國主辦方提出了希望IWP能深度幫助入選作家向美國市場推廣作品，得到的反饋不是很理想；碰巧的是，2022年我也參加了愛荷華交流計劃，所以他就很好奇地問我，十年過去了，在幫助作品翻譯和走向世界的努力上，IWP有進步嗎？很遺憾，我和他當時的情況相比，并沒有太大的改善。IWP有帶領我們這批各個國家來的作家走訪紐約和芝加哥方面的出版社，牽線搭橋，但后續的推動卻幾乎沒有效果，說明這本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梁豪：作為一名文學雜志的編輯，首先，我始終堅信一個優秀的編輯對于寫作者的重要性，編輯和作者身份有別，但都是文學同道人，正所謂“知己難遇，知音難求”；與此同時，我又始終期待著大于期刊或出版社的作者出現，他們的才情，足以讓我們去適應他們，而不是相反。有了好奶源，我們才好聊銷路的問題。

總體上，文學在今天、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式微的，理由繁雜，卻不難總結。別說文學，電影也大有沒落的趨勢。人人愛刷短視頻。但我想，該堅持的那些專業范疇的要求，沒有理由因為諸如此類的變異甚至變故就輕易更改。另一方面，具體到中國，如果我們的創作者的余光，還是那般癡恨地緊盯西方的舞臺不放，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從接受的角度看，我們作為坐在正當下的中國觀眾，臺上站著一溜“斜眼”的演員，場面無疑很詭異，而且不夠體面。我相信西方人也會漸漸懂得其中的奧秘。到我們更加注重和強調“堅持”的時候，“比自己所處的時代稍微老派一點”（芥川比呂志語）的時候，或許，一切又都水到渠成了。昆曲不為誰而唱，昆曲只為懂它、愛它以及將要愛上和懂得的人而歌。

七堇年：沒錯，我想隨著國家和社會進步，我們會逐漸從這種渴望被世界看到的心態中解放出來，中國文學本身也是一個大世界。我們中國的文學愛好者對世界文學頗為了解，但世界未必了解我們，這是他們的遺憾，不是我們的。中文寫作在世界文學領域長期被低估，被“刻板印象”，是的，但這不重要了。它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人類文學面貌的豐富，總會有人看到的。

閱讀原文：《人民文學》2023年第4期｜七堇年：橫斷浪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