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許再佳：歐逸舟老師您好！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就南北文學的相關話題和您進行訪談。南北文學的話題甚廣，其畛域遼闊，難以一眼覽盡、一言道盡。細察當下文學場，“新南方寫作”“東北文藝復興”“新北京作家群”“文學新浙派”等文學理念、文學現象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作家、批評家和各大學術刊物、雜志及出版社的專業人員積極參與其中，他們從不同角度的探討都給人以深刻的啟發。深度介入當下文學場域，成為南北文學新理念、新口號的一大表征。您在《小說選刊》雜志社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對當下文學場域也有著深刻的切身性和真實的現場感。能否請您談談對正在發生的文學新思潮、新轉向、新癥候的看法呢？

歐逸舟：再佳你好，謝謝你對主題的悉心梳理。如你所言，在文學場域中，編輯確實是有著深刻的切身性和真實的現場感。我從事編輯工作僅七年，不敢稱經驗豐富，但我是當代文學一名謙卑的讀者，一直渴望向我的作者、讀者、編輯同行以及諸位學者多多地學習。唐詩人老師主持這個專欄有兩年多，我也在這個專欄讀到了非常多關于“新南方文學”以及地方性寫作的文章，不乏新鮮、熱切甚或尖銳的觀點。因此我更加不敢妄談，只是與你分享一些自身的經歷和隨想。

關于“南北”，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趣事。那時去廣西出差，與當地作家閑聊，說起我是土生土長的福建人，大學畢業后前往北京，我的“南方人”本體意識才愈發強烈，才發覺南方深藏在我的血液之中。然而對方不可思議地說：“你哪是南方人，你是福建人，福建是北方啊！”彼時，我沒有再去細論古書中記錄的東甌、西甌、閩越、南越在今天的版圖上分屬什么位置，強調它們曾以相同的物質艱難與精神困頓的面貌被記錄于那些贈別詩中。我心中“絕對的南方”并沒有湮滅，但“相對的南方”逐漸升起了。

在我們的歷史上，北方的邊界是截然分明的，而南方的邊界則總是搖擺不定的、含混的、曖昧不清的。此處的邊界不是指南北的邊界，而是北方與北方以北的邊界，南方與南方以南的邊界。地域文化受之影響，文學氣質與審美價值自然也得之塑造。當你站在南方的外部，或許可以籠統地稱之為“南方”；但當你由文本進入南方的內部，發現它們符合你所理解的南方，或者反之，遭遇了面容模糊的新鮮事物，又該如何評價？文學意義中的南方以南，除了炎熱、臺風、水汽氤氳、波浪滔天、開不盡的花和永不消逝的綠，還該顯現出怎樣的特質？相對南方，更加南方，超越南方，非常南方，或者，非常不南方？如果作品不符想象、難以理解、風格有異，就要取消它們內在的共性，消解它們的地理學意義嗎？如果南方是我們的生存境遇與生存符碼，我們又為何不能以其命名？

作為一個“南方人”，我喜歡以“南方”為視角去理解文本，去認識作品與作家。我曾經在讀解張惠雯的小說時選擇了“南方的蹤跡”為切入點，雖然張惠雯并不是一位南方籍的作家，她的小說書寫的并不是我國的南方，但我也借機表達我的理解與困惑：“那些我未曾抵達的南方，是什么樣貌，有什么風景照與游記無法提供的經驗，那里的水系如何滋養她的人民，他們身上有怎樣獨特的精神使他們不同于別處？”

所以當我看到“新南方文學”的理念在2020年被正式提出，并且得到文學界持續而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我內心是欣喜的，我感受到同代人的共振。“新南方文學”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模糊的感覺、生硬的概念或短暫的現象，不是被發明的口號。“新”是更廣義的南方，由一批富有見地的批評家敏銳捕捉到，是一股有著旺盛生長力且無限開放的思潮，甚至不顧冒犯與僭越，對異質性經驗的追求。有太多的名字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以不同的色彩、氣味與聲音匯流而入。曾經，他們在層巒疊嶂的另一邊，經歷漫長的遙望與蓄勢，他們辨識出了彼此，共同構成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景觀的重要部分——那生長在山崖與海岸之間的巨大而芳香的樹木、藤蔓、草花，蘭科與天南星科，在沼沼霧氣的氤氳與亞熱帶、熱帶的驕陽中，再也不用焦慮自己一生也不能寫成整齊劃一的白楊或雪松。

許再佳：“絕對的南方”和“相對的南方”，這個說法很有意思。“絕對的南方”以自然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凝練出獨特且可辨認的美學特質，而“相對的南方”則越過純粹的地理概念，指向了邊界尚未明晰、意涵豐富多元的南方以“南”。有學者還提出“南方”實質上屬于一個地緣政治的文學概念，其精神訴求和“全球南方”的話語構建有著某種一致性。如您所言，南北文學新理念、新話語的出現是一股有著旺盛生長力且無限開放的思潮。其當代性體現在諸多作家、批評家所立足的文學立場，它是自由、開放的，它不滿足于傳統文學對地方相對單一的想象模式，而是試圖去拓展和豐富基于地方、又超越地方的異質性審美經驗。

新世紀以來，從陳彥《說秦腔》系列文學作品到陳崇正《半步村敘事》、陳繼明《平安批》、蔡崇達《命運》、厚圃《拖神》、葛亮《燕食記》等，作家一方面延續著對地方傳統多重可能性的發掘，又對其限度有所省思；在對地方傳統進行當代性轉化時，又不忘觀照和守護傳統的恒常價值。在這一系列作品中，我們依稀可見其與《紅高粱》《白鹿原》《馬橋詞典》《無風之樹》等經典作品的某種黏連，風土風貌、地域文化、傳統經驗的書寫之外，更有對生養于一方水土之人的持續關注與深入探勘。南北文學之“新”與其傳統及歷史感似乎難以決然地割裂。能否請您就當下南北文學創作中的當代性及歷史感問題，談談您的看法？

歐逸舟：這個問題喚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課堂記憶。《紅高粱》應該是1986年左右的作品，《馬橋詞典》雖然比它晚十年面世，卻仍然延續了尋根文學的精神旨歸，相比之下《白鹿原》則有著更為強烈的現實主義寫作風格。莫言筆下魔幻的高密東北鄉、韓少功醉心尋覓的迷失的楚文化與陳忠實筆下風云變幻的渭河平原家族爭斗是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他們共同構成了對鄉土中國的重要書寫，但在文學史上，我們不曾以地域之名定義他們的寫作流派。

我個人對當代性的認識是：無論是傳續還是割裂，它都承載了一部分的歷史。無論是1980年代先鋒派的橫空出世、驟然轉身，還是1980年代新寫實登場、多元化寫作的發展，就連網絡文學都已延伸出眾多的分支，到今天我們談“南北文學”，不僅有“新南方”“新東北”還有“新北京”“文學新浙派”“新中原”……其中隱現的共性是：單純的鄉土書寫變少了，關于城市的故事越來越多了。無論是鄉村發展城鎮化，還是北上南下新移民，我們的文學對鄉土與城市的情感表達不再是歌哭空山或漂泊天涯，不再只是為了回避現實生活而逃向傳統。

現在的作家在把握社會生活和傳統經驗的時候更具備主動性與靈活性。這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發生了高速而巨大的變化。1980年代是一個開端，1980年代的文學固然是當代的文學，但它們也已經進入歷史了，正如我們言談的此時，也會頃刻成為過去。在這樣的變動中，我們逐漸適應了生活經驗的駁雜，歷史現象的源端不再只伏筆于鄉土的深處。

你提到的幾位作家中，陳崇正的小說里，魔幻現實主義游走于城鄉之間，歷史敘事也可以變得很科幻；葛亮小說中飽含古典韻致的市民生活，展現了他對歷史情境與當代社會的特殊敏感與表現力；又比如蔡崇達，從聚焦個體經驗的小敘事逐漸拓展至更廣闊的文化視域，他小說的內核是我們福建人非常熟悉的海洋文化，命運不是一次拍浪飄搖顛沛流離的旅程，而是一次次的出發與復返。我以為這也應是我們面對當下與傳統的姿態。

許再佳：您的分享使我很受啟發。確實，《紅高粱》《馬橋詞典》《白鹿原》等作品共同構成了對鄉土中國的重要書寫，但我們不曾以地域之名定義他們的寫作。盡管上述作品對地域文化、地方經驗的書寫有著極高的辨識度，但“鄉土中國”依然作為更恰切也更有力量的詞匯對其進行了統合。反觀當下，我們談“南北文學”，卻著意于凸顯“新南方”“新東北”“新北京”“新浙派”“新中原”……這或許印證著，南北文學的地方性書寫及話語建構并非某種文化、政治的審美剩余物，它不是鄉土中國的單一想象，而是具有當代性的經驗主體。這一經驗主體在面對當下與傳統時，時常來回踱步，保持著出發又復返的姿態。以葛亮《燕食記》為例，他沿襲《朱雀》《北鳶》“新古典主義”的藝術風格，以一個時代的在場者觀人、觀物、觀史，力求“一時一事皆具精神”。歷史在不斷地守正與創新中延續，而作者也從中深耕著嶄新的“想象文化中國的方法”。

回到我們的話題。您方才提到彼時屬于“當代”的文學須臾間已進入歷史，猶如我們言談的此時也會頃刻成為過去。這點明了當代性流動的特質。流動的當代性既有歷史維度，也指向某種有待召喚和建構的“未來”維度。我們好奇的是，從歷史景深中涌現又不斷流向未來的文學，有什么是其變動不居中恒定的元素嗎？

歐逸舟：我想分享一段有意思的體驗。有段時間，我沉迷于約翰·契弗的短篇小說《德國黑啤與百慕大洋蔥》中的兩個故事：《秋河》中“河水與季節兀自來去，而機器卻不再作響”；《一個旅行推銷員的自白》以子一輩的視角寫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哀，一個曾經令人引以為傲的職業將要迎來它的終結。與此同時，我讀到班宇的短篇小說《肅殺》（此篇發表在《芒種》時，被改名為《去五里河》），又于其后在《作家》讀到他的《山脈》。班宇筆下的故事不曾定格在至暗時刻或高光時刻，就像我們的真實生活，不會為任何破碎或完滿而停留，時間呼嘯向前，人也始終面向未來。半年后，我在貴州出差時遇到青年作家劉繼欽。對班宇小說的閱讀感受是我們結下奇妙友誼的重要前提。雖然繼欽寫得不多，但他的小說也流露出一種看似平淡卻又不失冷峻的氣息。契弗筆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工業小鎮、班宇筆下游離在榮光與困頓之間走向新生的東北、生活在黔西南對文學有著純粹熱愛的劉繼欽和我，我們在2018年相遇——不是老鄉見老鄉的相遇，是文學與人的相遇。這實際上是一種超越時空和文化的心靈共振，它關乎人，人的心性與閃念，際遇與取舍，驕傲與失敗，困頓與堅定。而這點也應當是文學在變動不居中持守、恒定的重要質素。

許再佳：文學與人的相遇最值得珍視！我們知道，對文學新變的嗅覺和感知往往來自文學現場。最后，能否請您在“新南方”“新東北”“新北京”“新浙派”等文學現象中擇其一，為我們做一些南北文學新可能性的分享呢？

歐逸舟：我們在談論南北文學的時候，也是在談論一種流動性和開放性。“新”定義的不僅是之前涌現、當下存在的，更是對未來性的召喚。我想以“新北京”為例。其實京派寫作的包容性和豐富性是一以貫之的，從沈從文、老舍、汪曾祺、林斤瀾到1990年代邱華棟、徐坤、丁天，再到后來的馮唐，作為一個超級城市，不斷注入的新鮮血液豐富了北京的文化。因此我們看到“新北京”作家群中，既有石一楓、侯磊、孫睿、常小琥、杜梨、于文舲這些生長在北京的作家，也有求學、生活于北京的馬小淘、劉汀、張天翼、文珍、阿乙、鄭在歡等，他們共同構成了北京新的文學景觀。比如杜梨寫頤和園，形形色色的游客與奇奇怪怪的事都構成北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孫睿寫二環與五環之爭，聚焦北京城市版圖的變化和人們生活重心的轉移，反映了關于“新舊北京”的認知沖突。文珍寫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那些退休后進京跟隨子女生活的中老年人，也成為一個逐漸龐大并傾情演繹他們的北京故事的重要群體。又比如鄭在歡，他在一些小說中不斷回望故鄉和那些在成長過程中失散的年少時的同伴，這又何嘗不是你我他？我們生活在此地在當下，有時故鄉是異鄉，有時當下溢滿過往。或許有一天，“新北京”作家的群體中，有人離開北京，去往北方以北或南方以南，北京再度成為異鄉，又或者成為他們的另一種故鄉，他們完全可能成為“新南方”中的一員，用新的視角寫出我們南方的故事，也可能在南方回望北方，寫出新的北京故事。無論如何，一切可能性值得我們期待。

許再佳：您的分享為我們展現了“新北京”文學在寫作精神、時空意識、文化想象、人文關懷等方面的嬗變。這使我聯想到部分南方作家，或許可以稍做呼應：林白筆下的“北流”從南方葳蕤的草木叢林、方言土語里迸發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不是審美對象化的客體，而是尋求與公共世界對話的主體，作家借此同家鄉對話、同時代對話，同整齊劃一的文學觀念對話；王威廉《野未來》、陳崇正《美人城手記》《懸浮術》等軟科幻呈現的并非技術主義的線性發展，它試圖在后現代后人文語境中對人、機器及彼此生存境遇進行新的思考；林棹《潮汐圖》則將語言、藝術、生態凝定于共在的時空，跳脫的運思、詭譎的物象以及富有質感的方言相互交融，形成富含主體間性的詩學表達……

當然，南北文學之“新”是一個不斷敞開、位移的過程，它有著諸多面向等待著我們去發現和擁抱。最后，再次感謝您來自文學現場的充滿溫度和熱情的分享！

對談者簡介：

許再佳，福建師范大學在讀博士生。

歐逸舟，女，1985年4月生于福建福州。現居北京。供職于《小說選刊》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