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期具體指稱的是從1976年特殊時期的結束或者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起始，一直到當下時代這樣一個時間段落。跨度將近五十年，即半個世紀。與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運行機制緊密相關，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這八字方針對新時期文學整體上的繁榮昌盛發揮了特別重要的社會政治保證作用。當下時代所特別強調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內涵，我以為就應該是“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正因為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奠定的政治和思想基礎，也才有了上世紀80年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再一次大規模介紹與引進，有了這樣一種思想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也才會形成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新啟蒙”。從邏輯上說，有了“新啟蒙”，也才會有包括山西文學在內的整體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根本繁榮。

新時期內涵的厘定之外，必須強調的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新時期以來、尤其是上世紀80、90年代的山西思想文化領域，曾經形成過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色彩的知識分子群體。其主要成員分別是林鵬、謝泳、丁東、高增德、周宗奇、趙誠、智效民等。這一群體的存在，雖然從表面上看與山西的文學創作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但某種潛在的輻射性影響的存在無論如何都不容輕易否認。二者之間有著一種看似若即若離，實則彼此影響彼此成就的內在關聯。倘若缺少了這一知識分子群體的存在，那么，山西文學在新時期這一時段的面貌究竟如何，其實很難想象。放眼山西之外的其他省區，在同一時段很難找到類似的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這是我們在談論新時期山西文學時不能忽視的一個根本特征。

就這樣，從整體來說受惠于國家層面以“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為主要內涵的“新啟蒙”，從局部來說擁有其他省區所不可能存在的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新時期以來山西的文學創作呈現出一種由類似于向日葵式的眾多花瓣組合而成的多元構成狀況。在我個人粗淺的理解中，這一棵生機勃勃的向日葵共由十四個各具特色的花瓣組構而成。

一、政治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這一方面的兩位代表性作家分別是1980年代的柯云路以及稍后一些的張平。先來看身為“北插”的柯云路。柯云路的引人注目，最早是那篇曾經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三千萬》，然后是帶有某種連續性的長篇小說《新星》《夜與晝》《衰與榮》。雖然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曾經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柯云路早已淡出文壇，但他的一系列小說作品，尤其是那部被拍成電視劇后曾經產生萬人空巷效果的長篇小說《新星》，在時過境遷的現在看來，其思想藝術成就絕對不容低估。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作家相當成功地刻畫塑造了李向南、顧榮、林虹、顧小莉、潘茍世等一些人性內涵豐富的人物形象。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一直到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但這些人物形象依然能夠清晰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關于人物形象對于一部小說作品的重要性，杰出作家白先勇曾經在討論《紅樓夢》的一部著作中發表過非常精辟的看法：“寫小說，人物當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傳統小說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來說，這些小說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復雜。三國里面打來打去，這一仗那一仗的我們都搞混了，可是我們都記得曹操橫槊賦詩的氣派，都記得諸葛孔明羽扇綸巾的風度。故事不一定記得了，人物卻鮮明地留在腦子里，那個小說就成功了，變成一種典型。曹操是一種典型，諸葛亮是一種典型，關云長是一種典型，所以小說的成敗，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讓人家永遠不會忘記的人物。外國小說如此，中國小說像三國、水滸更是如此。”（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上），第192—193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版）參照白先勇的相關見解，同時也結合我們日常的閱讀與研究經驗，一個清晰的結論就是，衡量一部長篇小說優秀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當然就是能否成功地刻畫塑造若干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依照這一標準，柯云路的《新星》當屬優秀之列。一部長篇小說，在發表出版四十多年之后，仍然可以留在讀者的記憶中，所充分說明的，正是其思想藝術的成功。由于《新星》發表于1984年的《當代》雜志，而那個時段恰值第一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評獎時段，也因此，我們不妨把那兩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拿出來略作比較。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一共六部，它們分別是古華的《芙蓉鎮》、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三卷）、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李國文的《冬天里的春天》、莫應豐的《將軍吟》以及魏巍的《東方》。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一共三部，它們分別是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劉心武的《鐘鼓樓》、李準的《黃河東流去》。九部作品中，除了古華的《芙蓉鎮》一方面本身就優秀，再加上又有謝晉導演的同名電影助陣，到現在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之外，其他的那些作品，即使是人物的名字也很少能夠讓人想起來。別的且不說，單只是如此一個側面，也不能不讓人懷疑當時評獎機制的合理性以及相關評委的審美能力，不能不讓人為不幸落選的柯云路的《新星》大鳴不平。很顯然，無論是從思想內涵，還是人物形象的刻畫塑造，抑或作家的藝術能力來說，《新星》都遠勝于其他的一些獲獎作品。

然后，是一向以反腐小說的創作而著稱的張平。如同柯云路一樣，從文體上說，張平也特別擅長于長篇小說的創作。其代表作有《法撼汾西》《天網》《抉擇》《國家干部》《重新生活》《生死守護》《換屆》等，其中，《抉擇》曾經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換屆》固然是他的最新作品，但就對現實政治的揭示與批判力度而言，也可以說更是最能充分顯示其思想藝術水準的一部力作。藝術層面上，張平的一大特點，就是特別善于營造緊張激烈的故事情節，以至于只要你一打開書，就會被深深吸引，欲罷不能地一口氣讀下去。思想內涵層面上，與一般只是聚焦于官員經濟貪腐行為的那些反腐小說不同，《換屆》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對于一整套包括干部提拔任用機制在內的社會政治運行機制弊端的深切揭露與犀利批判。與個別干部的貪腐行為相比較，真正嚴重威脅國家和人民安危的反倒是那些根本的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懶政”與“惰政”。作為一位擁有自己決定政治立場的作家，能夠做到這一點，對張平而言，可以說也已經走到了極致。

二、文化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有鄭義、李銳和高岸。但在具體介紹分析他們三位之前，我們需要首先對“晉軍崛起”這一文學現象有所了解。“晉軍崛起”這一文學現象的出現時間，是1985年。首倡者，是時任《當代》雜志編輯的章仲鄂。1985年第2期的《當代》雜志，集中發表了成一、鄭義、李銳以及羅雪珂這四位山西作家的中篇小說。“晉軍崛起”這一說法，就出現在這期刊物“編者的話”中。對于這一說法的醞釀與提出經過，章仲鄂自己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有過真切的記憶描述：“‘晉軍’是指山西省新時期以知青為主的一批作家，它不同于原先的‘山藥蛋’派，是當時在國內文壇可與‘湘軍’南北輝映的一支實力派隊伍。而‘晉軍’的名號能有影響地打出來，實自《當代》始，我則是具體運作者。大約一九八五年左右，我首次去太原，那是因為找焦祖堯談對他的中篇小說《跋涉者》的修改，從而開始接觸山西一批年輕作家的。我先去原平縣找到成一，他是河北籍的知青；后又去榆次找鄭義和柯云路及其夫人羅雪珂，他們都是北京知青；李銳也是北京的，我去之前就已結識，他的夫人蔣韻是山西籍的知青，也是‘晉軍’的巾幗將軍。后來我在《當代》組發了一個山西作家中篇小說專輯，包括：鄭義的《老井》，李銳的《紅房子》，成一的《云中河》和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其中《老井》和《女人的力量》都被改編為電影，特別是《老井》還拿了國際獎。在這專輯前的‘編者按語’中我寫了‘晉軍崛起，引人注目’一段話，從此前和以后的晉軍創作實績看，我的估價是有根據的，因而得到了文壇的認同。”（章仲鄂《歲月如歌》，載《當代》1999年第4期）揆諸史實，章仲鄂的錯訛之處，主要有三。一，焦祖堯的《跋涉者》是長篇小說，并非中篇小說。二，成一與蔣韻，均不是知青作家。而且成一的籍貫，也不是河北。三，應該是“編者的話”而不是“編者按語”。但除了以上這些個別處記憶有誤之外，章仲鄂的回憶還是相當可靠的。他的回憶文章以其鮮活的細節豐富了關于“晉軍崛起”狀況的歷史敘述。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是，自打《當代》1985年第2期出版發行之后，所謂“晉軍崛起”的說法便在文學界不脛而走，居然約定俗成地成為整整一個1980年代山西作家的代稱。

首先是鄭義。他最早引起文壇普遍關注的作品，是中篇小說《遠村》。曾經獲得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的《遠村》，是一篇帶有明顯的田園牧歌情調的，帶有一定抒情藝術意味的小說作品。在文學史的意義上，此種書寫大約可以被歸入沈從文那一脈的傳統之中。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帶有突出苦難意味的“拉邊套”的故事。然后是那部曾經被吳天明拍攝為同名電影的中篇小說《老井》。假若說韓少功的《爸爸爸》持有的是文化批判的價值立場，那么，鄭義《老井》所顯示的，恐怕就更多的是對于民族精神的肯定與張揚。孫旺泉與老井村人那樣一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祖祖輩輩打井找水的悲壯努力，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聯想到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來。潛藏于其中的，顯然是面對生命困境而進行堅決抗爭的昂揚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代代不已的生命強力意志。更進一步地，《老井》還能夠讓我們聯想到古希臘西西弗斯不斷地推石上山的神話傳說來。法國作家加繆曾經給予西西弗斯的神話傳說以一種現代存在主義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說鄭義的《老井》帶有一定的存在主義意味，應該也是具有相當合理性的一種藝術論斷。

其次是李銳。雖然說在短篇小說系列《厚土》之外，李銳也還創作有《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云》《銀城故事》《張馬丁的第八天》《囚徒》等許多重要的作品，但相比較來說，恐怕還是《厚土》系列最具文學史層面上的經典化意義。關于《厚土》系列，在學術界享譽頗高的由潘旭瀾主編的《新中國文學詞典》（潘旭瀾主編《新中國文學詞典》，第889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有著甚為準確到位的介紹評價：“所寫大都為呂梁山區黃土高原上有焉不察、周而復始的人事片斷和生活情狀，尤其著重于民族文化心態中沉重、黯淡、消極、麻木的負面，旨在以文化的眼光看取原始狀態般生活的常與變，對民族心理素質作深沉凝重的批判和反省。”“作品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文體追求，在窮鄉僻壤常見生活場景的摹寫中，營造并渲染扣人心弦、動人情思的藝術氛圍，達成敘事風格與所觀照生活情感的相應與一致。敘述語調沉穩平緩，遣詞造句簡約有力，筆觸富于包孕性。”同樣是對呂梁山生活的表現，作家更早一些的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是側重于敘寫呂梁山民對于新生活的渴望與追求，而到了《厚土》，則不僅將側重點偏移到呂梁山民生活中沉重、黯淡、消極、麻木的一面，而且作者也不再滿足于對生活情狀的再現與描摹上，而是將這些負面因素提升到存在的高度上進行審視表現的。這也就極明顯地提升了小說的思想藝術品位。在關于《厚土》的眾多評論文章中，李慶西《古老大地的沉默》（李慶西《古老大地的沉默》，載《文學評論》1987年6期）對作品有著更為準確到位的理解分析。李慶西說：“其實李銳有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不在一般評論家眼界中的深度和廣度。《厚土》固然有深度，卻并未以深度而獨領風騷。我讀《厚土》，感覺到有一種別的東西。我想，這跟作家觀照世界的視角有關。同樣是對國民性的省察與批判，李銳筆下這個鄉土社會的構造確有它的獨到之處。”那么，李銳的獨到之處究竟何在呢？“對于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沖突，作者采用了一種緩解手法，從未使故事發展到所謂應該達到的某種高潮，因而使讀者因既往的閱讀經驗提示而產生的期待一再落空。這種反懸念處理的效果不錯。從這些方面看，《厚土》完全是現代敘事風格。它大膽摒棄了那種小題大作的花俏的戲劇程式，而代之以沉靜、冷峻的現實主義態度。作者有意不展開矛盾沖突，并不是在回避矛盾，他讓我們看到一幅矛盾自生自滅的畫卷。窩囊漢子腳下這片古老大地正是在矛盾的自生自滅中保持著固有的沉寂。這里展示的人生世相足以使人心靈顫栗，卻又使人欲哭無淚。我們看到的正是一種矛盾緩解和生命窒息的過程。”“結構作為一種方法，無疑表示著作者對中國鄉土社會（尤其是作者熟識的呂梁山區）和農民心理的某些基本看法。在作者眼光里，歷史發展之緩慢不但表現為物質形態的固著，更深一層看在于農民心理的停滯狀態。這就是《看山》中所說：‘山們還是一如既往地沉默著，木然著，永遠不會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也永遠不會和明天有什么不同。’”

還有一位不能被忽略的，就是那位曾經在文學批評方面取得過特別成就的批評家李國濤。他以高岸的筆名發表了一系列小說作品，其中尤以短篇小說《郎爪子》最為引人注目。李國濤的作品，毫無疑問是一種特色鮮明的文化懷舊型小說。正因為作家擁有幾十年豐富復雜的社會人生經驗，所以，他回首往事的時候，才會發現諸如郎爪子、程宜福之類小人物的悲劇（《郎爪子》《紫砂茶壺》），才會發現葉家、朱家和余家等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家族的敗落（《蒼涼街巷》系列中篇、《一片石》），也才會發現泰山腳下那一所礦工文化學校第三分校內居然潛隱著如此眾多性格怪異的教工形象（《世界正年輕》）。

三、藝術風格多次自覺轉換的成一。現在看起來，有著南開大學學習經歷的成一，在新時期以來的山西文學史上，是一位小說藝術風格發生過多次自覺轉換的作家。他早期曾經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頂凌下種》，非常自覺地承接著“十七年”期間“山藥蛋派”的藝術表現方式，但從系列小說《陌生的夏天》起始，他就逐漸地由“山藥蛋派”式的現實主義而轉向了一種具有現代意味的心理現實主義。然而，從發表在《收獲》1989年第1期的長篇小說《游戲》開始，成一又更進一步地從心理現實主義干脆就轉向了現代主義。但成一藝術風格轉變遷移的腳步，并未到此為止。到了新世紀開始的時候，成一的小說創作再一次完成了一個堪稱華麗的轉身，又由《游戲》的現代主義轉換為中國本土小說傳統的轉化與傳承。這一藝術轉型的標志性作品，就是他那兩部旨在書寫晉商歷史命運的長篇小說《白銀谷》與《茶道青紅》。現在看起來，最令人遺憾的，就是他那部現代主義長篇小說《游戲》由于發表的時間節點特殊而導致的生不逢時。

四、“山藥蛋派”的自覺傳承和延續。這一方面，早一點的代表性作家是那位曾經憑借《镢柄韓寶山》而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張石山。在“晉軍崛起”的1980年代，最能夠代表張石山寫作成就的，是系列小說《仇猶遺風錄》。由于張石山的《仇猶遺風錄》主要是以仇猶古國遺民青石溝張氏家族為表現對象的，所以我們不妨把他的這個系列小說稱為“家族文化小說”。從文本中可以看出，特別擅長講故事的張石山把注意力集中在“遺風”二字之上，其敘寫范圍基本上是20世紀。他旨在以青石溝為人文地理環境，試圖通過對張氏家族這只“麻雀”的解剖，勾勒數十年來中國農民的命運，進而探討形成這種命運的原因何在。張石山之外，進入新世紀后，能夠以小說創作的方式自覺傳承“山藥蛋派”鄉村書寫傳統的，是70后作家李駿虎。他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說《前面就是麥季》與長篇小說《母氏系家》《共赴國難》。《前面就是麥季》獲得過魯迅文學獎。

五、以呂新為杰出代表的先鋒小說創作。自從1986年憑借短篇小說《那是個幽幽的湖》在《山西文學》雜志的發表出道以來，長期置身于山西這片古老的黃土地上的呂新就一直以一種固執的姿態行走在先鋒小說的創作道路上。曾經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白楊木的春天》之外，他的代表性長篇小說主要有《撫摸》《掩面》《下弦月》《深山》等。針對他新近正式出版的《深山》，我曾經寫下這樣的一段推薦語：“齊頭并進的三條故事結構線索，數十位艱難生存于北中國貧瘠鄉村里螞蟻般的普通生命。看似無常的生生死死，呂新式農業風景描寫文字。苦苦求索兄長死因而不得的五燈，如同豆芽般孤苦的耗子，精神苦悶的回鄉知青杜林。先鋒作家呂新在《深山》中所真切涂抹出的，是‘這人世間無限的悲涼與荒唐’。”

六、短篇小說高手王祥夫。雖然出道頗早，但在進入1990年代之后，王祥夫小說寫作的自覺性就越來越明顯了。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從題材領域來看，王祥夫逐漸地把自己的關注對象凝固在普通的底層民眾身上，成為那個時期“底層敘事”寫作潮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另外一個方面，從寫作體裁的角度來看，雖然王祥夫也并沒有完全放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這兩種體裁的創作，但很顯然地，作家的寫作重心是傾向于短篇小說的。說實在話，在這樣一個長篇小說大行其道的時代，能夠專心致志地用全力于短篇小說的寫作，并且在短篇小說的創作方面頗有心得，取得非常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王祥夫如此一種淡定從容的藝術選擇姿態，確實應該首先得到我們充分的肯定。當然，這里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無法被否認的前提，那就是，王祥夫的藝術天性，很顯然也更加適合于短篇小說這種文體的創作。但其實，小說這一文體之外，王祥夫的散文、書法、繪畫俱佳，同時還是一位在烹飪上頗有心得的美食家。由此而得出的一個可信結論就是，從根本上說，王祥夫是一位傳統文人氣十足但同時兼備現代知識分子批判氣質的優秀作家。當然，如果只是著眼于短篇小說這一文體，那么，在王祥夫之外，也還有那位曾經以《到黑夜我想你沒辦法》而名噪一時的曹乃謙。

七、三代女性作家的各領風騷。首先是蔣韻。對于超越于世俗功利之上的浪漫精神的刻骨熱愛與深情書寫，乃是蔣韻小說作品一個鮮明異常的藝術印記。這一點，在她的諸多小說作品中都能夠得到極其有力的印證。閱讀蔣韻小說，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幾乎都具有一種超乎尋常的精神守護者特征。無論是《櫟樹的囚徒》中的陳桂花、范金釵，還是《閃爍在你的枝頭》中的表姨幼容；無論是《我的內陸》中的陳枝、林萍，還是《隱秘盛開》中的潘紅霞、拓女子們，抑或《行走的年代》中置身于1980年代的莽河與葉柔，都突出地體現著這一特征。這可以說是一組打上了明顯的蔣韻印記的，最能凸顯蔣韻藝術特質的人物形象。這組人物形象最根本的特點，具體表現為明顯的極端化特征。那就是，在這些人物的心目中，都有著某種刻骨銘心的精神追求，雖然在不同小說中的不同人物身上，這精神會有不同的內涵與表現形態，但以一種義無反顧的姿態，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維護自己內心中的精神追求，是這一組人物形象共同的特點。

然后是葛水平。能夠代表葛水平小說寫作最高水平的作品，恐怕還是那部獲得過魯獎的中篇小說《喊山》。關于《喊山》，魯獎評委會給出的評語是這樣的：“《喊山》是一篇讀來令人震驚的充滿現實感的作品：一個被拐賣的女人被以極為野蠻的方式剝奪說話的自由達十年之久，整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懼中，最后終獲解脫和自由。《喊山》以‘聲音’為主題，在民間生活的豐厚質地上展現人心中艱巨的大義和寬闊的悲憫。它在藝術上顯示出極為成熟的風格：作者通過詩意的語言、鮮活的細節和耐心的敘述，彰顯了一個與尊嚴和自由相關的主題，給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再有，就是剛剛出道不久卻已經贏得了滿堂喝彩的白琳。她最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有《支離的席勒》《玫瑰在額頭上》《贊助蘇珊》等。

八、不容忽視的鐘道新小說。鐘道新在“晉軍”群體中的存在，會給人一種明顯的與眾不同的感覺。他的特殊處，鮮明表現為一種理性智慧的燭照。閱讀鐘道新的小說，你首先會感覺到他小說標題命名方式上的個性突出。諸如《權力場》《經濟場》《超導》《股票市場的迷走神經》等等，皆屬此類。認真想來，鐘道新小說標題命名的一大特色，就是特別喜歡征用一些比較冷僻的專業術語。如“場”“超導”，都是物理學術語，“迷走神經”則是生理學術語。但與這些專業術語搭配的，又往往是當前社會上一些最引人注目的重要話題，如“權力”“經濟”“股票市場”“單身貴族”等等。這二者的有機結合本身所凸顯的，即是一種典型的大概獨屬于鐘道新的理性智慧。非常明顯，如此一種獨特的小說命名方式所透露的，乃是作家對于社會現實生活深刻的理解與認識。在《權力場》與《經濟場》這兩篇作品中，“場”字所表現的，是圍繞權力和經濟這兩個中心話題而形成的，有各自內在運轉規則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其中，顯然潛藏著鐘道新對于中國現實社會的某種深刻洞察。袁成吾雖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當今社會權力運轉過程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弊端，然而，當他以一個縣委書記的身份處理諸如徐志純倒販彩電、紙廠環境污染等與權力密切相關的社會事務的時候，卻還是無論如何都不得不違心地遵循權力“場”內的一些不成文的規則行事。也正因為如此，小說結尾處，當離休了的老部長陳默孤零零地面對新換了的市政府招牌時，敘述者才會不由自主地發出如下感慨：“當一個人與一個機關、一套制度作對時，他顯得是多么渺小啊！”這種發自內心的感慨，實際上正是針對現實社會中所存在的一些嚴重弊端而發出的。由上述權力場的所謂“場效應”，鐘道新其實已經敏銳洞悉了市場經濟轉型期間中國現實社會進行變革的艱難性與迫切性。很顯然，鐘道新的睿智，就表現為他以一個“場”字，即把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中某些難以言說與把握的復雜情形精確而鮮明地做出了富含藝術理性的概括，并由此而起到了突出的警世作用。

九、非虛構文學創作的特別引人注目。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作家，首先就是趙瑜。趙瑜的非虛構文學寫作，在堅持批判性精神的同時，也一直堅持著很高的藝術水準。關于這一點，只要我們稍為翻檢一下作家這些年來寫出的那些非虛構文學作品，就可以得到有力的確證。早期的“體育三部曲”、《革命百里洲》（這是趙瑜的魯獎獲獎作品）、《晉人援蜀記》、《開眼》、《王家嶺的述說》、《尋找巴金的黛莉》、《火車頭震蕩》，當然，還包括作家早已寫作完成但正式出版一直遙遙無期的那部描寫特殊時期的《犧牲者》，這些非虛構文學，可以說都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比如說，那部廣受贊譽的《尋找巴金的黛莉》，趙瑜以偶然發現的巴金寫給黛莉的七封信為起點，開始了追尋黛莉的漫漫長路。實際上，這部作品是由兩條不同的故事線索交織而成的。一條線索講述著歷史上太原那位青年女學生黛莉與巴金通信的情況，另一條線索介紹現實中趙瑜他們追尋黛莉真相的艱難歷程。實際上，也正是在趙瑜他們追尋黛莉的現實過程中，通過對于歷史的回溯，趙瑜一點一點地撥開了遮蔽在20世紀中國歷史之上的層層迷霧，在還原再現歷史真相的同時，也成功地傳達出作家對于歷史的深刻思考和洞見。如此看來，《尋找巴金的黛莉》的確可以被看作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優秀非虛構文學作品。趙瑜之外，同樣以非虛構文學創作而引人注目的作家還有魯順民、黃風、柴然等幾位。其中魯順民的代表性作品分別是《天下農人》《380毫米降水線》《將軍和他的樹》。

十、傳記文學創作的獨樹一幟。陳為人、韓石山、周宗奇等可以說是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家。盡管說陳為人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了文學創作，但他真正引起文學界的普遍關注，是近些年來專門從事作家傳記寫作之后的事情。使陳為人在文壇爆得大名的，是他那部《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他的這部傳記，不僅真切地透視和表現了傳主唐達成堪稱復雜的精神世界，還進一步以唐達成為焦點，對于中國文壇五十年來的風風雨雨進行了真實的記述與犀利的剖析，所以在學界便贏得了極高的口碑。極端一點說，此作甚至被很多人當成了中國文壇最具經典意味的一部傳記文學作品。此后，陳為人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一系列作家傳記的寫作過程之中，先后出版《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馬烽無刺——回眸中國文壇的一個視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寫真》《山西文壇十張臉譜》等長篇傳記作品。在中國文壇素有文壇“刀客”惡謚的韓石山，最近若干年的主要精力，實際上也心無旁騖，一直專心致志于傳記文學的寫作。從現代作家李健吾、徐志摩，一直到山西的學術老人張頷，大學歷史學專業出身，專門接受過史學訓練的韓石山，其傳記文學寫作的關注視野，始終沒有離開過人文學術領域。這個時期，盡管說周宗奇的主要精力在于《中國歷代文字獄紀實》的寫作上，但也不時旁逸斜出，兼及傳記文學的創作。除了被命名為《櫟樹年輪——宙之詮釋》的馬烽傳記，他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就是《大獒林鵬》。

十一、劉慈欣科幻文學奇跡的創造。由于劉慈欣也即大劉的科幻文學創作的影響因其榮獲雨果獎而已經波及全世界，所以這里就不再贅述。

十二、詩歌領域的潞潞與張二棍。上世紀80年代，潞潞曾經以其獨具藝術質感的系列組詩《無題》而躋身于影響巨大的朦朧詩的行列。近一個時期，產生了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以底層苦難書寫和悲憫情懷為顯著特色的張二棍。且看他的那首《穿墻術》：“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孩子/摁著自己的頭，往墻上磕/我見過。在縣醫院/咚，咚，咚”（第一節），“他母親說，讓他磕吧/似乎墻疼了/他就不疼了/似乎疼痛，可以穿墻而過”（第二節），“我不知道他腦袋里裝著/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墻/吸納了多少苦痛/才變得如此蒼白”（第三節），“就像那個背過身去的/母親。后來，她把孩子摟住/仿佛一面顫抖的墻/伸出了手”（最后一節）。無須多加解釋，只要認真地誦讀數次，那種隱含于其間的個人與時代的精神隱痛就已經溢于言表。

十三、散文創作的別開生面。作為“新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張銳鋒早期代表性作品分別是《別人的宮殿》《祖先的深度》《皺紋》，新近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字數多達二百萬字的長篇歷史散文《古靈魂》。張銳鋒之外，新近以系列散文《主觀書》而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是70后作家閆文盛。

十四、近一個時期年輕作家的小說創作。或許因為山西擁有著深厚的文學土壤，近一個時期年輕一代作家的小說創作也不容小覷。楊遙的代表性作品分別是《父親和我的時代》《流年》《把自己折疊起來》《理想國》，手指的代表性作品是短篇小說《走張城》，陳克海的代表性作品是《單槍匹馬》《好漢坡》，李燕蓉的代表性作品是短篇小說《那與那之間》以及長篇小說《出口》，楊東杰的代表性作品是長篇小說《一嘴泥土》，李晉瑞的代表性作品是長篇小說《中國丈夫》。當然，前面提及過的白琳，也屬于這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