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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人文化成，置身“兩千年未曾有的歷史巨變的合題階段”，新時代文學批評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以文藝的方式參與新時代的文化創造，努力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文學的磅礴力量。“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深度感通宏闊的時代消息，以“第二個結合”蘊含的思想精義指導文學批評的理論創新，在破除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觀念窠臼中建構融通古今、會通中西的文化和文學史觀，并以此為基礎有效促進中國古典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切實推進文論的“中國話語”的建構，兼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多樣文體開啟主體感通創化、下學上達的開闊面目，是新時代文學批評的理論創新與文化創造的要義所在。

新時代文學批評的文化創造，既是文學批評因應時代語境之變的自然調適，也是批評主體深度感應文化、思想和文學之變，完成作為歷史和實踐主體的自我建構的過程。這種建構既是作為歷史中間物的個體在因革損益的意義上的自我塑造，也是在更為廣闊的中華文明連續性中建構“文化主體性”的時代創造。其意義至高至大至遠，“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五四”迄今百余年中國文化和文學問題，以此最為緊要。

“第二個結合”與古今中西融通的新境界的展開

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打開的思想、精神空間為核心，融通其他文明成果，創造新時代的新文化，是“第二個結合”的要義之一。“第二個結合”召喚一種宏闊的理論和文學視域，一種奠基于中華文明核心義理且能為世界文明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的精神視野

自晚清開啟、至“五四”強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及其所形塑之今勝于古、西優于中的觀念，有其復雜的歷史根由，亦曾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其更化改制的創新創造意義，但在文化、思想及現實語境發生巨大變化的新時代，其局限性十分顯著。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第一個結合”持續推進的基礎上，“第二個結合”應運而生，包含新時代文化創新創造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第二個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打開的思想、精神空間為核心，融通其他文明成果，創造新時代的新文化，是“第二個結合”的要義之一。從步武西方到反求諸己，需要思想和文化觀念的結構和范式之變。如萬俊人所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僅具有文化歷史資源的‘外部條件’意義，而且本身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在構成部分”，“‘第二個結合’是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構和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關鍵步驟”。還如何青翰所論，以“第二個結合”為思想指導，“中國激活了以‘家國天下’為代表的文化精神與制度設計”，并將其“轉化為具有內在生命力的現代文明成果”。在“‘兩個結合’的遞進式發展中，中國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鞏固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為解決21世紀以來的人類秩序危機以及探索更好的人類生活方式貢獻中國力量”。也就是說，從走向“世界”到創造“世界”，不僅是文化精神觀念的外向追求到內向創造的思想路徑的范式轉換，還是中華文明連續體在因革損益意義上的全新創造，最終則落實于中國人足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觀念慧命相續、生生不已的向上之路。這是具有思想、文化、精神全備意義，可以貫通上下、溝通物我的整全式的系統創造。

“第二個結合”召喚一種宏闊的理論和文學視域，一種奠基于中華文明核心義理且能為世界文明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的精神視野。這必然要求創作主體抑或理論主體擁有一種寬闊、復雜、靈敏的總體性視野，一種“中國之為‘中國’的總體性、‘中國故事’的總體性，一種1840年以來現代性進程之中的總體性”視野。因此，如李敬澤所言，在新的時代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總體性視野”，是對這個時代文學的“根本考驗”。回應這一考驗，既關涉文學和理論觀念的新變，也關乎文化主體性的時代創造。沒有甚至無力回應這一緊要和迫切的理論和現實命題，也就難以從根本意義上完成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

文學史觀念拓展的路徑和方法

“第二個結合”所蘊含的“秩序重建”，不僅可以重構思想和文化觀念，亦可進一步落實于當代文學史觀念的調適。“五四文學”和“延安文藝”的貫通，中國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融通雖各擅勝場，且各有其重要的理論創造意涵，尚不能打開新時代文學批評的全新圖景，還需以此二者為基礎，完成新的融通的文學史觀念的建構

“第二個結合”所蘊含的“秩序重建”，不僅可以重構思想和文化觀念，亦可進一步落實于當代文學史觀念的調適。其核心議題有二：一是如何理解和處理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降的文藝傳統的連續性及其意義；二是如何在連續性視野中打開古今融通的文學史視域。

“重返‘人民文藝’”，抑或“重新打開50-70年代中國文藝”是回應并解決第一個議題的重要進路。對為何以及如何“重返”，羅崗有極為深入的說明，“在新形勢下重提‘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并非要重構‘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的二元對立，也不是簡單地為‘延安文藝’直至‘共和國前三十年文學’爭取文學史地位，更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在‘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相互交織的大歷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學的‘人民性’高度，描繪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圖景”，從而“召喚出‘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辯證統一，‘五四文學’與‘延安文藝’在歷史敘述上的前后貫通，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在轉折意義上的重新統合”。正是這種統合的“未竟”及其“難度”，張均以為未有切實的觀念推進前，“當代文學應暫緩寫史”，但仍以其對“重新打開50-70年代中國文藝”路徑和方法的探討，回應上述議題。超克“清流/自由主義視角對此種文藝所從屬的‘政治’的他者化理解”，進而“著力澄清革命政治的真正內涵”，才能“重新打開50至70年代中國文藝的問題空間”，發現此種文藝“之于當前文藝創作與話語建構的價值”。就根本意義而言，此說的核心指向，與“重返‘人民文藝’”深刻相通，皆是嘗試促進深入理解延安文藝的連續性及其觀念和實踐價值有意味的進路。其意義有待進一步延續和展開。

如何理解和處理中國古典文學與“五四”以降的新文學的內在關系，始終是考校當代文學史包容性和概括力的重要一維。受制于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觀念困局的消極影響，“五四”以降的新文學被視為是在古典文學之外別開一路，其基本資源為域外現代思想和文學、文化傳統。此種觀念已成限制當代文學及批評視域拓展的“問題的核心”。如吳義勤所論，“近代以來，中國文學曾一度落后于世界，現代文學曾以‘仰視’的姿態在‘五四’和20世紀80年代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拿來主義’階段”。由此形塑之文學和文學史觀念延續至今，已愈來愈凸顯其在闡發新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時的局限性。時至今日，“新時代的中國文學已經進入了與世界文學同步發展的‘平視’‘對話’階段”，超克固有的文學史和理論觀念的局限正當其時。以“第二個結合”所開啟的思想空間為基礎，促進并完成中國古典傳統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融通，亦即將“五四”以降之新文學視為中國古典文學因應20世紀新語境之變的自然調適，其與后者存在著極為鮮明的內在連續性，即可建構古今融通的“大文學史觀”，為新時代文學打開更為宏闊、豐富的觀念和文學審美資源。由此，可以逐漸促進文學史由“外造建構”（即以域外文學和理論觀念為基礎的觀念建構）轉向“內造建構”（充分理解中國文學傳統的基本特征并將之融通、轉化后展開的新的理論創造），真正完成文學史和文學理論觀念的古今融通和時代創造。此一路徑之觀念和方法論意涵，以顏昆陽的相關論述最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其所論重心雖在古典文學，思路卻可以延伸至當代文學。將其所論擴而大之，即可敞開足以融通古今中西、更具時代和現實意義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空間。

“五四文學”和“延安文藝”的貫通，中國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融通雖各擅勝場，且各有其重要的理論創造意涵，尚不能打開新時代文學批評的全新圖景，還需以此二者為基礎，完成新的融通的文學史觀念的建構。賀桂梅以“文明”“文化自覺”“民族形式”等概念融匯的新的理論視域可做重要參照。依賀桂梅所見，“‘文明’視野能打通古今、提供一種重新看待傳統與現代關系的闡釋”，也就是“同古今”。在此，“世界被認為是多元的，中國被承認為一種自足的文明體，它有自身的連續性傳統，也能吸納并轉化其他文明的資源”。其要義有二：“一方面打通古今中外，將中國文明的內在邏輯打開”；“另一方面則是在世界史視野中確認‘中國’主體性的輪廓與邊界”。

文論中國話語建構的問題與意義

文論中國話語建構的重要難題之一，是如何將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之后的古典文論的重要概念、范疇、術語用于當代文本的闡釋實踐。這要求理論主體既有融通古今、會通中西的闊大的文化視野，又能深度感應并參與正在行進中的具體的文學進程，在古與今、中與西、觀念與實踐、理論與創作、文學與藝術等等的多元融通的全備視野中完成文論的文化創造

文論視域、話語的調適，是文學史觀念轉換的必然要求，二者互為表里，可相互成就。上世紀九十年代影響頗大的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之所以未能有效落實，既與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觀念窠臼有關，亦是前述“斷裂”的文學史觀念影響所致。未能接續古典文論所表征之古典思維及古人的世界觀念和文學理解，亦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個結合”為突破此種觀念困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思想路徑。這正如譚好哲在《在“第二個結合”中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論同中華傳統文論的互相成就》中所言，“中華傳統文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在踐行‘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歷史實踐中，中國文論界也應該在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當代建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論相結合，并在這種結合中努力實現二者之間的互相成就”。李西建在《“文化自覺”與當代中國文論的知識創新》中認為，“對本民族文化本體地位、特征及價值的自覺認識，是‘文化自覺’理論的目標，也構成當代中國文論知識創新的內在價值追求”。以此觀念為基礎，方能進一步完成傳統思想及文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曹順慶對“古代文論現代轉換”之說背后依憑的觀念局限有頗為深刻的反思，認為此說仍潛存著“以西律中”的思維，因此，“樹立中國文化自信”，充分意識到古代文論在解釋當代文本甚至域外文本時皆具理論效力，其活力和意義不容忽視頗為緊要——此為文論中國話語建構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既強化、成型于“五四”時期，對此一時期所形塑之知識型進行反省進而打開新路即屬有意味的嘗試。在既有效傳承又深度反思“五四”傳統的基礎上，胡曉明在《六論后五四時代建設性的中國文論》中借梳理臺灣學者顏昆陽的相關研究設想“一心開三門”的中國文論新體系框架：“‘一心’即華夏文化心靈”；“‘三門’即心靈修行門、人文社會門、自然風物門”。此說已包含古代文論所關涉之重要思想、社會、心體等問題，乃是貼近古人觀念和運思方式的嘗試性建構。其理與顏昆陽闡發古代文論概念、范疇、術語意義時所言可相互參照：文學“是個體生命或全體文化存在經驗與價值意義的語言化”，作為對其后設反思的文學批評自然不是抽離實存的邏輯理性思維，而是主體基于實存的解悟，因實存變動不居且向無限開放，批評的意義也因之向無限敞開。批評主體如能深度感應其所置身的“歷史情境”，有“自身及時代的存在感”，生發“繼往開來、今古相接的‘歷史意識’”，且能契入“因時適變的‘歷史語境’”，即可在“創—因—變”的歷史脈絡中完成作為歷史中間物的獨特的文化創造。他對《中國文學史》“外造建構”迷思的批評，對基于“總體情境”和“動態變化歷程”的文學本體觀以及“內造建構”的原則性方法的細致辨析，既具文學史觀念范式新變的意義，亦具文論視域古今相接的價值。將之延伸至當代文學史及當代文論建構之中，其拓展性意義亦能顯發。

晚近十余年間，具范式轉換意義的文論觀念，以“抒情傳統”論述較為典型。此說發端較早，在學者們數十年持續推動下漸成規模，流風所及，不獨古典文學研究界研究思路甚至范式因之一變，現當代文學研究亦受其影響而翻出新意。此說顯發于中西之爭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雖有種種局限，卻是可以打開古典以及現當代文學研究新路徑之重要一種。其作為一種研究視域的理論新意及“局限”，均將隨著古今融通的文化、文學和理論觀念的確立和在實踐領域的展開而漸次消散。

文論中國話語建構的重要難題之一，是如何將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之后的古典文論的重要概念、范疇、術語用于當代文本的闡釋實踐。這要求理論主體既有融通古今、會通中西的闊大的文化視野，又能深度感應并參與正在行進中的具體的文學進程，在古與今、中與西、觀念與實踐、理論與創作、文學與藝術等等的多元融通的全備視野中完成文論的文化創造。如此，古典文論重要概念、范疇、術語的歷史流變、內在意蘊以及其所能顯發的時代意義方得以彰顯。其中自然包含著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等等的融匯與互通，以及由此打開的經由多元感通所形塑之深具歷史、時代和現實意義的“文化主體”的全新創造。其理甚富，其義甚巨，非有長時間的接續努力而難以全功。但延此思路持續推進，可以打開文論和文化觀念的全新視界。

文體創造和批評形象的時代建構

文化觀念的轉變、文學史范式的遷移，以及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最終需要落實于理論和批評文本的具體創造，文論的文體問題因之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古典批評文體的自由，表征的其實是古人觀念、精神不設藩籬，不拘成法所敞開的自由之境。就精神創造而言，古與今、中與西本無畛域，皆可融通創造，文體的自覺也關聯著文化和精神的自覺

文化觀念的轉變、文學史范式的遷移，以及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最終需要落實于理論和批評文本的具體創造，文論的文體問題因之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中國古典文論眾體皆備，不同時期因應時代觀念和文學現象之變，均有文體表達的自然調適。不執于一端、不拘于一途，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人事遷轉、天地消息，皆能多元感通，故而心量廣大、視域宏闊，發而為文，便不拘成規、隨意點染、自有意趣、自成格調，為古典文論的基本特點。因無意于造作為文，故能獨抒性靈、自出機杼，心性約略可見，才情亦在其中。如胡曉明所言，讀《詩大序》《莊子》《文心雕龍》《詩品》《二十四詩品》《林泉高致》等，可知其既屬理論作品，亦是“美的文本”，相形之下，“為什么我們當今的文學理論，要么是教材，要么是論文，文體十分有限狹窄，完全缺乏古人的靈氣、創意與自由開放性思風。可以肯定的是，當代新八股文體，是不可能寫出真正有影響、有活力的文論著作的”。如果說前述《莊子》《詩品》諸作皆屬古典文本，其人其文去今已遠，實難效法，現代以降此調不彈也非實情，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及單篇文章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朱光潛《詩論》、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宗白華《美學散步》等，“在語言上有突破，在文體上都有新創”，為古人論文“詩心”與“言詮”的接續與再造，也說明古典文論文體的創化非不能為不可為，是不知為也！

緣何如是？孫郁《“思”與“詩”的互滲何以可能》一文對此論之甚詳：“誰都知道，今天流行的文學研究話語基本是從域外傳來的，我們在使用外來概念的時候，因為受制于翻譯語言，遺漏了原文的信息，書寫時不太容易對應文本的真意。”此就域外文論文本的翻譯本而言，以同一研究話語理解與闡發中國古典文論文本，問題尤多。“五四”以降，域外思想及理論文本在多重意義上形塑了現代文論的基本面向，其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僅現當代研究受此影響，古典文學、文論研究的“先驗認知圖式”亦為其所化，以之為基礎闡釋中國古典文本，“以西律中”之弊倒在其次，無法洞見中國古典文論精深幽微之義理進而缺乏文論觀念的自信所致之問題尤甚。強以古典文論若干概念、范疇“比附”西方文論，所獲亦等而下之。無法由“外造”轉向“內生”，便不能從根本意義上解決此問題。孫郁所引程千帆論杜甫文體及語言高明的三點緣由亦可借作更為普遍的論述。一曰“貴乎變通”；二曰“才足以嚴律令”；三曰“學足以達標準”。“學”與“才”成就個體多元感通、自由發揮的基礎，故而可以思無盡矣。文體創造亦可如蘇軾所言之隨物賦形、任意所之，卻無不合道，故能層出不窮。晚近十余年間，古典文學研究界洞見于此，且有觀念之開拓者所在多有，此不多論，單看當代文學及批評對此問題的理論回應。仍如孫郁所言，有感于此且力圖重思和再造“述學文體”者，以陳平原、吳子林及其所闡發之路徑最具代表性。陳平原自述，其《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核心觀念有三：一是現代以降“我們不僅已經改變了觀念與思想，而且改變了思維習慣；不僅改變了學問的內容，而且改變了討論的方式”；二是述學文章的第一要務是“解決學術史上關鍵性的難題”，“獨創性”“困難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最好還能在表述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三是述學文體既關涉中國古典文體學及西方修辭學，重心卻不止于此，而是在古今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中國學者”如何建立“‘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其說已然觸及文論創造背后所隱含之“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問題。

不同于陳平原將述學文體的脈絡上溯至晚清民初甚至更為闊大的古典傳統，吳子林近年反復申論之“畢達哥拉斯文體”發端于西學——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論語言與非人道》一書中所言為其基礎。他將斯坦納提要鉤玄之論逐漸拓展至當代述學文體反思與再造的系統構想，并援引古今中西文藝創造和理論闡釋說明此文體的復雜意涵及其多樣可能性。看他論“畢達哥拉斯文體”的語言意義時強調中國古人“立象以盡意”的思想方式之重要性，并以感通天人宇宙所見之豐富之象表征外部世界及精神之多樣性和復雜性。而古人如是思路的感通發揮又如何可以打開新的文體空間，可知斯坦納此說不過屬禪家所言之“話頭”，由此命名出發融通古今中西進而開顯述學文體的豐富可能為其鵠的。此思路與陳平原所述表面似有不同，內里卻足相交通，皆是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宏闊語境中融通與再造述學文體的新的可能。在兩千年未有的文化觀念的合題階段，此種可能必然包含著文化（文論）返本開新的重要意義。

不僅文學批評和理論界關注此問題，有志于此的評論期刊也為數不少。《文藝爭鳴》特設“隨筆體”欄目，刊發不拘文體成規、思路開闊、用筆灑脫、多見個人心性與才情的評論文章，對批評文體的拓展推動力度甚大。《小說評論》連續三年開設“三棲專欄”，深入討論當代評論界擁有多副筆墨、可做多樣文章，其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見個人性情、具自家法度的批評家批評文體獨異生成的原因，并以之倡導且推進批評文體的創造。此欄目刊發文章百余篇，廣涉批評文體之多種問題，理論總結與文體創造兼具，頗有意味，可作參照。《當代文壇》開設的“文學性研究”專欄發端于張清華《為何要重提“文學性研究”》，所論雖重在在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等視域影響甚至遮蔽中重申文學之為文學的“文學性”及其在研究中的意義，具體展開過程中也涉及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畢竟，在古今融通的視域中，“思”與“言”的關系并非簡單二分可以說明。其間意涵，既深且大，僅限于文學并不能言盡，須在更為開闊的文化視野中細致辨析其要義。

質言之，文體的意義，并非“形式”二字所能涵蓋。古典批評文體的自由，表征的其實是古人觀念、精神不設藩籬，不拘成法所敞開的自由之境。就精神創造而言，古與今、中與西本無畛域，皆可融通創造，文體的自覺也關聯著文化和精神的自覺，其根本意義如胡曉明所言，置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中國文論的文化自覺”必然關聯著國家文化戰略，由之關涉并創造的“文化主體性”，其意義也不僅止于文論話語古今之變的時代機遇，而是深度關涉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華文化返本開新的根本問題以及朝向未來創化生成的重要意義。深度感通，持續創造，方能抵達吳義勤所言的境界：“讓中國文學價值成為世界文學的‘共同價值’，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貢獻文學方面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的文學力量，要義即在此處。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