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提起老舍，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京味兒”。確實，老舍一直像眷戀母親一樣眷戀著故鄉北平?？谷諔馉幤陂g，老舍也被迫離開故鄉，陷入顛沛流離之中。盡管如此，他組織領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筆為槍，帶頭創作了310余篇抗戰主題文藝作品。他曾用“飛鳥與翅膀”來形容作家與祖國的關系：“作家切斷了和祖國、人民的聯系，就像空中的飛鳥斬斷了雙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飯吃，個人的前途是和祖國的命運血肉相連的?！?/p>

不大為人關注的是，老舍曾經一度造訪昆明。今年正值老舍先生誕辰125周年，我們不妨悄悄撥動歷史的時針，回到抗戰時期的云南，在翠湖邊駐足漫步，回望老舍與昆明的故事，以此來紀念這位獨具特色的人民藝術家。

老舍（左）與羅常培 資料圖片

老舍與云南的淵源

在1941年的這次滇行之前，老舍從未踏足云南。雖然已在重慶工作生活了近3年之久，但對于同為抗戰大后方的昆明，老舍卻仍沒什么概念，正如他本人在西南聯大講演時所坦言：“我沒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個大城，昆明大概是一個荒涼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這樣好……”

盡管老舍之前從未和云南發生過交集，但如果我們回溯老舍的成長經歷，并結合其相關作品，不難發現老舍，或者說老舍的家族，與云南有著一些淵源：“據說，我的曾祖母跟著一位滿族大員到過云南等遙遠的地方……我的曾祖母的任務大概是攙扶著大員的夫人上轎下轎，并給夫人裝煙倒茶。在我們家里，對曾祖母的這些任務都不大提起，而只記得我們的房子是她購置的?！保ɡ仙帷墩t旗下》）“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我說‘偶然的’，因為他不常來看我們。他是個極富的人，盡管他心中并無貧富之別，可是他的財富使他終日不得閑，幾乎沒有工夫來看窮朋友。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么一回事呢！”（老舍《宗月大師》）

對現代文學稍有了解的讀者們想必知道，老舍的家境比較貧寒，他身為旗兵的父親，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時戰死，一歲喪父的老舍，在日后能夠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并出國留學，乃至后來取得如此高的文學成就，這與上文中“劉大叔”，即民國著名的“宗月大師”劉壽綿的資助和幫扶密切相關。因此老舍曾感嘆：“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

而上文中提及的那位“滿族大員”，正是劉壽綿的祖父，老舍的曾祖母舒馬氏曾作為仆人，陪同劉家赴滇走馬上任。家境貧困的老舍早年獲得劉家幫助，不論是因為“劉家人居然一直沒忘了這份情”，還是因為“只懂得花錢而不知道計算”的宗月大師的善心；至少可以說，老舍的曾祖母為后人購置下的這座房子，是灌注著老人家當年遠赴“偏遠山國”辛勞血汗的。

那么當老舍即將踏上這座曾祖母涉足過的紅土高原時，腦海中又是否會回想起這些“云南”情結呢？

邀請老舍到西南聯大講演的函

老舍赴昆明的緣由

抗戰全面爆發后的第二年，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臨時大學“落戶”昆明，于1938年4月正式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就此開啟了這座戰時著名高等學府短暫而又輝煌的8年歲月。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作為西南聯大常委及總務長，時常由昆明赴重慶辦理校務。

1941年6月，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羅常培陪同梅貽琦、鄭天挺等人赴渝處理校務。作為老舍的小學同學與多年老友，羅常培牽頭，聯大一行人拜訪了此時正在“文協”（即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上焦頭爛額、慘淡經營的老舍，并發出了邀請。從1941年6月28日《中央日報》發表的老舍致孫伏園的一封信來看，“前者西南聯大梅、鄭、羅三公來渝公干，力約赴昆明休息一月，就便作暑期講演”，同月16日的《新華日報》也刊發消息《老舍將赴昆講學》，稱老舍將于20日同梅氏同返昆明。

經羅常培的介紹，梅貽琦和老舍也交上了朋友，并十分歡迎老舍來昆明“放松”一下。據羅常培《老舍在云南》記載：“我們很佩服他（老舍）獨立不倚的人格，很同情他苦心撐持‘文協’的精神。不過，在暑熱郁蒸的陪都氣候底下，恐怕他太悶得慌，很想約他到昆明來透透風，換換氣，哪怕是一兩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這難過的夏天躲過去了嗎？我們三人里，梅先生對于這個新交的朋友同情心更豐富，他并且說：‘我們約舒先生走一趟，不單對他好，對文藝界也好！’”不難看出，羅、梅等人邀請老舍赴昆明的原因，應該還是私人情感大于公務需求，讓老舍“透風、換氣”為主，而作“暑期講演”等事為輔。

另一方面，老舍此時的健康情況和身體狀態，也的確需要一次“放松”。自抗戰全面爆發以來，老舍原本優裕安穩的寫作、生活遭受了極大的破壞，一路顛沛流離來到大后方的山城重慶，從事文協繁重的工作，進行抗戰宣傳。為此老舍不僅犧牲了自己的趣味、時間與力氣，還大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健康。以致梅貽琦曾這樣記述會面時對老舍的印象：“病得不輕、面色黑瘦、精神狀態不佳”。對自己的身體情形，老舍也清醒地感到“不妙”：“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只好靜臥……”

其實不唯老舍，在物力維艱的抗戰時期，許多文藝工作者的境況都相當凄慘，“鄉土小說”的代表作家王魯彥在桂林病逝，家人卻連棺材也買不起；戲劇家洪深竟因無力維持生計而全家自殺，幸而未遂……就連來看望老舍的以梅、羅等為代表的西南聯大教授們，在昆明的日子同樣拮據，由于沿海省份幾乎全部淪陷以及滇越鐵路的中斷（1941年日軍已占領越南）等原因，1941年的昆明亦飽受通脹之苦?！?939年6月價值100元的貨物，兩年后漲到600元”，不消說聯大的學生、教授們，就連堂堂西南聯合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都沿路擺攤，賣“定勝糕”來貼補家用。

此時重慶的城市環境也不甚理想，作為戰時中國的政治中心，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尤其猖狂，就在梅、羅到訪之際，重慶剛剛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六五”大隧道慘案，1941年8月10日至13日，重慶更是處于“九十六小時警報不?！钡臓顟B，有時人們不得不連續好幾天躲在防空洞內十幾個小時。這在老舍致孫伏園的信中有所提及：“城中連遭轟炸，你受驚否？甚念！……一彈適中洞旁，煙與火光同入……”“（警報）解除后，面擔被關，餅鋪人滿……致良久不得進食，若在晚間，即空腹就寢，以滅噩夢……”如此看來，重慶連遭轟炸的糟糕境況，加之夏日的暑熱將至，可能也是老舍離渝赴滇的因素之一。

另外頗值得注意的是，重慶生活期間，老舍在文協主席這個位置上坐得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安逸。在業內老舍先生是出了名的“好人緣”，梁實秋就曾評價老舍“對待誰都是一樣的和藹親切、存心厚道”，胡風也說“組織文協，他是動機單純的最熱心的一個”。然而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大當家”，光當“老好人”可不夠，置身于當時微妙復雜的政治環境，終日面對各類紛爭的老舍，顯然有些力不從心。

老舍曾在《八方風雨》中如是形容自己的文協生活：“辦事很困難，只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p>

自身的健康狀況不佳，重慶也始終在轟炸陰云的籠罩之下，文協工作方面又壓力重重……于情于理，這次昆明之行都當卻之不恭，但老舍又“害羞”了，不知是出于放心不下文協事務還是其他考量，8月，老舍致信梅、羅，意欲取消昆明之行，聲言“暑期已過，（講演）應該終止，請人講演的事，在西南聯大還是創舉，自慚淺學不敢作開例的人……”云云。

然而面對老舍的“變卦”，梅、羅等人并未放棄，據《梅貽琦日記》和羅常培的《老舍在云南》記載，8月21日“飯時與談，再約其（老舍）與羅同來昆明”，“我們幾個人聯名給他去了一封信，又由顧一樵先生親自送到陳家橋……”終于，在聯大朋友們的“硬拉”之下，老舍于8月26日，與羅常培一同飛抵昆明，得以首度踏上云南的土地。

西南聯大宿舍一角 資料圖片

“城”的陶冶

根據老舍的說法，“昆明的天氣好”和“有許多老友”是最值得稱道的，也是他昆明一行印象最深刻的兩點。

一是“昆明的天氣好”。地處亞熱帶低緯度高原的昆明，氣候溫和，晴雨分明，夏無酷暑，冬無嚴寒，一年四季花枝不斷、綠樹長青……據說明朝狀元楊慎在被貶云南的時候，寫下了“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詩句，昆明也因此而得名“春城”，并廣為流傳。

除卻本身優越的自然氣候條件，昆明的天氣之所以讓老舍如此傾心，可能跟昆明和北平在城市氛圍、環境上的某些相似性有關。冰心就回憶道：“喜歡北平的人，總說昆明像北平，的確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藍的天，春秋的太陽，光煦地曬到臉上，使人感覺到故都的溫暖。近日樓一帶就很像前門，鬧哄哄的人來人往?！?/p>

就連西南聯大準備從長沙遷至昆明時，也曾有學生在壁報上寫出“須知大觀樓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頤和園”的文字，其本意雖是警示大家不要在救亡圖存的抗戰時期留戀四季如春的后方昆明，但也側面反映出時人把昆明與北平相比較，并默認二者之間的某些相似之處。

而就筆者曾在北京、昆明兩地學習、生活的個人經歷來看，二者在氣候風貌、城市氛圍等方面的確有頗多相似之處。澄澈的藍天，干爽的空氣，明晃晃的陽光鋪滿大地每個角落，閉上眼，頭頂仿佛有隱隱鴿哨飛過……每每值此，總會念起在北京西郊求學的4年時光，尤其當風卷動落葉，也卷起心底“故都的秋”的種種懷想。

在老舍回憶此次云南之行的《滇行短記》中，便有多處對昆明與北平的比較——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雖然樓房比北平多，可是墻壁的堅厚，椽柱的雕飾，都似“京派”。

花木則遠勝北平。北平講究種花，但夏天日光過烈，冬天風雪極寒，不易把花養好。昆明終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還是到處有花。北平多樹，但日久不雨，則葉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樹多且綠，而且樹上時有松鼠跳動！入眼濃綠，使人心靜，我時時立在樓上遠望，老覺得昆明靜秀可喜；其實呢，街上的車馬并不比別處少。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點點呀！

作為土生土長北平人的老舍，在遠離家鄉多年后，能夠以一種“度假”式的放松心態來到帶有故鄉“影子”的昆明，想必是心情愉悅的吧。

昆明翠湖公園碧漪亭舊影 資料圖片

“人”的撫慰

老舍在《八方風雨》中曾說：“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像北平。”說成都和昆明都像北平，這并非老舍的自相矛盾，設想一個為抗戰所累，四處漂泊、故園難返的人，難免會將自己寄身的城市與故鄉作比，以尋求一點寄托，聊慰思鄉之情。昆明所給予老舍的美好心境，除卻“城”的陶冶外，“每個人都跑了幾千里路”“現在大多數是在昆明”的老舍北平“朋友圈”也起到了相當大的助力。

1941年8月26日，老舍在羅常培的陪同下飛抵昆明，下榻在青云街靛花巷三號。

靛花巷，就在丁字坡下首南側，毗鄰翠湖，兩三分鐘就可走到水邊，據傳民國初期有位人稱“王靛花”的老板在此操漿染業，從而得名，雖是條“兩三人家的小巷，又狹又臟”，但在老舍眼里，“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

按現在的地理位置來看，靛花巷附近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其距離同樣緊鄰翠湖的云南大學相當之近，僅百米之遙，而爬上丁字坡，沿北門街向北步行約十分鐘，就來到了著名的一二一大街（為紀念“一二·一運動”，1995年這條原環城北路西段的馬路更名為此），路口的右手是云南民大附中，作為老民大的校址所在，沿街矗立的校門復刻了當年由梁思成設計的老校門的樣子，而在路口左轉，行經一段距離，就來到云南師范大學，即原西南聯大的所在地。

如果我們把時間推回老舍“昆明之行”的那個年代，會發現靛花巷更是名副其實的“文化中心”，別看不過是一條20多米、只有4個門牌的淺巷，在抗戰初期，這里卻先后進駐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1938年春，史語所自南京經由長沙、桂林一路輾轉來昆明，初駐拓東路，旋即搬遷至此。分別任歷史、語言兩部主任的陳寅恪和趙元任，也隨同入住小院，小小的靛花巷，竟容納了半個清華研究院的研究陣容。而居住于此的陳寅恪還流傳有一件趣事：自1938年“九二八轟炸”起，至1941年末飛虎隊陸續入駐云南，其間日軍對昆明的轟炸尤為猖獗，因此靛花巷的住戶們時常要注意“跑警報”。作為鄰居的傅斯年讓人在樓前挖了一個大土坑，上蓋木板以做防空之用，陳寅恪的視力不好，當時又住在3樓，行動極其不便，因此只要警報一響，傅斯年便搖晃著胖胖的身子直奔3樓，攙扶陳教授下樓，送進“防空洞”。又據說該“洞”排水不暢，往往水深盈尺，而陳寅恪要連人帶椅坐在水里，一直等到警報解除，對此他還作過一副對聯：“聞機而坐，入土為安?！笔氛Z所在一年后搬往昆明北郊，北大文科研究所隨之遷入靛花巷3號，老舍在西南聯大的一班好友如羅常培、鄭天挺等也隨之進駐，因此老舍也順理成章地住進了靛花巷3號院。

如果說史語所時期的靛花巷算是半個清華研究院的話，那么隨著老舍的到來，此時的靛花巷倒真像個“文藝之家”了，一時間來訪的文壇名人絡繹不絕：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楊振聲等，都曾是3號院的?？?。雖然當“靛花巷的學者們用功時”，老舍總是謙虛地“不敢多打擾”家驊先生（袁家驊），“搭訕著進去喝一碗茶就趕緊告退”，和毅生先生（鄭天挺）也是“不敢和他談歷史，只能說些笑話”，要不就索性“老鼠似的藏在一個小角落里讀書或打盹”。但在漂泊零落的抗戰期間，能夠脫離重慶潮熱、令人窒息的緊張空氣，覓得如此安靜的小小院落，與新朋舊友們歡聚一堂，此時的靛花巷3號真不啻“世外桃源”了。更何況“等他們離開書本的時候，我（老舍）也就跟著‘活躍’起來”。在閑暇的時間里，老舍和朋友們一起喝茶聊天、聚會小酌，在夜宴結束后，伴著三五老友，不疾不徐地沿著湖岸漫步，昆明夏夜舒爽的晚風，吹拂在微醺發熱的臉上。月色清朗，微漪滿湖，“昆明很靜，這里最靜；月明之夕，到此，誰仿佛都不愿出聲?！?/p>

而通過梳理羅、舒二人的關系，我們更能發現老舍“活躍”的一面。首先，羅常培可謂是老舍不折不扣的“發小”。二人都生于1899年的北京，同為滿族，還是小學同窗兼中學同班同學，老舍曾回憶二人的童年時光：“下午放學后，我們每每一同到小茶館去聽評講《小五義》或《施公案》。出錢總是他（羅常培）替我付。我家里窮，我的手里沒有零錢?！痹诶仙岬男≌f創作中，也能發現羅氏的“出場”。老舍的短篇小說《歪毛兒》中，主人公“歪毛兒”的原型正是羅常培。《歪毛兒》中有關小仁祿（即歪毛兒）的描寫：“他的臉正像年畫上的白娃娃的，雖然沒有那么胖。單眼皮，小圓鼻子，清秀好看。一跑，倆歪毛左右開弓的敲著臉蛋，像個撥浪鼓兒。青嫩頭皮，剃頭之后，誰也想輕敲他三下——剃頭打三光。就是稍打重了些，他也不急?！毙≌f中的“歪毛兒”，活脫脫一個兒時的羅常培，羅氏本人也在回憶文章中幽默地“承認”此事：“因為直到現在我還沒窮得擺地攤賣破書，所以那篇（《歪毛兒》）后半所寫的是另外一個人物型?！笨梢哉f，在老舍的昆明“朋友圈”中，感情最為深厚、最“鐵”的朋友應該非羅常培莫屬。

蕪雜動蕩的戰亂年代，能夠在寧靜的春城“他鄉遇故知”，對一個遠離家鄉、身心俱疲的人來說是一份多大的快樂與欣慰！無怪乎老舍在《滇行短記》的開頭即寫道：“老朋友在久別之后相遇，談些小時候的事情，都快活得要落淚?！倍鴵_常培回憶，在他們一起夜游翠湖時，老舍竟興奮得像個小孩，又蹦，又笑，又鬧，還高聲大叫……

一方面由于老舍文協“大當家”及文壇巨擘的身份，另一方面老舍與生俱來的幽默氣質、隨和個性，加之一口地道的北平話，使他在昆明所到之處備受歡迎，“老朋友對他格外熱情，新交的也一見如故”。據說，有一晚，羅常培邀請老舍到五華山喝咖啡，老舍興致很高，在咖啡店里俏皮地說起了“河北南部土語”，如將“講演”說成“賈亞”，引得朋友們哈哈大笑。眾人被他的風趣所感染，也不顧教授、學者的斯文，競相模仿，店里充滿了南腔北調和歡聲笑語，連咖啡店的招待也被逗笑。興奮之余，老舍還把在昆明的老朋友們，分別冠以“文靜公”“文鬧公”“文莊公”等雅號……

由于空襲的緣故，原本位于城內的諸多文化場所紛紛外遷，北大文科研究所也搬至城北郊的龍泉村。而在結束了城內的幾場講演后，老舍也來到龍泉村，并因為羅常培突然患病不便伴游，只好逗留于此，“在昆明兩個月，多半住在鄉下”。所幸“好人緣”的老舍又結識了一幫新朋友，并一起體驗鄉野風致、游覽附近名勝：和馮友蘭同游黑龍潭，與查阜西逛大觀樓。雖然昆明城郊的日子相對不那么豐富多彩，但城外古樸幽靜的自然勝景，以及“遺世獨立”的鄉居生活依舊令老舍陶醉——“晚上，山坡下的村子都橫著一些輕霧；驢馬帶著銅鈴，順著綠堤，由城內回鄉?！薄跋喈敶蟮囊粋€院子，平房五六間。順著墻，叢叢綠竹。竹前，老梅兩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陰遮半院。綠陰下，一案數椅，彭先生（彭祉卿）彈琴，查先生（查阜西）吹簫；然后，查先生獨奏大琴。在這里，大家幾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煩惱！”

這期間更令老舍格外欣喜的是文學創作上的收獲：“劇本（寫作于昆明的《大地龍蛇》）寫完，今年是我個人的倒霉年。春初即患頭暈，一直到夏季，幾乎連一個字也沒有寫。沒想到，在昆明兩月，倒能寫成這一點東西——好壞是另一問題，能動筆總是件可喜的事?！?/p>

1941年11月10日，老舍終于“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昆明。由于空襲和時間的關系，老舍臨走前還“心心念念”著此行的兩大遺憾：一是沒看成滇戲，二是沒去成呈貢。

抗戰期間，各地來昆明的人數不勝數，生存境遇、個人心態更是千差萬別。而這短短的3個月的生活，卻使昆明成了老舍心中難以忘懷的地方。

（作者：遲錦航，系冶金工業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