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多年以來，教育都是備受社會關注的話題。人工智能時代，職場前景如何、教育何去何從、學歷文憑究竟還有多少“含金量”等也成為熱議話題。南翔短篇小說《尋找徐文龍》以文學的方式呈現當下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揭示個人與時代共同遭遇的“學歷之難”“學歷之痛”。

小說敘述明快，順序推進，卻“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圍繞“尋找”徐文龍，采用棱鏡敘事手法，散開不同的角度，折射不同的光彩。徐文龍是上世紀70年代典型的知識青年，從小就展現出一個發明家的稟賦，愛動腦，愛動手，行動力強，善于靈活地解決問題，膽識過人，待人仗義。初中畢業參軍，中途參加恢復不久的高考，由于發揮失利落榜，復員后進入鐵路局直屬機械廠當一名維修工。不過他并未因此“躺平”，而是利用聰明才智自學成才，偷偷在自己的作坊搞發明創造，既是機械廠的工人，又是社會上的發明家，勇敢地“突破”國營工廠管理體制，在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中創業創富。后來工作中遭遇“學歷”之困，陷入職業發展瓶頸，“搞了那么多發明專利，可是沒有一張學歷‘派斯’，就什么都不是，跟誰講理去！”1999年，他悄然來到改革開放的熱土深圳，與過去的“發明家”“低學歷”告別，甚至與過去的自己告別，偽造學歷“破門而入”一家科技公司，因為表現出色，很快擔任總工、高級技師，創建工作室，成為頂梁柱。對于徐文龍而言，時代、體制、學歷帶給他的，不是職業和成長的掣肘，而是心靈的痛楚，自我的失去。與無數光環和榮譽形成反差，徐文龍的內心卻沮喪失落，對那張偽造的“學歷”耿耿于懷，“你以前認識的那個徐文龍不在了，失聯了，死了，代之的是齊工、齊總。”“我就是一名初中生，我的真實學歷死在一張真實而冰冷的初中畢業證上……”

《尋找徐文龍》既讓我們看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具有先天稟賦的技術人才如何突破時代、野蠻成長；90年代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時期，民間科技人員和發明家如何創業創富實現個人的價值；時代的動蕩如何給優秀人才（群體）帶來沖擊，造成無法磨滅的印跡；也讓我們看到21世紀的今天，仍有無數中國家庭正艱難地徘徊在基礎教育的十字路口，深陷教育“內卷”和“學歷崇拜”。小說提出了一個冷峻的社會問題，像徐文龍這樣，學習能力強，喜歡發明創造，擅長解決難題，綜合素質高的技能型人才，假如他不擅長考試，“不會”考試，或者在一考定終生的社會機制中“拐腳失蹄”，成為一個“低學歷”的技術人才，那他怎么辦？《尋找徐文龍》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映照和打通，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和社會不斷進步，“學歷之難”竟然也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成為一代代人的心靈哀歌。像這樣的重大題材和社會共同處境，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的主題，作家理應義不容辭地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憂患人民的憂患，敲響沉重的警鐘，用力呼喊甚至“呼救”。

《尋找徐文龍》雖是反映社會問題的小說，但一點也不說教和呆板，很有“南翔味道”。首先是“我的親歷，然后文學”與他踐行的“三個打通”：“自己的經歷和父兄輩的經歷打通、歷史和現實打通、虛構和非虛構打通”，這在小說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其次是主題的雋永。小說并沒有將徐文龍塑造成一個時代楷模、成功奮斗者，或是講述一個勵志型故事，而是講述了一個關于“尋找”的小說，傳遞了精神價值的意義，彰顯了作家介入生活的主動性。“尋找”的背景、對象、起因、過程、結局的不同，還給小說創造了豐富的空間，令小說更加雋永悠長。最后是藝術性地處理“三大信息”。南翔的創作追求“好作品要有三個信息量”：豐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創新的審美信息量。《尋找徐文龍》的語言雅致從容，貼著不同的人物去寫，收放自如，避免了“信息堆砌”和“信息繭房”，同時在細節描寫、氣氛鋪墊烘托上也下足功夫，增加了信息的“色彩”和“彈性”，增強了敘事張力。

（作者系深圳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