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藝批評時，指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出要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些重要講話精神為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開展、批評話語的重塑指明了方向。

如果說中國作家通過講述以“中國故事”為載體的“中國經驗”，向世界展示了獨一無二的敘事風格，那么，運用那些深植傳統、飽含情感溫度與審美韻味的本土批評話語去闡釋、傳播并深入研究這些作家的創作，同樣是新時代文化實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當下的文藝批評如何切實發揮作為文藝創作“一面鏡子、一劑良藥”的作用，如何成為“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激活傳統文論的魅力，并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重塑當下批評話語體系的認識與實踐。

“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一個被反復討論的舊話題

說起來，“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并非一個新話題，而是與新文學相伴生的一個由來已久的命題。只是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多數從事批評的人受制于以邏各斯中心主義為內核的現代性話語的籠罩，導致在文學批評的資源和路徑上傾向西方，一味拿來，近百年發展積累下來也的確形成了現代型知識體系的觀念及架構，各種來自或化自西方的文論術語甚至成為人們表述時無法規避的無意識和“習慣法”。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近現代以來的批評大家，他們的批評實踐中都包含著對于傳統文論的吸收和創化，如王國維的“意境”“境界”之說、魯迅的“白描”之論、朱自清對“詩言志”的再辨析、宗白華對“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的強調、錢鍾書對傳統詩話文體的發揚等等都是如此。朱自清早在1934年就曾說過：“自當借鏡于西方，只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后來又說：“詩文評里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外來意念打成一片，才能處處抓住要領；抓住要領以后，才值得詳細探索起來。”將“批評還給批評”“將中國還給中國”“將時代還給時代”，這素樸的話里無疑凝結著對傳統批評理路的深刻理解。

七八十年過去，前輩們思慮的問題依然讓批評界念茲在茲，且更為復雜。就批評環境而言，“世界性語境”的挑戰在加大，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西方各種理論、方法、思潮經過學術旅行都在中國扎根生長，深度介入當代文學的闡釋，如陳曉明所言，“我們面對著西方迄今為止給我們提供的美學標準，西方現代性的美學實際上既引導著當代中國的文學前行，也對其構成強大的壓力”，因此“如何適應西方的標準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如果沒有我們自己對自身文學的認識，并建構自己的美學準則，我們的文學永遠只是二流貨”。

就批評體制而言，“學院派”批評崛起是不爭的事實，受制于高校考評體系，學院批評往往標榜學理性和科學性，強調研究之于批評的優先性，多用概念演繹、邏輯歸納等闡釋套路，“評價的機制性板結，進而造成文體的學術化僵硬；與文學現場的關系趨冷，最終導致了批評文體的拘謹窘迫之態”，等而下者就出現了專家所譏的“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和“反序的認識路徑”等弊病，也就導致了一方面是各種理論批評方法爭奇斗艷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所謂“批評失語”之焦慮的怪狀。

建構本土批評話語應當采取的三個基本態度

今天我們究竟如何才能避免削本土故事和敘事之足以適西方批評話語之履，清理累積多年的理論先行的批評定勢，真正將傳統批評資源作為活水引到當下，建立起貼合文本的，具有闡釋有效性的、有情的和有力的本土批評的話語體系呢？

首要的一點，作為傳統批評資源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批評家需要依據當下復雜多變的文學事實和精神事實，整理發掘本土批評的優質話語資源，促其完成真正適應新時代的匯通和轉化，凸顯本土批評在闡釋中國獨有的現實理解與美學精神方面不可替代的價值。激活古代文論，絕非簡單地“發思古之幽情”，而是一種深刻的精神探索與文化回溯。批評家不僅要深入理解傳統批評觀念的原初意義，更要以現代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對其進行重新的闡釋，這一過程是一個古今視野相互交融、彼此借鑒的深刻互動。

相較于西方知識論傳統催生的重理性探究的理論批評路數而言，中國文學批評的“批評性”和實踐屬性更強，即便以“體大思精”著稱的《文心雕龍》， 如王運熙所言，“從全書的結構安排和重點來看，則應當說它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學概論一類的書”。所以，相對來說，中國批評輕理性和邏輯，重感發和直觀，極少作觀念的直陳，常常是剖情析采、感類連譬、即事言理、評點機警，以點帶類，以具體帶抽象，并強調訴諸讀者的品評涵詠，喚起鑒賞者的細膩情感體驗。有論者將中西批評體系性的差異描述為“知識論”與“詩性”的對立：“‘知識論’式的漢語文化與詩學再也無法關切存在的詩意，再也無法‘敞亮’和‘引領’出‘世界的意義’。正是在這一‘知識論’的意義上，在漢語走向邏輯分析和認知理性的同時，作為我們原初語言的‘母語’——漢語，才真正‘失語’了。”所以，重建批評話語就必然要恢復漢語的詩性敏感和“涵容性特征”，發揮漢語傳統批評的“批評性”優勢，尊重中國經驗表達的特質。

其次，要注意批評文體的擴容，以豐富當下批評話語的形態。中國傳統文論形式本來多樣，序跋、注疏、詩話、筆記、史傳、點評，甚至駢文、詩歌、詞曲都可成為批評文體，與西方那種理論嚴謹、體系完整的論說體截然不同。然而事實卻是，傳統的批評文體在當下很難有存身之地，留給批評者選擇的文體空間也很狹窄，為因應僵硬的期刊標準，批評者自己亦規行矩步。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講“文體遞變”時曾有“詩文境域之擴充”論，他以宋人談韓柳之別為例：“林謙之光朝《艾軒集》卷五《讀韓柳蘇黃集》一篇，比喻尤確。其言曰：‘韓柳之別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即余前所謂侵入擴充之說。”韓愈以文入詩，打破文體邊界，有從心所欲的灑脫，錢鍾書的《談藝錄》與《管錐編》作為批評文本，同有此妙。

“侵入擴充”說白了就是文體自由，從事批評者不必兢兢自守，應對架構宏大、條分縷析的批評文字和運思清拔、風神高邁而不落體系的批評文字等量齊觀，最好是能內在打通，互融互援。而這既需要批評家的自覺，也需要學術批評刊物的自省，學術深度和批評之學理性并不能以文風、概念來作判斷，隱晦曲折絕對不是高深的同義詞，而體系架構之宏大與細瑣也不是判分水平高下的當然指標，可再舉錢鍾書觀點為例，在《讀〈拉奧孔〉》中，他說：“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容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自發的孤單見解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很多千年前零碎的批評文字在今天讀來亦熠熠閃光，奧妙就在這里，“不恥支離事業”未必沒有精深的學術發現。“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通過對批評文體的“尋根”，可以幫助我們更開闊地建設批評話語體系。

第三，挖掘和運用本土批評資源時要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自覺。習近平總書記說得非常明確：“強調承認和尊重本國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閉，更不是要搞唯我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各國各民族都應該虛心學習、積極借鑒別國別民族思想文化的長處和精華，這是增強本國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條件。”中西文論在很多問題上本來就有互通性。舉一個簡單例子，作為思潮的現實主義的確是對19世紀以來西方現實主義各種理論觀念的借鑒和仿用，但本土史傳傳統所培育的“實錄”精神對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理解也有不小的影響。班固稱贊司馬遷“有良史之才”，因他“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種實錄精神，可謂中國古代樸素現實主義思想的精髓，它深深浸入古代敘事文學的創作，對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特性和理論批評的生成起到推動作用，也對新文學現實主義的傳播有重要的引導。又如，傳統的“文以載道”觀與馬克思主義文論強調文學與現實關聯、強調文學教化功用的同時超越工具論的僵化理解等方面也有諸多契合之處。

100多年來，西方的經典文學理論、后現代和跨文化的批評視角等等都為本土的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批評界應該繼續保持開放心態，借鏡西學回返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語境，將其與本土文學批評資源相結合，直面中國問題，可提升批評的銳度、深度和廣度，促進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對話。

打開新的文學觀照視域，激活傳統批評話語的生命力

最近十年來，文學界以講好中國故事為職志，越來越多的作家選擇激活傳統，尋找“純屬中國”的敘事資源，如筆記小說、世情小說等，體現了新時代作家們通過建立具有鮮明辨識度和差異性、與“中國故事”相表里的“中國敘事”風格的自覺和自信，如莫言的《錦衣》《一斗閣筆記》、賈平凹的《秦嶺記》《山本》、張煒的《河灣》《去老萬玉家》、劉震云的《一日三秋》、格非的《望春風》、王安憶的《考工記》、李洱的《應物兄》、徐則臣的《王城如海》《北上》、付秀瑩的《陌上》《野望》等等，本土的歷史風物、傳統的敘事智慧、當下中國人的經驗處處可見，與此同時，批評話語的更新與適配也在廣泛展開。

2014年底張江提出“強制闡釋論”，在理論批評界引發巨大反響，被認為是“中國話語介入當代西方文論價值判斷的一個有力嘗試”。以“強制闡釋論”激起的波瀾為契機，批評界開始有力地反撥“文論偏離文學”“無視文本原生含義，強制裁定文本的意義與價值”的偏失，一批回歸傳統、回歸文本、回歸詩性的體驗和感受，立足中國文藝發展歷史經驗和實踐路徑的批評不斷涌現，不僅打開了新的文學觀照視域，也在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激活了傳統批評話語的生命力，展現了中國批評的民族性。

以《文藝報》為例。2015年來，《文藝報》先后組織了“加強與改進文藝批評”“堅定文化自信，弘揚中國精神”“新中國文學70年足跡”“黨的領導與百年文藝”“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我們這十年”等專欄，圍繞“文學批評的標準”“現實主義的深化”“講好中國故事”“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回到文學本體”“當代文學經驗”“新時代文學新人的塑造”“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理論與批評體系”“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價值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與優秀傳統文化和文藝的關系”等話題，通過多維度、多層次的探討，有力推動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更新，深化了對文學批評與創作內在規律的理解，批評的人民性標準、內在價值尺度等獲得新的探討與應用。在這些討論中，“繼承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總結提煉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寶貴經驗，成為新時代建設文學批評的重要面向”。

在批評的文體建設上，一些批評刊物也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如《文藝爭鳴》自2015年第1期設立“隨筆體”欄目，刊發了一批“談不上精深厚重”，但“有學識、有性情、有趣味的‘雜說’”，讀來令人耳目一新。另如《小說評論》的“三棲評論”、《南方文壇》的“綠色批評”、《當代文壇的》“地方路徑與文學中國”、《揚子江文學評論》的“名家三棱鏡”等等也都在鼓勵率真自由、意至筆隨的批評文風，貼近現場、真誠對話的批評站位和直面中國經驗的問題意識。這十年來，老一輩批評家堅持從時代和心靈的實際出發，以最真切的生命體驗，致力于“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他們的批評風范也滋養、感染了一大批批評新人在充分汲取和吸收傳統批評資源的回返與創新中重建批評的歷史感、現實感和審美感，擴容了批評話語的版圖，提升了闡釋的能效，而這也是我們本土批評因應“理論之后”危機的疏解之道。

（作者系山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