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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讀到一本《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下稱《選讀》，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首先查閱的是關于“魯迅雜文”含義的闡述。近時瀏覽一些選本和論著，對此頗感纏夾不清，希望從《選讀》獲得清晰認知，結果未能如愿，故而寫出一己之疑。

《雜文：魯迅的文體》的論斷

《選讀》中《雜文：魯迅的文體——怎么寫》一節，有“導讀”的論斷：“《魯迅全集》里的小說、散文、散文詩只是第一卷、第二卷的一部分，第一卷、第二卷的多半，以及從第三卷到第八卷都是雜文。”意在強調“顯然，雜文是魯迅創作的主體”（109頁），這毫無異議。問題在于，其于“雜文”的內涵未作明確解釋，即不知其所說“都是雜文”，應怎樣確切理解。

《漢語大詞典》“雜文”義項有三：1.“指詩、賦、贊、頌、箴、誄諸體以外的其他文體。”（書證是，《文心雕龍·雜文》“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并歸雜文之區。”蘇軾《與謝民推官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2.“唐宋時科舉考試項目之一。”3.“文學體裁名。現代散文中的一類，為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會事變的文藝性論文，以短小、活潑、鋒利、雋永、富有戰斗性為其特點。”即，前兩個義項（“其他文體”“考試項目”），說的是古代（古籍中的）“雜文”，義項1是本義，后一個指現代“雜文”。再查《現代漢語詞典》，釋義為：“一種散文體裁，不拘泥于某一種形式，偏重議論，也可以敘事。”比較兩《詞典》，前者的義項3.與后者的釋義，當為“雜文”的現代含義與用法。據此可簡單定義為：雜文是一種短小而鋒利的文藝性論文（“文藝性論文”出自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據“導讀”論斷，“第一卷、第二卷的多半，以及從第三卷到第八卷都是雜文”，此與《全集》實際內容似有不合。比如“第一卷、第二卷的多半”：第一卷包括《墳》《熱風》《吶喊》，僅《熱風》是雜文集，《墳》是論文集，《吶喊》是小說集；第二卷系《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四集（小說二，散文、散文詩各一）的合編——這兩卷的“多半”，怎么“都是雜文”？ 再說“第三卷到第八卷”的第八卷（《集外集拾遺補編》），此卷也“都是雜文”？ 打開查看，首篇是“目錄及跋”，末篇是“挽辭和題詞”，卷中另有廣告、啟事、更正等，這些怎么是雜文？

細細辨析，“導讀”的論斷沒有區分“雜文是魯迅創作的主體”的“雜文”和“從第三卷到第八卷都是雜文”的“雜文”，兩者含義并不相同。前者是一種現代體裁名稱（短小而鋒利的文藝性論文），后者指第三卷到第八卷中的“雜體文字”（“其他文體”），即“小說、散文、散文詩”等之外的別種體裁作品。擴大來看，一些選本和論著所說的“雜文”，情況與之相似：于“雜文”的不同內涵多有混同。

《魯迅全集》中的“雜文”和“雜文集”

魯迅的生活與著述，處于從文言文時代至白話文時代的變革時期，早期寫作以文言為工具和載體（如《墳》中的文言論文），自《狂人日記》始，進入白話創作時期（也是中國新文學開始）。上文所述關于“雜文”的內涵與用法，也相應處于變化之中。

魯迅著作中的“雜文”，多見于其作品集序跋，始于《寫在〈墳〉后面》（1926.11.11），共5見。如首句：“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又說“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集雜文而名之曰《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卷34頁）。這些“雜文”，取“雜集”之意（“小說雜感之外”的“其他文體”），即“雜文”的本義，非為一種體裁的專用名稱，一如下文所說，“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其后的《二心集·序言 》（1932.4.30）：“這里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又說“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第4卷193頁）《南腔北調集·題記》（1933.12.31）：“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上者外，幾乎都在這里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為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第4卷428頁）不難看出，第一，以上諸文中的“雜文”，系“泛稱”，含“雜集”即“雜體文字”“其他文體”等意思，不是作為“特稱”的一種體裁的專名。第二，作為“特稱”（體裁專名）的“雜文”，即現代含義及用法，魯迅那時名之曰“短評”，或稱“雜感”。

可為佐證、參考的，是魯迅作品集的名稱。如今通說《魯迅全集》中有雜文集16種（本），或17種（包括論文集《墳》）。這與魯迅本人和許廣平的表述不同。據《 三閑集 · 魯迅譯著書 目 》（1932.4.29）所列，截至1931年，著有“短評（集）”4種，“論文及隨筆”集1種（即《墳》）。在許廣平1926年6月所擬《魯迅先生撰譯書錄》中，“短評（集）”原稱“雜感集”（參看馬蹄疾輯錄《許廣平憶魯迅》4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其1937年輯錄的《魯迅先生譯著書目》，依據魯迅表述，接續著錄為：“短評（集）”（不再稱“雜感集”）8種，“論文及隨筆”集1種，“雜文（集）”6種（不含《集外集拾遺》及其《補編》；參看《魯迅先生記念集》一輯1頁，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上海書店復印，1979年）。另見于《魯迅自傳》（1930.5.16）：“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一本論文（按，即《墳》），一本回憶記（即《朝花夕拾》），一本散文詩（即《野草》），四本短評。”（第8卷343頁）見于《自傳》（1934.3、4）：“有短篇小說集二本，散文詩一本，回憶記一本，論文集一本，短評八本，《中國小說史略》一本。”（第8卷402頁）

許廣平1937年輯錄的《譯著書目》，其“雜文（集）”之名源自《且介亭雜文·序言》（1935.12.30）：“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第6卷1頁）由此可知，《且介亭雜文》及《二集》《末編》均系編年本，“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即，此“雜文”系“雜集”“雜體文字”等之意。不僅如此，從《熱風》（1918—1924）開始，即取“按作成的年月”編法（編年本），直至《準風月談》（1933年6月—11月，《譯著書目續編》中的“短評集之七”）。唯一改變“按作成的年月”編法的，是對1934年作品的編排：此年的兩本集子，《花邊文學》（“短評集之八”）和《且介亭雜文》，前者收全年所寫“短評”，后者系“雜集”，編集此年其他文體作品（如論文《門外文談》、通訊《答國際文學社問》、散文《阿金》等）。《序言》對此有說明：“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里面。”（同上1、2頁）另在《350104致蕭軍、蕭紅》中說：“看看去年（按，即1934年）所作的東西，又有了短評和雜論各一本，想在今年內印它出來，而新的文章，就不再做，這幾年真也夠吃力了。”（第13卷330頁）這里說的一本“短評”即《花邊文學》，一本“雜論”（“雜文”）即《且介亭雜文》。

幾個有關問題

綜上述，《魯迅全集》中的“雜文”，取其本義（古義），系泛稱，即“雜集”（表多數，如“《且介亭雜文》”的“雜文”），或“雜體文字”（表單篇，如“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中的“雜文”）；稱現代含義的“雜文”（一種體裁的特稱），為“短評”（正式名），又名“雜感”。此系一己之識，未必確當。下文據以提出幾個問題，商榷并求教于近時若干論著和選本。

問題一：如何認識魯迅的雜感，以及，如何認識其自編作品集？ ——問題來自《作為文體家的魯迅——從魯迅作品分類與文集編纂說起》（《魯迅研究月刊》2021年9期）。

文稱：“魯迅后期寫的最多的是雜文”“在雜文文體分類方面……記述個人生活經歷的散文之外的文字大致分為論說、雜記、雜感、書、章表、序跋、對話、寓言等。”——體會文意，“寫的最多的是雜文”的“雜文”，系特稱，指作為體裁專名的現代含義“雜文”；“雜文文體分類方面”的“雜文”，是泛稱，意為“雜集”：兩種不同含義是否有點混同？ 再者，按其分類，雜文有“論說、雜記、雜感”等近十個類別，其中“雜感”與“論說”是什么關系？ 據解釋，“論說文有長有短”“把論說文中較短的篇什歸入’雜感’一類”：即，論說文（論文）與雜感的區別，在于篇幅長短，雜感即短論文。這種區分和解釋，是否合乎《全集》實際？ 據《寫在〈墳〉后面》，“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這是說，雜文乃“小說雜感之外”的文章，表明雜感與論文性質不同（論文是肯定性立論，雜感為否定性揭露批判），不僅在于長短之別。在《譯著書目》及《自傳》中，論文（集）和短評（即雜感），也作了明確區隔。

問題二：“魯迅對雜文的命名”有幾種？ ——問題來自《論魯迅對雜文的命名》（《魯迅研究月刊》2023年3期）。

文稱：“魯迅對雜文的命名，計有：短評、雜感、雜論、言論、短文、隨筆、雜文等。”“其中，最常見的命名主要有三種：短評、雜感、雜文。”“在《墳》的‘寫在《墳》后面’的開首第一句話，則直接稱自己的這些文章為‘雜文’，這是魯迅第一次稱自己此類文章為‘雜文’。”——可討論者，“雜文”的現代含義及用法，始于1934年9月“圍剿‘雜文’”的論爭，此前的“雜文”只有本義（古義），即“雜集”，魯迅不可能以現代含義的“雜文”命名什么。而《寫在〈墳〉后面》中的“雜文”，意同“雜集”，指“小說雜感之外”的其他作品，因此無法作為對雜文命名的例證。

問題三：“(1935年)雜文的正名正式完成”了么？ ——問題來自《1934-1935：雜文的命名、論戰與魯迅的抉擇》（《文學評論》2023年2期）。

文稱：“隨著論戰（按，指“圍剿‘雜文’”挑起的論爭）的興起與發展，雜文開始逐漸取代雜感更多地出現在魯迅筆下。……到了10月中旬所寫的《準風月談·后記》，雜文就開始脫去引號而以嚴肅的意義被魯迅使用了。這顯然是一種去污名化的正名行為”。——此論認為：以“雜文”（“脫去引號”）取代“雜感”，始于《準風月談·后記》。可商榷者，“圍剿‘雜文’”者于1934年9月，以“雜文”作為賤名和蔑稱，否定魯迅及其他作家的雜感（短評），魯迅等人當即予以還擊，怎么“到了10月中旬”，“就開始脫去引號而以嚴肅的意義被魯迅使用了”？ 實則，《準風月談·后記》首句“這六十多篇雜文”（以及后面“我的雜文”）之不加引號的“雜文”，顯然和《準風月談·前記》末尾“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相呼應，系“拉雜”之意，和“雜集”相通。

如何界定魯迅雜文

如何界定魯迅雜文，且以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9月版《魯迅作品精選及講析》（下稱《講析》）為例，從其雜文部分舉作品辨析。《講析》雜文部分選28篇，值得研究者，這28篇是否全為雜文？ 為便于討論，以《魯迅雜文全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下稱《全編》）及《魯迅全集·魯迅著譯年表》（下稱《年表》）為參考。——經《全編》鑒別，魯迅雜文約有450余篇（按，17種雜文集總篇數約760有余）；其《導言》提出：魯迅雜文就是“短評”，要件在“批評”,這是其性質和標準。

《講析》雜文部分的28篇中，有12篇不見于《全編》（即，《全編》鑒別為非雜文）。如——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墳》）《年表》定性為論文（ 巴人《論魯迅的雜文》48頁：“《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則完全以論文形式出之了。”）此外，《講析》所選28篇中，另有《看鏡有感》《燈下漫筆》《門外文談》《病后雜談》等為論文（內容偏重于肯定性立論）。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1927，《而已集》）《年表》說明此篇為演講，未定性為雜文。《講析》所選28篇中，另有《無聲的中國》《讀書雜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關于知識階級》等系演講辭。

《北京箋譜·序》（1933，《集外集拾遺》）《年表》對序跋文字，只說明寫作時間，均未定性為雜文。

據以上《講析》諸例可知，界定魯迅雜文，應注意論文、演講辭、序跋等體裁與雜文體裁的區別。再就是，注意區分雜文和散文兩體裁的不同：前者重在議論，后者著意于敘事寫人。

研究和編選魯迅雜文，不可忽略雜文的內涵，要認準對象；區分雜文與其他體裁之間的差異，不宜混同。魯學界似應將“魯迅作品的文體分類研究”（如，哪些作品是雜文之類）作為一個重要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