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要為胡詩楊的短篇小說《紅旗袍》提煉一個關鍵詞，那么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隔膜”。小說從“我母親”沈梅和“我父親”毛峰拍攝婚紗照寫起。那時沈梅和毛峰認識不到兩個月，為了陪伴毛峰赴美留學，兩人不得不匆匆領證結婚。沈梅身著白色婚紗，心里想的卻是母親送給她的紅色旗袍。“如今后悔也是來不及，只是遺憾沒有提前細細考察他一番，就輕易與他締結了婚約。”這是1997年的沈梅。

對于毛峰而言，沈梅是他的最優解。毛峰自小專心學業，從小鎮來到上海，一路讀到研究生，再到獲取公派留學的名額，在求學之路可以稍微松一口氣的三個月里，他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娶到一位心儀的女性，帶她出國陪讀。于是“理想妻子”沈梅進入他的視線。在社交舞會、美術館，在沈梅的宿舍樓下，或者實驗室的食堂，毛峰一步步靠近他的“獵物”，并最終獲得了她的應允。

盡管作者截取1997年的沈梅作為一個橫斷面，但我們仍然能從小說的細節中想象出她的前史。對于工作和生活，沈梅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沒有生存的壓力和內在的緊張感，因此，毛峰的一次次主動追求匯聚成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沈梅完成一次次個體選擇。戀愛、結婚、辭掉工作、去美國伴讀，她的人生在毛峰的計劃下順利推進，三年之后，她將擁有一位出色的海歸丈夫，在親友眼中，這當然是令人驕傲的完美人生。

然而，在“完美人生”的表象之下，情感的隔膜也在悄然生長。沈梅喜歡讀小說，每逢雙月她都要從工資中挪出一部分來買文學雜志，讀到《我愛比爾》的沈梅“沉浸于小說里阿三對外國的癡戀，除了后半段的墮落以外，她完全把自己代入成了阿三本人”。那天下午沈梅無心工作，“只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電視和小說里的人”。就是這樣一個熱愛文學、對美國抱有幻想和期待的沈梅，實現她“美國夢”的毛峰，卻是一個只看新聞、只讀《平凡的世界》、帶著奇怪苦澀味道的窮小子。這是1996年的沈梅。她在《我愛比爾》中勾勒了自己的“美國夢”，卻沒有讀到這篇小說里的另一重深意——人和人之間的不可溝通性，性別的、文化的、國別的天塹。

于是毛峰伸出手時，沈梅自然而然地握住了——握住了“完美”的人生軌跡，更握住了成為“阿三”和實現“美國夢”的可能。美國不再是停留在文學作品中的符號和想象，而變成了她腳下真切的土地。毛峰來到美國是為了獲得學位，成為海歸教授，可是對于沈梅而言，跟隨毛峰來到美國無疑是一場精神漂泊。毛峰的生活圍繞科研工作展開，沈梅的人生卻徹底失去了支點。

沈梅的美國生活過得十分無趣，她有大把的時間守在電腦桌前，等待好友阿青的電子郵件。后來她找了一份工作，做補習漢語的上門家教用以打發時間。于是沈梅認識了馬修，一個純正的美國小伙。為了一個昂貴的攝影鏡頭透支了信用卡，馬修把富裕的日子過得無比拮據，這是沈梅無法理解的消費觀；沈梅上門時，馬修赤裸著上半身，沈梅不明白外國人是否都如此開放。不同文化之間的隔膜，讓身處其中的沈梅不斷地感受到沖擊，而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沈梅也在不斷調試自己，努力讓自己在新的社會語境中擺定位置。

如果說沈梅和馬修之間的隔膜來源于國家文化與觀念之間的差異性，沈梅可以嘗試去理解和接受，那么沈梅與毛峰之間的隔膜似乎更加堅固且難以打破。毛峰看不到妻子的精神需求，于他而言，沈梅是一個“理想妻子”的符號，是對外可見的漂亮擺件，他看不到她壓在箱子里紅旗袍、她鐘愛的文學作品、她想看的《亂世佳人》和《廊橋遺夢》，沈梅的想法和欲望長期被忽視和遮蔽，這是一種細小的不適——甚至難以被稱作痛感，如沙礫硌痛般隱秘，亦不足為外人道。日復一日，沈梅的內心變得荒蕪。

離散的情感碎片需要落點，失落的自我也需要一個精神的出口，于是馬修在沈梅寫給阿青的郵件中占據的比例越來越高。他學習中文的聲調，想象自己是邁克爾·杰克遜，而她是麥當娜；他主動要求為她拍照，因此沈梅帶來了那條未曾穿上的紅色旗袍；他有時是汽車發動的聲音，有時像一袋土豆的顏色……我們似乎不能將之看作沈梅的精神出軌，它更像是沈梅在婚姻中的一場游離，一段情感的模糊地帶，一次失落的個體的自救。

這段“關系”的終止，源于馬修從漢語常用語中抄下的一句話。馬修忘記這句話的意思，便在沈梅進門后著急地請教。沈梅念出了“我”和“你”，卻在面對“愛”時，不敢看向馬修的眼睛。寫下這句話對于馬修而言不過一個巧合，但對于沈梅而言，無疑一場人生的風暴。毛峰已經開始準備回國的答辯，追隨他回國，意味著沈梅要放棄外人稱羨的美國生活；離開他投入馬修的懷抱，沈梅就會變成新聞中可恥的騙婚的女人。這句碰巧出現的“我愛你”，就像當初毛峰向她伸出的手，沈梅可以輕而易舉地握住，繼而開啟別樣的人生。但是這一次沈梅退縮了，她既不能面對道德的失衡，更無法想象和彌合與馬修之間更為復雜的、更難以逾越的鴻溝。沈梅的內心經歷了一場隱蔽而激烈的搏斗，搏斗的最后，她躲進漢語構筑而成的避難所里，也對馬修藏匿了“我愛你”的意義。

但沈梅與毛峰之間的隔膜并沒有在兩年的美國生活中被打破。坐在歸國的飛機上，毛峰計劃著他們遲來的婚禮，想象沈梅穿上他們拍攝結婚照時的白色婚紗，而沈梅仍然在想那件紅色旗袍——“過膝長，右開衩，斜襟，元寶領”，馬修口中東方貴族的華麗衣裙。可也是在這班飛機上，沈梅和毛峰第一次精神同頻，他們共同期待著女兒的出生，思考她該叫什么名字才好。小說的最后，沈梅想送給女兒一份禮物，一份藏了很久、自己可能再也無法擁有的禮物，直至構想了女兒的一生。

小說行至最后，這份禮物是否是那件紅色旗袍已經不再重要，作者完成了她對情感關系的理解，寫出了人和人之間精神層面的隔膜。這種隔膜是沉默的，它伴隨著鈍痛和阻塞感，一如《我愛比爾》中愛人之間難以言說的差異性。稍感遺憾的是，對于《紅旗袍》中的沈梅和毛峰而言，現實生活是平順到近乎光滑的，他們不必為生計感到憂慮，也不曾經歷《北京人在紐約》中一地雞毛的瑣碎生活。如果再大膽一些，將筆觸伸向更為廣闊的現實層面，那么20世紀90年代前后，一代人的“美國夢”將得到更為立體、扎實地呈現。

但值得欣喜的是，《紅旗袍》讓我們看到00后寫作者不再沉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重復書寫自我經驗，而是將目光轉向自己未曾親歷的年代，開始對于父輩母輩生活的書寫嘗試。這種勇敢的探索和嘗試，表明了年輕一代寫作者的寫作姿態——他們開始面向有難度的寫作。在《紅旗袍》中，胡詩楊展示出她對于歷史現實與時間縱深的認知、對于逝去的時代語境的心理探尋，小說最后，沈梅躲進漢字的堡壘回到中國，繼續和毛峰的婚姻，也展現出胡詩楊對情感關系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以及對多重文化的歷史思辨。這也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更為年輕的一代寫作者正在逐漸顯露他們的才華，他們未來的寫作之路廣闊而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