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與陳宗俊有緣。多年前，我有一件小事麻煩宗俊，雖不復雜卻頗費時間。那時與宗俊并不相識，經他的導師介紹，宗俊幫了我這個忙。費心費力的事情，宗俊做得非常認真盡力，讓我相當感動。當時我便覺得宗俊是一個可交的青年。后來宗俊有機緣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做高訪學者，我們的關系就更深了一層。所以，宗俊寫完《潘軍論》，在出版之際，想請我為他寫點東西，我覺得這是義不容辭的，既有一份感情，也是一種責任。宗俊托我為他寫篇東西，可能是源于兩個原因：一個當然也是出于對我們二人情誼的看重；另一個緣由是我和潘軍的關系。早年我對潘軍略有研究，有一段時間和他還過從甚密，對他有一定的了解，也能體會到他作為一個作家對中國文壇的意義。所以我將宗俊的委托視作分內之事，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做作家論研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除非處理的對象是創作潛力方興未艾或是初露頭角的作家，否則難以先聲奪人，因為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對創新構成了挑戰。像潘軍這樣有40余年創作歷史的作家，作為作家論的研究對象尤難處理。他在文壇究竟處于怎么樣的位置？他的寫作構成一種什么樣的狀況？這些問題有待直面。作為作家，潘軍有創作聲望，也有相當廣泛的讀者，但是始終不溫不火。寫潘軍的作家論，無疑需要勇氣，需要眼光，需要功力，因為這對研究者的掌控力提出要求，研究者要能“托”得住一個作家，尤其是像潘軍這樣奇特的作家，他是某種另類。當然讀了《潘軍論》之后，想必我們將會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這位作家。

話說在前面，不妨從潘軍的名字入手。潘軍的父親姓雷，母親姓潘，而他后來之所以取名為潘軍，其中的緣由我還沒有細細考究。潘軍可能是他的筆名，假定他起名為雷軍，那么便更恰如其分了。何以潘軍不起名為雷軍？這是不可思議的。潘軍是一個能夠“雷”倒人的作家——或者說在本雅明的意義上的“震驚”，當你把他所有的作品讀完之后，便不得不相信他是雷軍，而不是潘軍。但潘軍卻以這個更加溫和的名字行世，這不只是他個性還有內斂的一面，另外還是有淵源可溯的。潘字有三點水，這三點水恰恰與他故鄉的風土有淵源。他的故鄉是位于皖西南的一個小鎮，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條有活水的河邊，他小時候的乳名叫小河。據潘軍所說，至今老街坊鄰居還叫他河伢子。由名字中的“水”聯系到故鄉的水，再聯想到潘軍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水”意象，這一脈相承的文化記憶恰恰解釋了名字的某種源起。潘軍本來應該叫雷軍，與小米的當家人雷軍同名。歷史何其富有戲劇性，潘軍早于雷軍多年棄文下海創業，鎩羽而歸，在文壇時隱時現。而雷軍在商界叱咤風云，早已成為當代英雄。潘軍還是潘軍，他本來可能會是小說界中的雷軍，他是以潘軍的面目出現的雷軍。這意味著潘軍在文學界的分量，宗俊的書對此進行了更加透徹的揭示。

潘軍的創作體量非常之大，他的創作經驗相當豐富，他寫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還寫話劇，寫電影劇本。他自編自導，執導電影與話劇，甚至演話劇。潘軍對自己的演藝才能非常自信，他的才能乃是家傳。他出自藝人世家，父母都是黃梅戲藝人，外公也是黃梅戲的藝人。大家切莫小看藝人，藝人乃藝高膽大之人，舞臺上的膽量非常人可比。藝人膽大包天，他敢當眾去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設想大庭廣眾之下，他們或手持大刀殺人越貨，或置身歌舞樓臺，打情罵俏，假戲真做。我非常欣賞杰姆遜對本雅明的致敬，當被問及他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路數時，杰姆遜說他師法本雅明，而本雅明在某種意義上則從波希米亞人身上獲得靈感。波希米亞人偷來別人的孩子，讓他去走鋼絲。每當讀到這句話，我都深感這背后的極度殘忍。偷來別人的孩子，這本身是尤為殘酷的，卻還要讓孩子們去走鋼絲，這個事件和這種命運何其殘酷！

現在我們將藝人稱作表演藝術家，我認為這種稱呼太過溫和了，這個職業的內容本身包含著某種殘酷性。傳統的藝人歸屬于三教九流，對他們職業的認定雖有爭議，但在古代乃至近代，他們均屬艱辛困苦的職業。古有賊盜不盜戲子之說，民間以為做賊不成再以賣藝為業。賊人在亂世或許能成梟雄，但戲子卻難有這番作為，回顧生平，自然有一種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意味。這背后的壯志難酬之感，與王勃所說“屈賈誼于長沙，非無圣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正相呼應。在這個意義上，潘軍的心境亦與他的先輩暗通款曲，接近于心比天高了，但他卻并非命比紙薄，他命很硬。雖然60歲以后潘軍行事風格大變，但他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卻是不變的。60歲前他以文為生，60歲后他以墨為寶。潘軍的繪畫極為精彩。我想說，潘軍正是一個徽派文人，他身上承載著老式徽派文人的遺風。我覺得這一點構成了宗俊研究潘軍的全部緣由。光是這一點，便足以說明研究潘軍的意義。但宗俊對潘軍創作意義的開掘，更是越出了潘軍在文品乃至人格意義上的歷史承續，而展開了多重面向。他的研究目的是相當充分且深刻的，我對此深表贊賞。

寫作作家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尚未被文壇充分認識的作家作品，做出全面充分的闡述，給予其應有的文學史定位，且這種定位是準確的、令人信服的。這構成作家論的核心，也是作家論的意義所在。相較于一部高頭大章的文學史，我認為作家論的意義并不為低。宗俊的學術訓練非常好，一方面他的文論展示出精細、認真與執著的特點；另一方面他的寫作展現出他在南京師范大學所受的學術訓練，有著大氣高調的格調與眼界。所以我讀畢這本《潘軍論》之后，深感欣喜，這本書幾乎可稱為作家論的樣板。我之所以作此贊美，不是因為我與宗俊有什么特殊關系，這么多年我也讀了不少的作家論，宗俊的作家論給了我驚喜，他的論述有眼界、有自信，做得扎實深入，有要點、重點與突破口，相當可貴。雖說宗俊始終沒有非常明確地說潘軍是一位被文壇低估的作家——誠然，這絕非潘軍所愿，但宗俊頗有此意，在這個問題上宗俊無疑賣了個關子。事實上，潘軍確實是一位被文壇有所忽略的作家，這并非有意臧否，而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雖然為潘軍喝彩的人很多，但其實潘軍這20年的創作境遇還是比較寂寞的。文壇那么多的大獎，都與他無緣（當然，他本人也從不申報任何獎項）。相比較于其他作家獲得的評論數，有關潘軍的評論也就百十來篇而已。宗俊曾論及這一點，這與潘軍自己和文壇的分分合合有關，用他本人的話來說，他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作家，倒像一個三心二意的作家，往往是想寫就寫，寫寫停停，停停寫寫。他在66歲生日當天填過一首“七律”自況，其中頷聯是“六十六年路中路，三十三載壇外壇”，他不加入任何協會，放棄了包括職稱在內的一切待遇，他寧愿一意孤行。

潘軍總有自己的志向與追求，但他不是那種認定目標，工于心計的人，毋寧說他率性而行，沖動而不安分。潘軍早年其實有一份很好的在大機關的工作，若他不以創作為業，他今天或許已經是位居要津的官人了，當然也有可能會遭遇另一種命運。但他抽身離開，他熱愛寫作。多年以前，應該是十幾年前吧，我讀到他的女兒潘萌寫的一篇文章《與父書》，這是她長篇處女作《時光轉角處的二十六瞥》中的一章。我當時跟幾個朋友說，潘萌筆下父親的背影可以與朱自清的《背影》相稱，朱自清的《背影》寫“我”的父親，潘萌寫的也是“我”的父親。我對潘軍的經歷很了解，這篇文章應該是潘萌讀本科的時候寫的，我當時大為驚異，這篇文章寫得太棒了，潘軍有這樣的女兒，寫出一篇這樣好的文章，潘軍也足矣（為這本書作序的史鐵生也有類似的感慨）。潘軍是一個奇人，我當時讀了那篇文章，我毫不夸張地說，唏噓不已，幾近淚目。身為父親，在天下的父親中潘軍也是特立獨行的，不是因為潘軍當父親當得多么好或多么不好，也不能說是不是稱職，他做父親的方式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以至于女兒像看一個陌生人一樣看他。他不知道他作為父親可能在無意中傷害到自己和家人，而這一切難以言喻?；蛟S我這樣理解潘萌的文章有些偏頗。潘軍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但他一說起家庭，總是有一種故作輕松的沉重。所以他女兒寫的父親背影的文章，我讀來感到她寫出了很多的真實，其實女兒知道的或許并沒有那么多，或者正相反亦有可能。但諸多的隱秘當然不便寫出，在那么年輕的年紀，她也無法理解到那一層。我略知道一些潘軍的家事，潘軍也會跟我談一些他不太為外人道的事情。他總是離家在外“拼搏”，馬不停蹄。他對家又總有一種很深的感情和歉疚，其實這是個很顧念家庭的男人。有一次我們談到人生、家庭之類，那時我們年輕，潘軍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夫妻的情分是守出來的”。30多年了，我依然覺得那時他就對生活理解很透。但年輕時的他總是違背自己認識到的生活真理。后來我們交往少了，我不知道他之后的生活狀況，但我大體知道他有很長時間一直漂泊不定。

潘軍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都非常獨特。他甚至生活在自己的小說中，他成為自己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他也會成為別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正是由于這種獨特而真摯的另類性格，我非常珍惜這位朋友。雖然潘軍有著將生活小說化的傾向，但具體到小說創作，他是非常認真與講究的。很多評論家在爭論他的小說屬于先鋒派還是現實主義，但二者實際上殊途同歸，并不矛盾。先鋒派也要以現實主義為底色，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要將二者區分開，這跟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訴求有關?，F代主義與現實主義背離有多遠，乃至后現代背離現實主義有多遠，這種爭論體現了當時的針對性。當我們重審先鋒派，會發現不管是現代主義還是后現代主義，實際上都以現實主義為底。像喬伊斯那樣具有開拓意義的作家，也是要以現實主義為底，否則他無法把愛爾蘭的歷史寫得那么深刻。所以威爾遜在《阿克瑟爾的城堡》里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他講到喬伊斯對事物的刻畫相當真切，有著原型，緊扣生活的本相，以至于能夠將神話與愛爾蘭的歷史緊密關聯起來。比如其中的街道、人物，甚至街道拐彎處的地點，諸如教堂等，若將其放回喬伊斯生活的當年，都有據可考，可見其刻畫之真切準確。潘軍也是如此，他追求另類反常的故事走向與人物的塑造刻畫，但這種方式整體上看是現實主義的，他追求準確的刻畫，遵循現實主義的邏輯與經驗。宗俊下了大氣力來論述潘軍作為先鋒派背后的現實主義底色。可見，宗俊的作家作品論正是緊扣住作家創作的關鍵點，來展開知人論世的深化。

宗俊知人論世的功夫，跟他與潘軍的淵源有關。他們同為安徽懷寧人，后又在安慶工作或定居。宗俊應該跟潘軍有很多的來往，他應該是深知潘軍的生活習性的。作為安徽人，宗俊對懷寧乃至安慶的文化，進一步說，對皖文化，對徽派文化，無疑都有深刻體會。所以他分析潘軍的作品中文化的韻致，生活習性，人物的性格、心理，包括他寫的那些村莊鎮落，山川、河流、田野、橋、樹木花草這一類自然或人文環境，都能夠形成一種貼切的體認，都能找到一種共鳴。宗俊的知人論世讓我欣賞的另一點，在于他的分寸感。他知潘軍的文化背景，知其家世與身世，當然他也不能在行文中把潘軍的底說穿，因為他要寫的不是潘軍傳，而是潘軍論。其實若能有一部潘軍傳成書，那將是相當有意思的。不是為名聲大的作家作傳才有價值，潘軍不是莫言、賈平凹這類聞名遐邇的作家，但他經歷的豐富性與創作的獨特性，足以支撐起一部傳記。然則，若是將潘軍方方面面的經歷都寫出來，傳記就會變成暢銷書了。好的作家論乃至人物論，不一定要深挖傳主的經歷，從傳主的特色入手，反而更能具備新意與深度。我頗喜歡的一些傳記就具備這樣的特征，我尤為贊賞伊格納季耶夫的《伯林傳》、瑞·蒙克的《羅素傳》，尤其是后者，寫得非常之好，還有同為瑞·蒙克所寫的《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奧利維·托德的《加繆傳》、杰弗里·邁耶斯的《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等，也都非常好。還有一類傳記比較特殊，它并沒有直接被稱為傳，這是因為傳記作者對人物的家世和文化把握得不夠充分，因此他著重于學術或政治，因此這類“傳記”被稱為學術評傳或政治評傳。特里林的《馬修·阿諾德》或許可作如是觀，這部書甚至無法被稱作是嚴格意義上的傳記，它具有學術專著的性質，但由于作者對傳主的學術歷程做了深入的闡發，它可以被限定為學術傳記。

回到潘軍的特色。潘軍的文化背景和淵源，無論是放在作家論還是傳記中，都將構成其中的獨特之處。在這個意義上，宗俊對潘軍的把握是獨具慧眼的。在這個意義上，我想進一步指出，宗俊這部《潘軍論》的意義在于他對皖文化、徽文化的深刻論述，皖文化或徽文化本身難解難分，宗俊通過對潘軍作品的分析折射出了文化本身的韻致。黛瓦白墻，這本身即象征著徽派文化的韻致，“野渡無人舟自橫”，更是徽派文化的意境所在，宗俊對文化的透視相當深入。安慶乃人杰地靈之地，我有幸到過那里。作為一個地級市，安慶在明清時期出過百余名進士，其中包括8個狀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安慶可謂非凡之地。懷寧、安慶史上行政歸屬原本密不可分，如今懷寧為安慶市下屬縣，史上文人不可勝數，近世名人則有陳獨秀、劉文典、鄧稼先，還有詩人海子。安慶屬下桐城市，以“桐城派”眾所周知。桐城派自視為中國傳統文脈的繼承人，在近世轉變中也曾是中流砥柱。皖文化中宋明理學的積淀也很深，朱子之學在這里也多有傳承，亦塑造了安徽人頑強執著的文化性格?？梢哉f，安慶這個地方，坐擁兩千年文脈，靜觀長三角風云，若是有懷舊之情的話，那也是理所當然的。宗俊不單是寫潘軍，更透過潘軍，寫出了皖文化和徽文化的底蘊，這也是這部作家論的意義所在。

再者，我想談一下這部作家論的文本分析。宗俊對潘軍所有作品的分析，既有一種綱領性的、觀點式的總體眼光，進而展開要點式的論述，又能進行深入作品內部的分析，在理論與細讀之間實現平衡。宗俊的文本細讀建立在這樣一個思路的基礎上，他從作品的內容與美學表達中，讀出作家的心理投射，進而透示出皖人的文化性格，并結合這一文化背景，開掘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學史意義。宗俊的作品分析尤其顯示出他的學術力道，尤其是他頗有深度的文化積淀。

這部作家論可圈可點的地方非常之多，比如作為一本專論的體例結構安排、論述的層層深入等。我想我也不必面面俱到，我還是想回到宗俊的文本細讀中，做出進一步的評價。宗俊對潘軍重要作品的分析闡釋，很是中肯精辟，見解獨到。宗俊在分析潘軍創作中的第一人稱敘事時，針對以《南方的情緒》為代表的先鋒文學創作展開了多方面的分析，圍繞多重身份、越界視野與美學空間的擴展，揭示出第一人稱敘事的突出特質。此外，宗俊通過文本分析，頗費心力地闡述了潘軍作為先鋒小說家的歷史觀的特質，即對歷史的懷疑精神。他將分析的目光聚焦于潘軍的兩類實驗性文本：一是以現實為起點找尋歷史真相的文本，如長篇小說《風》與中篇小說《藍堡》；另一種則是重寫古代歷史的文本，如中篇小說《重瞳——霸王自敘》（后改編為九幕話?。?。通過分析這些實驗性文本所包含的形式感、對矛盾沖突的設置、對空白的填補乃至對史實的發揮，展現這些文本所呈現的不同歷史況味，并揭示潘軍對歷史的總體態度。

我尤其重視宗俊為潘軍作品打開的歷史文化面向，這揭示出潘軍的另一面，即寫實的態度。比如宗俊讀潘軍的《獨白與手勢》三部曲，他能讀出其中時空體的關聯性：人物成長中的一些事件與時代發展中的某些事件，在某一特定空間上相遇，于是成長史的時間和歷史時間能夠對應起來。宗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讀得非常仔細。這種深度與力道，是大多數對潘軍作品的評論難以企及的。他分析到，三部曲都以空間加時間的模式，作為章節的小標題，如《白》卷中的“石鎮：1967年10月”“水市：1975年10月”“梅嶺：1976年10月”，《藍》卷中的“海口：1992年4月”“廣州：1992年4月”，等等。宗俊從中看出潘軍小說所包含的很強的紀實性，也就是說，潘軍把他實際經驗中的歷史內容與自我感受寫出來，這是無法虛構的。這也是因為潘軍的小說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現實題材，他為歷史作證，他親歷了歷史。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其實最關鍵的一個段落就是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海南的開發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大發展，潘軍親歷了這段時代高潮，他是真正下過海的中國作家，成功過也失敗過。所以他所記錄下來的經歷，具有歷史的清晰性，這是別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別的作家都隔了一層。饒有意味的是，潘軍以他的歷史經驗，為文學的時代想象賦予了真實的形體，而他自己作為一個在市場經濟中浮沉過的人物，本身就是文學想象時代的一個對象，或者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他更要濃墨重彩地書寫某種傳奇般的生活。這一段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獨特的，從未有過或許也難以再有。我想，宗俊對潘軍的作品進行了如此具有歷史感的閱讀，他的隱衷或許在此？

宗俊通過文本細讀，證明了潘軍小說的某種紀實性。但小說總體上還是一種虛構的文類，內容的真真假假最終都要聚合在小說的藝術層面。誠然，那些溢出虛構的部分，熟悉潘軍的人仍是能夠讀出。但宗俊守住了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本分，他從文學本身的問題出發，來處理包含在文學之中的虛實真偽。就像我在上文所強調的，宗俊深知他寫的是作家論，而非人物傳。

總而言之，對于這部作家論，我深表贊賞。但或許是由于篇幅所限，宗俊對一些學術要點未進行更深入的闡述，以宗俊的學術功力，這些要點是可以深入展開的。比如宗俊談到潘軍的第一人稱敘述問題，談到潘軍與魯迅之間的可比較性，均展現出宗俊頗為獨特的視角與立意，但我認為就某些要點，還是應該做出更為廣泛的展開，讓我們看到作家本人的創造性。潘軍的雙重敘事、心理刻畫，將時間作為小說構件的處理方式，紀實與虛構的混淆，體現了他對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致敬，因此可以將潘軍的創作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文學譜系中來討論。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卡夫卡，這都是深刻地影響過潘軍的作家。潘軍也曾跟我談及，法國新浪潮的作家尤其是羅伯-格里耶，對他影響至為深遠。這些作家往往隱身在潘軍創造性的文學表達之后，未必訴諸直接的顯現。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影響關系更有必要得到深入的開掘。這種深入的比較將使這部作家論的學術含量更加深厚。這是我的一點建議，或許有些吹毛求疵了，但也表達了我對宗俊這樣一位有才學有定力的學者的更高期待。總之，更應該恭賀宗俊，寫出一部高水平的作家論。◎

2024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