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不久，WTT中國大滿貫在北京首鋼園成功舉行，世界乒壇好手悉數亮相，掀起一陣乒乓旋風。這是時隔63年后，世界乒壇頂級賽事首次重返京城。

1961年的春天，北京舉辦了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舉辦世界級體育賽事，中國乒乓球隊奪得三項冠軍、四項亞軍和八項季軍，一躍成為世界強隊，改變了國際乒壇格局。西方報刊評價說：“中國結束了50年代日本稱霸乒乓球壇的地位，執掌了世界乒乓球運動的牛耳。”

中國乒乓球隊的崛起，鼓舞了艱難時期的無數國人。容國團的“人生能有幾回搏”、徐寅生的“十二大板”、莊則棟的左右開弓……至今還能激起許多人澎湃的心潮。也是從那時候起，乒乓球開始熱遍全國，成為中國的國球。

兩件大喜事

1959年3月27日，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以下簡稱世乒賽）在聯邦德國多特蒙德拉開帷幕。沒過幾天，美國《紐約時報》就刊登了一篇“爆炸性”新聞——《美國的迪克·邁爾斯在世界乒乓球半決賽中向中國鞠躬》。

美國人怎么也沒想到，叱咤乒壇多年的老將邁爾斯，竟然在半決賽中沒打滿全場就主動向對手認輸，敗給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

讓更多人驚訝的是，這名20歲出頭的中國運動員，最終一路過關斬將殺進男單決賽，擊敗曾九次獲得世乒賽冠軍的匈牙利名將西多，成為此屆世乒賽的男單冠軍。

這是新中國獲得的第一個世界冠軍。消息傳到國內，舉國上下一片歡騰。很多人情不自禁地走向街頭，振臂高呼：“終于把‘東亞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

“東亞病夫”這頂恥辱的帽子，壓得中國人太久了。

1949年以前，民國政府曾三次派隊參加奧運會，三次都空手而歸。一些外國人譏笑中國隊為“鴨蛋隊”，蔑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甚至有外媒公然發表“東亞病夫”雙手托舉“鴨蛋”的諷刺漫畫。

新中國成立后遲遲沒有得到國際奧委會的認可。國際奧委會和一些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力圖在體育賽事中制造“兩個中國”的局面。為爭取合法席位，中國于1958年宣布，斷絕與國際奧委會一切關系，同時退出國際游泳、田徑等11個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運動員都無法在國際舞臺上施展拳腳。

乒乓球是例外。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以下簡稱國際乒聯）首任主席伊沃·蒙塔古是英國共產黨員，早年間，他通過斯諾的《西行漫記》得知，在中國延安，紅軍不光能打仗，還愛打乒乓球。

1952年，蒙塔古首次訪問中國。他不顧國際上的反華浪潮，邀請中國加入國際乒聯，并參加次年在羅馬尼亞舉行的第20屆世乒賽。在他看來，開展乒乓球運動的目的是增進友誼、提高球藝，“全世界的乒乓球運動員一定愿意和中國做朋友，和中國一起比賽。”

中國政府接受了蒙塔古的熱情邀請，并于當年正式加入國際乒聯大家庭。中國國家乒乓球隊隨之成立。

“一開始只有零星幾名隊員，很難稱得上是一支隊伍。”國家級教練員、第一代乒乓球國手莊家富告訴記者：“那時候，乒乓球運動除了上海、廣州、香港幾個城市開展較好外，其他地方基礎都很薄弱。”

國家體委陸續從各地引進人才。“澳門的王錫添，印尼的郭毅萍，在香港打球的傅其芳、姜永寧等，都先后響應祖國召喚，回到內地加入國家隊。直到1955年，國乒才初具規模。”莊家富也是這一年從廣州中南體育學院調入國乒的。

1957年，號稱香港“東區小霸王”的容國團到北京打表演賽。那是莊家富第一次見容國團，他記得，“當時容國團又高又瘦，還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但技術很全面，抽、殺、削、搓、擋樣樣精通，用‘野路子’打敗了全國冠軍王傳耀。”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在場下看球，一下子相中了這匹黑馬。當年11月，容國團應賀龍邀請，跨過深圳羅湖橋，進入廣州體育學院學習。不久，他代表廣州隊參加九城市乒乓球錦標賽，獲得男子團體、單打冠軍，被選為國家集訓隊成員。

容國團心懷壯志。1958年，在廣東省體育工作大會上，平時寡言少語的他當眾立下一句誓言——三年之內，奪取世界冠軍。

誓言引來不少嘲諷：“你剛剛回來，全國冠軍都沒拿到，還拿世界冠軍……”也有人私下勸容國團：“這樣表態會被動，萬一實現不了，會貽笑大方的。”

容國團不服氣：“為國爭光，此其時也。我之所以公開表態，就是要拼盡全力，不留一點退路。”

莊家富和隊友們都覺得，“這小子在吹牛皮。”他還聽說，容國團毛筆字寫得特別好，寫了一個紅色條幅，從四樓掛到一樓，上面是十個大字：“不拿世界冠軍死不瞑目！”

誰也沒料到，容國團“吹的牛皮”不僅實現了，而且還提前了兩年。

1959年4月，第25屆世乒賽閉幕后，容國團和中國乒乓球隊凱旋，賀龍親自到機場迎接。之后不久，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們，周總理也在北京飯店設了慶功宴。

周總理把容國團奪冠和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并列為1959年的兩件大喜事。他在慶功宴上說：“過去，我們說要‘十年不鳴，一鳴驚人’，這是不可能的。十年中間，我們總有些項目要鳴一鳴的。”

中國這“一鳴”，也讓全世界刮目相看。就在容國團奪冠當天，國際乒聯代表大會投票通過一項決議——第26屆世乒賽將于1961年在北京舉行。

“要辦得像個樣子”

舉辦世界級體育賽事，對新中國來說，還是頭一回。

賀龍親自掛帥，指示國家體委：“一定要辦得像個樣子！”他深知，這不僅僅是一項體育比賽，更是向世界展示新中國的一個窗口。

而彼時的中國，體育事業剛剛起步。偌大的北京，甚至找不到一個適合乒乓球比賽的體育館。國務院從緊張的財政中撥專款，在北京三里屯、工人體育場西側，興建了一座綜合體育館——北京工人體育館。

“當時考慮這個體育館不只舉辦乒乓球賽，以后還應該能打籃球和排球，面積不能太小。加上旁邊的工人體育場是橢圓形的，要與之遙相呼應。”原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院長熊明，剛從清華建筑系畢業不久，就接到這樣的設計“大活兒”。

“那時候不叫設計競賽，大家集思廣益，很多人出主意，我的方案得到大家贊同。”熊明翻遍國外建筑雜志，借鑒美國案例，設計了一個高38米、跨度94米的圓柱形體育館，能同時擺下10張乒乓球臺。“因為我們看到外國的乒乓球館，就是擺了10張臺子。”

但國內還沒有這樣大跨度的建筑，“美國人對此技術保密”。熊明和豐臺橋梁廠的技工們一起攻關，采用懸索結構，用一根根鋼絲吊起屋蓋，從里面看，像一個巨大的自行車輪橫懸在頂空。

賀龍對體育館的設計很滿意。熊明記得，賀老總有一次到現場視察工作，高興地拍著他的肩膀說：“小伙子挺能干，把它設計得好，設計得人人愛呀。”

體育館建設期間，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都是半饑餓狀態”。工人們克服種種困難，在河北、遼寧、山東等17個省市區有關工廠的支援下，僅用15個月時間就建成了能容納1.5萬名觀眾的體育館。

建成后的北京工人體育館，成為第一個被印在中國郵票上的體育館。它在此后半個多世紀里，承接了諸多國內外賽事，見證了新中國體育發展的風風雨雨，在幾代人心中留下不同的歲月記憶。

除了興建體育館，國家同時還提出，第26屆世乒賽要用上中國自己生產的乒乓運動器材。

過去，國產乒乓球原料依賴進口，而且都有一條中縫，打球抽殺兇狠時，中縫就會開裂，質量不過關。1957年，上海工人制成了密縫球，但質量還存在問題。國際乒乓球比賽用的都是英國貨。

周總理指示，由上海負責研發符合國際標準的乒乓運動器材。上海方面隨即組織工業局、十多個公司和幾十個工廠用數月時間，經過200多次試驗，終于成功試制了用國產原料制造的乒乓球。經測試分析，球的圓度、重量、彈力、偏心等主要技術指標，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國家體委和上海市委在向周總理匯報時，請周總理給這批新研制的乒乓球起個名字。周總理不假思索地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容國團又奪得第一個世界冠軍，剛好是雙喜臨門。我看就叫“紅雙喜”牌吧！

1960年，“紅雙喜”牌乒乓球被國際乒聯批準為國際比賽用球。這是新中國第一只國際比賽用球，從此打破了英國海力克斯牌乒乓球壟斷世界乒壇的局面。第26屆世乒賽所用的乒乓球、球拍、球臺和計時鐘等，都是“紅雙喜”牌的。

乒壇108將

籌辦第26屆世乒賽，更關鍵的是組建中國隊的陣容。

1959年，國家體委搞了一場乒乓球大會戰，從全國青少年比賽和第一屆全運會中，先選出170多名運動員，編成四個隊，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進行集中訓練。經過三次比賽后，又篩選出108名運動員，組成國家集訓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訓練。

這108名運動員，后來被稱為乒壇“108將”，包括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莊家富等，很多都成為第一代乒乓球國手、國家級教練員或各省市專業隊主教練，奠定了我國乒乓球運動的堅實基礎。此是后話。

賀龍非常重視這次集訓。他對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的榮高棠說：“乒乓球隊集訓必須加強領導。你們一定要親自‘蹲’下去，還要充實‘蹲點’的干部力量，抓好技術訓練。無論如何都要把這次世界比賽搞好。”

隨后，賀龍親自點將，組建了領導小組，進駐工人體育場。組長榮高棠和一批司局級干部，與教練員、運動員共同訓練、共同生活。大家不由感嘆：“賀老總決心真大，把半個國家體委都搬到乒乓球隊了！”

針對世乒賽的7個比賽項目，領導小組提出“主攻團體賽、分攻單打和雙打”的訓練策略。根據當時國際乒壇的情況，鎖定兩個目標：先打敗上一屆戰勝我們的匈牙利隊，再與日本隊爭奪冠軍。

實現這兩個目標并不容易。

匈牙利隊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是世界乒壇名副其實的頭號霸主。在前20屆世乒賽中，匈牙利全隊在131個冠軍中一共奪走了62個。從1954年第21屆世乒賽開始，日本男隊打破了世界乒壇格局，不僅成功奪魁，后來還一舉成為亞洲第一支完成五連冠的球隊。

集訓隊為此苦練成風。教練在球臺上用粉筆畫出九塊方格，要求運動員打到某個方格內多少次，以增強落點意識和控制能力。每一個技術動作，都要重復成百上千次，揮臂到了麻木的地步。

大運動量訓練后，大家還搶著加時補課。教練為了控制運動量，要求晚上只開放8張球臺供16名隊員補課。“這下可緊張了，很多人，包括容國團和莊則棟，匆匆忙忙吃完飯，把筷子一放就去搶球臺了。”莊家富說。

據李富榮回憶，集訓的那個夏天，每天打完球不僅衣服濕透，連球鞋里面都是汗水。李富榮因為崇拜容國團，買了一雙容國團“穿剩下”的皮鞋，“他三塊錢處理了，賣給我，我就喜滋滋買了。穿了他的鞋，心里挺美的。”

集訓經常在室外跑一萬米，從工人體育場到北京火車站，跑個來回。這是很多運動員都頭疼的項目。莊家富至今心有余悸，“北京冬季多風，跑步時遇上刮五六級西北風，被吹得眼淚直流，很是難熬。”

雖然訓練很苦，但大家的生活并不苦。集訓期間，國家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出現嚴重短缺，“毛主席、周總理都帶頭不吃肉”，但國家給運動員們專門調撥了牛奶、白糖、食用油、肉和雞蛋。“主食都是細糧，頓頓都有肉。”

就在大家埋頭苦練時，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在集訓基地傳開了。

1960年年底，匈牙利隊來華訪問比賽，老將西多對中國乒乓球運動員說，幾個月前，他和日本選手打比賽，被日本研發的新技術打得一敗涂地，“防守球一碰就飛，幾乎接不到球。”

國家體委體育科研所趕緊找來外文資料了解情況。原來，日本乒乓球隊研發了一種旋轉性很強的進攻技術——弧圈型上旋球，簡稱弧圈球。日本媒體揚言，弧圈球是不可戰勝的“核武器”，日本隊將憑這一武器橫掃一切強手，再度稱霸世界乒壇。

彼時，距離第26屆世乒賽開幕已為時不多。領導小組和教練員、運動員商量，當務之急是搞清楚弧圈球究竟是什么樣的技術，然后找出對付的辦法，見招拆招。

破解日本“核武器”

“剛開始，我們根據國外搜集的資料，讓幾名隊友模仿拉弧圈球，但怎么拉也感覺不像。”莊家富說。

一籌莫展之際，有消息傳來：日本乒乓球隊要到香港訪問比賽，做賽前適應練兵。這正是摸清敵情的大好時機。由于當時沒有攝像機，只能用笨辦法，派人去現場觀看“偷師”。

派誰去呢？國家體委考慮到，容國團腦瓜兒靈、技術全面，比較適合，但他是世界冠軍、在香港生活過，很容易暴露目標。經過幾番斟酌，領導小組決定，派削球手莊家富去香港“火線偵察”。

原國家體委副主任張彩珍曾解釋其中緣由：“莊家富是廣東人，赴港語言通。更重要的是，他參加了第25屆世乒賽并兼任教練，臨場指導過容國團為祖國奪得第一個世界冠軍。”

接到任務的莊家富又驚又喜，同時還有一絲擔心。“那時候，我們國家與英國管轄的香港關系相當緊張，入境香港是要冒風險的。”

國家體委請新華社香港分社幫忙對接。香港分社安排了一位姓陳的先生，在深圳國旅與莊家富碰頭。倆人協商決定，分開入關，莊家富先過深圳羅湖橋，到香港后在九龍火車站等陳先生，然后一起前往陳先生家里。

莊家富此前經常跟香港的乒乓球人士切磋，難免面熟。陳先生提醒他，戴一副墨鏡，萬一碰上熟人，可以遮掩一下。于是，莊家富西裝革履、打著花領帶、戴著墨鏡，揣著國家給的1000英鎊從北京出發了。

不巧，由于天氣不好延誤了行程，莊家富過羅湖橋時已是下午。“當時，到香港去的普通人都要求在中午12點前過關，想在下午過關，必須有一點關系，必要時得給點‘黑錢’才行。”

剛到入境邊防口岸，莊家富就被警察攔下來一番盤問。入境檢查時，海關人員看到他護照上蓋著北京市公安局的戳，不由自主地用粵語喊了一句：“這人是從紅色首都北京來的。”一邊說著一邊從頭到腳打量著他。

莊家富假裝聽不懂，不敢言語，“緊張得直冒汗，雙腿有些發軟。”好在他事先有所準備，幾次都有驚無險，順利和陳先生在九龍火車站會合。

莊家富白天在陳先生家里，晚上出去看球。比賽在伊麗莎白體育館，陳先生給他兩張門票，一張是價錢最貴的，另一張是最低的。“因為香港球星賽前習慣拿著門票在入口等候親友，為了避免碰上，我就用價錢最低的門票入場，然后坐在最佳位置看比賽。”

看比賽時，莊家富也沒有放松警惕，戴著墨鏡，用報紙遮住臉和上半身，“像個特務”。報紙不僅是偽裝的道具，比賽開始后，他一邊觀察弧圈球的打法，一邊把技術要點寫在報紙空白處。

第一場球，莊家富就目睹了弧圈球的威力。香港乒乓球男單冠軍吳國海對陣日本弧圈球高手星野，在一削一攻的對抗中，吳國海不是把球削出界，就是把球削出擋板之外。球迷在看臺上喝倒彩：“不配當香港冠軍！”“不如回家撿豬屎！”

球迷們當然不知道，這是日本新研究的技術。莊家富解釋道：“弧圈球其實是長的上傳球，擊球時猛地往上抽拉，使球產生強烈的上旋轉。由于球旋轉得厲害，對手第一次接球時很難有招架之力。”

弧圈球有沒有“軟肋”呢？之后上場的劉錫幌，讓莊家富找到了答案。

劉錫幌是香港近臺快攻手，能把球控制在近網處。他回短球時，對手星野不是拉空，就是把球拉出界。莊家富興奮地在報紙空白處寫下：“弧圈球不是無懈可擊，對速度快的左右大角球，尤其對不出臺的短球，難以發揮作用。”

看破弧圈球玄機后，莊家富第二天立馬回京，向領導報告“火線偵察”的情況。到北京時已是深夜，榮高棠連夜召集男隊五名主力隊員容國團、徐寅生、莊則棟、王傳耀、李富榮和教練傅其芳開會。

經過分析研究，榮高棠提出三個對策：第一，心理上不懼怕；第二，“吃”了弧圈球后想辦法發短、回短，以進攻抑制弧圈球的發揮；第三，找隊員模仿弧圈球的打法，給中國隊主力隊員當“靶子”。

前兩個對策好辦，問題是，如果當了“靶子”，就可能錯失參加第26屆世乒賽的機會，哪個運動員不想上場比賽、爭奪冠軍，而甘當冠軍的“鋪路石”呢？

“108將”之一的薛偉初提交了一份申請：“我來學弧圈球，模仿日本人。”他后來撰文回憶：“那時想法很單純，連‘犧牲’自己的想法都談不上，想到的是怎么為國家爭得榮譽，讓中國人拿冠軍。”

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胡炳權、莊家富、廖文挺、吳小明等，也先后挺身而出，甘當“鋪路石”。他們自學弧圈球，每天輪番陪主力隊員練習，隨叫隨到。拉弧圈動作大，每拉一板都需要很大力量。整天甩臂轉腰千把次，他們把胳膊拉腫了，手指也練裂了口，但都樂此不疲。

國家體委從“108將”中選出70名男女選手，正式報名參加第26屆世乒賽。按照當時國際乒聯的規定，中國作為東道主，參加單項比賽的選手可以增加一倍，因此開創了世乒賽歷史上代表隊人數最多的紀錄。

1961年3月，周總理在陳毅元帥的陪同下，到工人體育場看望正在緊張備戰的中國乒乓球隊。

周總理勉勵大家：“好好練習，好好保養，不要緊張，為國爭光。不僅要比賽，還要學習，把別人的長處統統吸收過來，不要爭一日之長短。勝了還要再勝。如果不勝，下次再來。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長遠些。”

賀龍在開賽前幾天，剛從南方視察部隊回京。第二天，他給中國乒乓球隊做賽前動員，第一句話是：“我來看看你們，不是來向你們要獎杯，給你們增加包袱的。”運動員們禁不住都笑了起來，緊張的氣氛一掃而光。

賀龍接著說：“中國乒乓球隊從第一次參加世乒賽到現在，還不到9歲，是個‘紅領巾’。一個9歲的娃娃，要把30多個國家包起來，把7個獎杯都當包袱背，是背不起的。你們都把包袱卸下來。打球和打仗是一樣的。打仗不怕死就不一定死，打球不怕輸就不一定輸……”

男團首次捧杯

1961年初春，乍暖還寒。北京的大街上，到處插滿彩旗、掛著迎接世乒賽的條幅。人們在街頭巷尾、在公交車上、在工廠里，議論著即將到來的盛會。

4月4日，第26屆世乒賽終于拉開帷幕。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220多名乒乓球運動員，齊聚北京工人體育館。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等國家領導人，與國際乒聯主席蒙塔古、各國來賓出席了開幕式。

開幕式后，首先是團體賽。舉國上下都在期待，中國健兒能在家門口打出國威。中國男女兩隊不負眾望，一路過關斬將，紛紛擊敗歐洲勁旅，殺入最后的決賽。他們將要面臨的對手是日本隊。

早在比賽之前，日本隊就誓師衛冕。總教練谷川喜太郎認為，中國選手“目前還不可能威脅日本”。教練兼運動員荻村表態說：“團體賽最能表現一個國家乒乓球隊的實力，是最榮譽的事，我們將盡最大力量去爭取這項冠軍。”

決賽時間是4月9日晚。這一夜，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走廊里、過道和臺階上，都被擠得水泄不通。還有很多人守在收音機旁，收聽現場轉播，等待著世界冠軍的誕生。

先行開戰的是女子團體決賽。中國女隊迎戰四次蟬聯世乒賽女團冠軍的日本女隊。經過五盤鏖戰，中國女隊惜敗，未能將自己的名字刻在考比倫杯上，屈居亞軍。

接著，中日男團大決戰開始了。

中國隊出場的是容國團、徐寅生和莊則棟，日本隊則由荻村伊智朗、木村興治和星野展彌出陣。傅其芳和幾位教練為了排兵布陣，煞費苦心，最后決定：莊則棟打開場，徐寅生“啃骨頭”，容國團打壓陣。

前三盤，中國隊只有莊則棟拿下一分，1比2落后。第四盤，徐寅生戰星野。徐寅生壓力很大，“萬一再輸，局勢將很難收拾。”他集中精力拼搏，幾個回合攻防轉換后，星野不得不遠離球臺放高球。他抓住星野反手的弱點，穩穩地連續扣殺。

一板，二板，三板……全場萬余名觀眾情不自禁地隨著球的起落，齊聲數數。當數到第十二板時，徐寅生抓住時機狠扣對方中路，星野用力過猛把球回出界外。徐寅生以21比18取勝，總比分2比2打平。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時任黑龍江省乒乓球隊隊員徐瑞海當時在現場，“一邊歡呼一邊熱淚流淌”。據他回憶：“周圍的觀眾都和我一樣，人人眼里都噙滿了淚花，這種山呼海嘯、動人心魄的壯觀場面，我一生都未曾經歷過。”徐寅生的“十二大板”也由此成為乒壇經典一戰。

第五盤，莊則棟再傳捷報，中國隊以3比2領先。隨后，容國團不敵木村，總比分3比3打平。第七盤，徐寅生勝荻村，中國隊以4比3領先。

雙方激戰到第八盤，比賽迎來關鍵時刻，由容國團打星野。當時是9盤5勝制，如果這一盤容國團贏了，中國隊就將以5比3完勝；如果容國團輸了，就必須再打第9盤。形勢嚴峻，觀眾的心都懸了起來。

在主席臺上看球的羅瑞卿、劉亞樓等，拍著大腿怨榮高棠“瞎指揮”，“容國團連輸兩盤了還讓他上啊。”榮高棠在一旁解釋說，乒乓球比賽和其他球賽不同，上場就得打到底。

董必武已經受不了賽場上的緊張氣氛，在醫生的再三建議下，他和一些老領導到后面休息室暫時回避。但到了休息室，看不到比賽心里更是著急。賀龍囑咐工作人員，臺前臺后跑，通報戰況。

容國團也承受著巨大壓力。上一屆世乒賽奪得男子單打冠軍后，他已被世界名手專門研究對付，幾乎是眾矢之的。在休息室，榮高棠鼓勵他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一定要敢打，敢打即勝，不敢打就輸。”容國團的情緒一下子提了起來，出場前，他緊握雙拳大喊：“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

銀色的乒乓球拋了起來。容國團和星野各勝一局后，第三局，比分兩人拉鋸至20比18。在勝負的關鍵時刻，全場觀眾都屏住呼吸，揪著心地看著乒乓球來回穿梭。突然，星野用力過猛，把球拉出界外。

這場男團大決戰，最終以中國隊5比3戰勝日本隊而結束。剎那間，體育館燈火通明，掌聲雷動。容國團“啊”的一聲，激動得跳了起來，和教練、隊友們抱在一起。

現場觀眾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聲嘶力竭地歡呼。在徐寅生的印象中，“觀眾把能扔的都扔了，帽子、圍巾、報紙，最后在這個場地里，收了幾大筐。”

世乒賽男團冠軍獎杯——斯韋思林杯，第一次被中國人擁入懷中。據說，中國隊平均每隔3分鐘，就收到一封賀電或賀信。第二天，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中國男團榮獲冠軍的消息，“有的還套紅”。

中國隊乘勝追擊。在男子單打比賽中，中國隊包攬了前四名：莊則棟、李富榮分獲冠亞軍，徐寅生和張燮林并列第三。莊家富說：“一時間，外國運動員見到穿紅色運動短袖上衣的中國隊員，無不‘草木皆兵’。”

邱鐘惠涉險奪冠

相比男隊的輝煌戰績，中國女隊的比賽卻略顯艱難。此前，中國隊在女團決賽中失利，沖入女單決賽的邱鐘惠自責之余，痛下決心：為了祖國和人民，一定要拿下女單冠軍！

邱鐘惠拿冠軍的決心，源于一次“意外”。

集訓期間的一個周末，她上街買東西，走到工人體育館附近的神路街時，看見幾位中年人正在用長長的竹竿往下夾樹葉。她不解地問：“這樹葉長得好好的，你們干嘛把它給揪下來？”

那幾位中年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她，反問：“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啊？你不知道這樹葉是用來和在糧食里當飯吃的？”

聽完這話，邱鐘惠臉瞬間紅了，急忙扭頭往回跑。原來，那么多人都在忍饑挨餓，而他們作為運動員，一日三餐從不缺肉、蛋、奶。“多好的人民啊！”她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一定要拿冠軍，為此少活20年也愿意！

邱鐘惠如愿殺入女單決賽，和她對陣的是匈牙利老將高基安。高基安是多屆歐洲冠軍，以近臺逼削馳名于世，曾與她5次交手，只輸過1次，綜合實力遠在她之上。但邱鐘惠憋著一股勁兒。

比賽開始后，高基安用正反手交替穩削并伺機反攻的戰術，邱鐘惠則以長抽短吊、連拉帶扣的招數與其周旋。雙方你來我往，戰況激烈，前四盤打了個平手。

中場休息的時候，邱鐘惠看見高基安接過她愛人遞過來的一瓶汽水。“只見她咕嘟咕嘟地喝著，然后和教練有說有笑，根本不是在談戰術、談球，而是談笑風生，好像是穩贏了。”憑著以往和高基安的接觸，邱鐘惠意識到，“她輕敵的老毛病又犯了”。

于是，邱鐘惠一鼓作氣“咬回來”，一連拿下第三、第四盤。這時，高基安不再輕敵，猛烈進攻，邱鐘惠再次陷入苦戰。眼睜睜看著高基安以17比13領先，邱鐘惠始終無法突破她的防線。賽事陷入膠著狀態。

球臺、地板上都是汗水，高基安請求裁判擦一下。“正好給我留出反省時間，我連忙整理思路，尋找失利原因，覺得自己穩健有余而兇猛不足。教練也在旁邊朝我伸出大拇指，暗示再打得兇狠些。”邱鐘惠調整戰術，發球猛攻，最終把比分定格到21比19。

邱鐘惠贏了！經過一番苦戰，她終于奪得本屆世乒賽女子單打冠軍，成為中國體育史上第一位女子世界冠軍。蓋斯特杯上，也第一次刻上了中國姑娘的名字。

比賽結束后，周總理和陳毅、賀龍等商量，幾家輪流在家里請乒乓球運動員們吃飯，他先請客。為了不吃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口糧，賀龍提議：“我和運動員都自帶糧票，每人半斤。”

鄧大姐為大家備了四菜一湯，還特意給每個人煮了一個雞蛋。周總理、賀龍和邱鐘惠等坐一桌，入席后，賀老總向周總理介紹：“小邱是云南姑娘，很勇敢，很頑強，去年曾兩次贏了高基安。”

周總理聽了賀老總的介紹后，笑著對邱鐘惠說：“你和高基安決賽那天，我正在你的家鄉昆明。你和高基安的比分，我讓秘書打電話問的。我給你們算了一下，五局加在一起，是96比98。論總比分，你還輸兩分呢。”

邱鐘惠沒想到，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居然幫她算了小分，“我自己還沒有算過！”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所以，勝了，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尊重失敗者。希望你不要驕傲，論技術，你還不如高基安。”

周總理的一席話，讓在場的運動員都深受啟發。后來，賀老總也提醒運動員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把班交接好。”

人生能有幾回搏

第26屆世乒賽，中國隊共奪得男子團體、男子單打、女子單打三項冠軍；女團亞軍和單項的四個亞軍；八人獲季軍。這一中國體育史上空前的勝利，引起了國內外極大的震動。

一些西方報刊評價說：“這是世界乒乓球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中國結束了日本稱霸乒乓球壇的地位，執掌了世界乒乓球運動的牛耳。”

這次勝利，鼓舞了艱難時期的無數國人。第26屆世乒賽后，中國乒乓球隊收到來自全國上萬封信件，向乒乓健兒學習的熱潮在各行各業迅速涌起。仿佛一夜間,乒乓球運動風靡全國。

學校里，幾乎人手一塊乒乓球拍。下課鈴一響，同學們便揮舞著球拍，爭先恐后地沖出教室搶球臺。大家排成一條小龍，一個挨一個地“接拍兒”。誰要是能當上球臺“霸主”，別提多威風了。

球迷董大同從那時候起迷上了打乒乓球。他記得，“胡同里到處搭起了水泥球臺。沒有球網，兩塊紅磚、一根竹竿就是最簡便易行的‘道具’；沒有海綿、膠粒兒，光板拍子照樣開打。回到家里，支起床板、飯桌、木箱子接茬兒猛練，那叫上癮，那叫給勁，那叫痛快。”

乒乓球運動員成了當紅明星。“智多星”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小老虎”莊則棟的一扣球一跺腳、王傳耀的一失球一搖頭、張燮林變魔術般的直板削球……一時間，都是人們街談巷議、津津樂道的話題。

就在這股乒乓旋風經久不息時，歐洲一些媒體宣稱，第26屆世乒賽，中國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換個地方未必能如此輝煌。

日本隊教練長川谷喜代太郎，在中方舉辦的歡送宴會上挑釁說：“奪冠軍不易，保冠軍更難……我要以最大的興趣看中國的王座能保持多久？”

在榮譽與壓力的包圍下，1963年4月，中國代表團一行40人在榮高棠的率領下，又一次踏上了出征之路。

在布拉格舉行的第27屆世乒賽上，中國隊再接再厲，依然取得了三項冠軍、兩項亞軍的不俗成績。中國男隊顯示出了比上一屆更大的優勢。而中國女隊卻表現不佳，所有女子項目均與決賽絕緣。

1964年年底，容國團臨危受命，出任中國女隊教練。為了打好翻身仗，他放棄了休假，廢寢忘食，研究對付日本、歐洲高手的戰術，終于帶出一支技術過硬的女隊。在第28屆世乒賽上，中國女隊擊敗了6次奪冠的日本隊，首捧考比倫杯。

那一次，中國隊共獲得男團、女團、男單、女單、混雙五項冠軍。外電評論“中國是世界頭號乒乓球國家”，并把乒乓球稱作中國的國球。“國球的稱謂由此而來，絕不是中國人自夸自大。”莊家富說。

今年89歲的莊家富共參加過16屆世乒賽，親身經歷了國乒從弱到強的全過程。在他看來，中國乒乓球幾十年長盛不衰，“是從整體上說的。實際上，我們打過敗仗，也有輸球的時候。失敗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要勇于創新。打法靈活多變，與時俱進。”

乒乓球精神是一種拼搏精神。容國團的“人生能有幾回搏”，激勵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頑強拼搏。

徐寅生、莊則棟都曾表示，自己就是在這種精神的帶動下，成為世界冠軍的。在他們之后，許紹發、蔡振華、鄧亞萍、劉國梁、孔令輝、王楠、張怡寧……一代代國手用汗水和堅持續寫中國乒乓球輝煌的歷史，賡續拼搏精神。

如今的國乒男隊隊長、雙圈大滿貫得主馬龍也曾回憶：“小時候對‘人生能有幾回搏’這句話的意義懵懵懂懂，但是記住了在賽場上要不畏強手、頑強拼搏、為國爭光。后來，我站上了國際大賽的賽場，有了與世界強手一較高下的機會，當國歌奏響、五星紅旗高高飄揚，我真切地感受到為國爭光是何等的榮耀！祖國榮譽高于一切是融入我們血骨的堅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