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就在清冽的汾河上，萬物安然，一只小披毛犀出生了。一歲多時，這只小犀離開媽媽跑到波光閃爍的河中玩耍。誰知不長的時間，這只小犀就深陷河草中，再沒有出來。過了十萬年，有一群考古人來到小犀的死亡地，清理出一只披毛犀骨架。后來，這副骨架，成了北京自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陶富海先生對我說：“披毛犀十萬年前就死了，但它在新的光明中得到了新生，它其實沒有死，它得到了復活……”

這是我第二次到丁村時，陶先生凝視著汾河潺湲的流水，緩緩講出的心事。我對著陶先生的滿臉溝壑，淚，悄悄地流到羽絨服上，洇出幾圈水漬。

這種情緒和陶先生的眼睛，一直留在我的心上，一只小披毛犀，一位九旬老人，很長時間都讓我惦念著。

夜晚坐在書桌前，凝視著一只蚌殼化石，文字枯澀時，它都會帶著小犀出現。

丁村，在平常人眼里，是個扔在人潮中都不會引起漣漪的名字，但在考古人眼中著名得很，是三十萬年前就有古人類生活的地方。

從襄汾縣城（隸屬于山西臨汾）沿著汾河向南走，就能找到丁村，自駕、火車都是這樣。河流規定了人們的道路，變的只是交通工具，由河流形成的交通網卻變化不大，人類的認識不過是河流文明的疊加。

找到丁村，只要問起任何一個人，都能知道陶富海先生的去處，他隱藏在一個村子中，逍遙如山間松，但不是每個人都能見到他，尋隱者不遇是常事。找他，是因為他是丁村的活化石、活地圖，他參與了丁村考古發掘，此前我在多篇考古文章中見過這個名字。

第一次去丁村，托朋友面子，我見到了陶富海先生這個有點著名的老人家。說他著名，是因為在考古界，認識他的人很多，說他只是有點著名，是這老頭兒特別低調，也可以說，考古人都很低調，出了他們那個圈子，別人幾乎都不認識他們。

“陶老師，貴庚啊？”

“不大，我九〇后。”

陶先生笑著，對我伸出右手，食指勾起來。

原來這個在多個考古遺址中出現過的老人，已經九十多歲了，但看著身體健壯、思路清晰，一照面根本無法判斷他的真實年齡。

也許是作家身份使然，陶先生給予我足夠的尊重，第一次到丁村，他就陪著我走在干干凈凈的丁村街道上。因為他的經歷和年齡，一般人來了，他已經不陪同了，他就縮在他的地盤上，仰望著天空，想著一些可以研究的課題，也與他的那些筆墨紙張和動物骨頭說說話。他能陪我，我心里窩藏著許多快樂的小泡泡。他和我聊歷史，聊戲曲，聊古建，聊得不亦樂乎，他后來說，我們只是初相見，卻如故人來。

走在丁村，第一打眼的是精致的古民居。

精美繁復的磚木石堆筑的深深庭院，一座一座，一排一排，鋪陳在土寨墻圍成的方形區域內，儼然就是一座小小的城堡。

“魁星閣、財神閣、文昌閣、玉皇廟四座殿閣是龜的四足，東有狼虎廟，西為彌陀院，這是龜的首尾，我們村子就是一只烏龜爬在汾河邊的沙灘上，如果站在空中看，丁村就是金龜戲水，期望人們生活的這個村莊能永遠平安永遠富貴。”陶先生如是說。

我們站在高處，陶先生指著莊稼地環繞的村子，一臉幸福。

村子里的古民居都是丁氏家族的，四十座院落，都編了號。每個院落各自從明萬歷，清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宣統和民國年間長出來，藏起一些故事，靜悄悄地組成了烏龜的身軀，仿佛歡歡喜喜地等著我的到來。

廳堂、樓房、廂房各具特色，門窗、斗拱、雀替、欄桿、垂花門、柱礎、影壁，都帶有當時工匠的匠心，甚至小到一個懸魚、一個鋪首，都是精巧而又繁復的，有一座院子大門上鑲嵌著一對鐵制的鋪首，我停佇了很久，小小一個物件，有如意有柿子有蝙蝠，內含八個字：福壽團圓，事事如意。古人總是言簡意賅，寓意卻深長美好。

內心的宏愿或微愿都是用雕刻來表達的。

要把心和情和景雕進可以雕刻的空間里，那就無論石、木、磚，只要有可以用刻刀來細致琢磨的空間，他們就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手藝。

在這并不大的空間里，或許舉人、伶人、農人、商人與匠人都曾在空地上相談甚歡，眼見著木雕、磚雕、石雕就一日日繁復地出現在他們眼前，以至于他們都會在月光下連酌幾杯清酒。

穿梭在明清的濃濃古意中，感覺時光遺失了。

靜靜地聽，仿佛還能聽到讀書聲聲震屋瓦，聽到算盤珠子撥拉得震天響，也能聽到蒲州梆子在回蕩。

一院套一院，寂寞梧桐鎖清秋，而寂寞清秋的源頭在元末明初。

那時戰亂頻仍，改朝換代，民不聊生。

汾河河灘上，荒草亂蓬，一片哀凄。有一對夫妻，從千里之外的古濟陽（今河南蘭考），逃荒來到這里，平展展的汾河一時讓他們安下心來，荒灘未必不是沃地，他們決定在這里定居。開荒地、建茅屋、種莊稼，當然也生兒育女，人類生存其實也沒那么難，有河便有了一切。

這對夫妻是丁氏家族的始祖丁復。

丁氏家譜中有“始祖以一身而興此戶口之繁，非積累之厚，何以枝茂流長若斯也”的記載。

丁復來到這里種下第一顆種子時，沒想到，不僅村莊，幾百年后“出世”的遠古人類也將冠以己姓。

丁復也沒想到，老家濟陽的人都步他后塵，千里奔此安家。

此心安處即是吾鄉，丁姓人把汾河邊的土地經營出一派繁榮，尤以丁復這一支為最，他們興稼穡，考科舉，漁樵耕讀，過著火火的生活。當然，與多數人一樣，有了錢就修房蓋屋，修呀修，蓋呀蓋，蓋成一個大村落。到了清代，丁村人還融入晉商群體，有的捐了官，房屋也越蓋越奢華，村子也越來越大，成為商農官并存的村落。

那些錯落的院子，因為丁姓人家崇尚五世同堂的生活，也是維系宗族的觀念使然，就把自己的住處建成院子套院子，門和門之間曲徑通幽。這曲幽，導致今日的我們自己來了，都會在差不多的院子里迷路。

就在院院相套的深深庭院里，丁氏一族遷延發展，有的血脈興起，有的血脈斷絕，就如這保存完好或已全部拆毀的民居，這是世間常態。丁氏家譜雖已保存，建房的丁氏人卻早已塵歸塵土歸土，但消失了的那些人把自己的榮耀和微小留在這些讓人珍愛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上，他們不知道的是，同時也留下了農耕文明最后的輝煌。

陶先生不僅是考古人，還是奔走呼吁搶救下二號三號院的人，他站在那里，那些存有貪念或惡念的人都生了怯意，自此以后，古村落的保護便順理成章。雖說他思維敏捷、思想開放，他也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但他并不眷戀舊時光，卻對我們飄然逝去的農耕文明有著骨頭里的牽連，還有誰比他更懂得一個木雕一個牌坊一個柱礎一個鋪首的深刻含義？

陶先生住在三號院里的西廂房，這個院落是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建起來的，是個“老資格”。古色古香的民居，與這個集考古、文化、書香于一體的帥老人，是相得益彰的。人們都說老院子里有鬼，晚上住下來會聽到“叮咚”“吱呀”的聲音，但他卻不曾怕過，幾十年住在這里，誰勸都不搬，或許是因為他一身正氣，鬼神皆避吧。他就這樣擁抱著他保護下來的老房子，幾十年如一日堅守著寂寞，沒有鬼，沒有神，有的只是他對丁村深沉而寂寥的情感。

第一次來，我沒有表達我的意愿，也沒有把寫作的意圖透露給陶先生。看著來拜訪陶先生的人群，我離開了。

離開后，我到一個考古工地住下來，貪婪地吸收著考古知識，夜晚跟著學生們一起上課，白天拎起考古鏟深入地層下，眼看著一層一層的地層中出土了許多遺物，一個石器，一個紅陶罐，一個尖底瓶，一塊陶范，一個青銅器……我與那些考古人漸漸融在一起，我深深地理解了他們為什么自嘲是“遠看是撿破爛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看是個挖土的農民，實際是破解文明的人”。考古工地學習日程結束后，我又把山西五千年前的所有文明遺址走了一遍。

山西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等我明白中華文明篳路藍縷的過往，我又返回了丁村。

我輕車熟路跑到陶先生的院子里，他抱著他養的漂亮的小狗，我翻著他的手稿，爐火上煮了一壺濃茶，水汽裊娜著在空氣中游蕩，最后沉不住氣的是我。我撓撓頭，還是直抒來意，我告訴他我想尋找所有的考古遺址，我想把所有的史前遺址串聯起來，形成一條考古鏈條，并且想把考古轉化為文學。

陶先生驚呆了，瞪大眼看著我。

我接著說，我熟悉丁村考古，我知道他參與了幾十年前的考古調查，也知道他后來參與了丁村考古全過程，知道他寫過許多篇關于丁村考古的文章。

陶先生沉默了。

沉默了許久，我抱過他的小狗，小狗也不抬眼理我，低頭注視著地面，我也沒有說話。

等陶先生再看向我的時候，眼里帶了光，一拍膝蓋說：“走。”

“去哪？”

“到考古地點去。”

這次陶先生把我帶到了二號院，這個院子是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建起來的，和三十號院子一起組成現在的丁村文化陳列館。丁村出土的文物和展覽都在這個院子里，在這里可以看得到精心布置的十萬年前的時空。

陶先生讓我記住這些文物和說明。

然后陶先生帶著我離開人員密集的房舍，照著二號院子的文化陳列，朝著西南方向到荒野中去。

我知道，這次我們走的路，是考古人員曾經走過的路，也是丁村的發現之路。

“100號，100號呢？”他一邊走，一邊問旁邊的人。

“在前面，別急。”

我跟著他走過荒地和墳丘，走過樹林和灌木，走到了一處土崖旁。初冬的景色總是有幾分蕭瑟的，但對于我來說，卻是熱烈的。土崖邊的草已枯成土色，有一處凹陷進去，有許多小孔，陶先生說：“當年就是在這里發掘的啊，這兩邊都是曾經的遺址點……”

我的熱烈，源自我的想象，就在這里，曾經活動過許多人，手握考古鏟，蹲在崖畔上，一點點掘開了一幅遠古人類的生活場景。

考古人的歡笑驚動了汾河。

是的，汾河。

我站立的地方，這處土崖下，左邊是考古人的發掘地，右邊是清澈又溫柔的汾河。這河，從寧武出發，穿過忻定、太原、臨汾盆地，一路走到了我腳下。這條河已經流了三百萬年，從上新世晚期一直流到改天換地的現在。

這河，如此的清冽，亮晶晶的拐著大小彎向遠方奔流去了。我情不自禁地踩著落葉，聽著落葉的“颯颯”抱怨聲，跳到了汾河邊。我看到河在笑，嫣然百媚的，艷壓周圍的荒草和鵝卵石、小樹林，那些物事不過是河流的從屬。人是短視的，我看不到遠方，只看見了河水和天空的水天一色，只看到了枯樹在河里的倒影，只看到了遠山和土崖的參差。忽而有“嘎嘎”聲傳來，接著一群野鴨撲棱棱驚起，掠水而去，似在提醒我，這一切都是活著的，且活了無數個歲月，只不過山中無甲子，寒暑不知年。

就在這里，時間倒退回1953年。

一個古老的國度，剛剛喚醒新的生命，中華大地上基本建設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臨汾一項國防建設工程開工了，這是丁村考古的時代背景。

丁村是工程采沙地之一，采沙隊的總指揮是臨汾行署副主任鄭懷禮。

就在我站著的地方，挖沙工人總是能發現一些骨化石、石片、石塊，有人就把挖出來的骨頭當成“龍骨”去賣。

這個場景熟悉不？再往前五十多年，京都人賣“龍骨”，被王懿榮碰到，甲骨文出世了。不是歷史如此相似，而是歷史可以復制。鄭懷禮就是五十多年后的王懿榮，他聽說賣“龍骨”之事，找到工地負責人，阻止了賣“龍骨”的行為。

這是個開始，隨后便有一群人持續加入這個隊伍，一同向著揭開古人類面紗的目標行進。

這群人中有個王擇義，接到命令后，迅即開展野外調查，調查中發現了石片和石球，撰寫調查報告時，判斷出：舊石器時代，人類和猛獸作斗爭的石球，遺留在這里，是可能的。

王擇義的判斷被一個專家否決了，但王擇義不死心。正好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的野外考察隊到垣曲縣（山西運城）調查古脊椎動物化石，在太原盤桓了幾天。王擇義就把自己發現的石器和化石都拿給考察隊負責人周明鎮，請他辨識。周明鎮把這些標本帶到了北京。

古脊椎動物研究室馬上舉行座談會，專門討論周明鎮帶來的丁村化石。參加人員有楊鐘健、裴文中、賈蘭坡、夏鼐、袁復禮等人。這些名字如今看來，都是“鍍過金”的，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閃閃發光，我們只要研究考古，就會與他們從各種角度相遇。

裴文中一看這些標本，連連叫好，賈蘭坡也是愛不釋手，專家們的目光和雙手一刻都沒有離開化石。這個意外發現，讓考古學家們異常興奮。

專家們認為丁村發現的材料很好，意義重大，確認了丁村是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陶先生說，這是丁村石器第一次接受專家“會診”。

從此，丁村顯現于世間。

從鄭懷禮開始，這里出現一長串名字，這一趟發現之旅，有一個環節出現差錯，便到不了今天，尤其慶幸王擇義的不死心。上天眷顧，這一長串名字的主人都各懷使命，共同托舉起汾河邊的丁村。

同樣上天眷顧的還有我，我在汾河邊行走，同行的人撿起一塊大大的化石蚌殼遞給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起來，帶回了太原，就像曾經的王擇義把化石帶到太原。我無法判斷它的年代，但有這個遠古蚌殼，我便有了寫作的底氣。

各類資料里包括陶先生的講述，都說丁村是第一個遺址。

丁村，為什么會被人們認為是第一個遺址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一段時間，等我回到太原，查閱了許多資料，才貌似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里有一個近百年的螺旋式發展過程。李希霍芬在中國進行了七次地質考察，中國十八個省區的山川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茫茫足跡，李希霍芬認為，在黃土堆積的二百六十萬年里，氣候干燥，黃沙漫漫，不宜人類生活，北方不可能有舊石器時代人類存在。但五十年后，這位德國人的推斷就被法國人推翻。法國人桑志華，是以傳教士身份進入中國的，一直在北方各省調查。桑志華在甘肅慶陽同樣遇到賣“龍骨”事件，然后發現了中國出土的第一件舊石器，一塊距今一萬八千年的形如錐狀手斧的石核。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發掘出北京猿人化石，但這次考古是外國人出資的。

之后，中國進入戰亂年代，舊石器考古停滯了。

舊石器是法國人首先發現的，裴文中發現的北京猿人化石也不知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先就發現了丁村舊石器，人們自然就把丁村定名為第一個遺址，由此及彼，能想得到，自強自立自我奮斗的第一個遺址該有多么令人矚目啊。

回望，嘆息，聲聲鼓動激情，但我們還是要回到黃土中來。

這么重要的舊石器，丁村也就被列為野外考古重點，那就挖吧。這一挖便是持續時間長達六十年的先后三次考古發掘。

考古鏟的揮動，是從1954年開始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牽頭，那些前面提到的舊石器考古專家都是考古隊成員。

就在這長長的河谷上，丁氏族人跟著考古人開始自己奇特的工作經歷，撿沙礫、過篩子、運沙土，他們雖然不知道他們也在為丁村創造奇跡，但這與平時農活相似又不同的事情，還是讓他們干得很起勁，因為他們從考古人的臉上和眼中看到了巨大的有所克制的興奮。

喜悅和興奮是會傳染的，陶先生就寫過曾經的歡樂。

那年10月15日，一枚古人類的牙齒被王擇義發掘出來，古人類化石的出現驚動了坐鎮北京的專家們，楊鐘健、賈蘭坡（當時回京探親）、周明鎮緊急趕赴丁村，山西文管會主任崔斗辰也來了。齊聚的那天，他們改善了伙食，還舉行了聯歡會，丁村的夜空被他們點燃，猜謎的、唱歌的，笑聲高過河谷，竟然還有人唱戲，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王擇義。王擇義彈著三弦琴，唱著眉戶，發現的快樂，實證的快樂，都在他的眉間心上，他彈著唱著自得其樂。眉戶婉婉，盡入人心，聽得慣的聽不慣的，都醉了。歡樂持續至深夜，此刻的我仿佛還能聽見。

第一次發掘出土的有石器，有動物化石，最重要的成果，是在考古人標出的100號地點發現了三枚人牙化石。專家斷定，這里的人類處于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之間，距今十萬年左右。

自北京猿人化石在國難時丟失，這是專家們第一次見到大遺址和人類化石，而且接續了古人類的生存時間，他們的心情可想而知。

這也就能理解陶先生剛走進來時，一直問100號地點的緣故，那是丁村考古的明珠，這個地點不僅有人類化石，還有石制工具和動物殘骨，陶先生是深刻理解和接續了前輩們的快樂的。

“第一次發掘，奠定了丁村文化在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考古學中的重要地位，確立了丁村文化在中國大陸古人類發展史的中間環節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學、學術與歷史價值。”陶先生說。

丁村名動天下。

專家們把留下石器和人牙化石的這群古人類，命名為“丁村人”。如果丁復泉下有知，也會高興得跳起來吧，他從濟陽來到汾河邊，建起了一個以丁氏家族為主的村子，出土的古人類，都要姓“丁”了。

陶先生是1975年來到丁村的，這一猛子扎下去，就是差不多半個世紀，他把青春、熱血、才能、智慧都給了丁村，到現在完全可以頤養天年了，但他依然住在丁村，與丁村融為一體，如果分開他們，彼此都會感知到疼痛。

后來，丁村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現了一塊古人類幼兒的右頂骨化石，還是在100號地點發現的。同時還出土了兩萬多年前的細石器，那些細石器很漂亮，嬌嬌俏俏的像玉石一樣。第三次發掘，在過水洞遺址發現了距今三十多萬年的人類遺存。

如今這些石器，時空挪移在臨汾市博物館里接受人們的“檢閱”，但它們依然不言不語地看著人們來來去去，可能心底也在笑著人們的淺薄和無知。

在丁村遺址未發現之前，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之間的人類化石和文化沒有發現，“中國文化西來說”甚囂塵上。丁村的考古發現，標出準確的時間和文物價值——古老的丁村人，是土生土長的原住民，他們在這里繁衍進化，創造了十萬多年前的遠古文明。丁村考古就像一個接引菩薩，后來又有了舊石器遺址的相繼發現。在中國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中，可以證明，丁村是繼西侯度、匼河之后的中國早期文明發祥地之一，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現代人之間的早期智人，因細石器的發現，丁村又和山西境內的柿子灘、下川等遺址一起，進入到新舊石器的過渡階段，力證了中國古人類幾百萬年間連續發展并創造自己的文化，有自我發展譜系。我們善良且中庸，不與人多爭辯，只以數據和事實說話，“中國文化西來說”慢慢銷聲匿跡。

考古發現是陶先生的講述，枯燥的考古在他的緩慢語速里有著深厚的情意，那些石器、古人類牙齒化石都是活著的，仿佛一直就跟隨在他的身邊，托在他的手上，須臾都不曾遠離。

而我的思緒在陶先生動聽的聲音中開始復盤。

時空轉移到十萬多年前。

汾河就在此處流淌，就如今天一樣的波平如鏡，所不同的是，那時氣候真好啊，天藍云白水青草綠，根本不需要生態治理，人和動物植物在這里和諧共生。

相對干燥涼爽的氣候，是適合當時的丁村人生存的。他們生活的周圍有藜、有蒿、有莎、有松、有杉。人群集聚地附近有山，山上有樹木，山下有草原。許許多多的動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有狼、狢、狐、熊、獾、鬣狗、鼴鼠、野驢、野馬、披毛犀、梅氏犀、野豬、赤鹿、葛氏斑鹿、大角鹿、羚羊、水牛、原始牛、德永古菱齒象、納瑪象、印度象、河貍、鼠兔、龜鱉、鴕鳥等，這些動物約莫是不怕人的，在山里河里自在來去，直到死亡或災難的來臨。

人類上山采摘，下河捕魚，捕獲動物打打牙祭。閑下來，會琢磨一下自己的生產工具，這一琢磨，石器就變得越來越多樣和精細，捶打出一個大三棱尖狀器去刨掘土地、砍割植物，造一個石球去砸碎食物和追攆動物，砸一個石核還能用來取火。工具越好，他們也變得越聰明。

火光中、河鏡中，映出過丁村人自得的容顏，雖然生活總有各種困難，但他們基本是快樂的，沒有鉤心斗角，沒有陰謀詭計。

純粹的人，澄明的境……

當然還有那只一歲多的小犀，離家出走了就再也沒有歸來。陶先生講得平靜，可我看得到他眼里如同汾河一樣的波光，能想象得到陶先生曾望著北京的方向，默默地想念，或許還想過，讓那只小犀回歸故鄉。

一葉知秋，一只披毛犀可知十萬多年前的場景，所有動物也如是，古人也如是。

三十萬年前，古老的丁村人在這里生活，慢慢發展到農耕文明來臨。丁村人制陶、紡織、祭祀，歡悅或者痛苦，生來或者死去。等到元末明初，又來了個丁復，創造了亦農亦官亦商的小型聚落，文明程度加深，但也守不住最后的天光日月。工業社會來臨時，村莊不再是這個樣子，水泥和玻璃在太陽下閃著冷光，再沒有了曾經的溫馨、繁復和匠心。

我曾問過陶先生，我的那只大蚌殼多大年紀呀？

陶先生說，跟“丁村人”一樣。

據說，當時我的表情也成了化石，繼而跳起來，我的蚌殼十萬歲了，我的天哪，我該怎樣保存它啊。

此刻我站著的地方是荒野，所有的故事都遠去了，只存在一份份考古報告中，且是大眾不感興趣的報告中。

這幾年，我一次一次地走在荒野中，我們的文明從荒野走來，如今又回到荒野中。

想垂淚。

文明高度發達的現在，我們丟失了很多。而那些考古人依然堅守在荒野中，尋找著失落的文明。陶先生不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考古人，肯定也不是最后一個，卻是讓我幾次落淚的人。他堅定地守著丁村，守著古人類化石出土的荒野，守著他搶救下來的古民居，不論誰來勸說也不離開，他把自己守成了一座豐碑。

鐵打的陶富海，流水的客人。丁村接待過太多的游客。曾幾何時，外國游客和專家也頻頻光顧，但那天陶先生說，不來丁村后悔，來了更后悔。我聽出他的自嘲。來丁村參觀，你要做十足的功課，才可以懂得它的迷人之處。

我離開很久，回頭望去，還能看到他的身影和他眼中期盼的水光。

【作者簡介：王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天津文學院簽約作家，《映像》雜志副主編。已出版《大地上的遺珍》《戲中山河》《盛世諍臣孫嘉淦》《天地間一場大戲》等著作。在《中國作家》《四川文學》《時代文學》《當代人》《天津文學》《山西文學》《黃河》《長江叢刊》《鄂爾多斯》等雜志發表作品若干，有作品被《散文選刊》《海外文摘》轉載。曾獲劉勰散文獎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