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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看到這個名字，瞬即能想起他是誰的人不多，甚至可以說很少。除非再多一點提示：徐志摩、陸小曼。于是也許有人才隱隱約約想起，這段民國傳奇愛情背后，仿佛確乎還有那么一位“第三個人”——陸小曼的第一個丈夫，這位王賡。在婚姻的順位上，他是先來的人，但在后來者的傳頌或唏噓中，他是多余的、一筆帶過的人，時隔日久，更漸漸像青煙一樣消散去了，只留下一些模棱的前綴：前夫，軍官，學霸，早逝。若去網絡百科上搜索，這個名字后面跟著的解釋是“原哈爾濱警察廳廳長”，同樣平淡如水，難以激起好奇。他到底是何樣人，做過何樣事，很少有人再多索問一句。

很多年后，王賡的孫女王冬妮在網上讀到一些八卦，會將祖父刻畫為一個民國癡情男子，被徐志摩橫刀奪愛后，依然對陸小曼念念不忘，孤寡余生。她和家人哭笑不得——若真是如此，她自己是從哪里來的？但祖父去世太早，真相如何，連她亦所知甚少。作為后人，也作為一名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她決定，到歷史的煙海中去尋找那個“無聲”的祖父，或者說，將自己的祖父作為學術對象，重新測度一段不為人所知的歷史。

《江河行地，海浪無聲：我的祖父王賡》王冬妮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西點軍校學生刊物《榴彈炮》上關于當屆畢業生王賡的一頁

王賡從西點軍校畢業的照片

西點軍校畢業的中國人

“江河行地，海浪無聲”，是王冬妮為這部祖父傳記所起的名字，從詩意的維度上，和王賡的人生經歷與風格互文。意象化用自英國詩人丁尼生的一首詩Crossing the Bar（王冬妮譯為《穿越恒界》），它曾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15屆畢業生選為“最喜愛的詩”，而王賡當年就位列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之中。在那個并不全球化的時代，他已然過著一種流動不息的生涯，負笈北美，出使西歐，輾轉中國大江南北，逝于北非埃及，足跡行過半個地球，與民國史上眾多大人物相交匪淺，卻在經歷人生的低谷后，低調地度完短暫的一生，最終歸于不為人知的寂寂，如同流淌的江河歸入深沉大海，“無聲也無浪，再次將我載回那埋葬在無窮深處的家園”（《穿越恒界》詩句）。

讓我們回到江河的上游，從頭來認識一下吧。

1895年，甲午戰敗之年，王賡出生在無錫的一個望族門第，在黯淡的年景中給這個家庭添了一份精神。無錫民風開化，到了學齡，長輩送他去杭州的新式學堂讀書，他很快展現出聰穎過人的才智。16歲時，便從一千多人中脫穎而出，以第13名的成績考中最后一屆庚子賠款留學生。1911年8月10日，清政府覆亡前數月，少年王賡登上了赴美的郵輪，開始了漫漫留學生涯。

在美國，王賡換了四所高校。第一所是密歇根大學，學的是工程系，入學方一周，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爆發了武昌起義。第二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轉學人文社科。之后兩年，也許是出于對威爾遜總統的欣賞，轉入其曾任校長的普林斯頓大學，從政治歷史系畢業。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這位成績優異、文質彬彬的中國學子，之后放棄了繼續深造學術，而是加入了著名的西點軍校，不投筆而從戎，成為一名軍人，此后余生將以這個身份行走于世。

王賡在不同大學和專業間的輾轉，可以看作是彼時上下求索出路、尋求立命之道的中國人的一枚縮影。王冬妮嘗試去隔空揣摩少年祖父的心思。去時尚是大清國人，被清政府送出去的那一批留學生被寄予師夷長技的期待，故而安排所學皆以實業為主，到了美國，身后的清政府倒臺了，這些如風箏般被放飛到重洋之外的年輕人驟然失去了明確身份，未來渺渺，卻意外獲得了自主和自由。由理轉文，大概緣于20世紀初的美國大學崇尚博雅教育，重視文科教育和經典研讀，人文氣息濃厚，民主共和風潮正盛，包括王賡在內的少年人自然會被吸引，從而發掘了自身真正興趣所在。

至于后來由文入武，轉向軍事，倒有些人生因緣的意味——王賡原本計劃去哈佛讀研，就在畢業前得知，西點軍校有一個特殊政策，每四年開放兩個名額給中國學生。他為此專程去信征詢，并最終爭取到了這個十分難得的機會。看似偶然，但歸根結底，做出這個決策背后，必是源自王賡對時勢的某種認知：強權爭霸的世界上，軍事武裝力量是十分關鍵的因素，人才萬不可缺。

比祖父當年更年幼一些，王冬妮自己是十多歲時從上海到美國的，并在美國完成了從基礎教育到博士的學業。她對美式高校教育不陌生，但一百年前的美國大學校園，那些精英年輕人所崇尚、追求、流行的東西，依然讓她感到與今天“完全不一樣”。對于當年那個初從貧弱古國遠道而來的少年王賡，受到的沖擊與碰撞想必更為劇烈。王賡本人留下的材料非常有限，但好在美國大學有保存豐富歷史資料的傳統，這些讓王冬妮得以從當時的校園文化、尤其是那些中國留學生同儕的事跡中，推想祖父當年所親歷和面對的一切，這也是她本身作為歷史學者的一種方法論——“如果能夠把一個人所身處的環境勾勒出來，那么對這個人就會有更加深度的了解。”

于是我們看到，在客觀呈現上，這不單是王賡一人的傳記，亦可看作早期留美學生的群像紀傳：密歇根大學的鄒邦元，是中國同學會中僅有的幾位女生之一，她打破社會對賢妻良母的期待，成為美國首位亞裔急救醫生；哥倫比亞大學更是星光熠熠，最為耀眼的要數顧維鈞，這位長王賡幾歲的師兄即便在美國大學校園中也魅力非凡，日后二人還將會在巴黎和會的舞臺上重逢；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鄺煦堃，是該校校刊有史以來第一個外國學生編輯；西點軍校的第一個中國學員溫應星，日后成為高級將領……這些早期留美學生的影像，留存在少為人翻開的海外歷史資料中，在一群高鼻深目的西方面孔中十分顯眼。他們雖身處中西方的夾縫中，但作為彼時中國最頂尖的人才，在迥異的世界中依然游刃有余地應對著隔閡和挑戰，取得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只是，同樣是在最好的年華里揮灑青春，但相比起那些不識愁滋味的美國同學，這些來自東方的青年更早、更自覺地背負了一種使命感，遠隔重洋依然關注著祖國命運、為其奔走盡力，以另一種形式遙遙參與和見證著近代中國的革新與危機。

王賡也在他們當中，分享著他們的共同經驗。盡管他不屬于像顧維鈞那樣閃耀在歷史最前臺上的人，但已有的資料顯示，他在校時的確稱得上是一個優秀、活躍的學生。在當屆西點畢業生中，這個亞洲學員在全年級140多名學生中總分排名第12，還獲得射擊領域獎章，確乎從一介文雅書生變為一個合格的軍人。西點學生的自編刊物《榴彈炮》中對王賡有更生動詼諧的介紹，將他稱作“會飛的小王”，里面寫道，他非常聰明，各門功課都很出色，口才出眾，“硬是在母語上都把我們比了下去”，而且樂于助人，幫助差生通過考試——“如果中國能有很多像王賡這樣的年輕人向世界炫耀，那么這個國家一定前程似錦”。刊中還登載了他的一首英文打油詩，體現了這個軍校優等生的活潑一面。

王賡這屆西點學員原本應在1919年畢業，但因一戰爆發，1918年提前畢業。他身邊的美國同學紛紛趕赴歐洲戰場，而他作別棲留七年之久的異邦，踏上反向的歸國之途。古老中國而今已改換了“中華民國”的新名字，而這個被同學們期許為“中國首席軍官王大將軍”的年輕人，命運卻接連給他開了一串玩笑。

王賡與陸小曼結婚照

傳奇愛情的多余人

公派歸國后，王賡投身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陸軍部。盡管年紀尚輕，但作為熟悉國際軍事外交、精通英語的西點高材生，入職后不久，便被安排隨同中國代表團去參加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巴黎和會及其直接催發的“五四運動”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意義毋庸多言，而對于王賡個人來說，則讓他在現場見證了歷史，見證了代表團同仁頂住了列強的壓力，也際遇般地為他日后的個人生活鋪下暗線。

巴黎之行中，王賡除頂頭上司、代表團首席軍事長官唐在禮，還結識了以民間身份前來巴黎觀察的梁啟超和國防專家蔣百里，一見如故。梁啟超收他做了弟子，而蔣百里成為他一生的兄長。經由這兩位大人物的關系，王賡回國后和北京文化界產生了密切的交集，隨“講學社”接待過羅素訪華，替趙元任在清華代過課，還是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會員之一，編號為34，甚至早于他后來的情敵、93號徐志摩。這位青年才俊的終身大事，自然會被圈子中的眾人關心，熱心的上司唐在禮想起好友陸定夫婦的女兒小曼，牽了條紅線。

王賡和陸小曼，而今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的兩人，在時人眼中，卻稱得上是門當戶對的天作之合。一是前程遠大的陸軍少校，一是享譽京城的富家名媛，兩人1922年10月在北京金魚胡同的海軍聯歡社（現為和平賓館）舉辦了盛大的婚禮，媒體標題是“一代名花落王賡”。結婚照上，王賡身著英挺軍裝，掩飾不住一臉文氣，陸小曼穿戴時興的白色婚衣、鳳冠式頭紗，一對新人看起來青澀中透出一絲拘謹。

1924年泰戈爾訪華，陪伴他左右的徐志摩和林徽因如明月旁兩顆最亮的星，一時傳為佳話。其實王賡和陸小曼夫婦也共襄此一盛事。王賡時任交通部護路軍副司令，為接待活動負責警備工作，剛加入新月社的陸小曼則充任志愿者。徐志摩同樣是梁啟超弟子，亦是蔣百里宗親，在這個過程中與王賡結識并成為好友。泰戈爾離華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出國留學，失戀的徐志摩常常去各路朋友家尋求安慰，也沒少往王賡家跑。在王家的四合院里，這個浪漫的詩人把情感從林徽因轉移到同樣抱懷浪漫情懷的陸小曼身上，兩人的感情如烈火烹油般劇烈燃燒起來。王賡當時長期在哈爾濱任職，待他知情，妻子和朋友已深陷情網。他試圖做了一些努力來修補和挽回，但無果，最后由徐陸二人的好友劉海粟組了一場尷尬非常的“鴻門宴”，徐志摩又給王賡寫了一封內容無從知曉的英文長信，王賡最終選擇了放手，與陸小曼正式離婚。陸小曼終得與徐志摩結為文藝伉儷，這段更加廣為人知的婚姻在證婚人梁啟超的詈罵中開始（梁啟超事后還在給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信中隱微表達了對王賡的同情），至今流言紛紛，但兩人不管是終成眷屬的快樂，還是一地雞毛的結局，都是與王賡無關的后話了。王賡沒去參加婚禮，只送上一份厚禮，附一幅贈予陸小曼的親筆字：苦盡甘來方知味。七個字里蘊含了說不盡也道不明的情味。

這一段短暫的情感交錯，像幾個不懂感情的年輕人匆忙中犯的錯誤。隨著對幾個當事人的了解加深，王冬妮覺得，即便沒有徐志摩的介入，王、陸二人也難說長久，因為他們對于婚姻和生活的看法并不根本一致。陸小曼作為陸家九個子女中唯一活下來的獨女，備受寵愛的掌上明珠，是個活在當下、不太計算長遠的人，愛玩，追求熱情奔放的生活，不堪忍受些許委屈。她嫁給王賡時只有19歲，人生大事全聽憑父母操持，兩人閃婚后，發現并不愛眼前的這位丈夫，當然也不肯放下北京豐富多彩的文化社交生活，隨夫去苦寒的東北任職，而這進一步加深了兩人間的矛盾。倒也不是如外界猜想那般，王賡是個不解風情的書呆子——王冬妮略為驚訝地發現，由于長期留學的緣故，祖父對洋派青年的各類社交玩樂并不生疏，不工作的假日會盡量陪妻子休閑，也不干涉妻子社交，甚至放心地把妻子托付給異性好友；但作為江南大家族的長子，他的性格和人生態度總體上是勤謹、自我約束的，對婚姻的觀念比較傳統，相信感情應該是能細水長流、從一而終的，即便出了裂痕，也傾向于通過長期磨合來解決。他是一個傳統的好人，但很難拴住像陸小曼這樣的女子的心。王冬妮從一個現代女性的角度去思量，也能夠理解陸小曼，她對浪漫愛的訴求中有合理的部分。

這當然是一段失敗的婚姻，但無論如何，這段三角關系中，王賡盡量做到了體面，在認清不被愛后，選擇退出與成全。十多年后，徐志摩遭遇空難離世，陸小曼也已和第三個男人在一起，物非人非，有人向王賡重提舊事，王賡坦然承認自己是愛陸小曼的，但“既然她認為和我離開后能覓得更充分的幸福，那么我又何樂而不為？又何必為此耿耿于懷呢？”將愛與自由并提，對一個傳統男子來說，并不是件易事。

只是與陸小曼分手后，王賡后來的情感生活依然坎坷。單身到四十多歲，終于再婚，喜得一兒一女——便是王冬妮的父親和姑姑。妻子陳劍趣年輕貌美，而王賡已被生活銼磨得清瘦、謝頂，和那張英氣勃發的西點證件照判若兩人。因這十年當中，他再度蹚過了一道人生的深淵。

被迫離開戰場的軍人

從西點軍校畢業歸國的王賡，心懷的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夢想，但他所面臨的現實，是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亂局。王賡從北洋軍閥政府投向孫傳芳，又倒戈向觀念更為契合的國民政府，參加北伐并加入國民黨，試圖在失序的時世中找到一個自身該有的位置。1930年，他終于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機遇——宋美齡之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為了緝私，組建了稅務警察總團，成為事實上由宋子文親自統率的嫡系武裝力量。宋子文傾向選用和自己一樣的留美派，稅警總團第一任團長是王賡的西點師兄溫應星，第二任團長便是王賡。

稅警總團曾是王賡離實現抱負最近的地方。宋子文給這支武裝配備了最先進的進口設備，精挑細選的士兵素質也很高。“一·二八”事件爆發后，宋子文派王賡率稅警總團以第五軍八十七師“獨立旅”的頭銜加入戰斗，在廟行大捷中戰績突出，對淞滬會戰做出了貢獻，只可惜因出師易名，少為后人所知。

敵寇當前，男兒何不帶吳鉤，正當軍官王賡該大顯身手之時，他突然被日本人抓捕并扣押幾天，陷入“漢奸”疑云。在傳聞中，他為去舞廳尋歡作樂（一說幽會前妻）而跑去租界，致使十九路軍的機密文件落入敵手，導致淞滬會戰敗局，甚至還有傳言說是他主動獻給日軍的。一時，媒體上添油加醋的描繪和諷刺輿論如潮水襲來，甚至還有以“王賡獻地圖”為主題的舞臺劇。

王賡為自證主動投案，經查，事情其實很簡單，他那天只是想去美國領事館拜會來華訪問的西點校友，但因為不知地址搬遷，錯走到臨近的日本領事館，行跡和神色引起日本人疑心，遂展開追捕，其時也并沒有攜帶什么機密文件。但到底還是算違反戒嚴程序，被判服刑兩年六個月。一并被宣判結束的，還有他的軍官生涯。刑滿時他還不到四十，但經此一難，讓他在軍校鍛煉出的強健身體徹底垮了，染上長期疾病，面容已驟然蒼老了許多。

沒有機會直接上戰場守衛國土，對一個軍人來說是最大的悲劇。但人生最后幾年，王賡依然盡他所能，把有限的生命奉獻到了后方抗戰事業中。少為人知的是，在昆明，負責交通運輸事務且與文化界關系匪淺的王賡是一道重要的后勤保障線，保障了當時遷至西南后方的一大批文化精英開展工作。

1942年初，針對抗戰困局，國民黨派出代表團前往美國尋求援助，老上司宋子文指派王賡一同前往。不料行至埃及，舊病復發，滯留數月未愈，無從預料也非其所愿地，他在遠離所有親人的異國他鄉逝世、埋葬、長眠。他歿時年僅47歲，一雙兒女尚只有一兩歲的年紀，年輕的妻子也隨后改嫁。

王冬妮看到了當時駐埃及領事留下的匯報記錄，簡敘每一月王上校病情變化。彌留之際，問他可有遺囑，他不肯多語，只云“國事為重，家事為輕”，再問，云“抵抗至勝利為止”。只是，他未能來得及看到那個“勝利”。看著這些逐日直抵死亡的記錄，王冬妮心頭涌上說不出的難受，仿佛看見那個病榻上的祖父，無可奈何地靜聽沙漏漏盡，就此帶著太多遺憾閉上眼睛，永恒地被載回那“埋葬在無窮深處的家園”。

王賡最后的照片

王賡長眠在埃及開羅赫立奧波利斯二戰公墓

一個盡了心盡了力的好人

這是王賡的一生，一個原本平凡安穩的人，卻不小心卷入了不應屬于他的著名韻事；又或者，一個本應不凡的人，卻在命運的撥弄下，如蒙塵之珠，在真正煥發出光芒之前歸于岑寂。好像經歷了許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沒有完成。無論如何去看，都令人不能不生出慨嘆，生出唏噓。一個人在時代中，無常往往才是命定。風浪涌來時，絕大多數人都無從招架，只能領受而已。

從事功的角度看，這一段人生難言成功，甚至可以說有點失敗。100年后，隔著漫長的時間，王冬妮在檢視祖父的短暫人生時，沿著他的步履行至那些人生低谷，依然會為他、為那些“失敗”感到悲傷。但待完完整整走過一遍，重新拉開距離去看，她發現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不是那么全無亮點。祖父不是揮一揮衣袖什么也沒有留下，他還是留下了一些東西，在歷史資料的深處，在虛空的精神境界里。盡管稀少，但到底能分享給后人些許。想到這里，她的悲傷淡卻了一些，感到了一點安慰。

歷史像一出劇，有臺前，有幕后。臺前站著那些被后世長久銘記的人，長袖善舞地影響著時代進程；幕后是眾多無名者，或名字曾一閃過又被迅速湮沒的人。王賡就是其中一個。和他尊敬的兄長蔣百里驚人地相似，這個同樣留洋歸來、一身才能的軍人身上有著一種江南士族的濃郁文人氣質，不參與黨爭，不愿也不擅于打點人際，這注定讓他這樣的人先在地無法進入權力中心，也無從登上臺前。但他就像大時代中所有普通又稱職的好人那樣，在派給自己的位置上，實實在在地做著該做的事：于己，被公派留學便努力求學，取得好成績，以待學成歸國報效；于公，能上戰場時便勇敢戰斗，不上戰場時，埋頭做著外交、交通運輸、航天、機械等國家最需要的實務；于家，作為丈夫，給妻子愛也給她自由，作為長兄，他費心安排幾個弟妹的前程，送他們去留學，一家英才輩出，四弟王兼士是民族工商業大家，六弟王序是中科院院士。王冬妮評價祖父，“說不上完美，但盡了力盡了心了”。確乎如此，摒除一切外在，作為一個均質的人來說，事業、情感抑或個人修為，他達到了自己能達到的那個高度，做好了自己能做好的那一步，也算不虛此行。

如果王賡當時在美國繼續他的文科學業，沒有去做一個軍人，回國后繼續在文藝界廝混，是否人生會更平順，今天也會更“有名”呢？可那大概也非其所愿。巡視祖父的人生選擇和軌跡，王冬妮推測，他本質可能就是更加在乎實實在在做一些事情的那樣一個人。像他這樣的人當然還有很多，就像書中寫到的其他那些不太為人知的留美學生和民國軍政界人物，他們今天默默無聞，但并不代表他們沒存在過、沒有貢獻。在歷史煙云中重新去辨認這一個一個人，并不僅僅是為知曉一段不曾了解的往事，而也是去重新認識到，人本身的存在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