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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1964年4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第16次印刷該書，此時《紅旗譜》印數已達97萬多冊。1965年出版第三版，1978年又推出第四版，至此《紅旗譜》印數達500余萬冊。至20世紀末，《紅旗譜》印數已超過1000萬冊。

《紅旗譜》甫一出版，就由北京評劇團率先改編成評劇演出，隨后河北省話劇團改編成話劇上演，均受到熱烈歡迎。1960年《紅旗譜》被拍攝成同名電影，放映后立即紅遍全國。2004年，《紅旗譜》被拍攝成27集同名電視劇。2019年，《紅旗譜》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1960年，該書俄語版與越文版分別在蘇聯和越南出版，之后陸續譯成其他語種，共計8種外文譯本。《紅旗譜》作為塑造出新中國建立過程中中國農民典型形象、繼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氣質的當代經典，一直在海內外受到廣泛關注。

梁斌1960年在北京。資料圖片

“一連串的事件感動了我，烈士們英勇的形象激動了我”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很多作家從河北走出并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當代著名作家梁斌就是其中一位。1914年3月，梁斌出生于河北省蠡縣梁家莊。他原名梁維周，8歲入村中小學讀書。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種子也開始在梁斌心中萌發。他在12歲考入縣立高小，受到張化魯等共產黨員老師的教育與深刻影響。1927年，13歲的梁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人生由此開始揭開新的篇章。

1928年，梁斌高小畢業。他在1929年冬天參加了反割頭稅運動。“臘月二十七日，城里大集，趁著集日開大會，砸了鹽店，到縣政府請愿，要求縣長出來講話，免收割頭稅……我把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寫進《紅旗譜》第二卷中。”（《一個小說家的自述》）這場公開合法斗爭取得勝利，使梁斌看到農民革命的偉大力量。

1930年，梁斌考入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這是一所由共產黨主導的學校，此時他開始閱讀《毀滅》《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革命文學作品和其他進步書籍，在這座革命洪爐中開始了政治和文學的成長。1932年，二師“七六”學潮爆發，梁斌雖然因病沒有直接參加學生護校斗爭，但是他在校外通過募捐錢物來支持護校同學。1932年8月，高蠡暴動被鎮壓。梁斌當時大哭一場，也激發起他以筆為刀槍的決心，這些歷史事件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內容。

1933年春天，失學失業的梁斌到北京，加入“左聯”后發表多篇雜文。1934年春天他被國民黨當局抓進拘留所，一個多月后才被保釋，旋即考入山東劇院。1935年春天梁斌寫了《姐姐》《夜之交流》等幾個短篇，首次在作品中呈現“二師學潮”和高蠡暴動等歷史事件。

1936年梁斌因胃病發作返回家鄉。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他在當地農村基層組織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并在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8年到1941年期間，他擔任過冀中的新世紀劇社社長、冀中文化干部學校副校長等職，利用空閑時間繼續搞創作，先后創作了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和《爸爸做錯了》《血灑盧溝橋》《抗日人家》《五谷豐登》《千里堤》等幾個劇本。

1942年梁斌經受了極其殘酷的冀中“五一”大掃蕩考驗。1943年他把《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修改為中篇小說，以《父親》為標題發表，《紅旗譜》中朱老忠一家的遭遇此時已經初步成形，而他的創作水平也有顯著提高。

為了進一步積累《紅旗譜》涉及的素材資料，一直在冀中革命根據地工作的梁斌在1948年主動要求南下工作。他先后擔任過湖北襄樊地委宣傳部長、襄陽日報社社長、武漢日報社社長等職務，盡管平時有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心中時刻為《紅旗譜》打腹稿。

梁斌是一位在血與火的北方農村革命斗爭與基層組織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作家，《紅旗譜》的人物形象、故事框架、內容主題與典型的群眾語言等，經過20年生活與文學上的豐富累積，也已日趨成熟：“為了寫這部書，我得清清倉底，首先考慮到人物，以過去寫過的劇本、短篇、中篇中寫過的人物為基礎，進一步典型化；只要在書里露一下面，就要給人以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就需要眾多精悍的細節，于是我的思考又沉入眾亂紛紜的細節之中。”（《一個小說家的自述》）

1953年梁斌利用休假時間開始寫作，此后完全投入這部小說的創作中，每天寫作10小時以上，在1954年底完成初稿。此時他應老朋友田間的邀請調到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工作。梁斌曾拿著這部初稿到天津找孫犁等朋友看。孫犁看后建議：“你鋪直了寫，寫一部《水滸傳》！”

回北京后梁斌立即開始進行重寫：“因為童年生活、少年時代的生活在吸引著我，十三歲入團、北伐戰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反割頭稅運動、二師‘七六’學潮、高蠡暴動……一個事件，又一個事件，歷歷如畫，如在目前。我反復咀嚼著，回憶著，我下定決心，這一大段生活，我不能拋棄它不寫。我要另做計劃，從頭寫起。于是一個人物一個人物地琢磨，另編故事，概括更大的社會面，把我一生的生活經歷都概括進去，尤其憶起少年時代的斗爭生活，越想越有滋味。”（《一個小說家的自述》）考慮到重寫和修改這部小說可能會花費幾年時間，梁斌起意調回河北。到河北文聯后，他以每天四五千字、有時7000字甚至9000字的速度進行寫作。

此時梁斌的創作欲和靈感都處于高峰，他每天黎明便開始伏案寫作，因聚精會神地投入寫作而經常忘記按時吃飯，寫到很晚才休息。當時寫作條件很艱苦，“時當夏日，保定的溫度極高。低頭寫作，汗粒滴滿稿紙。我不得不設法降溫，把被單蘸上涼水，掛在屋中。打一盆冷水來，泡上一塊毛巾，實在熱了，即用冷毛巾擦頭、擦洗身上。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即把冷水盆置于桌下，把兩腳蹬在冷水盆里，倒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一個小說家的自述》）

1954年7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梁斌長篇小說《七月》（《紅旗譜》第一部）第三章，1955年3月《北京日報》發表《朱老忠濟南探監》（《紅旗譜》初稿《紅旗與槍》中的一章）；到1955年他已經重寫完《紅旗譜》，同時開始構思堪稱其續集的長篇小說《播火記》。

然而，梁斌覺得重寫的版本“不夠味”，依然抽時間繼續修改。在經過多次、有的地方甚至是十幾次的刪改修訂后，直到1957年12月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此時梁斌因為幾年高強度寫作積勞成疾，已經纏綿病榻。但是他感到特別愉快和欣慰，因為實現了多年來的愿望：“在這個時代中，一連串的事件感動了我，烈士們英勇的形象激動了我，自此，我決心在文學領域內把他們的性格、形象，把他們的英勇，把這一連串震驚人心的歷史事件保留下來，傳給下一代。”（《我怎樣創作了〈紅旗譜〉》）

1959年9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略經修改的《紅旗譜》第二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年出版第一版，收入梁斌的文章《漫談〈紅旗譜〉的創作》作為該書代序。1958年10月《紅旗譜》中“砸古鐘”和“反割頭稅”兩部分章節分別作為《農村圖書室叢書》的第二、三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這部小說在梁斌的老家同樣很受歡迎，鄉親們每晚通過高音喇叭一起聽中央電臺的廣播。部分省市出版社也出版了《紅旗譜》。小說出版之后引起很大轟動，被譽為“描寫農民革命斗爭的第一史詩”。

《紅旗譜》封面，郭沫若題字，黃胄配圖

“我愛農民，對農民有一種特殊的親切之感。于是我竭力想表現他們，想要創造高大的農民形象”

《紅旗譜》把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方農村革命斗爭的發生、發展和高潮過程作為背景，以大革命歷史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反割頭稅運動和保定二師“七六”學潮為具體歷史主線，圍繞冀中平原朱、嚴兩家三代農民與馮家兩代地主之間的尖銳矛盾斗爭展開整個故事，史詩性地再現了轟轟烈烈的北方農民革命運動，繪制出一幅廣闊的革命斗爭畫卷。

梁斌說：“我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生活，我愛農民，對農民有一種特殊的親切之感。于是我竭力想表現他們，想要創造高大的農民形象，這是我寫這部書的主題思想之由來。”（《漫談〈紅旗譜〉的創作》）《紅旗譜》塑造了18個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從農民成長起來的革命英雄。書中人物大都有現實生活原型，有和梁斌并肩戰斗的眾多同學、朋友和戰友們的事跡，也有他親人的音容笑貌。例如共產黨領導人賈湘農，是把當時中共北方局兩個視察員及梁斌上高小時幾位黨員老師的形象與事跡加以綜合后塑造出來的。朱老忠的原型是一位犧牲了3個共產黨員兒子的硬朗樂觀老人，嚴運濤是以梁斌二姐的大兒子為原型，嚴江濤則帶有梁斌自己及其他一些同學的性格特點。但是如實地反映客觀現實生活并不等于完全把現實生活搬入小說中，為了創作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梁斌認識到：“這卷書不是歷史的再現，為了不失真、善、美的藝術原則，我不得不加以虛構。”因此《紅旗譜》中眾多的人物形象，既因有現實生活基礎而顯得真實生動形象，又包含著理想化的虛構成分和藝術典型性。

賈湘農是冀中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的地方干部。盡管“新的人物不好寫”，容易犯概念化、簡單化的毛病，但是梁斌卻從生活細節出發，在突出賈湘農作為黨的領導人所擁有的睿智冷靜、能夠運籌帷幄地掌握革命發展全局的特點時，展現了他樸實誠懇、沒有架子的共產黨員形象。賈湘農喜歡和群眾交朋友、打成一片。例如當他到嚴運濤家談工作，談話之余在嚴家小井臺熟練地擰轆轤幫著澆地，用他的話說：“在鄉村里不會農活，怎么領導工作哩？”他用實際行動拉近與農民的距離，贏得他們的信任與支持。作為冀中革命的“播火人”，賈湘農的形象被塑造得較為成功。

《紅旗譜》主要塑造了三代農民英雄形象。生活在晚清的第一代農民朱老鞏是傳統的北方農民，豪爽耿直、好打抱不平，但脾氣暴躁易怒，缺乏警惕性及與狡猾地主斗爭的謀略。他在聽到惡霸地主馮蘭池要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鐘，霸占四十八村官地的消息后，憑借一股血性要阻止砸鐘。但是由于中了地主的調虎離山之計而導致失敗，他氣憤吐血，后重病身亡。幫助他護鐘的好友嚴老祥在幾年后也被迫“下了關東”。第一代農民自發對抗地主的行動雖然失敗了，然而朱老鞏舍身護鐘的傳奇故事多年里卻廣為流傳。

第二代農民登上歷史舞臺是在25年后。在父親朱老鞏去世后，年僅15歲的朱虎子（后叫朱老忠）離開家鄉四處漂泊。他在人到中年時帶著老婆和大貴、二貴兩個兒子從東北返回家鄉，要報血海深仇。朱老忠在保定車站恰巧遇到兒時伙伴嚴志和（嚴老祥之子）。在得知馮蘭池現在稱為馮老蘭，霸道得更厲害的時候，他明知道前行之路艱難卻又充滿樂觀豪邁的決心，打定主意：“我要回去，擦亮眼睛看著他，等著他。他發了家，我也看著。他敗了家，我也看著。我等不上他，我兒子等得上他。我兒子等不上他，我孫子等得上他。總有看到他敗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兩腿泥！”他們一起返回老家鎖井鎮，第二代農民反抗惡霸地主的故事由此展開。

朱老忠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農民英雄典型，也是一位充滿理想色彩的英雄人物。他繼承了父親正直仗義的性格與俠義之氣，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加上年輕時走南闖北而擁有豐富閱歷，心胸開闊、遇事冷靜，“出水才看兩腿泥”成為他的性格寫照。他送銀圓給患眼病的朱老明治病，賣了自家小牛犢資助嚴志和的二兒子江濤去保定二師上學，還代替病倒的嚴志和與江濤徒步去濟南，探望被作為共產黨政治犯關押進監獄的嚴志和大兒子運濤。當他面對馮老蘭因報復而領兵抓走大兒子大貴去當壯丁時，開始很憤怒，不過很快冷靜下來后勸解妻子，并囑咐大貴：“咱當兵不像人家，不能搶搶奪奪，不能傷害人家性命。”然而朱老忠的思想發生根本的成長和轉變，是在通過運濤認識賈湘農之后，他接觸到共產黨，才“撲摸到了主心骨”，實現了從一個舊式農民到新農民革命英雄的轉變。他在黨的領導下參加“反割頭稅”運動并取得勝利，打敗了惡霸地主馮老蘭。之后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為個人報家仇到為民族謀發展、為國家雪國恥的思想升華，變得更加有勇有謀。他還在保定二師學潮中做了很多外圍工作，由此成為《紅旗譜》中最出彩的一位農民英雄。

嚴志和是一個作者有意設置的、與朱老忠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他是地道的農民，性格善良卻軟弱。他在朱老明和馮老蘭打官司時支持前者，但是在官司輸了之后賠上一頭牛，就此失去斗志。嚴志和為了籌集朱老忠他們去濟南探監的路費，只能忍痛把自己父親開墾出來的“寶地”賣給馮老蘭。他心中割舍不下“寶地”：“嚴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腳下像是有彈性的，柔軟得像踩在發面團上走路，發散出一種青蒼的香味。走著，走著，眼里又流下淚來，一個趔趄，跪在地下。張開大嘴，啃著泥土，咬嚼著，伸長了脖子咽下去。”一個質樸真實的農民形象躍然紙上。不過在朱老忠影響下，他沒有阻攔江濤參加革命活動，還在朱老忠帶動下參加反割頭稅運動，在斗爭中提高了思想覺悟并加入中國共產黨。

第三代農民英雄以嚴運濤、朱大貴、嚴江濤、朱二貴、春蘭等為代表。嚴運濤和朱大貴的形象同樣帶有對比性。運濤性格柔和，是個“綿長人”，不和別人正面起沖突，而大貴則急躁、耿直、莽撞。他們不同的性格在作者所說“生龍活虎的第二代人物出現了”的“脯紅鳥事件”中展現出來。運濤在田里捕捉到珍貴的脯紅鳥，暢想賣了它后給戀人春蘭買件花棉襖，還可買車、買牛，但是馮老蘭卻搶走了鳥兒。面對惡霸地主的欺負，嚴運濤支持大貴把鳥兒拿回家。在鳥兒被貓吃了后，他卻對大貴沒有任何責怪：“甭說是只靛頦，就是一頭牛，糟蹋了也就糟蹋了。什么賠不賠，咱弟兄，過去沒有半點不好，哪能說到這字眼上。”他對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有清醒認識，因此他在認識賈湘農后進步很快。在南下參加北伐軍后，嚴運濤加入中國共產黨，成長為一名英勇善戰的革命戰士。

比運濤小兩歲的朱大貴同樣正直能干，他與父親一起積極參加反割頭稅運動并發揮出重要作用，在政治覺悟提高后也入了黨。

春蘭是有一定革命思想覺悟的年輕農村婦女代表，反抗意識已經由自發走向自覺，在看戲時敢身穿繡著“革命”兩個字的外套。盡管春蘭被盛怒的父親毒打，卻沒有屈服，堅定地拒絕嫁給別人，而等待運濤出獄后與之結婚。

嚴江濤是第三代農民中的小知識分子。他考上保定第二師范，是朱老忠所期盼的“一文一武”中“文”的代表，他不但繼承了哥哥運濤的細致沉穩，而且在運濤南下后接替農村革命工作并成為共產黨員。江濤按照賈湘農的規劃，城里年集時在“反割頭稅”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也是他指揮著由四十八村農民和學生們組成的游行隊伍。在保定二師學潮中，他被反動軍警抓進監獄。然而正如《紅旗譜》的結尾所言：“在冀中平原上，將要掀起壯闊的風暴啊！”預示著已經成長起來的第三代農民英雄將會成為冀中革命風暴中的“弄潮兒”！

兩代地主的形象塑造也沒有臉譜化。例如在第一章“朱老鞏大鬧柳樹林”中，當30多歲的村長馮蘭池得知朱老鞏阻攔了他派去砸銅鐘的兩個工匠后，“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陣風走上千里堤”。之后他和身材敦實、會耍些拳腳的朱老鞏爭吵起來。在爭吵中沒有占到便宜的情況下，“馮蘭池火起來，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鞏從長堤上拽下來，拉到大柳樹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們圍護著跟到大柳樹林子里，……他又把朱老鞏從柳樹林子拉上千里堤”。一個強橫霸道的地主形象出現在讀者眼前。

《紅旗譜》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與民族氣派。它借鑒中國文學章回體形式，吸收《水滸傳》《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的寫作手法，在一系列矛盾沖突與事件中，通過人物的行動和對話，塑造出眾多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作品的民族風格還體現在作品中大量的地方民情風俗描寫上。像運濤出生時老奶奶在窗前掛紅布，還有走廟會、過年時殺豬和趕年集等地方習俗，都為這部小說增添濃重地方色彩和生活氣息。梁斌多年來注重語言的積累，通過使用經過提煉加工過的地方方言，使作品帶有濃厚的冀中地區的地域色彩，實現樸實、精煉、準確的審美效果。

《紅旗譜》手稿 資料圖片

始終傳遞著“民族心靈深處的最強音”

《紅旗譜》出版后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梁斌的老師、東北師范大學代理校長丁浩川來信說：“你將受到全國人民的尊敬……”不久，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對《紅旗譜》作了肯定性評價，出國訪問時在國外也談到這部作品。茅盾稱《紅旗譜》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看過該書后很興奮，為其題詞“紅旗高舉乾坤赤，生面別開宇宙新”，并題寫書名。

1958年2月，《文藝報》主編侯金鏡召開座談會，邀請當年參加過冀中革命斗爭的老同志曹承宗、臧伯平、張金璽、常明座談《紅旗譜》，大家認為：“這本書寫得很好，把白色恐怖統治下我們黨的領導、革命的力量、群眾對黨一步進一步的認識都很好地寫出來了，對青年一代教育意義很大。”

當時，對《紅旗譜》的高度評價主要集中在史詩性、農民英雄形象塑造和民族風格等方面。方明認為《紅旗譜》是“一幅壯麗、廣闊的歷史畫卷”（方明：《壯闊的農民革命的歷史圖畫——讀小說〈紅旗譜〉》）。胡蘇《革命英雄的譜系——〈紅旗譜〉讀后記》說：“我們讀完書，就像讀完了一部革命英雄的譜系。……一條條紅線，貫聯著一個個杰出的人物，一個個杰出的人物，擎著一面面紅色的旗幟在如同波濤翻卷般的紅旗之海里，高出海面的是我們黨的最鮮紅的大旗。”1958年《文藝報》結集了《革命英雄的譜系——〈紅旗譜〉評論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1960年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周揚在總結新中國文學創作概況時專門提到《紅旗譜》與朱老忠形象的重要價值：“我們在《紅旗譜》中看到了，在漫長的黑暗統治年代，老一代的革命農民，向反動勢力沖鋒陷陣的悲壯歷史。在朱老忠身上，集中地體現了農民與地主的世世代代的階級仇恨，體現了為他所啟發，所鼓勵的農民革命要求……”時任文化部部長茅盾在報告中指出：“從《紅旗譜》看來，梁斌有渾厚之氣而筆勢健舉，有濃郁的地方色彩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說來，《紅旗譜》的筆墨是簡練的，但為了創造氣氛，在個別場合也放手渲染，滲透在殘酷而復雜的階級斗爭場面中的，始終是革命樂觀主義的高亢嘹亮的調子，這就使得全書有渾厚而豪放的風格。”

《紅旗譜》剛出版就被改編成評劇演出，河北評劇團在1958年首演。隨后河北省話劇團改編成9幕話劇《紅旗譜》，3次到天津、4次在保定演出，還2次進京演出，均受到熱烈歡迎。當時的全國劇協主席、戲劇家田漢兩次觀看該劇，為祝賀劇團進京演出題詩一首：“清流碧血忍凝眸，廿載歸來恨未休。苛稅不除人不散，紅旗飛滿古城頭。”全國文聯副主席老舍在京看戲后為之提供許多生動的臺詞。上海文藝出版社拍攝大量劇照印制成連環畫發行全國。該話劇還到武漢、上海、蘇州、南京、濟南、開封、鄭州、福州等地演出，共演出300多場。

1960年，承德地區京劇團在天津演出《紅旗譜》，名老生貫盛習演朱老忠。同年由天津電影制片廠與北京電影制片廠聯合拍攝成同名電影，放映后立即風靡全國。電影導演為凌子風，編劇是海默，著名演員崔嵬飾演朱老忠。電影《紅旗譜》在1962年首屆“百花獎”評選中獲“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攝影”兩項大獎。在1962年5月22日的授獎大會上,老舍為飾演“朱老忠”的崔嵬題詞：“貞如翠竹明于雪，靜似蒼松矯若龍”。

2004年，根據小說《紅旗譜》改編、由中央電視臺、中視傳媒和天津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的同名電視劇在中央一臺黃金檔播放。

截至20世紀末，《紅旗譜》已出版1000余萬冊。201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8卷本《梁斌文集》，第一卷就是《紅旗譜》。《紅旗譜》作為一部至今依然感動海內外讀者心靈的紅色文學佳作，始終傳遞著“民族心靈深處的最強音”（鐵凝：《在梁斌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講話》）。它的成功不但實現了包括梁斌在內的老一代作家把革命英雄精神“傳給下一代”的偉大愿望，而且為當下新時代作家提供了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寶貴精神財富。

電影《紅旗譜》（1960年）劇照

（作者：張清芳，系河北師范大學教授、河北師范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